遥祭秋瑾与张志新(陆啸天)

天籁

作者：陆啸天


【内容提要】中外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强盛的关键，首先在于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灵魂，即追求自由、民主，捍卫自由、民主，发展自由、民主；其次，才能产生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保障国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外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强盛的关键，首先在于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灵魂，即追求自由、民主，捍卫自由、民主，发展自由、民主；其次，才能产生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保障国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是我在读学者傅国涌①的《秋瑾被杀害之后》首先所想到的；其次，我由秋瑾临刑前后的遭遇不由自主地想到张志新临刑前后的遭遇；然后我问自己，她们同为敢用头颅做抵押反抗专制的巾帼英杰，为什么刑前死后的遭遇却截然不同？！

我极为崇敬秋瑾先烈。因为她是中国武装反抗帝王极权专制的革命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因为她虽出身官宦之家，但能不恋富贵，不图享受，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抛弃既得利益，为拯救祖国而奋勇投身革命；因为她能“临难毋苟免”，大难临头，敢于挺身而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一切，不用说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一般女性做不到，就是今天的五尺男儿亦大多仅能望其项背。呜呼，秋瑾英烈永垂不朽！

一、秋瑾英烈永垂不朽

秋瑾， 1875年11月8日（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她的祖父秋嘉禾和父亲秋寿南都曾在厦门做官）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小名玉姑。以后又自取鉴湖女侠、旦吾、竟雄、汉侠女儿等作为字号。

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娘家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她不仅是一位中国旧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而且识文断字，雅好诗词。秋瑾有兄妹四人，秋誉章是家里的长子，字徕绩，长秋瑾三岁；秋瑾居次；妹闺呈，后易名呈，字佩卿，小秋瑾三岁；幼弟宗祥，后改名宗章，是秋父妾孙氏所生，小秋瑾22岁。

秋瑾不甘“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幼读书习文，能写诗填词，骑马击剑，使枪舞棒，乃女子之中皎皎者。1894年，秋寿南调任湘潭厘金局，全家再次随宦迁居湘潭。1896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湖南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  三年中生一子（德阮），一女（灿芝）。 王廷钧从小依仗父亲财势而养尊处优，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气，整日只知吃喝玩乐、东游西逛。这与秋瑾从小立志做花木兰等女英雄的追求和其豪爽奔放的性格极不相配。

1903年王纳资捐得户部主事，遂随王去北京居往。时值八国联军入侵后不久，她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清政府的腐败，遂立“置生死于不顾” 之志，决心献身救国。而她的丈夫王廷钧仍然热中名利，奔走权贵之门，出入歌楼酒榭，两人的思想背道而驰，终致分居。

1904年7月冲破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男女平权道理。并创办《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1905年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随即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归国后，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②、徐锡麟③、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7月，回到日本，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由冯自由④介绍，她参加了刚刚成立的同盟会，并被推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和浙江省的主盟人。她发展了不少浙籍会员，致力于宣传工作，创办了《白话》杂志。常常读书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王时泽：《回忆秋瑾》）。她写下了许多充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篇。慷慨激昂的表示：“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1906年初，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暑假离职赴沪；与尹锐志、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准备起义。萍浏醴起义发生后，她与同盟会会员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谋在长江流域各省响应，并担任浙江方面的发动工作。不久，萍浏醴起义失败，接应起义事遂告停顿。

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创刊《中国女报》。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旋因母丧回绍兴，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她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和徐锡麟一道制定了浙、皖两省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约定，由秋瑾在绍兴组织浙江起义，徐锡麟在安庆发动安徽起义。一旦起义发动，此起彼应，互相配合。１９０７年的农历五月，她已布置就绪，并到上海和徐锡麟约定了起义事宜，原定7月6日起义，后改为19日。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
　　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
　　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摘自共青团中央承办的《秋瑾纪念馆》生平简介）。

