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王先胜)

妙音

作者：王先胜


    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夏朝以前）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伏羲大体上都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按太皞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这样合并的原因目前尚不是很清楚）、少皞即帝挚（从袁轲说），“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皞）、神农（炎帝）、黄帝、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女娲为伏羲妻或妹，同时代；祝融、共工约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以前的学者多把这些传说时代的帝王视为同一时代的人物或部族，笔者认为它们大体上是有一个先后时序的，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即伏羲上承燧人氏、有巢氏、盘古氏（这几位曾被一些史学家当作古人造假史的证据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说明古人是在努力建立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尧、舜下接禹、启、商、周。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对“三皇五帝”的年代、地望的认识非常混乱，以下以“伏羲”为例说明之。

    一些学者认为“伏羲时代”即距今四、五千年前或笼统地称之为原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等，如：李俨和萧稚辉先生认为“伏羲活动于公元前2852年到公元前2783年，是古代中国一个部落的著名酋长，姓风名伏羲，这个部落名太皞族”（萧稚辉著《中国计算科学史》（上古——秦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端琚、叶万松先生认为“伏羲的时代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天水地区是马家窑文化的主要分布区。相传伏羲的故里在成纪，即今甘肃天水”（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１期）；余敦康先生认为“据考古发掘，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周易》的发生史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时期”（余敦康著《易学今昔》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徐旭生和李西兴先生认为，伏羲是中国传说时代南方苗蛮集团的始祖，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李西兴《淳化县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文博》1990年第6期）；严文明先生据《左传》、《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认为太皞、少皞两个集团都是东夷的先祖，太皞的时代大约在大汶口晚期，因为只有这时大汶口文化才分布到淮阳一带，而太皞的后人既多在山东，说明有北迁的趋势（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栾丰实先生也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太皞和少皞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太皞部族对应于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它们很可能来自苏北和鲁东南地区南部，而少皞部族则对应于泰山南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栾丰实《太皞和少皞传说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逄振镐先生认为大汶口墓地M26：16镂雕象牙梳雕刻图案是“原始八卦”的起源，因此画八卦的伏羲、太皞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应是东夷人（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黄国卿先生援引霍想有先生编《伏羲文化》一书有关专家的研究，认为伏羲的主要渔猎活动区域在渭水以北，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能是历史传说中伏羲生地古成纪，“伏羲时期约存在于大地湾文化第五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黄国卿《对天水卦台山伏羲画卦传说的新思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2期）。

    有些学者确定的“太皞、伏羲氏”的年代则比较早，如：梁一川先生认为“伏羲氏时代相当于考古学分期上大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至大约一万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这一时期”，田合禄、田峰先生对此表示认同，认为把伏羲氏时代延伸到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是合理的（田合禄、田锋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381页，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４月版）；吴钊先生认为“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时期），在现在的淮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生存着一个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人类群体，他们有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东夷集团的太皞氏部落”（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王大有先生在《中华龙种文化》一书中认为距今“9000—7000年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文化是太皞氏（伏羲氏）遗存”（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版，60页），在《三皇五帝时代》一书中则认为伏羲时代大约跨越距今10000—7000年前（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版，602页）；江国梁先生说：“从整个历史系年断代看，一般人认为，‘伏羲－女娲’时代，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仍然属于‘山顶洞文化’范围，称之为新人，距今约一万年以上”（江国粱著《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42页，鹭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刘志一先生在《“血缘旋涡”形成中华民族》一文中说：“这几个血缘集团构成中华大地‘血缘旋涡’的基础……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融合中心，诞生了生产技术、经济生活、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大皞伏羲氏（族）及中央政权，时间约距今8000年前左右”（《社会科学报》1991年4月4日）；史式先生认为“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食物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孙新周先生援引刘尧汉先生的研究，认为伏羲是远古羌戎虎氏族部落的图腾名号，仰韶文化临潼、姜寨等遗址出土的虎首类人面彩陶葫芦瓶很可能是远古羌戎虎伏羲氏族部落的遗物，是伏羲的祖灵象征（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1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韩永贤先生认为 “中国有记录的历史远在甲骨文之前，至少应从伏羲时代算起，可估计距今大约八千年左右”、“中国自然科学史，应从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算起”（韩永贤《破释周易》上册63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田晓岫先生认为伏羲的“历史跨度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石器时代”，当时“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还没有出现农业。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盛行。陶器还没有产生。如陕西大荔沙苑遗址、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山东临沂凤凰岭遗址等”（田晓岫著《中华民族发展史》28页、32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8月版）；张振犁先生说：“伏羲所处的时代，一般都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此时以渔猎为主）。中国的渔猎经济在农业经济之前，而在伏羲的神话里却可以包括新石器时代（以农业为标志）的一些生活内容”（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91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版）；白剑先生说：“在中国史前传说中，太皞又称伏羲，被认为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始祖，其记在《竹书纪年》的首篇，按现有历史传说推算其时距今至少有6000——8000年以上了”（白剑著《文明的母地》17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曾祥委先生认为河图、洛书最可能的产生年代是公元前4500年前后，“这正是古人传说的伏羲、黄帝时代，亦即通常所称的‘新石器时代’”（曾祥委《河图、洛书是新石器时代的星图》，《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

