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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 远祖楚骚(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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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9 09:40: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李俊


  关键词:楚辞 谢朓 影响
  摘 要:《楚辞》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精巧而富有经典意义的意象,连同它们所承载的那些撼人心魄的情感,成为后世文人创作时的重要资源,谢朓的创作挖掘、利用了这一资源。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粗浅探讨。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①。是南北朝时期极为重要的诗人。史载其“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清人方东树论谢朓:
  
  玄晖别具一幅笔墨,开齐、梁而冠乎齐、梁,不第独步齐、梁,直是独步千古。盖前乎此,后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传以“清丽”称之。休文以“奇响”推之,而详著之曰:“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太白称其为“清发”“惊人”。玄晖自云:“圆美流畅如弹丸。”以此数者求之,其于谢诗思过半矣。③
  
  今人曹融南先生《谢宣城集校注》前言说:
  
  谢朓能生动形象、深婉细致地表现人情物态之美,形成独特风格,和他优异的艺术表现才能密不可分。他远祖诗、骚,近承建安以来曹植、陆机、谢灵运、鲍照等的诗歌成就,又从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涵泳蕴蓄,终于取得如此卓越的造诣。④
  
  古今两位学者都对谢朓的成就作了较高的、中肯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多对谢朓上承建安魏晋文学、中于诗律革新贡献、下开唐风的先驱作用进行了研究。笔者拟从谢朓诗文创作“远祖诗骚”之祖“骚”作一探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仅评论了屈原的《离骚》,也评论了《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由此,可以把“远祖诗骚”之“骚”作三个层面的理解:一、屈原的辞作;二、《楚辞》这部书;三、“楚辞”这种文体。在此前提之下,分几个层次逐一展开讨论。
  
  一、多处使用《楚辞》的词语
  
  《楚辞》中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营造了瑰丽意境、描绘了众多形象、抒发了丰富的情感,谢朓选择并使用了其中诸多的词语。
  《杜若赋》《酬德赋》两文均用到了“延伫”一词:“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怅分手于东津,望徂舟而延伫”。王逸注《离骚》“延伫乎吾将反”,“延,长也。伫,立貌。《诗》曰:伫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视事君之道不明审,当若比干伏节死义,故长立而望,将欲还反,终己之志也。”“结幽兰而延伫”又注:“言时世昏昧,无有明君,周行罢极,不遇贤士,故结芳草,长立而有还意也。”“延伫”在《离骚》中是由“立”和“泣”两个动作构成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饱含着屈原对楚国的强烈不舍,去与还的痛苦抉择,凸显了屈原高洁的品格。谢朓在此借《离骚》曲折地表达了时局动荡时艰难的选择:还京城还是还山泽?这是越来越强烈地困扰着诗人的苦恼,表现了谢朓仕与隐行与藏的犹豫。
  《奉和隋王殿下》其一,是谢朓在随王萧子隆西府时所作。“玄冬寂修夜,天围静且开”,《哀时命》“愁修夜而宛转兮”,王逸注:“心忧婉转而不能卧,愁夜之长”,冬日昼短夜长是客观现象,但特定条件下时间的长短又会融入人的主观体验,《诗经·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日兮”便是。“修”是诗人的情感体验,“愁修夜而宛转兮”为“修夜”提供了一个涂染着感伤色彩的背景。
  谢诗中还有一些重叠词,如“涂涂”、“嫋嫋”、“阳阳”、“冥冥”、“杳杳”、“衍衍”,均能在《楚辞》中找到阅读理解的背景,这些叠词嵌在诗中,读起来确实“圆美流转如弹丸”,体现了谢朓的创作思想。如《雩祭歌·白帝歌》“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金凤方嫋嫋”“嫋嫋”一词:《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王逸注“嫋嫋,秋风摇木貌”;洪兴祖补注:“嫋,长弱貌”,除指木摇貌外,还包括秋风吹拂的音响,又指秋风的特定状态;《文选》左思《吴都赋》说:“霭霭翠幄,嫋嫋素女”,“嫋嫋”指女子的轻盈柔美;北宋《前赤壁赋》“余音嫋嫋,不绝如缕”,“嫋嫋”又指音乐的悠扬声。由此看来,“金凤方嫋嫋”,既有秋风吹送如缕的状态,又有轻风吹动树叶发出音乐般悠扬的声音,还指金秋时节的微风给人柔美的感受。“嫋嫋”一词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特别清丽的意境。这些词语的使用,可说是谢朓创作过程中“字字苦吟”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谢文“清丽”的构成部分。
  
