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爱国心相伴悠悠学术路

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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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7月11日凌晨4时30分，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为人低调，尽管其学术成果对当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却坚持不出自己的全集，也拒绝学生们为他出纪念文集，对身后事更是交待一切从简；他直到今年2月仍每周一和周四到国家图书馆上班。

　　如今，任继愈离去，他的诸多事迹才通过朋友和晚辈们的讲述，呈现在公众面前。

　　建立宗教学会和无神论学会

　　在任继愈担任过的诸多职务中，有两个身份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一个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而且，两个学会都是他亲手建立的。我国佛教史专家杜继文从上世纪60年代就与任继愈交往，杜继文介绍，任继愈创办的这两个学会恰恰代表了他在学术上的两个重要贡献。

　　“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杜继文总结。而且就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贡献。这些研究涉及到提高民族素质的重大问题，对当代中国和日本等国家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杜继文回忆，任继愈曾说过“社会主义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还说过“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爱国主义相结合”。在任继愈一生为学中，他正是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到学术研究中，这在中国现当代学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爱国爱事业不爱金钱

　　任继愈的门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白化文说，在自己众多的老师中，任先生有一大特点别人并不具备。“他实际上指挥组织了很多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比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有一天，白化文接到老师的电话，说《中华大典》的民俗典要交给自己编。“我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就说我哪能成啊。结果，说了半天，他最后撂下四个字：就是你了。我哪敢不接啊。”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化文深切感受到，任继愈从来不当挂名的主编。“其他卷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他挑选的，编纂中的原则、方向等重大问题他都亲自定夺，重要稿件都要过目。”

　　同样感受到任继愈如此认真的，还有杜继文。他记得，为了劝说自己参与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91岁高龄的任继愈还在大冬天里，一级一级台阶爬了5层楼，找到自己家里来劝说。而且，在五六个人组成的编委会中，任继愈拿的工资仅仅是自己的一半左右。“他组织大家编辑这些大工程，从来不想钱的问题，有时候晚辈们觉得他有点儿‘愚’。他爱事业、爱国家，却不爱金钱。”就在今年，任继愈已经住院后，还趁身体稍微好转出院时，直奔有关国家领导人家中，商议这部书的编纂问题。

　　不出全集的大师

　　如今，任继愈去世，人们却发现，和他交往的漫长岁月中，老先生从没有拉着别人为自己事忙活过。正如他的老师熊十力评价的：“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对任继愈先生的九十大寿印象颇深。“那天大家都在馆里开会，馆办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任老的生日，大家就准备给他过生日，但他坚决反对，劝了半天，最后还是全体鼓掌，就算把生日庆贺了。”

　　其实，任继愈的八十大寿、七十大寿等也都没有专门庆祝过。他的助理李劲回忆：“他曾经对子女说，不过生日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人们都会说些违心的话，比如 ‘长命百岁’，没有必要。”他的学生们也曾想借他过生日之机，编辑一些纪念文集送给他，也被他婉言谢绝。

　　李劲说，老先生也不愿意出版自己的全集。“他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水平的，全集里一般都是有水分的，那还是不要出好。”

　　任继愈早年著作《中国哲学史》曾影响一代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谢玺璋就是其中之一。前年，谢玺璋在担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时曾提出要再版这本书，任继愈便专门和他谈话：“这本书不适于现在出，因为里面的很多观点现在需要修订，但我自己没有时间，这个事情必须我自己负责，不能让学生来做。”谢玺璋又提出给老先生出版一本随笔集，也被谢绝了。“他说这样的书太多了，不好。”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让晚辈们感慨，如此低调在当今学术界已不多见。(本报记者 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