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下》篇为《庄子》各派理论的总结论(佚名)

花雨

作者：未知


《庄子·天下》篇以文笔类同的程式论述了墨子、禽滑厘、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共五派十子，附带叙及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等。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战国年间学术派别的综述的话，此篇的取舍不能不说是有些奇怪的。第一，它没有重点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儒家。第二，它对杨朱、阴阳家、法家等派别无一字道及。此点前人早有疑问，罗根泽先生说：“我以为孟荀两大师，似乎应当特别论述，不应当泯没在死读‘死书六艺’的缙绅先生之内。我们退一步言，孟荀的可以附在这里，而阴阳家的邹衍之属、法家的商韩之属，也不应当一字不提。”[1]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天下》篇为庄子自作。罗根泽先生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解答却是错误的。《天下》篇论及公孙龙，显见是作于公孙龙成名之后。公孙龙事迹可考者最早见于公元前283年，公孙龙说燕昭王偃兵（见《吕氏春秋·去尤》篇）。公元前257年，邯郸围解，公孙龙曾劝平原君不受封（见《史记·平原君列传》）。过后几年，邹衍过赵，说平原君以至道，导致公孙龙失宠，随即平原君就谢世了。所以，公孙龙之死最早也应在平原君死之后，即公元前250年左右。如定公孙龙年七十而死、三十成名，那么成名之时当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而庄子之死至迟也当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这样看来，庄子自作《天下》篇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
《天下》篇的创作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也应在战国末年，如此，它不论及当时影响甚大的孟、荀、邹、韩之属就不易解释。我以为，《天下》篇实际上并不是泛泛而论先秦学术派别，它既然处于《庄子》一书之末，则似乎应该有后记一类的性质。它是对《庄子》一书中涉及到的各派学说作一个总结，在《天下》篇中提到的各家理论都能在《庄子》本书中找到。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二
《庄子》一书中含有老子一派的作品，罗根泽先生对此曾有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庚桑楚》、《知北游》、《至乐》就为老子一派所作[2]。这虽非定论，但它们与《老子》一书的关系密切却是不难看出的。所以，本文着重考察《天下》篇中关于宋鈃、彭蒙、墨子三派的论述。
《天下》篇在谈到宋鈃、尹文时说：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　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3]。
比较起来，《人间世》的前三章与宋尹学说内容相通，如出一辙。从叶国庆开始即怀疑此三章与庄子思想不合，张恒寿先生则认为它是宋尹学派所作，此说甚是。宋尹学派的特点之一是“愿天下安宁以活命”“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并“以此周行海内，上说下教”。《人间世》起首颜回请行，说是：“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这种行为正符合宋尹学派的的作风。其二，宋尹学派是强调“不苛于人，不忮于众”的，孔子在回答颜回时，认为他“殆往而谏”，是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然而，“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这对于卫君来说是“苛于人”，对于卫国大臣来说，则是“忮于众”，所以，“必死于暴人之前”。孔子提出的避免受害之道是“心斋”。“心斋”的精义是“虚而待物”“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而宋尹学派的第三个特点正是“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玄英疏曰：“发语吐辞，每令心容万物，即名此容受而为心行。”），而且“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可见，《人间世》前三章实为宋尹学派理论的发挥；也就是说，《天下》篇所论，在《庄子》内确有所本。
《天下》篇论述彭蒙、田骈、慎到的学说时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傅斯年先生认为《齐物论》为慎到所作，因为一、《齐物论》在《庄子》中独成一格，其文词风格与他篇不同。二、思想决然无主，不似他篇睥睨众家。三、《天下》篇中“弃知去己”“舍是与非”“块不失道”等义，与《齐物论》思想吻合，“齐万物以为首”，正是篇名所自出。四、《庄子》各篇只有此篇名“论”，在此之前的著作，亦未有以“论”名篇。《史记·孟荀列传》曰：“慎到著《十二论》。”《齐物论》可能乃慎到十二论之首[4]。傅斯年的观点没有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张恒寿先生认为庄子同样有“不谴是非”“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的思想，《齐物论》更符合庄子思想，仍应归于庄子所作[5]。尽管如此，傅斯年的意见依然不容忽视，因为《齐物论》与彭、田、慎理论相合不止“齐万物”“一死生”这一点，《天下》篇介绍此派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能在《齐物论》中找到注解，下面分别论之。
《天下》篇说，彭蒙、田骈、慎到的理论是“齐万物以为首”，《齐物论》反复申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很显然，这是对人我万物平等观的具体阐述。《天下》篇正是据此概括出彭蒙等的理论。
《齐物论》有云：“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酝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6]而《天下》篇正曰彭蒙、田骈、慎到的理论是“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二者如出一辙。
《齐物论》有云：“道恶乎而不存？”“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道未始有封”等，强调“道”是无始无终，存在于一切事物，但又超于一切物之外的实体，因此，它不能分辨，一有分辨、是非，道就出现亏损：“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者”；“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夫大道不称 ，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 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而《天下》篇说彭蒙等的理论是：“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正是对以上观点的概括。

