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佚名)

墨海

--------------------------------------------------------------------------------
  

作者：佚名


       彦威先生九旬初度之庆

    当时锦水记相逢，蒙许知音倾盖中。公赏端临比客甫，我渐无己慕南丰。诗探十载灵溪境，人颂三千绎帐功。遥祝期颐今日寿，烟波万里意千重。（东、冬二韵合用）——后学叶嘉莹

    我对缪先生之景仰盖始于50年代初读先生《诗词散论》一书之时，其后于1981年4月，我应杜甫学会之邀来成都参加会议，始得拜识先生于草堂之中。适值拙著《迎陵论词丛稿》一书，亦已早于前一年在国内出版，先生读后亦对之留有深刻之印象，是以虽属初逢，先生乃速以知音见许，写许相赠，即曾有“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之句，别后惠函更曾引清代学者汪中《与刘端临书》之语，以写“念他山攻错之义，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而我奉和先生之答诗，亦曾有“早岁曾耽绝妙文，心仪自此慕斯人”及“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之句，正由于有此互相知赏之基础，先生遂提出了合作撰写“词说”之计划。自1982年开始撰写，至1986年为止，共写成论文三十几篇，题名为《灵溪词说》，已于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数年来，先生与我又陆续写成论词之文稿21篇，内容固应仍属《词说》之续编，但体例则已微有不同，因乃改题为《词学古今谈》，已交付湖南岳麓书社及台湾国文天地二家出版社排印，预计今冬10月前后，即可于海峡两岸以繁简二体同时问世。自从合作以来，先生对我之奖勉鼓励常使我感铭万分，近接先生函，谓今年10月四川大学将为先生举行90华诞祝寿之会，希望我能写一短文对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略为简单之叙介。我虽自愧浅陋，然而谊不敢辞，爱谨就个人阅读先生之著作，及平日接谈之一得，略抒所见于后。
    关于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其可称述者甚多，而私意以为其所以能形成其过人之成就，则实有两大重要之因素：其一是诗人之禀赋与学者之修养的互相结合；其二是创作之实践与评赏之理论的互相结合。先生少承家学，在18岁以前，就已经接受了文史之学的基本训练，而且在创作方面对于文章诗词也已经有了实践的体验。而且先生之禀赋过人，自幼年诵读《诗经》、《左传》、脏子》、《楚辞》诸书，就已经有了自得于心的感受，其后更曾致力精研汉魏六朝之历史与文学，而且对魏晋以来历经唐宋以迄于清代的各种文学体式。如魏晋辞赋、六朝五言诗、唐宋诗词之特征与流变，及历代之重要作者如曹植、王效陶渊明、颜延之、鲍照、陈子昂、杜甫、杜牧、李商隐、皮日休，两宋诸词人，以迄金元之元好问、清代之江中、黄仲则、龚自珍、郑珍、王国维等，先生皆曾撰有专文之论著。先生对于治学之方法与态度，一向主张以“熟读深思”为基础，此四字看虽似常谈，而实含精义。先生尝自述其对熟读方面之体会，以为如果是“泛泛测览”则“读后容易遗忘”且“用时不来”。而熟读成诵之后，则可以使之“变为自己之所有了”，“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如果以此种功力征之于先生之创作与评赏，我们便可见到先生在创作中遣辞使事之得心应手，在评赏之征今稽古左右逢源，凡此种种妙用，盖莫不得力于其熟读成诵之功。再就深思方面而言，则先生也曾提出两个致力的途径：一是探索隐微，要能如江中之所云“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二是高瞻远瞩，要能如黄庭坚之所云“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如果再以此种功力与目光征之于共著作，则如其《论词》与《论宋诗》诸文之探索不同时代及不同文类之特质；《论李义山诗》与《论李易安词》诸文之所析两种迎然不同的锐感之心灵；《论辛稼轩词》之能指出辛词之具合双重之意境；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之能指出姜氏之以江西诗法人词，凡此种种评断及识见，尽皆可谓为“探索隐微”，能“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者。再如其《论六朝五言诗之流变》及《（文选＞与＜玉台新咏＞》二文之就文学之体式与选录之标准之论诗歌之流变与作者之风格，又如斯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及《王静安与叔本华》诸文，前者对汪氏之才性造诣以探讨其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后者就王氏之才情禀赋以之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相比较，凡此诸文其通观达识融贯古今之目光，则皆可谓为高瞻远瞩“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者。像以上的种种成就，固皆足以见其在诗词评赏中，所具含的学者之熟读深思的学养与功力。
