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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 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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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0 14:52: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杜甫做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生活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的诗歌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风貌,是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故有“诗史”之美誉,在他的诗中贯穿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而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源于他身上较为浓厚的儒家思想。表现为矢志不移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深沉广博的仁爱精神。这不仅是杜甫伟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更是其诗作能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

关键词:杜甫 儒家思想 忧国忧民 忠君爱国 仁爱精神

一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渊源

杜甫自始至终执著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文中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一

——忠君爱国



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如孔子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中原地区。孟子则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即对百姓施以仁政,以体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忧民所忧。此为儒家忧国忧民的光辉典范。而且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儒家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
    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当他感到皇帝这个独特的个体在违反他本应该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时,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为臣之道),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是从相对关系着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的更情绪化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强调臣子要绝对忠顺是法家。杜甫对“君”的批评的情绪化是不让于孟子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然而它与忠君爱国之心并不矛盾。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二

——仁爱精神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楼主| 发表于 2009-7-10 14:53:55 |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枪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党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与他生活的时代和自身曲折的经历,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甫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他在困居长安的十年中,由于失意和贫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机,并在不少诗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现实的诗篇,无不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参考书目:

《李杜诗学》 杨义 北京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2版

《杜甫诗选注》 萧涤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唐诗二十讲》 张爱华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唐诗名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9月第1版

《新选千家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8月第2版
 楼主| 发表于 2009-7-10 15: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理趣诗就是哲理诗,它反映了哲理,又是诗。唐王之涣《登鹳雀楼》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理趣的诗,但这样的诗在唐诗中很少见。苏轼在这方面有所创获。他最著名的理趣诗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又如《苏轼诗集》卷四七《题沈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纪昀批:“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按这两首诗,都是“得此无人态”,看到人们没有看到的道理,定成理趣诗。纪昀的批语,正说明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是一种新创。诗中平淡无奇的自然现像被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去进行思考,在渗入人生思索之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即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

三、苏轼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位开宗立派的人物,就其词在词史上的地位而言,甚至比他的诗歌、散文在诗歌史、散文史上的地位更加突出。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为词的发展开拓出全新的世界,词在他手中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提高,他对宋词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首先,在观念上,破除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见解,把词与诗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具有同等功用的文体,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

其次,在内容上,进一步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以诗为词,凡是诗能表现的内容,他几乎都用词表现了出来,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意境。

再次,在风格上,于柔媚婉约之外,另创恢宏雄迈的豪放词风,这在两宋词史上是一次重大转变,为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派开了先路。

最后,在形式上,无论是词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还是语言、言律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增强了词这一新诗体的表现功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风貌。

他的这些贡献对词这一文学样式旧有模式的突破与创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后世词坛,在词坛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一)开创遒劲、激烈的豪放词风

众所周知,宋初词基本上承袭了晚唐五代“绮丽香泽”“绸缪婉转”的风气,晏、欧、柳诸人承前人已形成的婉约风格的定势,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更将婉约视为词的正宗风格,并形成大的潮流,影响着词坛。苏轼则认为,词“自是一家”(《与鲜于骏子书》)就是说自己自意于婉约派之外,别创豪放派。他曾批评秦观“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词林纪事》),决心以自己的作品力矫当时的香软词风,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的大量创作豪放词。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一例。此词写于谪居黄州时,当时,词人报国壮志无法实现,功名事业也毫无成就面对浩荡东去的大江,他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揉合在一起,气势磅礴,堪称千古绝唱。词作以赤壁的壮丽景色和雄伟的古战场为背景,集中笔力塑造出一个英姿勃发的英雄形象,赞颂了英雄的风流倜傥与不朽功业,借以表达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同时也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感慨与惆怅。以词怀古,先于苏轼的有张升的《离亭燕》,王安石的《桂枝香》,但张升的《离亭燕》,凭吊六朝兴亡,景实情虚,有清空之气;王安石的《桂枝香》,面对现实,追溯六朝,景与情有深沉凝重之慨;而苏轼的借古抒怀,意境恢弘,风格豪放,实在不同凡响。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那对宇宙的奇想和人生的情思,那玉洁冰清的境界和超凡脱俗的浩荡之气,又哪首词能与之媲美呢?《江城子》、《水龙吟》、《满江红》这些作品满腔豪情、雄健遒劲,适合于“铜板铁琵琶”式的放声高歌。而这种豪放风格又是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大胆的夸张与想象、荡涤胸怀的激情为基础的。所以胡寅的《酒边词序》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酬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可见,豪迈奔放的感情,坦荡开朗的胸怀,是苏轼浪漫主义的基调。他创作出的大量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南宋词人刘辰翁给与高度的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弃疾词选》)苏轼的词开南宋辛弃疾一派的先河,实在功不可没。

(二)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诗道与词道统一

苏轼在前人及同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的题材,境界入词,使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于词,并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就“以诗为词”而言,结合苏轼词的创作实践,大致体现在以下三端:

(1)、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

“言志”是宋人“诗道”的核心,也是宋人诗文中最常见的题材。但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轼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后代词家树立了榜样。如: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 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言“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又如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更是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

(2)、借古抒怀的“咏史词”

“咏史”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实质上也是一种“言志”。当然上文举例的“言志词”中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典故的情况,因为并非贯穿始终,只能看作是“比兴寄托”的运用。诗词之间,就写作方法(赋、比、兴)的使用上的差异而言,词偏重于赋,即长于铺叙。而苏轼“以诗为词”在技巧运用方面的实质是把常用诗的“比、兴”手法多用于词。显然“用典”是实现“比兴寄托”的重要手段。

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被宋人胡仔称誉为“真古今绝唱”的词作,是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畅游赤壁写下的名篇,作者借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怀抱。词中描写赤壁雄奇的景色,塑造了周瑜“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困于无常世事的激愤情怀。风格极为豪放。正是苏轼对诗歌中的借古抒怀手法的借鉴,造就了这首将被千古传唱的不朽词作。

(3)、寄托遥深的咏物词

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发情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咏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创作时间与上文所引《念奴娇? 赤壁怀古》只差一年,都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

苏轼致力于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的确做到了“诗词一体”,他所作词的题材、境界与诗几乎一般无二。达到了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结论:

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百花园里,苏轼的诗文词赋曾经绽开过姹紫嫣红的奇葩,对宋代文坛有着深远的影响。苏轼以他的思想和人格的魅力,以他的绚丽多彩、别具一格的创作,凝聚了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特色”,从而令历代文人学子为之赞叹,为之倾倒。

参考资料:

1、《中国苏轼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4年7月

2、《东坡词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年

3、《苏轼诗词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

4、《中国文学史》 —— 中华书局 1995年

5、《大学语文》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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