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艺思想成为汉代文学批评中的主导思想以后,它的保守方面和积极方面在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扬雄和班固是代表汉代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批评家,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都是严格地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因此,他们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与刘安、司马迁等很不同。扬雄主张文学创作"事辞称则经","众言淆乱,必则诸圣",以儒家经典作为唯一标准。他对屈原和《楚辞》的批评主要有两点:①认为屈原为人处世违背了儒家明哲保身的原则,不够"明智",不应自沉汨罗江。他在《反离骚》中对《离骚》的批评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②认为屈原的作品"过以浮","蹈云天"(《文选》李善注引《法言》佚文)。这是对屈原作品中神话和幻想成份的批评。他虽然认为屈原品行高洁"如玉如莹"(《法言·吾子》);但又认为屈原的为人和作品不符合儒家的精神。东汉的班固进一步发挥了扬雄这种观点。东汉章帝曾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并命班固撰集其说为《白虎通义》,进一步把儒学神学化。他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表现了更为保守的儒家立场。他认为刘安的评价"似过其真"。他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违反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不能"明哲保身",是"狂狷"之士,不是"明智之器"。从艺术上说,班固认为屈原的作品"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对屈原运用大量神话传说的手法亦取否定态度。这和他对司马迁的批评:"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其主导思想是一致的。后来王逸反对班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认为屈原及其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和圣人经典的。他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他认为"'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楚辞章句序》)。王逸认为《楚辞》是"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给了崇高的评价,但从文学思想看,和扬雄、班固一样都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和刘安、司马迁的评价角度不同。
儒家文学思想的积极方面 扬雄和班固的文学批评虽然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和《毛诗大序》一样的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他们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反对辞赋中追求辞藻华美的形式主义倾向。扬雄早年很喜欢辞赋,后来他看到辞赋虽有一个讽谏的尾巴,但实际上并不能起到讽谏作用,相反地是"劝百而讽一",其结果是促使统治阶级更加追求淫靡的奢侈生活,于是指出:"赋劝而不止","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汉书·扬雄传》),并且作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的著名结论。班固也是如此。他认为赋应当是"《雅》、《颂》之亚也",要起到"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作用(《两都赋序》)。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中又说荀况、屈原之赋都"有恻隐古诗之义",而自宋玉以至扬雄的辞赋,都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可见,扬雄和班固从主张讽谏的角度出发,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有不少肯定和赞扬,他们对屈原作品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越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的界限。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上的矛盾,正是他们本身文艺思想矛盾的具体表现,而这正是汉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造成的。此外,班固在对汉乐府产生原因的分析中,认为"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还表现了文艺是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的思想。
王充对谶纬神学和拟古倾向的批判 东汉由于经学的昌盛和谶纬神学的发展,给文艺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以扬雄为代表的那种文学创作上的模拟因袭风气十分流行;谶纬神学渗透到了文艺领域,使许多作品中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迷信内容和虚妄不实之词。谶纬神学在东汉的泛滥,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批判。其中最突出的是王充。王充的《论衡》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其中有不少重要的文学见解,对后世文学批评也很有影响。王充在《论衡》中突出地强调真实,反对虚妄。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这当然是针对整个学术界来说的。他为了批判谶纬神学,写了《龙虚》、《雷虚》、《语增》、《艺增》、《儒增》等篇,同时也有力批判了文艺创作上荒谬虚妄的倾向。王充主张真善美的统一,认为"真"是"美"的基础,只有具备了"真美",才能有补于世用而达到"善"的目的。他说:"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佚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这种真善美统一的思想,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强调真实和切于"世用"的角度出发,王充尖锐地批评了贵古贱今,模拟因袭的倾向。他指出衡量文章的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是否合于古人为依据。他认为"造论著说"应当"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佚文》),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他主张"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超奇》),文章才有价值。与此相联系的,他也坚决反对由因袭而追求艰深难懂文辞的倾向,竭力提倡口语化,主张明白易晓,使大家都能看懂。王充强调的是事实的真实。他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一切学术著作在内。因此,他对文学艺术也用事实的真实来要求,从而对虚构和夸张表现了偏激的错误看法,这一点也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不良影响。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王充的思想有不少积极意义,对魏晋以后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