    而除去以上种种成就外，先生在诗词评赏方面，更有其以诗人之禀赋所达成的两点特色。第一点是关于以形象取譬，遂使论说之文平添了一份恍如诗歌之兴象的情致。即如先生在其《论宋诗》一文中，于论及唐宋诗之异点时，在做了概念之比较，谓“唐诗以韵胜，宋诗以意胜”，“唐诗之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气骨”的综述对比后，就更举引了一连串形象的对比以增强读者的感受，谓“唐诗如芍药海棠，称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唤荔枝，一颗人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党生涩，而回味隽永”。又以宋人审美之观念与六朝相比较，谓“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又如其在《论李义山诗》一文中，论及汉魏以降之诗人用情的两种典型，谓一则如庄子“如晴蜒点水，旋点旋飞”，一则如屈子“如春蚕作茧，越缚越紧”。又如其在《论辛稼轩词》一文中，论及辛氏晚年闲适之词中，所蕴含的豪放之情与郁勃之气，亦曾举形象为喻，谓稼轩此种词“譬如江水滔滔东流，阻于山石，激荡回折，储为湖。湖波虽似平静，而水势徐怒，蕴藏于中，黛畜膏停，气象阔远”。凡此种种精美切当之譬喻，在先生而言，又都并非徒事盛藻，而皆为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兼具学识与才情如先生者不能道。这自然可以说先生诗词评赏之著作中的一大特色。关于其第二点特色则是文体之优美。先生既是学者，也是诗人，因此在其论著中，乃于求“真”以外，亦致力于求“美”，而尤致意于骄散相融合以达成的一种气体之美。关于此点，先生在其论著中也曾屡屡述及，即如先生在其《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一文中，于论及颜氏作品的文学价值时，就曾赞美颜氏之文体，谓其“在南北朝末年崇尚华靡典丽的文章风气中，能树立清畅朴素的风格”。又谓其文章“隽美流畅，虽多骄语，也有散行”。又曾兼论东晋以来的作者，如王素之、陶渊明、丽n道元。杨衍之等人的文章，以为其“有骄文中诗化的优点，而没有堆砌雕琢，藻饰繁褥的弊病，有些句子很隽美，是从口语中凝炼出来的。通篇虽多排偶之句，但是又常有散行，气足以举其辞”。又如其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也曾称美汪氏之文，谓其“所涉者广，上有会于春秋辞令之妙，而下采唐宋疏宕之致，非仅困于魏晋也。故风骨高秀，潜气内转，善用成语，融化无迹”。又谓“学六朝者易流于堆砌重赘，而容甫以轻灵之气运之；摹八家者又失于矫揉造作，而容甫以自然之致出之，故能兼散骄两体之长，而自具清新馨逸之美”。凡此种种称述骄散兼融之文章的气体之美者，私意以为此盖皆为先生的“夫子自道”之言。如果要从先生的论著中举出一些例证来看，则如先生在《论词卜文中，于论及文与诗的性质之不同时，曾有一段话说“文显而诗隐，文直而诗婉，文质言而诗多比兴，文敷畅而诗贵蕴藉，因所载内容之精粗不同，而体裁各异也。”又论诗与词性质之不同，也有一段话说“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如果以这两段话相对照来看，我们就可见到前一段话之特色，乃是在多次以骄语相对比后，而以两句散语作结，遂不仅在对比后增加了结论中判断的说明性，而且使文气从整饬的排比一转而变为了舒缓的长言，也更增加了一种气体摇曳多姿之美。至于后一段话，则表面之文字虽属散行，而在内容之本质方面则实为以词与诗相对比，义属散行而以散体变化出之者，于是遂又表现了文散而神骄的另一种气体之美。而凡此种种文章气体的变化运行之美，在先生而言又丝毫不见矫揉造作之迹。乃真能如先生称美汪容市之所谓“潜气内转”、“融化无迹”、“以自然之致出之”者也。更何况在这种优美的文体之中，先生所叙写者又是其平生研读体会之所得的辩析精微之见，像这种在内容方面既深具学人的识见，而在文体方面又洋溢著诗人之才情的诗词评赏之作，在今日作者中盖已绝难一靓。盖以诗词评赏之作，似易而实难，一般人往往以写此类作品但须略具一己之感受，再就原诗词加以阐释推述，便可敷衍成篇。而殊不知此类作品之佳者，固非兼具才、学识三方面之修养者，不能极其致。而更能将此三方面之修养以优美之文体写出者，则尤不易得。这自然可以说是先生诗词评赏之著作的另一重要之特色。而近年来先生之文体乃又有一大改变，不复讲求文字之美，而纯以质朴之言语出之，则是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正如杜诗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平生学养皆从平实中自然流露，则又为人生学问之另一境界矣。

