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所非问”彰显出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徐明阳)

花雨

作者：徐明阳


　　关键词：孔子 孟子 传播者 人格 精神
　　摘 要：在士阶层以口舌谋生而为利枉道之风盛行的时代里，孟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游说传播生涯中，始终不“枉道而从彼”，他把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作为终生追求，自觉肩负起社会巨变赋予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孟子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国士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而且使孟子成为中国士阶层的楷模，受到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景仰。
　　
　　《齐桓晋文之事》是诸子散文名篇，由于孟子在此较集中地阐述了“仁政”理想，它成为儒家经典；而其高超的论辩艺术对中国散文影响深远，又使它成为文学评论者津津乐道的常新论题。本文试从《齐桓晋文之事》切入，对《孟子》中孟子的传播者形象进行分析解读。
　　文章开篇写道：“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问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则要答与“霸道”不同的“王道”，这种答非所问，决非“歪曲事实，制造论据的诡辩”（浙江金华一中徐爱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解读〈孟子〉中两处诡辩的艺术效果》），也不仅表现了通常所论“善设机巧，引人入彀”的辩才，而是作为孔学的继承人、传播者，孟子那迥异于游说列国“士群”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一、传播孔子学说，“无道齐桓、晋文之事”
　　
　　“齐桓、晋文之事”发生在春秋。在春秋242年（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历史里，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发生了分崩离析的巨大变化。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表现为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等政治势力的消长更替；文化秩序则为“礼坏乐崩”；这一历史过程被孔子搜集、整理和记录在《春秋》里。孟子评论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②“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述而不作”的孔子是把《春秋》当作近现代史教材传授给学生，以便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下来。而最先造成王室衰微、礼坏乐崩的春秋五霸“齐桓、晋文之事”，真是“仲尼之徒无道……是以后世无传焉”？为继孔学的孟子因此“未闻”不知？
　　据《论语·宪问》载，孔子曾多次与弟子谈论齐桓、晋文。其一“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二“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其三“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③孟子所言“无道”、“不传”与事实不符。
　　《孟子》中也多处记录了孟子关于齐桓、晋文事的言论。一次孟子说，各国史书所载之事皆是齐桓晋文之类，所用笔法也不过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只有孔子将《诗三百》的大义用于《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④孟子若没在各国史书中皆读到流传甚广的齐桓、晋文事，怎能得出这种结论？齐王因病召孟子入朝，孟子也以病辞；后齐王派人来慰问，孟子躲到景丑家中。景丑用“君命召，不俟驾”的古礼责备孟子对齐王不敬，孟子则以帝臣关系也应为弟师关系反驳：“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⑤用齐桓对管仲先师后臣来反衬今之齐王对自己不敬。弟子公孙丑曾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说不愿学管仲。公孙丑又问“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孟子自信地说：现在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因为“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⑥。若不了解齐桓公，不熟悉曾问政孔子又明言“若季氏，则吾不能”而轻慢孔子的齐景公⑦以及齐国历史，孟子有何理由说“以齐王，由反手也”？
　　那么，熟悉“齐桓、晋文之事”的孟子，为何要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
　　原因或许有三。其一，“齐桓、晋文之事”恰好是孔子眼中“世衰道微”的表现，是作《春秋》的原因。《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⑧文字简约难明的《春秋》寄寓着孔子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政治主张，这主张即《春秋》大义基本有三。一是正名。即正名字、定名分，为政必先正名，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正名的要求。二是尊王攘夷。在正名的基础上突出尊崇周王，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服从其统治各诸侯的权利；在周王号令下抵抗外侵保家卫国。三是大一统。全国法度和思想的统一以周王朝为准则。而“齐桓、晋文之事”则违背了《春秋》大义，破坏了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社会，他们不守为臣本分，不尊崇周王，毁坏了周王朝大一统天下，造成“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⑨的现实。其二，不同于弟子向师长求学解惑，齐宣王是问政，是想效法齐桓、晋文的“霸道”——以力征伐辟疆，以力服人称霸天下。而孟子周游列国则为推行“王道”——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心悦诚服地归顺。所以孟子自然尊崇《春秋》大义，传播“王道仁政”，并以“无道”、“无传”“不闻”为由否定、中止“齐桓、晋文之事”及所含“霸道”的传播，以解孔子“吾道不行”之忧。其三，孔孟谈“齐桓、晋文事”时，也是采用“拿来主义”，只取儒家“王道仁政”所需精华，剔出“霸道”的糟粕。