  二、沿用并拓展了《楚辞》的意象
  
  《诗经》比兴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屈原在《离骚》中又用香草美人意象创造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兴系统——“香草美人”意象,这种象征在后世的赋体文学、诗歌乃至所有抒情文学中得到极为普遍的运用,是对我国古代文学表现领域的重大贡献。谢朓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幽渚夺江蓠”之“江蓠”便是《离骚》中与“芷”与“兰”与“菊”等并列出现的香草意象,这些香草是屈原高洁人格的追求与象征。谢朓的作品中,多处使用了这一系列意象: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时菊委严霜”,以严霜之下的时菊写秋冬肃杀的景象,既自比菊花,又状所处的严酷环境,还包含了诗人精神层面的追求,是“香草意象”比兴意义的沿用。
  《咏落梅》“新叶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后园讌,相随巧笑归。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用持插云髻,翡翠比光辉。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作于永明九年(491)。永明八年(490),谢朓由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转为随王文学,次年谢朓又跟随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在荆州他介入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被卷入政治旋涡,忧心忡忡,惶惑不安。这首咏物(梅)诗,当是表现这种不安的心情。咏物诗至六朝自成一格,宫体诗中咏物极尽图貌写形之能事,其追求在于形似。谢朓咏物诗既有与时代相通的善于写物图形,又汲取了《诗》、《骚》以来比兴的传统,在客观的物象中寄托了主观的旨意,这首《咏梅诗》便是如此:诗中既以“落梅”(香草)自拟,又以“南威”(美人)自拟,沿用了传统的“香草”“美人”意象。
  《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王逸注:“芳洲,香草丛生水中之处。”《杜若赋》之“杜若”本已幽香,作者又把她放在“瑶圃”“汀洲”这些芳洁之地,使洁者更洁,香者更香。
  《怀故人》有“芳洲有杜若”之“杜若”;《拟宋玉风赋》“烟霞润色,荃荑结芳”之“荃荑”;《临楚江赋》之“宿莽”等等,这些香草意象,为我们深入阅读谢朓的诗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应该是谢诗极省净而又内涵丰富的原因之一。
  在《楚辞》中,荷花是最常见的香草(花)之一,“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九歌·湘君》);“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九歌·湘夫人》);“乘小车兮荷盖”(《九歌·河伯》);“被荷裯之晏晏兮”(《九辩》);“芙蓉始发,杂芰荷些”(《招魂》),其质地较前面的花草更为清纯、雅致。荷花进入屈原的诗中,被赋予了情感因素,成为“香草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抒情主人公的人格与荷花的形貌交相映照,清洁之质凸现。谢诗中的荷花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这种比兴传统的延续,再则成为独立描摹的对象。
  《移病还园示亲属》“折荷葺寒袂”,很显然是“制芰荷以为衣”的沿用,是比兴。“荷”出自清水,以荷为衣,象征着诗人雅洁、幽香、清寒。时临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隐逸之志洁而且坚。“烟衡时未歇,芝涧去相从”进一步写“敛性”。“衡”,闻人倓《古诗笺》作“杜衡”,是一种形似葵的香草,这里暗喻情操高洁的隐士。“芝兰”也是香草,诗人暗喻自己。这二句意思是说:情操高尚的人时时都存在,我要追随他们而去。

  《冬日晚郡事隙》“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翛翛荫窗竹。……风霜旦夕甚,蕙草无芬馥。云谁美笙簧,孰是厌薖轴?顾言追逸驾,临潭饵秋菊”,整首诗写到四种卉木:荷、竹、蕙、菊。蕙、菊保留了比兴的手法,荷、竹是眼前所见,成为独立描摹对象,鲜荷与翠竹互相辉映,构成了山水的近景。
  《后宅回望》“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荷从比兴中剥离出来,时令虽已推移,但秋荷依然生机盎然,如盖的荷叶写出了“绿肥”的质感。《曲池之水》“芙蕖舞轻带,苞笋出芳丛”,荷花摇曳多姿,细细的荷茎像轻柔的丝带一样,在风中飘舞,生动形象。《游东田》:“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诗颇具巧思,观察细致,笔触轻灵。鱼与荷同生于水中,共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它们与生俱来的组合,审美凸现。
  从这些多次出现的荷意象中可以推知:作为高门士族的后代,谢朓有着与屈原同样高洁的追求,只是谢朓的时代使他的悲剧结局缺失了屈原的崇高与悲壮,更多的是卑微与无奈的成分。
  谢朓在诗中还多次沿用了《楚辞》的美人意象,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诼谓余以善淫”。王逸注:“蛾眉,好貌。”《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招魂》:“姱容修态,縆洞房些。”姱,好貌。修,长也。
  《夜听伎二首》其二“蛾眉已共笑,清香复入衿”。此处“蛾眉”专指好貌女子,已无修道德、尚高洁之意;《秋夜讲解》“琴瑟徒烂漫,姱容空满堂”的“琴瑟”“姱容”应是佛家语,指尘世间一切声色而言。
  《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是说屈原忧思而念怀王,伫立悲哀,涕泪交横。《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九歌·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屈原的美人,或喻君,或自谓,或指神。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揽涕告辞,悲来横集”化用了“思美人”句。萧子显《齐书》记载:谢朓为随王子隆府文学,世祖敕朓还都,谢朓作笺辞子隆。使谢朓“揽涕”的“美人”是随王萧子隆;《鼓吹曲·送远曲》“南浦送佳人”,指佳美之士。谢朓的美人,或谓王,或谓知音。用意象源于《楚辞》又不囿于《楚辞》。
  