花雨

《天下》篇曰：“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即不起思虑，不求智谋，对于事物没有（主观好恶）的选择，参与事物的变化活动。而《齐物论》中同样充满了对智谋思虑的否定。它说：“故止其所不知，止矣。”还说：“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 。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按陈鼓应的翻译，它的意思是：迷乱世人的眩耀，乃是圣人所要摒弃的。所以圣人不用知见辩说夸示于人，而寄寓在各物自身的功分上，这就叫“以明”。“不用而寓诸庸”正是“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与物俱往”之意。
《天下》篇云：“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齐物论》中王倪对啮缺说：“且吾尝试问乎女……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正是“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的发挥。彭、田、慎的理论与《齐物论》如此契合，绝非偶然。《天下》篇所论的庄子学说与《齐物论》就显然不像上两者那么如出一辙。只是傅斯年断定《齐物论》为慎到所作则稍论据不足。我觉得，根据《天下》篇说慎到是“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这一点，《骈拇》、《胠箧》、《盗跖》、《马蹄》诸篇颇像是慎到后学所作。深受慎到影响的韩非会有《五蠹》这样峻刻峭厉的文章，慎到有些激进的后学并不奇怪。总之，《天下》篇论彭蒙、田骈、慎到的理论在《庄子》内也有所本。
三
《庄子》一书中有庄、老学派的作品，不会有很大的疑问；上面我们又论证了《庄子》此书同样有宋、彭派的作品，但如果《庄子》仅有此四派作品，而《天下》篇又单挑与《庄子》毫无关系的墨子来论述，就显然得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一种可能是《天下》篇作者信手拈来，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另一种解释就是《庄子》中同样有墨家后学的作品。这得作些较为详细的考证。
首先，我们应了解今天所能见到的《庄子》一书已非全本，它已经过了后人有意识的删削与整理。《汉书·艺文志·道家》载“《庄子》五十二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直到魏晋年间，司马彪、孟氏注本依然是五十二篇。然今本《庄子》仅三十三篇，字数仅六万余，这是经过向秀、郭象有意识删削而成的。日本高山寺本《庄子》残卷里有郭象的一段话，论及他删削《庄子》的用意：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异端为贵也。然《庄子》宏才命世，诚多英才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宏旨，而妄窜异说，若《阏奕》、《意循》之首，《尾言》、《游易》、《子胥》之篇，凡诸巧离
，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以《山海经》，或似梦书，或出《淮南》，或辨刑名，凡诸巧杂。而参之商韵，龙蛇并御，肯辞气鄙背，竟无深奥，而徒难知以因蒙，令诚滞乎失流。岂所以求《庄子》之意哉？故略而不存，今唯哉取长达，致存乎大体者，为三十三篇者。
这其中有不少脱字误字，但大意是清楚的。有了这个残卷，我们知道陆德明《释文叙录》中的那段话是郭象的夫子自道，也就更有说服力。可见，《庄子》一书曾经过郭象的大规模删削。在他所删去的文字中，固然有窜入《庄子》的他人文字，但也有一部分是郭象凭个人好恶私意去取，这就把《庄子》原有的文字删掉了。更为关键的是，《天下》篇原本是为五十二篇写的总结，现在只有三十三篇，所以有的地方变得漫无所指。
第二，墨子后学至战国中期已渐有宗教化的趋向，至汉初更与神仙家合流。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神仙道教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7]葛洪《神仙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象神仙。……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
又说孙博“晚乃好道，治墨子之术。”这些记载荒诞不稽，常被人们所忽略，但方士们不会无缘无故去依托墨子。在荒诞传说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墨子后学发展的线索：墨子后学中的一派至战国中晚期已开始贵生养神，渐与黄老道家合流；墨子成为地仙，说明墨子后学在神仙家中已占一重要地位。早期墨家已消失于汉初，承墨子余绪的大多是方士一流人物。《随巢子》、《田俅子》等在《汉书·艺文志》中归入墨家类，现尚有几条佚文存世。观其佚文，便知葛洪所说的并非全无根据。随巢子，《汉书·艺文志》云是墨家弟子，《史记·自序》正义引韦昭曰：“墨子之术尚俭，随巢子传其术”，看来是墨子早期弟子。田俅子，据《吕氏春秋·首时》篇、《淮南子·道应》篇高注，说是齐人，学墨子之术，《汉书·艺文志》注说他“先韩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都记载了他与秦惠王之间的对话，其活动年代约略与庄子同时。然他们的著作根本不像《墨子》的风格。《随巢子》有文云：
禹产于昆石，启生于石。（《艺文类聚》卷六、《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
昔三苗大战，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引）
昔三苗大战，天命殛之。夏后受于玄宫。有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实，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归之。（《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二引）
《田俅子》有文云：

