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简述(佚名)

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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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革，也开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阶段。虽然比起创作，理论主张的阐述和文学批评的运用，显得不够活跃、充分，成就也有所不如；但文学革命却发韧于理论的倡导，然后才有创作的实践，在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和变动中，理论批评也经常起着开拓道路的作用。
　　开创时期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等"八不主义"，主张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以革命民主主义的坚定立场，举起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义"的旗帜，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性质虽属资产阶级的文学范畴,却也不失鲜明的反封建意义,他和另外一些倡导者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注重文学的普遍性,具有更多的激进色彩；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李大钊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地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
　　这些倡导者还就建设怎样的新文学，作了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探讨。他们把文学从一般的应用文字、文章中独立出来，以必须具有艺术的本质和特征，给文学作出严格的界说。他们坚决摒弃"代圣贤立言"、"文以载道"的封建训条,大团圆结局之类的虚假的艺术处理,和"八股"的僵死章法等，重新确立和解释了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的社会功能。他们认为不能再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作为创作的主要素材，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描绘"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他们要求以现代白话取代文言，推崇小说、戏剧（随后还提到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并就新的文学语言的建立和运用，新诗和现代小说的体裁、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它们与传统诗歌和小说的区别等，分别作了阐述。象《三叶集》〔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通信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讨论他们自己和别人的诗歌创作，阐发了诗歌和戏剧革新的主张。围绕着第一本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的出版，还对新诗的格式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对于现代短篇小说的特点，作了具体的界说。改革旧戏，提倡社会剧、问题剧，推行"爱美剧"运动，成为"五四"初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此外，对于诸如新词新韵的创造、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等，也都有所论述。这些主张涉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等从多课题,包括了从总的文学观念到具体的创作实践的各个方面；加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特别受到重视；而中心的命题是以现代的口语，借鉴外来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反映现代的社会现实，表现现代人的心理，以满足现代读者的审美要求──即建立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现代文学。这些理论批评文章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批文献。
　　为了让文学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赶上世界的新潮，不少倡导者一面严厉批判贬斥中国的旧文学，一面热诚地向近代以来的欧美、日本各国的文学寻求蓝本和依据。这种决裂和借鉴，以及贯串其中的勇于创新的精神,都是创建中国现代文学所必须的,对在很短时期内迅速创作出崭新的现代作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笼统地否定、抛弃民族的文学传统（如钱玄同等人所宣传的），或者不加鉴别和改造，照搬外国的"全盘西化"（如傅斯年等人所提倡的）失之偏激片面的主张。
　　20年代初期起相继成立的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往往以一定的文学流派相标榜。他们大多兼顾创作和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继承《新青年》的传统,与鲁迅以及以他为首的一些社团的主张基本一致，为充分发挥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工具的作用，作着不倦的努力。他们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沈雁冰(茅盾)、郑振铎是该会理论批评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周作人、叶绍钧、俞平伯等，也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创造社为"五四"的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和出于摆脱封建文学教条的桎梏的时代要求，渴望艺术家能够自由驰骋地追求艺术的"全"和"美"。他们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郭沫若、宗白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理论上都有建树。稍后成立的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社，也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不过，作为新文学的初期开拓者，他们几乎都表现出广泛的艺术兴趣和热烈的求索精神；虽然在理论主张上各有着重的方面，却并不因此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学说所囿。文学研究会同时还宣传过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泰纳的理论,有人也有过"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的看法（郑振铎）。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又接近过表现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和"艺术之社会的意见"（成仿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寻求新文学的发展道路。通过这样的提倡和阐述，形成了初期新文学各种倾向流派并存共荣的生动蓬勃的局面。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随着新的文学创作的出现逐步开展起来的，以新的理论主张为依据，促进新的文学的成长。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作《蕙的风》的辩论中，周作人、鲁迅等人以个性解放、现代爱情的观点，批驳了指责这些作品"诲淫"的非难。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发现并肯定它的时代精神,同时批评了它缺乏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倾向,进而指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同时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闻一多的《冬夜评论》还显示出中国传统诗论与西方现代诗歌批评理论融合的趋势。鲁迅和他的《呐喊》,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成为初期文学批评谈论得最多的作家作品。在各家（比如沈雁冰、成仿吾、冯文炳、张定璜等人）关于鲁迅和《呐喊》的褒贬取舍中，鲜明地表现出持有各种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从整体而言，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着重于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创作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评价的倾向。在这些理论活动中，沈雁冰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原理，经常评论《小说月报》和其他报刊上的新作及文学风尚，及时提出或回答现实运动中的重要理论课题；并且首先指出了鲁迅小说在现代小说创作中的开创的典范的意义。他是这个时期里用力最勤也最有建树的理论批评家。