　　孟子“答所非问”的事情，也出现在他初次拜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毫不客气地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针锋相对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⑩明知“好利”、“好战”的梁惠王不一定接受，他还是针对义利之辩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直陈君臣百姓皆逐利的害处，大谈君臣百姓皆崇尚仁义的好处。认为富国强兵是小利，王道仁政才是大吉大利。
　　作为孔学的传播者，孟子游说国君时善于避开与“王道仁政”相左的话题不谈，单刀直入地传播“王道仁政”，以达到“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1}传播效果，表现出传播者孟子的执着、傲岸和智慧。
　　
　　二、做传“道”之士，不“枉道而从彼”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分崩离析和封建制的成长确立，促使各国国君和贵族调整策略，礼贤下士，广招各种人才以为辅政和争霸之需。社会巨变使“士”阶层也随之剧变。奴隶制下“士”本拥有一定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贵族家臣，战时为下级军官；但社会转型让他们无田可食、无职可奉，失去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冯谖曾因“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12}。李斯入秦前告别其师荀卿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3}张仪曾因贫在楚受辱：“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行无贫，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14}士因衣食无寄、贫穷潦倒而地位卑贱，受人欺辱；为了走出困境，他们周游列国而成为“游士”。

　　农民、工民、商民都各有本业，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以何生存？凭什么立足于社会？苏秦家人曾笑话困顿的苏秦：“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15}张仪在楚受辱后，“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16}士只能靠“口舌”艰难谋生。社会巨变使一些“三民”一些贵族或升或降汇聚士中，士阶层因此急剧扩大，这使靠“口舌”游说谋生的竞争更激烈，成功也更艰难，苏秦便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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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秦首次说秦，“将连横说秦惠王”，提出“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不料这条后来秦始皇为完成霸业、实行统一所采取的路线，却被秦惠王全盘否定。苏秦后又“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终“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蘋，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之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世态炎凉使苏秦认为“皆秦之罪”，于是“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足”{17}。一年后苏秦再次外出游说，由北向南，奔走于六国间，宣传合纵抗秦，最终说服六国；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先后皆“奉社稷以从”，任苏秦为辅相，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终以功名富贵显赫于世。苏秦典型地表现了纵横家的特点：第一，一心为利，没有利益外的理想追求和道德约束。苏秦闭门苦读时感叹“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18}学成后自信地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19}苦读游说皆是为了功名富贵。第二，心无准则，言无真理。说秦失败后，苏秦刻苦自学姜太公的《阴符经》，形成一种乱世生存谋略：见机行事，见势而谋。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颠覆连横而取其反面——合纵；对于苏秦，“连横”、“合纵”两个相反的政治主张只是谋利的手段。
　　与士阶层靠“口舌”谋生一样，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也有生活因素，但孔子认为“士”首先是“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应以“道”立足于世。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0}“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21}十分强调“士”的精神情操。孟子发展了孔子观点：“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22}把“仁义”作为儒家之“道”的主要内涵。他还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23}；与其他阶级相比，只有“士”不计较“恒产”等物质利益，而作为“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在社会立足、生存和发展。
