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非常丰富、具体,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制民之产”;薄其税敛,减轻征税,“取于民有制”。在政治上,尊贤任能,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宽省刑法,重教化而轻政令,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以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
孟子的理想主义政治观首先表现在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重视道德主体独立理想人格的建构;并且设定“天爵”、“人爵”之分,以德抗位,尚道蔑势,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孟子的个体道德人格建构的目标是“大丈夫”,即:“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孟子·滕文公下》)且能够“思天下之民”、“自任以天下为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次表现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反对为了诸侯争霸而实行的富国强兵,认为那是助纣为虐:“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告子下》)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把人民的生命财产看作第一位,而把夺取天下的不义之战放之其次。再次,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
进一步,我们可以概括出孟子民本思想的特点:
第一,批判性。孟子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理想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超越的,以理性主义批判现实的矛盾与荒谬,也是思想之为思想对社会的贡献。孟子依此来批判不义之战和暴政,对后世督导君权、激励贤良及封建社会的自我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它一直成为明君贤臣进行自我反省、追求治国安邦理想的理论武器,为其统治人民、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警醒作用。
第二,平民性。孟子的学说是平民(包括小地主、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利益的代表,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尊重民权的意味;强调统治者应尊重民心、民意,“取于民有制”;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强调个体独立道德人格的塑造,用“天爵”和“人爵”之分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人格平等性;重“天爵”而轻“人爵”,以德抗位,尚道灭势。
第三,进步性。孟子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具有先天平等性,并且以德抗位,尚道蔑势;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制约君权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以利民为本的仁政王道的各种具体措施,显示了其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
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政治家,以民心、民意、民权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示了其匡时济世、救民水火的抱负胸襟,孜孜不倦、为民请命的贤德使命感。在世俗的人看来,此种态度也许有些迂阔,不识时务,但从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看,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恰恰是哲人之为哲人的价值所在。
三、孟子学说的影响及意义
秦王朝的统一及随之而来的“焚书坑儒”,似乎意味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政治的破灭,但秦王朝的短期而亡似乎又印证了其思想的合理性。故汉统治者一上来,便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西汉初年,贾谊总结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训,提出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 (《贾谊集·大政上》)的观点。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被采纳,儒家从此由子学变为经学, 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其天人感应论的“灾异谴告说”表现出用“神权”来抑制“君权”的思想;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在“尊君”的前提下,表现出“重民”的思想,如其言:“且天之生民,非为天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舂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且鲜明地提出“限民名田”,抑制兼并,轻徭薄赋,“以宽民力”等“调均”政策。此外,在《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二中,董仲舒指出,为政之要在于“贤能任职,教化天下”,“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 ”。并据此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的对策,从而开启了“学而优则仕”,通过考试招纳人才的先河,为士阶层提供了跳动的平台。而这些主张在孟子思想中得到映证。
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为开明君主所吸收,以此治理天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务本》)“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民,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贞观政要·论政体》)结合当时的现实,他采用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均田制,还农民以一定的土地;采取科举制,选贤与能。从而出现了初唐 “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不仅如此,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造就了一批贤臣良吏,他们为民父母,体恤民情,爱护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利民为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名垂青史的有唐代“反苛政”的柳宗元,宋代“忧民之忧”的范仲淹,明代的“为民请命”的张居正等等。此外,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封建社会的专政的恶性发展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如《孟子》中的某些言论让帝王们感到刺耳。据《明史·钱唐传》载,当明太祖朱元璋读到《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大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并删去其中有关民本的内容,并下诏,若有人敢于此事进谏,以大不敬罪论处。
明末清初反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继承孟子的民本思想并使其大放光彩!黄宗羲认为国家应“以天下万民为事”、“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明夷待访录·原臣》);他认为帝王:“敲剥天之骨髓,离散天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还批判封建制度“去公法而奉一家之法”的社会现实。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非常进步的民主思想。顾炎武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断;且他也主张“制民之产”(《日知录·人聚》)王夫之也提出“以民为基”、“不以天下私一人”、“均天下”、“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民主思想。唐甄大骂帝王:“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他还提出治民先治官,官应以“富民养民”为本职的思想;唐甄喜欢谈兵,与孟子“仁者无敌”的理论一样,极为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思想深深影响了进步的思想家,成为他们看透封建社会的实质、反对君权专制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显示了其批判精神的威力。
就在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从16世纪开始,脱离了基督教统治的牢笼、走出黑暗中世纪的西方发展迅猛,尤其在自然科学技术,资本的积累及民主、平等的观念等方面。到了晚清至近代,西方已经崛起。这一崛起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在汉民族接受了蒙古、满清等“蛮夷”之族马踏中原之后,他们很快为比之文明的汉文化所同化。然而,中华民族这次遭受的是异质文化的入侵。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的民主思想对国民的影响日益深入。而孟子的民本思想为仁人志士接受西方民主思想、领导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来源,为民主革命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批判性、平民性和进步性,做为其集中体现的“仁政王道”思想甚至飘散出一种民主的味道。但因生不逢时,很难为现实所容,命运多舛,时起时沉,因而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色。然而它对督导君权、防止暴政、维护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为近代民主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民本与近代民主有本质差别,二者不可混淆,但又有内在一致性和相通之处。孟子的民本思想于当今时代仍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孟子的勤政爱民、与民同乐的思想对执政党的思想建设有教育意义;第二,“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对于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禁止乱摊派、乱收费的力度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第三,孟子提出制约君权的主张对我们建立权力制约机制、防范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现象有启示意义;第四,孟子重视教化百姓,于当今时代我们重视教育、提高人民素质、以科教兴国有相同之处。当今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人治、德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迈进。其实无论是哪种社会,也不论是哪种经济发展方式,“人的生存状况”应是其出发点,而“人的幸福”应是其目的;无论是人治、德治还是法治,其“应以民为主”的宗旨是一样的。而且法治也不可能离开德治而独立发展,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水准不高的社会里,法治会起作用;也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水准不高而“法律”横行的社会里,人民的生存壮况会如何。在这样的时期,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之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这一思想的提出很有时代意义,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
小结
孟子的民本思想,从人类的终极关怀出发,在急功近利的封建时代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而这也正体现了人类价值理性的优先性和崇高性。孟子不是立足于如何发展经济而不顾人民死活,也不是某人或其集团的利益,而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民的幸福与安乐。这对于我们认真反省自己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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