黄帝时，有草生于帝庭阶。若臣入朝，则草指，名曰：“屈轶”，是以佞人不敢进也。（《文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引）
少皞生于稚华之渚，渚一旦化为山泽，郁郁葱葱焉。（《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二引）
少昊之时，赤燕一只，而飞集少昊氏之户，遗其丹书。（《艺文类聚》卷九十七引）
商汤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牵白狼，口衔金钩，而入汤庭。（《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

可见，墨子后学的作品已与《墨子》那种严谨朴实的作风不同，内多诡谲怪诞之谈，恰如郭象所说的“迂之令诞”“似《山海经》者”，《庄子》中如果真有些类似作品，正在郭象删去之列。
《太平御览》中有几条文字说是引自《墨子》而不见于今本《墨子》，如：

神机阴开，剞瀱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也。（《太平御览》卷七五二引）
神明钩绳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为巧。神明之事不可智巧为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驱，雨露所濡，以生万珠。翡翠玳瑁碧玉珠，文采明良，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鲁般不能造，此之大巧。（《太平御览》卷七五二引）

这些文句殊不类《墨子》，但也不是一句“误引他书”所能解释的。这很可能是道家化了的墨子后学称引的墨子之言，因而才有《太平御览》的误引，而其真正的出处最大的可能就是《庄子》。因为这些文句又分别见于《淮南子》的《齐俗》、《说山》、《泰族》等篇，而《淮南子》与《庄子》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据清人俞正燮、日人武内义雄考证，编定《庄子》的就是淮南王刘安的门人，所以《淮南子》中暗引《庄子》的文句比比皆是，而《庄子》中的这些章节又恰恰是郭象删却的对象。他自称删去的一部分是“或出《淮南》”。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怀疑《庄子》书中原有墨家后学作品，只是被郭象删掉了。
尽管郭象作了大量的删削，但今本《庄子》仍可看得出墨子后学作品的的蛛丝马迹，特别是在一些杂凑在一起的寓言故事里，有的较明显是出于墨家之手。
我们知道，庄老派作品对儒家的态度是不允温和的，并不肆意诋毁；慎到一派如《骈拇》、《胠箧》、《马蹄》之属虽猛烈攻讦儒家，然其主旨是非毁儒墨杨朱一切派别；只有墨家是专攻儒家而不及其余诸子的，所以，一些专门攻儒的寓言很可能是出自于墨派之手。《列御寇》中有鲁哀公问颜阖一节：
鲁哀公问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 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颐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