墨海

至于先生与我近十年来所撰写之《灵溪词说》中所诸文，则撰写之体例乃全出于先生之计划，全书按词人时代之先后编排，每篇论文之前附有论词之绝句，至于论文之内容，则或者为对作者之评介，或者为对作品之欣赏，或者为对词学之讨论，或者为对词史之分疏，盖有意欲将古今诗词评赏之各种方式融为一编者。在此书中，先生所撰写者共23篇，我所撰写者仅18篇。先生所写因为平生研读词与词学的深人有得之言，故此书出版后，颇获读者之重视。《四］！I大学学报》于 1988年第二、三两期，曾专门辟有“《灵溪词说》笔谈”之栏目，此外如《读书》杂志之1988年第八期，及《群言》杂志之1990年第9期，以及港台两地之报刊亦多刊有评介此书之文字，其对先生之称誉，固属实至而名归，而我乃竟因曾获先生之知赏亦得以幸附驻尾，此则每一念及，常使我深增感慨者矣。
    以上我们既然对梁先生在诗词评赏方面之成就，已做了简单之介绍，下面我们就将对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之成就也略加介绍。如我在前文之所言，先生盖早在18岁以前，对于各体诗文之写作就早已有了姻熟的训练。而且先生之根底深厚，自先秦以下，对汉魏六朝唐宋以选于清代的诸名家之作品，均早已熟读成诵有会于心，不过人各有其天性之所近，善于博观而约取者，自可于繁博之接触中加以提炼，而觅取其性情之所近者为自己之所有。就先生之诗词创作方面的成就而言，则其诗之风格兼有晚唐与宋诗之美。其情节之深长绵追，近于晚唐之李义山，而无义山的隐晦之弊，其体格之清劲峭折，近于宋代之黄（山谷）陈（后山），而无黄陈的枯淡之失。至其词之风格，则在小令方面其情致之蕴藉风华盖与晏小山为相近，而在长调方面则其气体之清空骚雅则又有得于南宋之姜白石。私意以为，先生在诗词二体之创作中之所以形成了如此之风格，此盖与其性格为人有密切之关系，盖以先生一方面既在天性中原具有锐感深情之禀赋，此在诗人中自与李义山为近，而在词人中则与晏小山为近。而另一方面则先生又复在为人方面具有耿介之风骨，不肯趋逐流俗，因此在吟炼文句之时，乃又独喜江西诗派之峭折，与白石词风之清雅。古人有云读其诗想见其人，诗品与人品之相表里，观夫先生之所作乃益信其言之有征矣。
    先生诗词之作，共录存有手稿五册，题名为《冰茧庵诗词稿》，所收古近各体诗及小令慢词等共约500首之多，尚未付印。80年代初期，先生虽曾以其手录之全部诗词旧稿相示，所惜当时匆匆拜读后当即奉还，未敢向先生请示复印留存，是以今兹撰写本文，乃深感对先生诗词创作之成就，难于包举整体作详细之评述。所幸自1981年以后，先生每有所作必录附函中邮寄见示，迄今已逾十年之久，与先生前所书赠之旧稿合计，盖亦有近百首之多。如果从我对先生诗歌之个人印象而言，则私意以为先生之作品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之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0年代的作品，此一阶段之作品又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写个人生活的感受体验之作，第二类是写关怀国事的感慨乱离之作。前一类作品如其1943年所写的《夜读》一诗，曾有句云：“少时仁兴观书卷，如向深山啤路行。触眼峰峦乱稠迭，回头脉络尽分明”，此盖真读书人的深思有得之言，而乃全以形象之描述出之，使内容境界与艺术表现获得了极完美的结合。