  三、使用楚物名、地名,虚实相间
  
  战国时的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虽和中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但仍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谢朓或实或虚使用了这些楚国特有的物名地名,构成了作品风格的一部分。
  《夏始和刘孱陵》“白蘋望已骋,缃荷纷可袭”,《九歌·湘夫人》有“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注:“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泽皆有之,或作蘋。”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41:19 | 显示全部楼层
  《雩祭歌·迎神歌》第七章“冻雨飞,祥云靡”,王逸注:“暴雨为冻雨。”
  《和别沈右率诸君》“春夜别清樽,江谭复为客”;《临楚江赋》“爰自山南,薄暮江谭”。《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江谭,指水侧。《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溯江谭兮”。王逸注:“谭,渊也”,楚人名渊为谭,此处借指楚地。
  《鼓吹曲·出藩曲》:“飞艎遡极浦”;《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浦,水涯也。
  《春思》:“阰山起朝日”,阰山在楚南,山上有木兰,香草所生之地。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池,潇湘帝子游”,新亭,亭名。零陵,古地名,齐属湘州,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市北。相传舜帝葬于此。范云于永明十一年秋,迁零陵郡内史,谢朓作诗送别范云。“潇湘帝子游”语出《九歌·湘夫人》:“弟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谓尧也。娥皇、女英,随舜不返,死于湘水,因为湘夫人。”“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又化用了《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的词意与诗境,全诗十句,两句化用楚辞,一拓展诗境,二抒写离别之情,借神情为人情,惆怅怀抱尽显。何义门评价:“全诗以楚辞点缀而成,自然风韵潇洒,既有兴象,兼之故实。”
  《鼓吹曲·送远曲》:“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化用《九怀·陶壅》“绝北梁兮永辞”和《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曲折委婉却很明晰。袁行霈先生说:“南浦无非是南边的浦口,本是很普通的一个词。一经屈原用过也产生了诗意,后代的诗人一写到浦口便非是南浦不可,似乎东浦、西浦、北浦都别扭了。”如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王勃《滕王阁序》:“画栋照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宋人范成大的《横塘》:“南浦雨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希画船。”而“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也成为诗中佳句而广为传诵。
  此外,还有“江皋”“鄂渚”“龙门”“长薄”等楚地名,为谢诗增加了南国色彩。
  另外,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在《九歌》中体现最突出。楚文化的这类余绪在谢朓诗中也可找到明显的痕迹。
  《赛敬亭山庙喜雨》作于建武二年宣城太守任上。赛是祭祀时酬谢神灵的活动,再现了神仙降临的场面:“夕账怀椒糈”,因迎神而临夕设帐,因降神而用椒,因享神而用糈,回放了《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这种祀神的方式,楚文化的韵味极浓。
  《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到了《将游湘水寻句溪》中变为“挂鳞骖赤螭”,螭的颜色虽不一样,其浓郁的楚风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像“玄圃”“瑶席”“天津”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均在谢诗中出现过,为他的作品染上了明显的“楚色”。
  
