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中所展现的元代文人的心态(尹占华)

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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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占华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元代文人由于政治上受压制，故多沉沦感和与统治者的对立感。一变而为虚无冷漠、滑稽谑浪，并因之而产生两种生活态度；避世与玩世，前者遁入山林，后者步入市井。但元代文人所崇尚的隐逸精神浪子风流只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

元朝是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一个王朝。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文人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文人仍然积极参与政治，官高位显，是仕途上的成功者；一部分文人虽亦热衷于仕宦，却时运不济，沉沦下僚，终生仅为小吏；还有一部分文人则被迫或自觉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绝足于官场，成为功名圈外的人。尽管有上述区别，但是元代文人的思想倾向还是共同的，那就是弥漫于他们中间的沉沦感和危机感。

在散曲作品中，叹世之作随处可见。有感叹世事颠倒错乱的：“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无名氏[朝天子]《志感》）；有慨叹权豪横行的：“仗权豪施威势，倚强夺弱，乱作胡为”（腾宾[普天乐]）；有谴责政治腐败的：“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无名氏[醉太平]）。由于元代始终存在较严重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对于广大汉族文人来说，这是一个无出路而苦闷的时代。汉族文人或者做不了官，或者只能做小官，就是那些地位较高的也只能做一些没有实权的如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元史·百官志一》：“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叶子奇《草木子》卷三说：“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这种情况自然使得汉族文人怨气冲天。蒙古人一统天下，诚然有不少金、宋遗民坚持操守、不仕新朝，但也有如金之杨果，宋之留梦炎、陈允平、王沂孙、赵孟睢⒎交亍⒋鞅碓?⒊鹪兜瘸龆?嗽?Ｔ?梦试?酱伪标詈霰亓遥?叛滓苍?鄙涎嗑┬淳??⒎怯胄鲁?廖薰叵怠Ｋ孀攀奔涞耐埔疲?娜说墓使??贾鸾サ???霸??拇蠹摇庇菁?⒀钤亍⒎堕ぁ⒔覀菟贡憬砸圆抛佣?嗽?谎钗?濉⒋髁肌⑼醴暌簧?嗽???擞谠?龊蟛皇旅鞒??踩灰栽?爬献跃印Ｋ?晕娜硕栽?烧?ǖ牟宦?砸蛲持握叨晕氖康牧?缬胧褂貌恢厥印⒉坏梅ǘ?稹Ｒ晕涔α⒐?脑?赏持握卟欢?梦幕?胨枷胪持蔚闹匾??娜怂毂幻袂崾佑肱懦狻Ｖ猎???暾粤煎鼋ㄒ椤耙松杈?房埔杂?瞬拧保??雷嫒此担骸昂喝宋┪窨胃骋魇???斡醚桑俊保ā缎?手瓮??肪硪话怂模┧?杂薪?耸?晔奔淇凭俨恍校?敝寥首谘拥v二年始开。元代入仕之途有四：一怯薛，二承荫，三科举，四吏员。前二种主要针对蒙古贵族而设。“至于科目举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藻太平之具”（《草木子》卷四）。汉人只好“由刀笔吏得官”（《元史·选举志一》），而这正是文人所不屑为的。文人的地位在元朝一落千丈，汉族文人对此充满了失望与怨愤的情绪是必然的。不要说白衣文士由于失去了晋身之阶而不满，就是那些做了高官的汉族文士，由于受到蒙古贵族的排挤，心情也是不愉快的。如替元朝出了不少力的许衡，临卒语其子曰：“我平生为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立碑也。”（见《元诗选》初集卷十五）正是上述情况造成了元代文人淡泊于功名、向往隐逸的心理。刘因曾受征入朝，不久便以母病辞归，再召便固辞不就，以至元世祖说：“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元史·刘因传》）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入仕做官是最佳的人生出路，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元代文人不管内心是怎样想的，口头上却否定了这种追求。“功名纸半张，富贵十年限”（庾天锡[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肝肠百炼炉中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乔吉[升平乐]《悟世》）。他们普遍向往归隐，避世之思，遍被文林。试看那些“前辈公卿居要路者”：刘秉中是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自号藏春散人”（《元史·刘秉中传》）。他说：“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奠子]）吴梅评论说：“亦如置身羲皇以上，而无尘世之纷华也。”（《顾曲麈谈》卷下）姚燧、卢挚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在汉人文士中算是显达的了，一个说“诗气豪，凭换紫罗袍”（姚燧[阳春曲]），一个说“今日男儿得志秋”（卢挚[沉醉东风]《举子》）；但对权位又表示不感兴趣：“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哪个临危自省？”（姚燧[醉高歌]《感怀》）“为功名枉争闲气，相位显官高待则甚底，也不入麒麟画里。”（卢挚[沉醉东风]《退步》）元朝统治者对于汉族文人一方面要利用，但更主要的是猜忌防范，再加上同僚的倾轧、刑法的严酷，遂使这些跻身于社会上层者感到仕途凶险、朝不保夕，于是有意躲避政治风浪。胡祗遹不赴翰林学士之召，宁愿外任；滕宾高赋“归去来兮”，终于出家当了道士；冯子振也说“利名场反覆如云”，“袖手不如家去”[鹦鹉曲]《市朝归兴》）。王恽以及后来的虞集，他们在官场混了一段时日之后，也都识时务地借故隐退了。元代文人并不是没有政治进取心，受儒家入世思想熏陶的汉族文人，一向有视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传统，隐退往往是出于不得已，这在张养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张养浩坦诚地表白过“在官时只说闲，得闲又思官”（[沽美酒带过太平令]《叹世》），他在武宗朝任监察御史，因“疏时政万余言”而为“当国者不能容”，“乃变姓名遁去”。年余重被起用，又因切谏英宗“于内庭张灯为鳌山事”而触怒英宗，后虽赐赏“以旌其直”，却使他感到险恶四伏，“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襕裹着祸端”（[水仙子]），遂“弃官归养”，以后屡被征召，皆不赴。他把官场算是看透了：“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吃些筵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箧里攒些东西，教好人们看作甚的!”（[朱履曲]）难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要抽身而退了。他一方面高唱着“莫刚直，休豪迈，于身无益，惹祸遭灾”（[普天乐]），一方面又为“未戮乱朝臣”（[喜春来]）而遗憾。正因为他始终未放弃对于社会、人民的责任，所以当文宗天历二年关中大旱，朝廷征他为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灾事务时，就“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了（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元史·张养浩传》）。终因积劳成疾，死于任所。张养浩愤世嫉邪，想全身远祸，所以要归隐；可是功业思想与社会责任感又使他不能忘怀世事，只好就这样仕了隐、隐了再仕。