又如其1940年所写的《们们》一诗，曾有句云‘恫恫心清人世非，宛然弱丧渐知归’及‘夜读不嫌灯照影，早行犹惜露沾衣’，则借用《庄子》《齐物》及《诗经》《召南·行露》之出典，而赋以新义，以写其不汲汲于世的一种介然的持守和修养，用古出新而别具清雅之致。至于后一类作品，则如其《玉楼春》词所写的“美美已遍天涯路，直北长安遮远雾。瘴花无俚带愁开，明月有情将梦去。山河举目皆非故，客里清明惊几度。春来何处听流营，只有柳条依旧舞。”及《一等红·齐子植自重庆来宜山，离乱相逢，话旧增慨》一词所写的“瘴云深，叹相逢岭微，村屋话秋霖。零泪移盘，藏舟去壑，秋对天际遥岑。更多少风吹梦断，独客久。辜负赏花心。照眼孤馨，堕流飞絮，斟酌幽襟。琼岛碧荷千顷，恐从君去后，柳老烟沉。宝发无凭，尊彝谁托，消息难间来禽。记曾共梁国载酒，想如今芳村已成阴。听墙旁乱整，只有凄音。”这两首词自然都是感慨乱离之作，而各有不同之风格，前一词掌握了小令的蕴藉低回之致，后一词则表现有南宋雅词的峭折深沉之美。先生在其《论词》一文中，曾举岳飞《小重山》，及辛弃疾《摸鱼儿》，与文天祥《满江红》诸词为例证，以为这些词人的“壮怀精忠、苦心孤诣，均借要吵蕴藉之词体，曲折达出”。先生此二词之以蕴藉与峭折来表现对国事之悲慨，其成就盖亦有近于是。而若以之与先生所称美之晏小山及姜白石二家相比较，则先生词意境之深远既似有过于小山，慢词感慨之深挚亦似有过于白石。此则盖由于先生既曾身经战乱流离之遭遇，故其平时功力乃得与时世相结合，而有以成就之也。
    至于先生第M阶段之作品，则当以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之所作为主。而50年代及60年代之作，则我手旁并无此一时期先生之作品。此或者盖由于当时国内对古典之批判，故所作甚少之故。而自7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既已拨乱反正，而1981年春先生与我在草堂相遇之后，又拟定了合作撰写《词说》之计划，是以此一时期先生之所作，乃充满了一种欣喜期望之心情，且其中大多为寄赠给我的诗篇。1981年相识不久之后，先生写诗相赠，即曾有“离合神光照眼新，婆婆冬树又生春，能从西哲探微旨，不与雕龙作后尘”之句，及至约定共同撰写《词说》之后，先生又复写诗相赠，及更有“唐宋及五代，词兴四百年，微旨待探抉，相契写新编。天地本无穷，人生细隙迁。精英苟有托，永世期能传”之句。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辞，固使我愧不敢承，但就诗论诗，则其所表现的对后学晚辈之奖勉，对诗词传统之翔，既不废西哲之说，更相期永世之业，其胸襟之开阔与目光之深远，固已迎非流辈所及。至其风格之自然，则似乎更早已摆脱了晚唐与宋诗之约束，而进入了一种自得之境界矣。而在此一时期中，先生还写有两篇七言长古之力作，一篇是1982年春写杜甫学会在成都草堂开会纪念杜甫诞生1270年而写的长篇七古，全诗约长300余字，历叙杜甫之生平志意，忠爱流离，及其诗篇之成就与影响，而结之以“华夏立国万载传，贵有诗教相绵延。远承杜公继骚雅，汉家新数中兴年”之祝愿，在全篇的沉郁顿挫之惊，表现了豪迈的气魄。另一篇则是先生于1982年写赠给我的题为《相逢行》的一首长篇歌行之作。全诗有将近400字之多，篇中也曾叙写我之家世及我所遭遇的忧患，以及我虽在患难中不废读书写作的教学生涯，而结之以先生与我相逢之欣喜，曾有句云：“草堂三月明春色，鹃花红艳松柏翠。