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论宋诗(霍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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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松林

    宋诗的特质，是借助自然意象、发挥人文优势，以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情感思想。所谓人文优势，是指相对于自然意象而言的，来源于人文生活、人文传统和人文修养的诸种艺术手段的优势。这些艺术手段包括来自人文生活事象的人文意象，取自人文传统资源的语言材料即典故，以及出自哲学、政治和人生修养的议论。盛唐诗的特质，则是借重自然意象优势，以表现积极进取的情感思想⑴。比较盛唐诗，宋诗的特质无论就其整合还是就其有机构成而论，都具有新质。

　　人文意象在宋诗中提升到突出的位置。习见的人文意象有书籍、绘画、书法、印章、纸、墨、笔、砚、服饰和茶。这当然与宋代文明的长足发展有关，同时也与宋人的性情品格分不开。诗人描写人文意象，往往是借以抒发一种热爱人文文化的情怀，一种优游涵泳于人文生活之中的风致。以书为例。黄山谷《郭明甫作西斋于颍》：“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书，是培养子弟的传家宝。陈师道《绝句四首》：“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读好书，是人生最为美好而又难得的一份乐事。盛唐人所欣赏的是：“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他们所向往的则是：“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唐人与宋人的生活美，是这样的不同。魏野《清明》：“昨日邻翁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晁冲之《夜行》：“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刘克庄《记梦》：“纸帐铁檠风雪夜，梦中犹诵少时书。”这些诗，写照了一代宋人的读书生活、情趣志向和书生本色。书，与宋人全幅人生，乃有不解之缘。

　　再以茶为例。山谷《双井茶送子瞻》：“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唐宋诗人都喜欢酒，但宋人似乎更喜欢茶。酒在唐人，象征着激情、浪漫。茶在宋人，则意味着淡泊、雅致。

　　人文意象在南宋爱国诗中颇为突出。以陆游诗为例。《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敢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凉州女几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蜡丸、文书、服饰三种人文意象，都凝聚了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深沉的爱国情感。同时，陆游写农村生活，也常突出人文意象。《游山西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箫鼓、衣冠，象征着淳朴的古风，特别为诗人所喜爱。《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时的赵家庄，完全沉浸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氛围里，这不能不深深打动诗人的人文情怀。　

　　典故是人文传统的信息载体，用典是一项古为今用的语言艺术手段。宋诗用典之多，超过了唐诗。这固然与宋人读书多有关，但更与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关。用典的妙处，在于增添诗歌语言的渊雅风味。宋诗用典，大致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借以深化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山谷《戏赠米元章二首》：“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下句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用这一典故，便更加生动、更加深刻地表达出对元章印品的酷爱。二是借以寄托尚友古人的人文情怀。东坡在海南作《新居》：“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化用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表现出对渊明的深刻认同。此外，宋人还喜欢用本朝故事的“今典”。谢枋得《求纸裘》：“宁持龚胜扇，不著挺之绵。”下句用陈师道故事：“师道与赵挺之友壻，素恶其人。适预郊祀行礼，寒甚，衣无绵，妻就假于挺之家，问从所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⑵枋得借师道刚直不阿的品节，托喻自己的民族气节。当然，宋诗用典过多，以至于滥，又是一个弊病。

　　议论也发自人文修养，是抒情的延伸与深化。宋诗中的议论，大致可分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层面的议论。王安石《桃源行》：“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些议论，表现出诗人对历史文化的卓越识见以及执拗倔强的个性特征，笔端带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很出色。二是人生哲学层面的议论，即人们常说的理趣。东坡《题东林寺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都能启示人生的哲理，增添生活的智慧。宋诗好议论，富理趣，是时代风气使然。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载：“太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从这个有趣的故事，可见宋人喜欢哲理，风气开得很早。与西方哲学重分析重抽象不同，中国哲学重体认重具体，总是落实到人生。所以中国的诗与思（思想）之间，自有一种姊妹般的亲和关系，不是象冰炭那样难以相容。宋诗中大凡精采的议论，可喜的理趣，都是发自热爱生活的襟怀，闪耀着人生智慧的光彩，同时又是借助了叙事、描写等艺术手段表达出来的，具有一定的美感。当然，宋诗中也有不少有理障而无理趣的恶诗，那是不足取的。成功不能没有代价。比较东晋玄言诗的失败，宋诗还是成功的。

　　自然意象是诗歌艺术传统的根本大法，宋诗自不能也并没有舍弃。但是，自然意象在宋诗中确实不再占有如在盛唐诗中的优势，取而代之的是人文优势。从这一点说，宋诗是一次革命。而且，与盛唐诗相较，宋诗的自然意象具有自己的特色。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以鲜明性、具体性为主要特色。宋诗的自然意象却是以写意性、概括性为主要特色。山谷《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上句是人我双方某一次或若干次欢聚的情景；下句则是自己十年来飘转江湖，经常在灯下相忆的情景，是许多次类似情景的叠印。桃李春风、江湖夜雨的自然意象，经过了主观的处理，更加写意传神、概括集中。他如陈与义《再登岳阳楼》：“草木相连南服内，江湖异态阑干前。”陆游《南定楼遇急雨》：“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都体现出写意化、概括化的特色。