花雨

《墨子·非儒》中有齐景公欲封孔子而问晏子一节，晏子的回答是：“孔某盛饰容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饰以观众……非所以导国先众。”[8]两相比较，大意一致，墨家色彩之浓重显而易见。
《田子方》篇有“庄子见鲁哀公”一段：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 “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

《庄子》一书，虽说“寓言十九”，但对话人物基本上是同时代人，极少有年代上的差错，而此段言“庄子见鲁哀公”，两者不但不同时，且庄子从未涉足过鲁国，错得明显而且幼稚。我怀疑原文当为墨子见鲁哀公。墨子为鲁人，且稍后于孔子，完全有可能见到鲁哀公。《墨子·公孟》有云：“公孟子载章甫、搢忽，儒服而见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田子方》中的寓言显然为“行不在服”之意。后人为了删去墨家作品的痕迹而妄改，才有如此明显的年代错误。《外物》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
此段一是非毁儒生无行，二是讽刺当时社会上的厚葬习俗。与其他诸派不同，墨家喜欢从个人的道德品行上攻击儒家，他们甚至不惜为此而编造历史，如“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9]之类；而厚葬习俗也正是墨子所反对的，他曾在《节葬》篇中对“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金玉珠玑比乎身”的厚葬风俗进行过有力抨击。所以，此段除墨家一派外，很难想象有更合适的作者。
在《庄子》一书中，一些看来出于道家无疑的寓言。追根溯源，也当于出于墨家。《让王》中有“子华子见昭僖侯”一节：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 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 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 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
这一故事源出于《墨子》，《墨子·贵义》篇起首便是：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
只不过墨子用此喻说明“万物莫贵于义”，而《庄子》则用以说明“贵生为上”的思想而已。但墨子所用寓言原本包含了贵生为上的因素，他的后学如此发挥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如《田子方》中有“齐桓公见鬼”一事，也是墨家“明鬼”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除了这些寓言故事外，《庄子》中的一些片断也能使我们窥见一二《庄子》全本的原貌。今本《缮性》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
“夫德，和也……则天下大乱”这十二句，关锋认为和庄子哲学大相背谬，而与宋尹学派一致[10]；钱穆认为此非庄子语，亦非老子语，盖晚世儒家学老庄者为之[11]；陈鼓应认为这显非庄子语，当删[12]。这段文句非庄非老当无问题，然前人都读“徧”为“偏”，
因而有宋尹学派、学庄儒生所作之说。但我们用其本义即“普遍、周遍”之义，就可发现，此段文字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墨家后学。道、德、仁、义、忠同样是墨家重要思想。《墨子》全书提到“道”、“德”的地方共有一百多处，同样也提及“仁”、“义”这些道德规范。但对“礼乐”则持否定态度。《天下》篇说墨子“毁古之礼乐”，似乎正是这段话的写照。但是由于被郭象删节，所以现在全文变得语气不相连贯，意思互相矛盾。
四
综上所述，《庄子》五十二篇的原本中应该包含着部分墨家后学的作品，后因郭象以为与庄子的思想有所出入，因而或删除、或篡改，使得《天下》篇所论的墨家之学变得漫无所指，《天下》篇本身的真正用意也长时间地湮没了。弄清楚这一事实，《天下》篇对于诸子百家的取舍也就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疑问了。
《庄子》全书应该包括庄、老、宋、彭、墨五派的作品，循着这条线索去考察全书，对《庄子》一书复杂矛盾的思想会有一个更清楚、更正确的理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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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11页。
[2] 《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9-304页。
[3] 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以下引《庄子》全同此本。
[4] 见傅斯年《谁是〈齐物论〉的作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卷4号。
[5] 见张恒寿《庄子新探·驳〈齐物论〉为慎到作品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6]此段原文作“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 。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文字有脱误，依严灵峰校订改正。
[7] 《章氏丛书·检论》卷三，浙江图书馆1919年铅印本。
[8] 《墨子闲诂》，孙诒让著，中华书局1986年，下引《墨子》全同此本。
[9] 《墨子·非儒下》，第270页。
[10] 见《庄子哲学讨论集·〈庄子〉外杂篇初探》，中华书局1962年，第79页。
[11] 见钱穆《庄子篡笺》，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第125页。
[1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03页。
此文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