早年曾耽绝妙文，初逢意似曾相识。论著精宏四五编，如游佳景人名山。最难所见多相合，宛以蓬莱有胜缘。灵光一接成孤往，庄惠相期非梦想。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凤凰凌风来九天，梧桐高耸龙门颠。百年身世千秋业，莫负相逢人海间。”先生对我之知赏与期望，固使我感愧无已，但先生这两篇七言长古的音调之控册与气节之矫健，则实为近世诗坛上不可多得之作。盖以七言长古之声律往往变化无方，不似近体声律之有法可循，是以近世之为七言长古者日鲜，偶有作者亦往往不免失之琐杂芜蔓，声调不举，而先生之所作则气骨高翔，此固非精于诗法有熟读朗诵之功而通于神理者不能为也。此外先生在此一时期所写之词，亦多为赠我之作，如《高阳台·西蜀鹃红》一首，曾有句云：“人间万籁皆凡响，为曾听流水瑶琴。”《水调歌头》（首夏气熏暖）一首，曾有句云：“高山流水新曲，倾听且为佳。莫道人生有限，请看无穷宇宙，日月自光华。澄澈灵溪水，同泛碧云搓”。诸作对我之赏契与推奖，常使我万分渐作，我虽愧于征引，但先生此期词作所达致之自然高远之意境，则固有不可没者。
    至于1987年以后以迄今日之诗词，则可视为先生第三阶段之作品。此一时期之所作，约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点特色：其一，此一时期中颇多哀悼与感旧之作，如先生所写吴世昌先生挽诗，曾有“年来闻笛多伤逝，谁料清秋又哭君。殊德愧无光禄笔，衔哀空答袜陵文”之句。又如奉酬韩国舟教授之作，曾有“一别京华三十春，惊心几见海扬尘。”及“著史能通千载事，咏怀聊寄百年身”之句，莫不典雅贴切，情真意挚。先生尝自谓平生所作不为敷衍酬应之篇，不为无病呻吟之作，观夫前引二首挽诗与赠诗，其信然矣。其二，则此一时期中先生亦颇多感事之作。如其1987年所写《夜合花·用吴梦窗体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卜词，曾有“春梦无痕，秋花易谢，人间万感微茫”，“四载一梦苍凉，几红羊换劫，沧海生桑”之句。1990年所写《读陶渊明＜饮酒诗＞》一首七律，曾有“世事固难求甚解，桃源终亦愿常空。刑天猛志犹凌厉，都在遗编饮酒中”之句。1991年所写《季秋有作》七律一首，曾有“炙我久嗤哗宠术，著书深耻稻梁谋”之句。凡此诸诗，莫不于温厚中寓有极深之悲慨，忧时伤世，固深有古诗人之遗风也。其三，则是此一时期先生之所作那有颇富哲理妙悟之诗篇，如其1992年春所写《元月书怀》五古一首。全诗云“少小读儒书，又复喜庄老。济世与避世，冰炭满怀抱。一接逍遥游，人当解意表。批糠铸尧舜，鹏鹦齐大小。静室凝清香，亲朋聚昏晓。棋声混胜负，诗句志拙巧。冶然养天和，宁复计寿夭。寒梅亦解意，繁花插晴吴。”乃真有化出澳径妙臻自然之致，此因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极高之意境。而此一时期中先生来函，亦曾述及近日细读脏子》及陶诗，有更深之悟人，意者继此之后先生必将有更多此类妙臻自然之作。不过自今年四月以后，先生为二竖所侵，已久未惠示新作，昔孔门弟子曾有“子如不言，小子何述”之叹，我在此诚恳地祝愿先生之身体早日康复，能有更多之著述与创作以嘉惠后学。谨奉先生之命撰写此文，以为先生90华诞之庆。

    1992年10月2日写毕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