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诗的“议论”（佚名）

花雨

--------------------------------------------------------------------------------
  

作者：佚名



     “议论”，向来被看作宋诗的严重缺点。就“议论”方式来说是“以文为诗”，就“议论”内容来说是“言理”。其所以如此，当然和宋代盛行理学、禅学有密切关系。这方面，不少评论宋诗的文章已经作了分析。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认识宋诗的“议论”，决不能忽视当时政治文化的现实因素与诗歌发展的历史因素。
    宋代社会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长时期、较大程度的缓和，朝廷内部亦因之存在着交相起伏的派别斗争。而宋代文人又多数出身中下层，对社会现实颇为重视，对国计民生颇为关切，往往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就使得宋代文学，主要是散文、诗歌，包括部分词，往往具有政治色彩。同时，由于各地书院的建立，讲学的盛行，印刷的发达，书籍的流通，宋代文人学识都比较渊博，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因而散文、诗歌，包括部分词，除了被用来论时议政，也被用来表达学术见解，阐述对事物的认识。宋代不少散文家、诗人、词人，同时是政治家，或思想家、史学家、经学家甚至军事家，这在别的朝代似乎并不多见。因此，宋代诗歌从欧阳修评价友人诗歌风格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到黄庭坚叙议前朝历史事件的《书磨崖碑后》，从苏舜钦指摘时弊的《感兴》到陆游述陈民病的《书叹》，从梅尧臣勉励后辈勤政爱民的《送王介甫知毗陵》到刘克庄赞美师长仗义执言的《送真舍人帅江西》（其一），从王安石要求抑制豪强的《兼并》到文天祥表现坚贞气节的《正气歌》，从苏轼论书法刚柔相济的《和子由论书》到杨万里谈创作关系生活的《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其二），或滔滔雄辩，或娓娓叙说，或慷慨陈词，或精细剖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议论”倾向。同是咏唐明皇、杨贵妃故事，唐人诗里是“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马嵬》），宋人诗里则是“当时更有军中死，自是君王不动心”（李觏《读长恨辞》）；同是咏清溪流水，唐人诗里是“随水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王维《青溪》）．宋人诗里则是“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杨万里《宿灵鹫禅寺》）；同是咏琴，唐人诗里是“置琴曲机上，慵坐但含情，何须故挥弄，风弦自有声”（白居易《琴》），宋人诗里则是“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琴诗》）似乎宋人总要借诗明确表示政治观点、讽谕意图或理论主张。以至如陶弼的《兵器》，简直就是整军意见书，如徐积的《大河上天章公颜学敦》，简直就是治理黄河的条陈。诗人这么写诗，似乎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诗歌就是要对社会政治发表看法的，就是要作理论探讨、反映思想见解的，并且无妨直截了当地陈说。
    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单就五七言诗而论，经历了魏晋六朝、唐、宋三个阶段。魏晋六朝在古体基础上开始创建格律，至唐代格律完备形成而出现今体，诗歌创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宋人在唐诗的辉煌成就面前，既有所继承，又努力另辟蹊径，呈现出新的面貌。中唐韩愈开始“以文为诗”，至宋代而在“以议论为诗”中使诗歌更倾向于散文化。这种文学史上的现象很值得认真研究。《诗经》那种四言的板重形式，因先秦散文蓬勃发展的影响，而演化出诗句加长、富有变化的骚体。鸦片战争以后适应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政治需要，散文领域出现了梁启超那种“新民体”，以及裘廷梁等人对白话文的提倡，诗歌领域也相应出现了“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而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时候，独霸诗坛的就是破除五七言格律的自由体新诗。宋代怎样呢？由于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壮大，社会矛盾斗争的日益复杂化，宋代成为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市民通俗文学从此长足地发展，而一向占居主流的正统文学则从此趋于衰微。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诗歌是不可能不发生变化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使散文挣脱了骈体的禁锢。宋人在这个基础上，更使散文沿着文从字顺、平易舒畅的方向发展。散文的这种发展，影响到诗歌，于是李白的奔放豪纵、白居易的浅俗畅达、韩愈的排奡（ａò。排奡，矫健）遒劲，都被宋人吸取过来，加以综合运用，使诗歌在内容、形式、语言、手法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形成以“议论”为特征的诗文合流趋势。甚至影响到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经史子集拉杂应用，俚语瘦语驱使笔端。假使不是苏轼之后，江西诗派走偏了方向，辛弃疾之后，格律词派走上回头路，宋代未必不会产生出新诗体来的。我们认识宋诗的“议论”，除了结合宋代政治文化的现实因素，看到宋代文学包括诗歌的政治色彩、理论色彩之外，还要结合诗歌体制本身发展的历史因素，看到宋代诗人的解放精神、创造精神。
