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中国本土,儒学虽经历了从清末经“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河殇”的全面解构,但其现代命运,却并未如当初列文森(Levenson)所预计的那样,仅获得了“博物馆化”的保存。(注:Joseph P.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反而从极端反儒学思潮得到普遍认可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已经开启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端绪。迄今为止,现代新儒学尽管主要还是以“学统”的方式开展,但在经历了生死存亡的历史浩劫之后能够生机不断、薪火相传,显然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积蓄了力量。将现代新儒学视为宋明理学的回响,自然未免过于简单,但宋明理学的确是现代新儒家们在传统方面的主要精神资粮。并且,尽管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区分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或许已并无太大的意义,但至少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仍然是阳明学而非朱子学,更多地构成了现代新儒家精神传统的主要凭籍。第三期儒学的开展如果不止具备时间推移的意义,而更多地意味着从东亚走向世界的空间性拓展的话,其原动力依然可以说来自于阳明学的传统。因此,深入发掘阳明学的多方面内涵,既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本身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范围内多元价值的沟通发展,也无疑会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