  四、化用《楚辞》情事典故,抒情曲折
  
  《怀故人》“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望望忽超远,何由见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间之。离居方岁月,古人不在兹。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诗写身在远地思念朋友,由芳洲杜若起兴,“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杜若”作为香草,古人常采集来赠送亲爱者以表达感情。作者看到芳洲上的杜若,对友人的思念油然而生,想到要采集一束在会面的时候送给他。采的是香草,面对的是芳洲,想的是佳期,把思念之情衬托得十分美好。诗从新春佳景写起,,款款道出怀念之情。后面以清风月夜作结,美好的怀想在清丽的夜色映衬下,格外动人。诗的前幅多次化用《楚辞》语句:“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君》)、“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湘夫人》)、“平原忽兮路超远”(《国殇》)、“着芳馨兮遗所思(《山鬼》)”,用典如同己出,不落痕迹。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系永明十年或十一年秋、冬之时,于荆州遥和武昌太守伏曼容《登孙权故城》诗而作。原诗为登临怀古之作,此诗亦遥想构思,从武昌城的历史、形胜、风物等方面,一一叙来。在铺陈往事之中,慨叹古今之变。诗末八句“幽客滞江皋,从赏乖缨弁。清卮阻献酬,良书限闻见。幸藉芳音多,乘风采馀绚。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有三句源于楚辞:《九歌·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自伤驱驰不出湘、潭之间。《远游》“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王逸注:“想听真人之徽美也。”洪兴祖补注,《列仙传》载,赤松子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暗含了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事。两个典故用得曲折,作者的心曲亦曲折。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安知幕归客,讵忆山中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王逸注:山中人是屈原自谓,谢朓此处用此事,曲折表达了向往隐逸的情绪。
  《鼓吹曲·登山曲》:“王孙尚游衍,春草生萋萋”出自《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逸注:“隐士避世,在山阳也。”《奉和随王殿下》其三:“徒籍小山文,空揖章华台”,小山,指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酬王晋安》“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又一次用了《招隐士》;《王孙游》索性直接用作诗题,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创作,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这种从“母题”寻找创作灵感,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朓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还有“早翫华池阴,复鼓沧州枻”、“既怀欢禄情,复协沧州趣”这样的诗句,均出自《渔父》,可看出谢朓在离开鸡笼山西邸之后,常被出入之虑所困扰,尤其在建武年间,仕与隐的矛盾越来越强烈。从这些诗作中可以了解到谢朓思想的脉络,也可以对谢朓的悲剧结局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五、接受《楚辞》文体的影响
  
  《橘颂》“咏物抒怀”手法对文体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咏物赋上。从汉代开始,咏物赋便层出不穷,至魏晋南北朝而臻极盛,此后也一直绵绵不绝,成为赋体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题类。后世的咏物赋绝大多数都多少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或理致。魏晋南北朝是咏物赋勃兴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咏物赋,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怀现实,歌颂友情,阐明道理,谢朓的辞赋也采用了这一题类。
  谢朓的辞赋往往就生平活动而作,其赋作今存九篇。其中《七夕赋》《高松赋》《杜若赋》等五篇咏物抒情赋,多为奉教而作,是其前期文学活动的产物。这些作品有时通过咏物抒写一种进取之志。如《高松赋》描绘松树的高姿:“修干垂荫,乔柯飞颖,望肃肃而既闲,即微微而方静。怀风阴而送声,当月露而留影,既芊眠于广隰,亦迢递于孤岭”,其中颇寄寓高洁之志。篇末云:“孤陋之无取,幸闻道于结徽;理羽弱于九万,愧不能兮奋飞”,自思“奋飞”的愿望就表现得更为明确。《杜若赋》起句直承《楚辞》而来:“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中间铺叙“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叶倾;冒霜蹊以独蒨,当春郊而迳平。搴汀洲以企予,怀石泉于幽情”又从《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生发开来,对杜若从多角度多层次作了细致描绘,寄寓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没有流于一般的咏物。
  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韵文体式,对谢朓的其他韵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哀吊类韵文,它表达的是对亡者的怀念与痛惜,往往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齐敬皇后哀策文》,序文骈散结合,以骈为主。正文除四言、六言的骈对外,大量沿用了“兮”字句,“怀丰沛之绸缪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兮,遵鲋隅以同壤”,“慕方缠于赐衣兮,哀日隆于抚镜;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于遗咏”,文辞整缛,抒情深婉。《南齐书》本传中称“齐世莫有及者”。
  综上所述,谢朓的创作能够“独步齐梁”、开一代唐风的原因之一,当是汲取了楚辞丰厚的营养。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谢朓在中国诗歌绵长历史中所起的承继传递作用,将有更大的帮助。

  
  ①② 《南齐书·本传》。
  ③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七)。
  ④ 《谢宣城集校注》(前言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文献:
  [1] 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出版社。
  [2]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3] (清)张玉榖:《古诗赏析》,许逸民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6]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注》,齐鲁书社。
  [7]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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