墨海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还有另外一些学说主张流传于30年代的文坛。如梁实秋推崇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朱光潜阐述的克罗齐的美学,傅东华、戴望舒介绍的比较文学研究动向与成果等。朱光潜的《诗论》，是一部系统论述诗歌理论的专著，着重探讨了诗歌的音韵和节奏。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刘西渭（李健吾）、苏雪林、李长之等人的作家作品评论，其中以刘西渭最有成就和特色。他的那些收入《咀华集》、《咀华二集》的批评文字，更多地通过直感式的品味鉴赏而不是单纯理性的推断论证，从整体上触摸、发现、捕捉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一些判断带有他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在艺术欣赏方面颇多独到之处。这些理论批评家,更多地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在思想体系上不尽科学，有的评论（如苏雪林有关鲁迅的看法）带有明显的偏见；但在有关具体的艺术课题的细致深入的探索中，对诸如艺术形式和特征以及不同作家作品的独创风格等方面，往往能够提出一些精彩的意见。他们主要也是在这些方面丰富了现代文论的内容。
　　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比较系统的评论和研究，始于20年代末期,到了3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如为1935年出版的大型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的总序和导言,对于新文学在最初10年间的发生发展、理论主张、各种体裁的创作,作了总结性的评价。其中鲁迅、茅盾、朱自清、郁达夫等人所写的导言，对于第一个10年期间的新文学流派和创作,分别作了精辟的剖析,是最初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成果。此外,钱杏□在《现代十六家小品》的各篇短序中，对现代散文名家的创作风格分别作了简明贴切的概括。茅盾先后在《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等多篇评论中，对"五四"以来的一些重要作家作了全面公允的分析。这些评论实际上已经部分地纠正了那种低估"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的意义和成就的观点；但仍然认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式的运动。在"五四"新文学的课题上，周作人写了专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论文《〈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强调新文学与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文学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失去了他作为新文学倡导者之一的原有的理论锋芒。
　　这个时期里，陆续出版了一些文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但无论理论体系还是具体论点和例证，大多来自欧美、日本的有关著作，带有明显的译述介绍的性质。更有学术价值的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比之20年代的鲁迅、胡适等人的成果，在某些重要领域有了新的开拓和深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史料丰富著称；冯沅君、陆侃如关于古典诗歌，陈子展(炳□)对于近代文学，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有关古典文论，郑振铎对于俗文学，分别作出独立的、比较系统的考察。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专著。此外，陈寅恪关于敦煌学的探讨，和以文学与史学相互印证的综合研究，在开阔人们视野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工作，大量的是搜集整理丰富悠久的文学遗产，勾勒历史发展的轮廓，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初步的分析、评价和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这些工作，大致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历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抗战文学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充分发挥文学动员全民奋起御敌的战斗作用的需要，发表了许多关于报告文学、街头诗、朗诵诗、活报剧、秧歌剧等文学体裁的创作理论和关于这类作品的评论文章，以及关于如何写作通俗文艺、利用旧形式、"旧瓶装新酒"的文章。还展开了是否应该提倡与抗战无关的作品以及如何看待和克服"抗战八股"倾向的论争，文艺作品能否暴露抗战阵营内部消极现象的争议。这些理论活动都涉及文艺与抗战的关系，强调为战争服务是作家的神圣职责。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是当时规模最大、也最有理论意义的一场讨论。它是由毛泽东于1938年10月提出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引起的。创造新的民族文学本是新文学的根本课题。这时因为有了抗战初期较多的创作通俗文艺的经验，更多的作家认识到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学的迫切性，从而形成一次热烈的讨论。讨论中,有的痛感新文学脱离群众,却一味强调利用旧的"民间形式",抹煞了"五四"以来一切新的文艺形式;有的卫护文艺的新形式，却完全否认其中的欧化倾向的消极影响，忽视民族形式的利用改造。更多的论者结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和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学创作的得失，认为需要将民族传统的现代化和外来影响的民族化结合起来。稍后的关于方言文学、民歌民谣的讨论，都与此有关。这个时期里，耕耘于理论批评园地的，还有李南桌、石怀池等人；他们对于现实主义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
　　40年代初，毛泽东在全面论述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的同时，多次谈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各种问题。有关的论断主要集中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他一些讲话中。《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考察了"五四"以来包括新文学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指出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把这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定义，科学地概括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文学的性质和特征，澄清了诸如把"五四"文学革命比附为西欧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把20年代末兴起的革命文学等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之类右的和"左"的模糊认识，为人们理解这段文学和分析评价其中的作家作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标准。