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荆轲传》的叙事结构及其创作根源(李泽需)

墨海

作者：李泽需


[摘要]叙事结构可以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从表层结构看，《荆轲传》围绕荆轲刺秦王这一中心事件，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深沉多谋、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从深层结构看，《荆轲传》暗含着荆轲始终不被人们理解的人生悲剧。《荆轲传》的表层结构源于司马迁志存高远的人生态度，其深层结构则蕴涵着司马迁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的人生缺憾。
　　[关键词]《荆轲传》；叙事结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叙事理论认为，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是故事，而内容的存在形态则是结构。结构是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其可以从两个向度进行分析：一是历时性向度，即根据叙述的前后顺序研究句子与句子、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二是共时性向度，即研究内容各个要素与故事之外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前者称为表层结构，即由叙述的顺序所确定的字面意义层次的文本自身结构；后者称为深层结构，即具体的叙述话语同产生这些话语的整个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的超出话语字面的深层意义。本文试对《史记·荆轲传》(以下简称《荆轲传》)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进行探讨。
　　
　　一、《荆轲传》的表层结构
　　
　　一般情况下，从叙述层面分析作品的结构，首先应当确定最小的叙述单位。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可以把叙述内容化简为一系列基本句型，最小单位叫做叙述句。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对故事结构简化提炼的结果是形成若干叙述句，这些句子之间是不可任意错乱的结构关系，即序列。《荆轲传》的主要故事内容可以用以下几个叙述句构成一个基本的单线序列：(1)荆轲是卫国人，好“读书击剑”和与诸侯“贤豪长者相结”；(2)太子丹辗转结识荆轲，两人共同谋划如何对付秦国；(3)荆轲在秦廷上刺杀秦王；(4)荆轲刺秦王失败，燕国灭亡；(5)高渐离筑击秦王，鲁句践感叹自己当初错看了荆轲。
　　《荆轲传》首先用几个片断简要介绍荆轲的身世爱好和交游情况。荆轲“好读书击剑”，文武兼修，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在其父母之邦卫国受到秦国兼并威胁的形势下，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可见他关心时势，以天下为己任。荆轲在榆次与盖聂论剑，在邯郸与鲁句践赌博争赢局，都在别人的怒目或怒叱下逃去。尽管这样会被别人视为胆小懦弱，但荆轲都没有为了逞一时之强而意气用事。到了燕国后，“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始终胸怀天下。这里再次提到他“好书”，可见他不仅仅是胸有大志，而且有真才实学。“好书”和与诸侯“贤豪长者相结”，说明荆轲一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另外，作者写荆轲的交游，还特别提到“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通过这些描述，作者已为我们粗略勾画出荆轲个性深沉、志向远大的特点。
　　在介绍了荆轲的身世爱好和交游情况后，作者接着写燕太子丹谋划如何对付秦国。荆轲因田光的推荐而去拜见太子丹，被太子丹委以劫刺秦王的重任。面对太子丹的“刺秦”计划，荆轲先是沉默，继而是推辞，在太子丹的恳请之下最后才应允。劫刺秦王首先要能接近秦王，荆轲提出要用樊於期之头和燕国地图作为入秦的信物，这两个信物实际上代表了燕国表示归顺秦国，所以何时奉给秦王有个时机问题。在秦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荆轲才开始行动，体现了荆轲选择时机的良苦用心。樊於期因得罪秦王而逃到燕国避难，太子丹不忍伤害他。于是荆轲面见樊於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樊於期主动献出自己的头颅。在与太子丹谋划刺秦的过程中，荆轲深沉的性格特点再次得到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荆轲足智多谋的一面。
　　易水送别的场面突显了荆轲的英雄气概。荆轲入秦，太子丹及那些知道这件事的宾客都穿戴着“白衣冠”来为他送行。在易水边，祭过路神之后，就要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歌，悲凉凄怆的音调，让送行的人都被感动得流泪哭泣。荆轲一边前进一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中，荆轲登上车连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一悲壮的情景，充分表现了荆轲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荆轲在秦廷上刺杀秦王，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荆轲的英雄本色。先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秦舞阳，在秦王的宏大排场面前“色变振恐”，引起秦王“群臣怪之”。眼看就要露馅，荆轲回头笑看了秦舞阳一眼，向前对秦王谢罪说：“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荆轲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能镇定自若。并在谈笑间就消除了秦王君臣的疑心，充分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接着写荆轲向秦王进献地图，当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完全展开、匕首露出来的时候，荆轲顺势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同时右手抓起匕首，刺向秦王。但秦王的反应也是出奇地快，荆轲的匕首还没有接触到秦王身体的时候，秦王在惊惶中抽身而起，一下子就把衣袖挣断了。于是荆轲追秦王，秦王绕着柱子拼命奔逃。由于秦王群臣“以手共搏之”，加上“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让秦王有机会拔出剑来反击荆轲。荆轲的左腿被砍断了，倒在地上，便举起匕首投向秦王，但没有击中。秦王再用剑刺荆轲，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创伤。荆轲知道事情办不成功了，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秦王左右的人上前杀死了荆轲。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充分体现了荆轲刚毅勇敢、无所畏惧的性格。
　　在传记的最后，作者写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不成被杀以及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之事后感叹自己当初错看了荆轲，再次烘托了荆轲的英雄形象。
　　作者就这样层层深入、有条不紊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大智大勇、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荆轲的赞美之情。从传记的结构来看，作者非常注意前后照应。如开头写荆轲到燕国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从他们相同的志趣里，可以看出高渐离也是荆轲式的人物。易水送别时，作者再次写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进一步表明他们胸怀的一致。而传记最后写高渐离视秦王如寇仇，借击筑之机扑杀秦王，与前面的叙写正相呼应。又如写荆轲入秦前，太子急于行事，便找了一个“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秦舞阳作荆轲的副手。荆轲似乎在出发前就已看出秦舞阳不行，所以他要等他的朋友与他一起去。这与后面写到秦廷之后“秦舞阳色变振恐”，不能起到助手的作用，又是遥相呼应的。另外，传记开头写荆轲与鲁句践下棋争道，鲁句践怒而斥之，而最后写鲁句践引咎自责，也互为照应。这样写，不仅使得结构严谨，而且也有助于事件和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二、《荆轲传》的深层结构
　　
　　从表层结构看，《荆轲传》围绕荆轲刺秦王这一中心事件，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深沉多谋、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而从深层结构看，《荆轲传》则暗含着荆轲始终不被人们理解的人生悲剧。
　　《荆轲传》在交待完荆轲的身世后，即写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卫元君不用荆轲之“术”，表明卫元君对荆轲的才学不以为然。荆轲的才学如何，传记中没有具体的描述，但从荆轲后来谋划刺秦的精细准备看，应该不差。可见，《荆轲传》从一开始就暗示荆轲处于不为人所知的境地。
　　荆轲在榆次与盖聂论剑，因两人看法不同，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就出去了，有人劝盖聂再把荆轲叫回来，盖聂断言荆轲不敢再逗留，已经离开了。派人到荆轲住的地方寻找，荆轲果然已经驾车离开榆次了。使者回来向盖聂报告，盖聂说：“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另外，荆轲在邯郸和鲁句践下棋，由于争执棋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不再跟鲁句践见面。后来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的事后感叹：“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很显然，盖聂“怒而目之”和鲁句践“怒而叱之”，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荆轲，而荆轲也不和他们争一时之强，是因为“志不同，道不合”，但这却被他们误认为是懦弱的表现。荆轲受人误解不可谓不深。 《荆轲传》还浓墨重彩地写到燕太子丹的“不知人”。太子丹由于质秦时受到秦王的侮辱，逃归后想报复秦王，鞠武批评太子丹只想自己个人雪耻而不顾全大局；后来得罪秦王的将军樊於期逃到燕国，鞠武主张立即把他送到匈奴去，以消除秦国的借口。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太子丹真正接受。对于秦国日益严重的威胁，鞠武提出“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之策略，而太子丹认为：“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恬然，恐不能须臾。”鞠武批评太子丹的行为是“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后来太子丹被杀，燕国被灭，证明鞠武所说的不无道理。另外，鞠武是个十分谨慎之人，尽管他明确反对报复秦王，但他还是向太子丹推荐了田光，认为田光“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但太子丹对老师眼中的这个大侠，还要告诫他不要泄漏他们之间谈话的秘密：“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结果导致田光以死来表明自己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由此可见，太子丹既不了解田光，也不了解鞠武。另外，太子丹把秦舞阳配给荆轲作为刺秦的助手，实在也是“不知人”。秦舞阳虽然“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但其实是个外强中干的人。太子丹以秦舞阳为荆轲刺秦的助手，意味着对他寄予厚望，结果秦舞阳在秦王的宏大排场面前就已吓得“色变振恐”，在荆轲追杀秦王的关键时刻更是不见了踪影。