    那么，“议论”带给宋诗有什么值得肯定的特色呢？我们仍然从“以文为诗”与“言理”这两个方面去认识。
    “以文为诗”，在诗中发议论，并不始于宋代。清初叶燮已指出李白、杜甫诗中就有“似文之句”和“议论”，并认为《诗经》二“雅”里的“议论”“正自不少”（《原诗》外篇下）。可见散文式的议论既非宋诗独有，又非全无可取。当然，只有宋诗才形成了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而且确有缺点，但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
    “以文为诗”，发表议论，首先是采用散文句式，这会一定程度地损害诗歌的声律美。但是也不尽然，不应该把诗与文截然划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并不因为整首几乎都是虚字虚词，出以议论，而影响其为千古绝唱。李白的《蜀道难》开头就是：“噫，吁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又是：“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并不因为这种散文句式而影响其为脍炙人口的佳篇。决定文学作品价值的关键，在于思想感情以及这种思想感情的表达是否选取了最为恰当完美的语言形式。为了表达的需要，散文与诗歌之间都可以互相吸取。许多优秀散文，不是一样抑扬顿挫、充满诗情画意么？许多优秀诗歌，不是一样舒卷自如、具有纵横开合的气势么？宋人力求打破诗文界域，其好处在扩大了诗歌的容量，使之适应于自由挥写，并显示出一种跌宕夭矫的拗劲。如欧阳修的《菱溪大石》、《紫石屏歌》等诗，苏轼的《石鼓歌》、《石苍舒醉墨堂》等诗，都是如此。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起首即说：“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再和明妃曲》中间也说：“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批评家们会讥为散文句式、议论，但它们确乎是代表宋人特色的好诗。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其一）起首即说：“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王维吴道子画》结尾也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批评家们同样会讥为散文句式、议论，但它们同样确乎是代表宋人特色的好诗。当然，为了使诗歌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时或不免意境凡近，内容浅薄，词语平庸，如欧阳修的《留题南楼二绝》（其一）：“偷得青州一日闲，四时终日属孱颜。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梅尧臣的《谕鸥》：“翩翩沙上鸥，安用避渔舟。渔人在鱼利，何异尔所求。”这样表现出的散文化、议论化就无甚可取，虽然病根并不在散文化、议论化本身。
    “以文为诗”，发表议论，其次是采用直说方式，这会一定程度地损害诗歌的韵味。但是也不尽然，不应该把诗歌的表现手法单一化。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与飞流直下、一泻千里，都可以各臻其妙，哪能只取委婉含蓄？《诗经》被儒家奉为“怨而不怒”的样板，而其中如“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巷伯》）却并不“温柔敦厚”。杜甫《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又何尝不是“一滚说尽”？无论深藏、浅露，同样以恰当完美地表达思想感情为准。唐代金昌绪《春怨》诗说：“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由春天的鸟鸣，写出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怀念，四句四层转折，含而不露，确乎是韵味隽永。欧阳修的《画眉鸟》诗与之相类，由春天的鸟鸣，写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不过，作为宋诗，欧阳修是在二句描写之后接着二句议论，内心感受与思想认识同时写出。但这种直说，用“金笼”与“林间”作了形象对比，以突出追求“自在”的主题，仍然具有隽永的韵味。唐代王之涣《登鹳雀楼》诗写登临所见，西望依山落日，东望入海黄河，境界深远，气象开阔，而推想“更上一层楼”之极目千里，则虚笔带过，留与读者去品味、领略。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诗与之相类，也写登高望远：“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作为宋诗，王安石同样在二句描写之后接着二句议论，提出居高临下、排除阻碍的正面见解，反映了他的政治家风度，较之王之涣诗的单纯描写高瞻远瞩，却是翻进一层。而这种见解的明确提出，还是结合着登高的描写，以“浮云”、“望眼”为喻，同样具有隽永的韵味。本来，深藏与浅露是对立的统一，无论在文在诗都是如此。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文心雕龙·隐秀》）就是把“隐”“秀”二者联系在一起认识的。一般地说，深藏方式多用比兴寄托手法，浅露方式多用敷陈直言的赋的手法，而赋比兴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割的。钟嵘在《诗品·序》中曾指出专用比兴与专用赋体的流弊，主张“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前面举到的欧阳修、王安石的诗就是赋兼比兴，“酌而用之”的，不可以强用委婉含蓄的统一规格去要求它们。
    再从“言理”方面来说，也要打破文言理、诗言情这种互不相涉的机械性划分，推倒唐诗言情、宋诗言理这种抑此扬彼的绝对化的评论。