　　梅花与竹，是宋诗中特具象征意义的自然意象。宋人乐于描写梅、竹，正如他们乐于描写读书。梅、竹，在宋诗、宋词、宋画中都是极重要的描写对象，可以说是宋人精神的集体象征。最早写梅的宋代诗人当推林逋。《梅花二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出了梅花的高标逸韵，也体现了人的品格、风致。从此，林逋——梅花——品格，隐然便是宋代诗人的一种典范。东坡《书林逋诗后》：“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不俗，这正是宋人为人为诗向往追求的一种境界。梅花恰好便是不俗的绝妙象征。最后一位写梅的宋代诗人可推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梅花象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竹，是不俗的又一绝妙象征。东坡《于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文同《此君庵》：“斑斑堕箨开新筠，粉光璀璨香氛氲。我常爱君此默坐，胜见无限寻常人。”从这些传神写意的诗笔，足见宋人对竹的赞美，实际上也是对品节的赞美。唐人描写自然，更注重写出一片生机、生趣。宋人描写自然，则更注重写出一种精神、品格。如实地说，这是中国诗歌自然意象演进所取得的一个新进展。人们论宋诗风格尚筋骨、尚瘦硬，多从语言、句法、声韵上去揣摩，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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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诗的精神，就是一种有品节又有涵养的精神。以宋诗中坚人物为例。东坡因所作诗文被控告为讽刺朝廷，逮捕入狱。出狱不久，作《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讽刺的锋芒，直指朝政，体现了政治上的道义感和不屈不挠的品节。山谷因党祸牵连远谪黔州，途中作《竹枝词》：“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在忧患之中，充分显示了一种至大至刚的品节。陆游临终作《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是体现了一种超越于生死的爱国情操，这可以说是宋人品节的最高体现。不过，宋诗的精神还不仅是有品节，而是既有正直刚强的品节又有宽裕从容的涵养。东坡贬到海南，北归途中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辕轩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身处忧患，而从容乐观，始终如一。没有深厚的学养陶冶，是不可能有这样光明宽广的内心世界的。山谷从四川贬所放还，在江陵作《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表达对政治的关怀和对朋友的思念，是至性真情和人文涵养的整幅呈露。其四云：“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提出不论派别、实用人材以拯救国家的见解，这一公正和深刻切合当时政局的见解，是出自一位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足以见出他的深厚涵养。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劝勉辛弃疾以国仇为重，无须计较个人恩怨，体现了同样深厚的涵养。

　　南宋一代诗歌高扬的民族气节，是宋诗精神的大提升、大发展。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二首》：“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眥穿胸不汝忘。”再如吕本中《兵乱后杂诗》、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李清照《绝句》、范成大《（燕山）会同馆》、文天祥《扬子江》、《过零丁洋》、谢翱《书文山卷后》、林景熙《闻家则堂大参归自北寄呈》、郑思肖《二砺》等，这些诗歌所充分显示的民族气节，是南宋诗的真生命、真精神。文天祥《正气歌》起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终云“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尤其深刻地说明，天祥视死如归的气节与涵养，得力于文化传统的陶冶。

　　宋诗的情感思想内容，与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宋代的经济，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都超越了唐代。宋代政治，完全实现了庶族化、文人化。士族门第不再存在了。科举录取名额和政府官员总数，比唐代增长了数倍。广大庶族士人空前广泛地参加了政府。宋代文化，全面地走向新的高度。宋代儒学，以周敦颐为首倡者，发明先秦儒学，重建思想传统，彻底扭转了从魏晋到唐五代佛学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占了上风的状况。宋代史学，以司马光为代表，体现了深刻的政治道德感，和宏伟的通史与通识气魄。宋代文学，自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在散文、诗歌和词三方面，都别开生面，取得鼎足而三的辉煌成就，足以与唐代文学媲美。宋代艺术，以山水画、文人画、书法为代表，也有崭新的发展。确实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⑶也确实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所指出的，在宋代，“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的”⑷。从宋代文化的成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创造乃是宋代的时代精神之一。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条件的优越，宋人的人文教养程度普遍提高，人文生活氛围也愈益浓厚。中国文化传统的终极关怀，本来是社会现实。宋人不可能不关心社会现实。但是，由于北宋频繁剧烈的党争文祸的压力，迫使他们在诗歌中更多地反映个人的生活，而较少地反映广大的社会。同时也应当指出，宋诗在体现自我的人文修养、精神品格上，是传统诗歌内容的一项发展。南宋诗歌高扬的爱国精神，更是对宋诗内容足够有力的充实。