　　面对争霸的各国君主重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的现实，孟子曾以儒学大师身份、怀着传播和推行“王道仁政”的抱负，周游列国近20年。虽然所行之时后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所到之国君主皆以礼相待，曾在楚国一度为卿，住五六年，且齐宣王给他一年万钟粟（一钟六石四斗）的待遇，让他办学；但却无人采用他的政治主张。对此，时运不佳的孟子却志向不改。孟子曾与宋勾践谈自己的游说态度：别人理解我，我自得其乐；别人不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因为“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4}。不管穷达，孟子都把坚守和传播“道”作为人生追求，表现出他那不同于苏秦之流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但现实中类似孟子的士子少之又少，而苏秦、张仪之流则成为走红的政治明星而受追捧。对于游说各国挑起战争的纵横家，孟子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25}；对于身边糊涂的“追星”者，孟子则以“道”循循善诱。景春曾十分羡慕地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当时，著名说客公孙衍为秦官，又曾佩五国相印，张仪更以游说六国连横从秦而闻名。但孟子对他俩则不以为然，他向景春描述和传播了另一种“大丈夫”形象：“居天下之广居（自注：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6}受“为利而为”士风的影响，弟子陈代对孟子说：不去谒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谒见，“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人应该能屈能伸。孟子列举为节操不怕齐景公杀头的猎场管理员、耻于为赵简子宠臣驾车的王良，教育陈代不能因为利益和利害关系而背叛自己的志向，去顺从诸侯，而应该坚持不“枉道而从彼”{27}。
　　坚持不“枉道而从彼”，孟子自塑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弟子公孙丑曾问：“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28}对于齐王赠送的上等金一百镒，孟子认为齐王馈赠没有理由，等于收买，“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29}对“道”的坚守使孟子对富贵权势毫不动心，对不正当的利益拒不接受，孟子超越了唯利是图的苏秦张仪之流，为士阶层塑造、传播了一个不“枉道而从彼”的“大丈夫”形象。
　　
　　三、结 语
　　
　　“述而不作”即传播而非创造是孔子给自己和儒家的社会定位，所以他非常重视传播者的品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0}，强调传播者的“知”和“德”。孟子以继承孔学、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为己任，并在孔子“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修身达仁基础上，更加重视传播者自身的修养：倡导并善养浩然正气，推崇并自塑傲岸的“大丈夫”形象；无论穷达都坚定地传播、推行“王道仁政”并乐在其中；始终心存高远且乐观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吾何为不豫哉？”{31}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共同的，孔、孟重视传播者的品质，这和与孟子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那部被西方文艺理论界和传播理论界均奉为早期经典的《修辞学》里，亚里斯多德说：“演说者要使人信服，须有三种品质……它们是见识、美德、好意。”{32}“美德似乎是一种能取得并保持好东西的功能、一种在任何情形下给所有人许多重大好处的功能。美德的成分是正直、勇敢、节制、大方、豪爽、慷慨、和蔼、见识、智慧。”{33}《孟子》中，传播者孟子彰显出人类共有的种种美德。
　　在士阶层以口舌谋生而为利枉道之风盛行的时代里，孟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游说传播生涯中，始终不“枉道而从彼”，他把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作为终生追求，自觉肩负起并丰富、捍卫着中国古代社会巨变赋予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这种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国士阶层——知识分子由意志、尊严、出处、价值观等构成的人格基础和精神基础，而且使孟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受到人类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景仰。
　　
　　①②④⑤⑥⑩{11}{22}{23}{24}{25}{26}{27}{28}{29}{31}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P14；P155；P192；P89；P56；P1；P155；P315；P17；P304；P175；141；
　　P139；P61；P93；P111.
　　{3}{7}{9}{20}{21}{30} 金良年译注：《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P272、P274、P276；P361；P324；P60；P262；
　　P242.
　　{8}{13}{14}{15}{16}{1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P1943；P2539；P2279；P2241；P2279；P2241.
　　{12}{17}{19} 王守谦、喻芳葵等：《战国策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P295；P58、P63；P63.
　　{32}{33}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P208；P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