至于那些沉沦下僚者如马致远、李文蔚、白贲、郑光祖、张可久、宫天挺、徐再思、顾德润、曹德、张鸣善、汪元亨辈，他们向往隐居则另有一番心思。如马致远，叹世与归隐是其散曲反复抒写的主题。在其名作[双调·夜行船]《秋思》套中，慨叹一代代王朝的覆灭，嘲笑一户户富家儿爱财如命，从而产生“利名竭，是非绝”想法。他的“旁观世态，静掩柴扉”（[般涉调·哨遍]），实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苦衷。“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登楼意，恨无上天梯”（[金字经]），这才是他深层的心理。他的神仙道化剧鼓吹出世、羡仙慕道，其实求道和佐政并不矛盾，如当时著名道士丘处机、张宗演、张与材皆受赐品位，参与政事。马致远无疑也想走这条道路。可见他不是不想仕进，只是“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荐福碑》第一折），才使他不住地感叹“功名由命不由人”（《黄梁梦》第一折）；“穷，男儿未济中”（[金字经]）。马致远曾任浙江行省务提举，作过两套散曲祝贺“大元洪福”、“吾皇万万年”（[中吕·粉蝶儿]），其追逐元蒙统治者、热衷仕宦不言而喻，可见他高歌着“寻个稳便处闲坐地”（[清江引]《野兴》），不过是不满屈居下僚而生的牢骚与赌气罢了。再如宫天挺，其《范张鸡黍》借范式口骂那些不学无术的权贵们把持朝政：“将凤凰池拦了前路，麒麟阁顶杀后门”；“您父子们轮替着当权贵，倒班儿居要津……都是些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第一折），纯是文人对仕进无门的不满与抗议。联系到宫氏生平，这种心理就更清楚了。他曾“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录鬼簿》）。《七里滩》借严陵之口说：“你也不是我的君，我也不是你的臣……我则是七里滩垂钓的严陵”（第三折），同样是不得已的气话。但对于这些人若仅作此理解也过于简单，他们对元代社会尤其是官场中的腐败有切身的体会，其避世之思也半是赌气，半是真心。

再看那些终生未仕者。一般来说，前期文人自觉不步仕途的较多。朱经《青楼集序》：“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仁杰）、白兰谷（朴）、关已斋（汉卿）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后期亦不乏“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录鬼簿》），如曾瑞、施惠、乔吉、钱霖、倪瓒等。有些人也是出于不得已，如钟嗣成，朱凯说他“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为喻，实为己而发也。”（《录鬼簿后序》）“秀才饱学一肚皮，要占登科记，假饶七步才，未到三公位，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清江引]），这个“秀才”不就是钟氏自己吗？他只好自怜自叹：“功名两字原无命，学神仙又不成，叹吴侬何处归耕？”（[凌波仙]）乔吉称自己是“不应举江湖状元”（[折桂令]《自述》），要“坐蒲团攀风咏月穷活路，按葫芦谈天说地醉模糊”[醉太平]《渔樵闲话》）；曾瑞也说“既功名不入凌烟阁，放疏狂落落陀陀”（[正宫·端正好]《自述》），但很难说他们打心眼里就愿意如此，刘熙载便说他们“面子碍于放倒，骨子弥复认真”（《艺概·词曲概》）。元末王冕屡试进士不第，其好友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吏，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见宋濂《王冕传》，《文宪集》卷十）不就，只好归隐山林，其清高自有清高的苦衷，所以元代文人的隐居乐道其实是无可奈何。失望之极而致狂放，痛苦之极而致嘻笑，深层心理乃是他们失去了追求目标之后的徘徊与不安。这狂放是做作的，嘻笑是苦涩的。