秋瑾是锋芒毕露，爱憎分明，无所掩饰的人。她疾恶如仇，词锋犀利，常有逼人之势。她的知己女友吴芝瑛⑤说：“女士性慷爽，遇有不达时务者，往往面斥，不稍假借，以此人多衔之。”（《秋女士传》）对于志在反清的革命同志推心置腹；对于轻薄浮浪，以吃喝玩乐为能事的纨裤子弟则义形于色，甚至当面呵斥；对于思想顽固腐朽的人则深恶痛绝，口诛笔伐。留日时期，有个浙江籍的留学生胡道南，顽固反对排满革命与男女平权，秋瑾与之论辩，当面指斥为“死人”。１９０６年夏，秋瑾与徐自华⑥（秋瑾另一知己女友）等三人在上海张园品茶小憩，见一留日学生挟妓恣谈笑谑。她当即视为留学界的腐败，要当面规劝。虽经徐自华劝阻，她仍然出面以日语干预，以至雏妓怒目相对。凡遇此等事，别人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而她则 “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徐自华：《秋瑾轶事》）她虽身为女流，却羡慕朱家（鲁国人，秦末汉初的大侠）、郭解（轵县人，汉武帝时大侠）的为人，而且自号“鉴湖女侠”，行侠作义。秋瑾留居北京时期，她竟然把变卖手饰，多方筹措的留学费用，援助素不相识、身陷狱中的维新派人士王照⑦而不留姓名。在日本，她又慷慨救助一个被丈夫遗弃的湖南女子蔡行素，一直到把此人送回国内就学就业，而她自己却要靠变卖首饰才能交纳学费。在浔溪女学，她又资助一个衣食无着的女学生吴明，她离校去沪，也一直把吴明带到上海就学。可见秋瑾成为巾帼英雄，乃平生素养所致。

纪念秋瑾，不能忘记满清黑暗官场中一良知未泯，敢于同情秋瑾却义救不成而丢官而义殉其身的人；他就是时为审理、监斩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山东安邱北辉曲人；耕读传家，1898年考中进士，先后任浙江江山、山阴县令，深得民心。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绍兴知府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扬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然而他仅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人微言轻，无力回天。

时已子夜，他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死期即至，向他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他虽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命是从， 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不久即被撤职。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

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⑧，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二、张志新英烈永垂不朽

         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生于天津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其父张玉藻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其母郝玉芝毕业于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她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

         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为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相识后而恋爱，1955年国庆，结为连理。195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 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

         假如没有发生那场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张志新烈士是一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没有思想而又十分驯服的“螺丝钉”；假如张志新烈士在说了真话之后，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下，能够反戈一击，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切无比高尚的赞美之词都献给毛泽东；张志新烈士的生平简历，到此也就基本写完了。不幸的是，那个被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黑暗思想所垄断的思想黑暗的岁月，造就了一个敢说真话反抗专制压迫的巾帼英雄；我们不得不面对她一生中最惨烈最黑暗最痛苦的岁月。

         1969年8月间，在文革风暴狂袭神州大地，八亿中国人民神昏智迷，狂热的迷信、崇拜最高领袖的时候；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时侯；在“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时侯；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时候；在毛泽东被神话为“无比伟大无比英明无比正确无比光芒万丈”的时候；在人人向毛主席争献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时候；在中国亿万人的思想被一个人的思想所垄断所代替的时候；张志新以她独有的思想自由呐喊出了真

天籁

　

         理的心声！她对毛泽东地批评，对林彪地揭露，为刘少奇及一些老帅喊冤叫曲，在今天看来，卑之无甚高论；可是在那极端狂热极端疯狂极端神昏志迷的岁月，却不啻晴天一声霹雳！令“革命群众”心惊，因为那是绝对“犯上”的话；令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心悸，因为惮思竭虑、苦心经营的骗局最怕真话点燃真理的烈火！

         在昨天和今天的世俗庸人看来，张志新烈士极端“不识时务”，“傻到不开窍”的程度；尽管“革命群众”一次又一次开会批判“帮助”她；尽管同事们私下里一次又一次找她“谈心”，让她收回真话，说些敷衍场面的假话，以求明哲保身；因为毕竟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为自己的安危着想，还要为孩子的前途考虑；但是，张志新烈士不仅没有收回真话，反而越发放开了真理的喉咙，说了更多的真话；因为她是真理的女儿，因此她有真理的性格，这是一般世人所难理解的。终于，她用自己一个女性的柔弱身躯顽强而痛苦地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她是真正无愧真理的中华民族的英雄！