　　宋诗重品节涵养的精神，是宋代士人风气的反映。唐代士风，以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主要方向，应当充分肯定。但也无须讳言，唐人究竟是向外用力较多，浪漫气质浓厚，自我持守则有所不足。一般士人不以干谒为耻。安史之乱以后，投靠藩镇、依附宦官的现象并不是极个别的。五代士风败坏至极，社会道德也沦丧殆尽。北宋前期，一大批志士仁人奋起，提倡品节，以身作则，逐渐振起士风，改变社会风气。范仲淹、欧阳修，尤为其中转变风气的领袖人物。所以史称范、欧“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考。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⑸。宋代士风，就总体论，确实具有一种群体的自觉。建立道德人格主体，成为广大士人的共同志向。注重品节，成为宋代的又一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对宋代诗人有深刻的感召。山谷对范仲淹就非常敬佩。其《跋范文正公诗》说：“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正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山谷《书缯卷后》提出：“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山谷实践了自己的人品标准。史载山谷任国史编修官，“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馀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馀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⑹。他如陈师道、杨万里、范成大等，都是有气节之士。多数优秀的宋代诗人，都是有品节涵养的人。这就是宋诗精神的根源所在。

　　宋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淡朴、瘦硬而有味，是宋诗的总体风格。自然意象的淡化，人文优势的提升，规范了宋诗淡朴无华的基本风貌。崇尚品节的精神，艺术上的刻意求新，决定了宋诗瘦硬通神的风格要素。富于人文修养的情致，则产生了宋诗渊雅不俗的独家风味。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是从《诗经》以来自然意象长期演进顺理成章的结果。宋诗改变了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也就改变了盛唐诗的审美取向。宋诗之美，不仅在于自然与人文意象之美，而且在于一种风致美。在宋诗，风致是人文情趣的体现，是品节涵养的呈露。宋诗以人文情怀、品节涵养的内容，改变了盛唐诗进取精神、浪漫情调的内容。从这些方面来看，宋诗确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但是，从诗言志的大传统，从为人生而艺术的大方向来看，宋诗与唐诗仍然是一个血统，是民族文化母亲所生的嫡亲姊妹。

　　宋诗的成就，当然也是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分不开的。规律的作用，常常是通过典范的影响来实现的。宋代诗人真正的典范，是陶渊明、杜甫。韩愈以及其他唐代诗人，尚在其次。对渊明的再认识、再发现，功劳就在宋人。林逋《省心录》，首先推崇渊明的“名节”。从此，梅、欧、王、苏、黄、杨、陆等优秀诗人，对渊明都怀有一片极亲切又极景仰的深情。东坡晚年逐首追和陶诗，是宋诗史上一件大事。可是也不能忽略了渊明对山谷的深刻影响。山谷《宿旧彭泽怀陶令》云：“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解疑》：“昔陶渊明为彭泽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谓临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临人而无父母之心，是岂人也哉！”《题意可诗后》：“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从这些诗和文，可见山谷不愧是渊明人品、诗品的知音。清盛炳纬《山谷全书序》说山谷诗“孕育于彭泽”，陈澧《辨疑》说山谷“祖陶宗杜”，都有一定的见地。渊明的品节和平淡而有至味的风格，真正是宋人心中所认同的理想典范。对渊明的再认识，不是由唐人而是由宋人来完成的，这绝非偶然。

　　宋诗的成就，是宋人创造精神和顽强毅力的结果。清蒋心馀《辨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这是体会到宋人甘苦的话。面对唐诗那样辉煌的成就，那样“权威”的传统，宋人敢于突破传统，开辟新天地，这就证明了他们的胆识。上文说到，重创造是宋代的时代精神之一。没有这种精神，就谈不上宋诗的产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山谷哥哥黄大临说：“鲁直旧有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陆游今存诗近万首，创作量之富，是诗歌史上的第一人。从这两个事例，可见宋人对诗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顽强毅力。宋诗留给后世的历史教益，是多方面的。

　　唐诗与宋诗的存在，早已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事实。但是事实上，欣赏唐诗比较容易，欣赏宋诗却比较困难。在诗歌的王国里，一种新的心理建构也并不那么容易。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唐诗，好比浓妆之美。宋诗，好比淡妆之美。或爱浓妆，或爱淡妆，固难强求一律；然而二者各有独特的美，则是不容否认的。



　　注释

　　⑴详见邓小军《论盛唐诗的特质》，载《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⑵《宋史"陈师道传》。
　　⑶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⑷《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27页。
　　⑸《宋史"忠义传序》。
　　⑹《宋史"黄庭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