他高度评价鲁迅，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把对于鲁迅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关于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提出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地吸收继承的主张，为研究中外文学历史、对待文学遗产确立了正确的原则。所有这些，对于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革命文学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文学运动的实践，包括它所取得的成绩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而论述了文学与生活、艺术美与生活美、文学与群众、普及与提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以及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著名论断，以能动的反映论丰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他分析了革命文学脱离工农群众的各种表现及其原因,和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从思想上廓清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原则区别。针对这些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号召革命作家深入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从思想感情上与工农打成一片，创造出与新的生活、新的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人民文艺。在文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等方面，这篇讲话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和开始于20年代末期的左翼文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迅速得到贯彻,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以"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为中心，辑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的一部分论述，对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和实现新的文艺方向的自觉性，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实践新的文艺方向的最初的创作成果陆续出现，陆定一、周扬、艾思奇、沙可夫、荒煤等撰写评论,或者热情推荐优秀作品（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赵树理小说等），或者及时总结初步经验（如新秧歌剧运动、农村文艺工作、作家的思想改造等）；讨论得最多的是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等问题，同时也开始出现要求文学创作为宣传、解释具体政策服务的狭隘观点。周扬是宣传阐述新方向最活跃的理论批评家。国民党统治区的客观环境有所不同，但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同样成为进步文艺界的理论指南。郭沫若、茅盾、邵荃麟、何其芳、林默涵、以群等人的理论批评文章中，回顾抗战爆发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得失，要求文学在民主运动新的高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理论批评工作的原则性和战斗性都有所加强。解放区的新人新作，他们的成就和意义，也成为这些批评家评介探讨的重要内容。从郭沫若、茅盾关于赵树理、李季等人的创作的高度评价中，还清晰地表现出新的审美标准和文学风尚──它们和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界就当时文学创作上的一些偏向和应该如何改进推动文学工作等课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论的内容包括了对于一些基本哲学命题的不同理解，也涉及诸如沙汀、路翎等人的小说，和《清明前后》（茅盾）、《芳草天涯》（夏衍）等剧作的具体评价上的分歧。胡风、舒芜、王戎、吕荧等人强调抗战以来进步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普遍存在着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因此需要加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实现"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他们断定这才是通向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黄药眠、何其芳、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人认为不能抽象地看待作家的主观、客观的生活和现实主义。当时文艺界的主要弱点在于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非政治倾向、脱离人民群众和斗争生活的倾向。所以他们主张只有实现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深入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才能创作出为时代所需要的、有别于旧现实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争论的焦点是怎样才能达到现实主义和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同时也关系到如何理解"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鲁迅精神，以至于什么是新文学的性质和特征。这场论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五年，涉及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问题，既富有理论深度，又直接与创作实践联结在一起，虽然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却澄清了若干错误观点，反映出理论批评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认识和探索的深入。
　　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里，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的研究都仍然有人作出新的成绩。巴人的《文学读本》、蔡仪的《新艺术论》和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刘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来比较系统地阐明文学的基本问题，或者勾勒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轮廓，在各自涉及的领域里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艾青、朱自清、李广田、闻一多、朱光潜和冯文炳的诗论和诗歌批评，有的结合具体的诗作，有的联系古代的、外国的理论,或者三言两语,或者广征博引，都在精细的分析中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以艾青的《诗论》流传最广，他所阐述的一些主张对于诗歌创作发生直接的影响。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则以历史的眼光探讨"五四"以后的新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并从鉴赏的角度阐释一些难懂的诗作。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说明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变化，留有弗里契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的若干痕迹。钱钟书的《谈艺录》对中外文学艺术作了广泛的对照比较，是一部比较文学研究的专著。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和王士菁的《鲁迅传》等专著的陆续出版，标志着对于鲁迅的分析评价已经从一般的作家评论进入系统的学科研究的阶段了。另一方面，艾芜的《文学手册》和叶圣陶、夏□尊的《文心》等，则是主要为文学青年撰写的普及读物，希望新文学能为更多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