         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监狱的黑暗岁月里，张志新烈士遭受了令人发指、惨不可言、生不如死的超法西斯的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非人折磨。她在狱中被课以重刑，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她在狱中多次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她在狱中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她在狱中被关在一个仅能坐立的小牢笼里，被与亲人隔绝，被与理解隔绝，被与人性隔绝，更被与爱隔绝，终至精神崩溃。最令人椎心泣血，怒愤填膺、拍案而起的是，张志新烈士在临刑前还要最后一次遭受残无人道的非人地折磨：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张志新烈士被“四人帮”爪牙的罪恶子弹夺去生命。临刑前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 。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1978年10月1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以上张志新烈士的资料，摘自朱健国《不与水合作》、金石开《文革死亡档案》、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陈少京《张志新究竟因何而死》、冯月《终有一天见天日》、韶华《真话英雄张志新在批斗大会上高昂着头》）


三、两位同为反抗专制的巾帼英雄的不同遭遇

       （一）在腐朽的清王朝濒于灭亡的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武力反抗清廷极权专制的秋瑾先烈，却能在狱中得到县令李钟岳及其身边吏役的同情和帮助，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并未黑暗到完全泯灭人们的天良，人性之中的善还有一定的喘息空间；使得秋瑾能够保住一个女性做人的尊严，从容而体面的慷慨赴义。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人学习、背诵毛著，”的中国，以思想反抗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极权专制的张志新烈士，自1969年9月入狱至1975年4月被杀害，在近六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一个新的“李钟岳”出现；相反，在狱中凡是能够接触到张志新烈士的人，给予张志新烈士的无不是冰冷无情的伤害，残忍非人地折磨，以至使张志新烈士不仅毫无尊严且倍受精神、肉体双重惨痛折磨而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性何以坠落到毫无人性几为兽性的地步？！

       （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在秋瑾死后，深感良心倍受谴责，以至最终自缢身亡。这说明清廷官场虽然黑暗，但还没有吞噬掉所有官吏的正义感以及是非观强烈的自我忏悔意识。张志新烈士至今已被杀害三十年，我们没有听说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参与杀害的人有良心发现而忏悔的，说明四人帮的歪理邪说对人的良知的污染到了何等浃骨沦髓的地步。

       （三）1907年是清王朝濒于灭亡的黑暗年代，但社会的正义呼声及舆论谴责对当政者仍有一定的压力，致使直接或间接参与杀害秋瑾烈士的官吏均无好下场。浙江巡抚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当地反对，离浙不久就抑郁而死；绍兴知府贵福调任衢州不成，调任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任萧山县知县，沈定一⑨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道后，《光明日报》从6月25日开始，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刊发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走向永生的足迹》、《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等报道。当时的人们群情激愤，正义的呼声铺天盖地，各种媒体舆论强烈的谴责了残忍杀害张志新烈士的法西斯罪行；但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或听说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惨害烈士的凶手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难道他们没有罪吗？大恶未惩，大善何以发扬光大？！

        （四）秋瑾当年被杀害后，当时中国的各大报即申张正义 ，谴责杀人凶犯，为秋瑾呼冤（详见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随即有王芷馥编，章太炎⑩、苏曼殊序⑾，何震题跋的《秋瑾诗词》刊行。这说明当时清王朝的官方舆论还没有独霸天下，老百姓还能听到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而具有鉴别是非的比较资料。反观张志新烈士被枪杀的1975年，当时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所统治的中国可谓万马齐喑，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报道张志新烈士刑前死后的遭遇，更不用说为其鸣冤叫屈了。只有当社会黑暗到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威胁子孙后代生存的时侯，才会迫使大多数人放弃对良心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的渴盼；因为生存毕竟是人们的第一选择。（摘自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