文潮

新文选尽管元代文人是那样不情愿地压抑或者放弃了对于政治功利的追求，毕竟促使了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人生是短促的：“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卢挚[蟾宫曲]）；“岁华如流水，消磨尽自古豪杰”（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功名富贵可望而不可即，读书求学也就没有了意义：“十载攻书，半生埋没，学干禄。误杀我者也之乎，打熬成这一副穷皮骨”（无名氏《渔樵记》第一折）。既然如此，那些旧道德旧信仰旧传统便都值得重新审视和怀疑。本来文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官既然不好做或者根本做不成，便会反过来想这做官的目的和意义。试看历史上的贤臣良将：“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张养浩[沽美酒带过太平令]）；“哪里也能言陆贾？哪里也良谋子牙？哪里也豪气张华？”（白朴[庆东原]）“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哪里是风魔？”（马致远[蟾宫曲]《叹世》）什么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君主们对才士的利用而已：“兀的不是狡兔死、走狗僵，高鸟尽、良弓藏”（无名氏《赚蒯通》第四折）；“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马致远《陈抟高卧》第三折）这是在隔绝了功名事业的痛苦中所取得的认识。于是不仅圣贤不足慕，帝王也不神圣。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便不妨假借乡愚之目之口，揭一揭刘邦的老底，开一开帝王的玩笑。元代的思想家邓牧其实已抹去了君王头上那神圣的光环，他说：“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伯牙琴·郡道》）这与元曲中所表现的贱爵禄、藐权威的思想倾向一样，是他们在摆脱了名缰利锁的笼络之后独立思考的结果。但是古代文人除了仕进之外又别无其他理想出路，如施惠之经商、萧德祥之业医毕竟少见，且绝不会被世人看作正途。所以在嘲笑和否定了功名事业之后，一种空虚之感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邓牧便说：“六骸耳目，非吾有也。自天地委形，而不得与之遗。及大化之往，如土委地，向之欲高名厚利、强有力者，而今安在？”（《伯牙琴·逆旅题壁》）元曲中也充满了这种的哀叹：“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总饶你事业伊周、文章董贾，少不得北邙山下”（无名氏[归来乐]）。这种空虚是失去了人生追求之后的茫然与惶恐。

元代文人尽管社会地位低下，表面上却很旷达和自负，“笑傲睨世而不废啸歌”（朱晞颜《瓢泉吟稿》卷五《顾君泽真赞》），似乎把一切都看透了，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其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充满着对政治上优越地位丧失后的牢骚与不满。既然不能通达：“穷则穷落觉囫囵睡”（马致远[般涉调·哨遍]），“傲杀人间万户侯”（白朴[沉醉东风]《渔父》）；不能富有：“千家饭足可周，百结衣不害羞”（邓学可[正宫·端正好]《乐道》），“守己安贫好快活”（杨朝英[水仙子]）。于是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生前有限杯”（白朴[喜春来]《知几》）；“葫芦今后大家提，别辨是和非”（周文质[越调·斗鹌鹑]《自悟》）；“则不如放怀遣兴，悦性怡情，展眼舒眉”（吕止庵[商调·集贤宾]《叹世》）。他们或者信奉“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事休”（王德信[商调·集贤宾]《退隐》），顺天从命，伏低伏弱，与人无争，采取一种超脱和达观的处世态度，压抑自我，扭曲自我。或者把老庄的抱残守缺哲学推向极端，并一变而为虚无冷漠、滑稽玩世。前者偏于克己避让，后者则多一些对抗与进攻的意识。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在自我解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元曲家大都善谑，如杨果“善戏谑”（《元史·杨果传》）；关汉卿“滑稽多智”（熊自得《析津志·名宦传》）；王和卿“滑稽佻达”（陶宗仪《辍耕录》卷三三）；沈和“善谈谑”；王晔“体丰肥而善滑稽”（皆见《录鬼簿》）。钟嗣成说他们“但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所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者也。”（《录鬼簿》）这种谑浪玩世的态度使他们在散曲中追求机趣，写“尖歌倩意”（燕南芝《唱论》，语言通俗，意思直率浅露，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清黄周星说：“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制曲枝语》） 遂嘲讽戏谩，诙谐幽默。无论写景写物写人写事，都力求营造一种喜剧气氛，好比进攻时不妨耍个花枪，退却时也要扮个鬼脸，以博赏者一笑。而那种怨愤或危机感，似乎也就消融在这开心的一笑之中，这种特定的方式具有双重特质，既是表达他们的不满与抗议，又是对自己的解脱与慰藉。滑稽玩世好比笑里藏刀，刀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刺戮与泄忿，笑则是对自己真实意图的掩饰与自得，可谓苦中作乐。虽然仍是对顺天人格的张扬，仍是无可奈何，却多少体现了人格复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