妙音

仅从以上有限的例举来看，从4000年前到18000年前，几乎每一个千年纪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太皞）时代。关于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则有西部仰韶文化说、西部马家窑文化说、东部大汶口文化说、中原说、中原裴李岗文化说。此外，伏羲的地望（或文化）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认为“在长江流域，在今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一带，有许多苗蛮部落的活动。伏羲和女娲是这些部落中的著名首领”（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主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的还有陈建宪、冯天瑜等学者（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34页、192页，三联书店1994年11月北京版；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国传统文化浅说》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这种说法与徐旭生的“三集团”说有关。陈连开先生在《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文中认为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 （《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史式先生认为伏羲、神农的地望均在南方，司马迁《史记》独尊源出西北相对晚出的黄帝给后世留下了后遗症（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王一兵先生认为“伏羲文化当于长江中游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寻找。从目前情况看，1980年发掘的重庆江津县王爷庙遗址较为接近”（王一兵《“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郑若葵先生认为“黄河流域仰韶早期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等，从碳14断代以及文化内涵看，均大体与传说的庖牺、神农文化相对应，而仰韶晚期文化、龙山文化等则基本与黄帝、尧、舜、禹文化相对应”（郑若葵《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初探》，《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中原神话论》说：“女娲母系部族最早可能活动于中原北部太行山地区，后来在中原广大地区曾与东方族团伏羲部族发生了融合，进而与炎黄集团发生过大的融合”（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67页）。除了长城以北，中国所有的地域几乎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或伏羲神话的发源地。但是，长城以北也与伏羲有关：董万崙先生援引董立章先生的研究说，小朱山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是伏羲（太皞）女娲文化与华胥文化融合北上进入燕辽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华胥集团核心在河南，其考古文化为裴李岗——磁山文化。伏羲（太皞）集团消灭华胥集团向北发展，进入华北、燕辽（董万崙《华夷、华夏、汉人在东方》，《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5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辽西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像，也被学者们认为是“女娲”（傅朗云《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陆思贤著《神话考古》第二章“女神庙的发现和女娲神话”，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可见学界对伏羲（太皞）的年代、地望、文化的认识之混乱。

    与伏羲的情况类似，学界对炎帝（神农氏）、黄帝等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或部落领袖的认识也是同样的混乱：炎帝（神农氏）的地望有黄河上游说、中原说、黄河下游说，有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有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黄帝的地望有陕北说、渭水流域说、中原说、华北说、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甚至也有黄河下游说（何新），去年又有人研究黄帝还巡视江南，5000年前“曾经在浙江永康的石城山生活过，并且以石城山为中心，足迹遍及浙江的金华山、仙华山、仙都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广东鼎湖山等地，在南中国撒播了华夏文明的种子”（新华社杭州2002年2月19日电）。同是中原说，又有不同的区分，比如黄帝的文化、年代，学界的主流认识是龙山时代中原的某种或某些考古学文化，又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张振犁先生则认为“黄帝和炎帝（神农）部族，最初都是在中原新郑、新密一带，由少典部族派生的两大部族集团”、“新郑、新密的广大山岳、丘岭地区，之所以堪称黄帝文化的中心，就在于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前后的文化遗址，都集中在这里”（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曝光——中原神话论》110——112页）。如果单看某专家在某篇文章中对某“帝”的研究，还都有点道理，至少大多数情况下你还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有文献依据，有神话传说，有古代遗迹、民俗民风，甚至他还有文化人类学、经典作家的“国家”形成理论作依靠，有的也 有考古材料充塞其间。但是如果将学界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堆来，那不搞得你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才叫怪！

