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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级:隋及唐前期是总结、评价前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要求建立新文风的阶段;唐中期是文学批评的全盛阶段,表现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建设性成就;晚唐五代是其余波,出现了探索文学的形象特征及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趋势。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环境及其特色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好文"(《隋书》),厌恶南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靡文风,曾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对此表示支持,上书激烈攻击魏晋以至齐梁注重辞藻、华而不实的风气,要求文章写作应有关政教(《隋书·李谔传》)。在野的学者王通 (584?~618)也竭力主张文章必须阐明三纲五常,关系国家的存亡得失,而把声律辞采贬为末流。这些主张都是为巩固统一国家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唐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学术文化也日趋发达。当时帝王大都爱好诗歌,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文风气一般仍较华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诗歌格律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政治家、史学家在探讨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时,注意到文风问题。房玄龄等修《晋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修《周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徵等修《隋书》,李延寿修《南史》、《北史》,都在文苑传或文学传中表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他们大都不满南朝特别是齐梁的浮艳文风,希望创造新时代文质兼备的文学,加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接着,王勃、杨炯等提出了文学革新的要求,陈子昂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盛唐时,政治从清明变得腐败。天宝间,李白、萧颖士、李华等继承陈子昂的革新传统,分别在诗文创作上提出复古以谋革新的主张,成为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驱。 8世纪中叶,发生了安史之乱,对社会民生造成很大的破坏,唐帝国从此进入衰弱时期。中唐时,经济虽逐渐恢复,政治上又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党争剧烈的局面,统治者的纷争和残酷剥削,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新乐府诗歌创作和强烈要求反映民生疾苦的进步诗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杜甫、白居易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适应时代的要求,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晚唐五代,政治更加黑暗,而商业城市却得到繁荣发展,文风又趋于华靡浮艳,这在文学理论上也有所反映。作于后晋时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就表现了祟尚骈偶声律的倾向。唐末司空图《诗品》在诗歌风格的探讨方面作出了贡献。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诗歌批评的繁荣和诗论、文论的分头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逐渐向诗赋骈散文分体评论发展,齐梁间开始出现象钟嵘《诗品》那样专门评诗的著作。到唐代,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繁荣,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诗歌评论,有单篇论说,有专著,有诗歌选集中所附的评语,还有以诗论诗的作品(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活跃景象。而唐代古文家在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则常常着重或专门谈散文问题。这种诗文批评明显分工的现象,反映了文学批评的深化与发展,并影响到以后宋、元、明、清各代。
这时期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文的革新。南北朝的骈俪文学,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但也酿成片面追求华丽辞采、文风轻艳萎靡的倾向,余波延及初唐。这一现象,引起唐代许多进步作家的不满。他们有意识地提倡《诗经》、《楚辞》和汉魏诗歌的传统,用以反对浮艳的齐梁诗体;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用以反对东汉以后日趋浮靡的骈俪文风。实际上,他们是在"复古"的名义下,要求建立新的健康的诗文风格。这成了唐代诗文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潮流。几乎所有杰出的诗文作家,都曾投身于这个诗文革新潮流,或与之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不但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还写下不少富有价值的诗文评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作家兼批评家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在唐代表现得尤为显著,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是突出的代表。
隋唐五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有诗、文、词和传奇。在文学批评领域获得充分反映的是诗和文,传奇和词在当时地位不高,文人多视为游戏之作,理论上也很少涉及。词是晚唐五代新兴的文学形式,后蜀欧阳炯为赵祟祚编辑《花间集》作序,说明该集所录主要是供歌筵舞席、花间月下饮酒佐欢之用,代表当时文人对词的看法。至于唐代传奇,尽管创作成果丰硕,却没有留下一篇专论。某些传奇作者常在作品的开头或结尾处简要介绍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过程,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曾提到传奇的褒贬、教育作用。韩愈作《毛颖传》接近小说体,柳宗元称道为"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而裴度《寄李翱》则认为是"以文为戏",不足为训。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小说文体的不同态度。
注意诗歌"兴寄""风骨"与"讽谕"作用的理论南朝齐梁诗体的浮艳作风,笼罩着隋及初唐诗坛,当时近体诗的格式正逐步趋向完成,在理论批评方面,产生了不少专门探讨声律和对偶方法的著作。唐初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元兢的《诗髓脑》,稍后李峤的《评诗格》和崔融的《唐朝新定诗体(一作"格")》等书虽多佚失,据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及他书保存的片段论述看,大都继续发展南朝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说,对近体诗的形成有所贡献,但所论局限于形式,并往往流于琐碎。于是,王勃、杨炯则都对当时"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气表示不满,从而"思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到陈子昂,更明确有力地提出改革的主张。他推祟"风雅"和汉魏古诗,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之作,主张诗歌要有"兴寄"与"风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即要有社会内容和明朗刚健的风格。这就为唐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大力推祟《诗经》、屈原辞赋和"建安风骨",提倡清新自然的诗风,反对雕饰造作的陋习,并以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这些理论,反映了唐代前期进步诗人对齐梁余风的不满和对开创新诗风的要求。
到了唐代中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注意反映现实的诗歌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杜甫赞美陈子昂的《感遇诗》上继风骚,又称道元结的《舂陵行》等合乎"比兴体制",表明了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杜甫也很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主张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提倡多方面地向前代(包括六朝与初唐)诗人学习,体现出诗歌集大成者的风度。与杜甫同时的元结,强调诗歌的教化规讽作用,要求诗歌积极影响政治和现实生活,反对内容空洞而"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之作,在理论上与杜甫相呼应。
中唐后期,出现了白居易、元稹的进步诗论。白居易理论的核心,是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创作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赞赏古代的采诗制度,希望诗歌能有助于考察国事民生,促进政治改革;他大力提倡讽谕诗,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要求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强调诗歌应该"唯歌生民病"(《寄唐生》),反映广大人民的疾苦,语言形式应该"质而径"、"直而切"(《新乐府序》),便于读者接受。这些主张,不但发扬了古代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传统,而且反映了中唐时期富有现实内容的诗歌创作的充分发展与成熟。白居易以《诗经》的六义为标准衡量历代诗歌,批判梁陈艳体,倡导讽谕诗,实际上是以"复古"为号召进行诗歌革新。元稹也在他的《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书》中,阐明了当时讽谕诗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创作特色,肯定了杜甫的开创功绩。但他们对"嘲风月、弄花草"之作采取一概鄙弃的态度,甚至对李白诗歌的浪漫风格也认识不足,又未免偏狭。当时韩愈并尊李杜,他在《调张籍》中批评一些李杜优劣论者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或谓是为元稹《唐故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扬杜抑李而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