花雨

无论诗、文，情与理都不能割裂。有一种看法认为，似乎言情就是形象思维，诗里用的；言理就是逻辑思维，文里用的。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文体性能、特征，这里且不谈论，只说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本来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彼此排斥的。形象思维固然与科学的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去反映客观事物的逻辑思维有所不同，它依据现实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概括、虚构，创造出具有认识意义、审美价值的具体感人的生动形象；然而作为文学家、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不可能没有理念活动，否则怎么去说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呢？既然是一种认识，那当然就符合于一般的认识规律，有着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完整过程。过去批评家所说的唐诗的情，是把理给抽掉了，仿佛唐人创作只凭一瞬间的朦胧的印象与浮表的感受；所说的宋诗的理，是把情给抽掉了，仿佛宋人创作只凭冥思苦索的逻辑推理与抽象论证。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一种片面性认识。唐诗且不谈论，这里试看两首宋诗。一首是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非是养蚕人。”另一首是梅尧臣的《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两首诗的共同特点是亦叙亦议，似乎不主“吟咏性情”，也无所谓“渊涵渟滀”。然而，叙入城见遇、业陶勤苦，这是事；议不蚕而着罗绮、不陶而居大厦，这是理；叙、议之中，悲劳者之无获，愤逸者之徒取，这是情：三者结合，如叶燮所说“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原诗》内篇下），而又对比强烈，形象鲜明，由生活现象触及社会本质，由客观铺写表现主观爱憎。能说这样的诗有理无情，算不得好诗吗？
    当然，仅仅指出情与理不可割裂是不够的，还要看什么样的理。道学家的“性理”、空门的“禅理”，自然很难联系得上情，很难产生出好诗。曹豳的《杨柳》诗说：“自从解学宫腰舞，直至飘绵不老成。”它所表现的就是性格迂腐、头脑冬烘的学究夫子鼓吹的儒家礼教的理。曾巩的《咏柳》诗不是这样。曾诗说：“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这不消说是“议论”了，它不像唐人贺知章那首“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咏柳》诗意态蕴藉、情致绵密。但它的特色正在于不只让人品味，而且予人启发，有情有理；这理又不同于封建礼教的理，是从一般社会生活中概括出小人得志肆虐却逃不脱历史惩罚的普遍规律这个理。宋诗中类似曾巩《咏柳》的是托物寓理，在“咏史”方面则是就事论理。唐人张渭的《读后汉逸人传》诗：“子陵没已久，读史思其贤。……名位苟无心，对君犹可眠。……”只是就事论事，依据传统说法，赞美严子陵鄙弃名利的高风亮节，如此而已。杨万里《读严子陵传》诗，却做翻案文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因为当北宋为金所灭、南宋仍受侵逼之际，忘怀时事，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就是丧心病狂，就是历史罪人，所以杨万里借严子陵事，一反旧说，对这种“空有清风”的人提出谴责，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诗中议论的这个理，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不要一见宋诗“言理”就摇头，而要具体分析一下那到底“言”的是什么“理”。
    但是，咏史诗如王安石的《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表现王安石政治上崇尚法治的主张，内容不错，理有可取，却算不得好诗。这是由于它理无情致，言无辞采，质木枯寂，淡乎寡味。所以，在“言”什么“理”之外，又还有一个怎么“言”的问题。这个问题，前面谈“以文为诗”时，实际已经涉及到了。如果“理”非抽象“玄理”，“言”非质木“枯言”，那么，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相融合，就构成了所谓“理趣”，这是宋人“言理”的最高境界。前面提到的欧阳修的《画眉鸟》、曾巩的《咏柳》、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杨万里的《读严子陵传》等诗，都具有这种境界——“理趣”。苏轼诗中，“理趣”尤多，为人传诵的《题西林壁》就是宋诗“理趣”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的开头总写庐山“远近高低”的千姿百态，照说底下应该展开具体描绘，抒发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感情，然而诗人却是笔锋一转，就横看侧看庐山形状多变这一点发表议论，以游山观景喻为人处事。看山的感受，是人们所共有的，梅尧臣《鲁山山行》诗说：“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欧阳修《远山》诗也说：“山色无远近，看山终日行。峰峦随处改，行客不知名。”都停留在看山的感受本身，不像苏轼那样由此提出了一个具有哲理意味的问题。由于人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都带着一定的片面性。要对客观事物有总体的正确认识，必须超越个人狭小范围，摆脱一己偏见。诗人由看山悟出此理，并以看山设譬议论开去，理有情致，言有辞采，是对于比兴手法的创造运用，绝非简单的直说。所以感人易、入人深。南宋游九功《绝句》说“住山未必知山好，却是行人得细看”，看去似与苏诗相近，其实并无苏诗的形象性、深刻性，倒是流露出一种头巾气。从苏轼这首诗正可以看出宋人“以文为诗”、“言理”的妙用。宋诗在唐诗之后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是不应笼统地因其“议论”而轻易予以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