    根据中国的古代文献、传说以及有关遗迹、民俗研究中国的传说时代，有时还会推出一些怪相（虽然研究者常常也结合考古材料说事，但迄今为止现代考古学对史前文化的识读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其理论和方法本身都是有缺失或缺陷的，比如对史前纹饰的释读和理解，现在的考古学基本上无能为力，更谈不上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也可以说考古材料在考古界自身都没能很好地消化，更遑论考古界之外的学者），或者说它必然会出现一些怪相。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史树青先生据文献记载“舜生姚丘”、“舜生姚墟”之说考证，认为“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黑陶、骨镞以及稻谷、稻秸等遗物，可看出当时私 有制已经萌芽，与姚墟的地望和历史变化有许多相似之点，故提出了河姆渡遗址为姚墟的观点”（陈旭钦、黄勉免《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文物》1994年第10期）；同时，何新先生依据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研究认为“黄帝和伏羲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黄帝作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就是起于东夷的舜”、“神农炎帝就是《尚书》中所记中国最早的君主——尧”、“距今4000——6000年，这正是传说中的黄、炎帝时期”（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2页、69页、213页、338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版）。仅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汇合，我们就会看到：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伏羲、黄帝、舜共同生活着，当舜到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去接尧的班的时候，伏羲和黄帝也跟着舜去接尧的班；在四、五千年前的海岱地区，伏羲、黄帝、舜、少皞、太皞、炎帝、蚩尤（后面几位也被不少学者认为对应于东夷文化）共同生活在一起，当炎黄大战发生时，也就是伏羲或舜战胜了尧、杀了蚩尤，但是尧从华北平原下来到山西南部，与这些帝王根本没有接触就打了一场大败仗，这件事情同时也可发生在七、八千年前，而且还可以发生在一万年前或一万八千年前，因为伏羲的年代可以早到那个 时候；这些事情同样可以发生在渭水流域、中原、长城以北地带、长江中游湖北、湖南、重庆江津等等。这种联想和类推当然是荒谬的，可能也很少有学者这样去联想。但这恰恰可以说明，我们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许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论证，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个0或者是一个负数。

    上面的说法并不在于要全盘否定专家们的研究或者认为那些研究毫无价值。价值还是有的。但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终还是要做加法的，而且通过做加法才能得到最终的验证和认可，即任何一个传说中的帝王必须置于整个传说时代古史体系的框架中去观照，任何一种与传说中的帝王相对应、比照的考古学文化必须置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中去观照，研究某个传说帝王实际上是研究全体，研究某个考古学文化实际也要研究全部考古学文化。这要求研究传说时代的学者要熟悉和研究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而且要深入研究整个古史体系、框架，如果不这样做，那结论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目前中国的学者少有人这样做。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段的研究过程。集体研究有它的优势所在，但个人思考、独立思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重要或重大契机的产生往往是个人思考的结果。如果每个研究中国传说时代、史前文化的学者都能更多地了解和熟悉相关的领域，将自己思考、研究的问题置于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和整个中国古史传说的背景下去思考研究，那我们或许会事半功倍。有些考古学者认为史前史可以或者应该撇开中国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和文献资料，这一点笔者是不赞同的，一方面史前考古、三代考古已经使中国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一些东西得到证实，另一方面我们不可以也没有理由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初以来的历史截为两段，而让普通大众除了阅读一部自三代以来的历史书外，还去学习一部用考古学术语撰写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实际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概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