墨海

　太子丹“不知人”的性格特征直接影响到他对荆轲的态度。太子丹把“刺秦”的重任寄托在荆轲身上，并待荆轲为上宾，“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就此而言，太子丹可说是礼贤下士的典范，但实际上他并不了解荆轲。荆轲准备入秦前，在等待一个朋友的到来，想和他一起去，但由于这个朋友住得比较远，没有及时赶到，结果被太子丹怀疑荆轲反悔：“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这里用“复请”二字，表明燕太子丹一再催促荆轲赶紧出发，写出了太子丹心中对荆轲的疑虑甚大。可见，太子丹对荆轲并没有真正了解，他之前对荆轲的厚望、厚遇，只不过是由于田光的原因。而面对太子丹的怀疑，个性深沉的荆轲好象一下子变得意气用事起来：“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或许有人会说，荆轲之前不是很能忍的么，这时候怎么就不能再忍一忍?这也正是让人十分感叹的地方。从田光以死“明不言”，我们也就知道，荆轲这时非如此不能消除太子丹的怀疑了。荆轲作为一个刺客，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替太子丹行事，却得不到太子丹的真正理解，实在可悲可叹!
　　颇有意味的是，这篇传记的末尾写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之事后感叹：“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里鲁句践为过去自己太不了解荆轲而感到羞愧，荆轲刺秦王的英勇行为也让鲁句践明白了荆轲当初离他而去的原因。至此鲁句践对荆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好像他终于明白了荆轲是个怎样的人。但鲁句践把荆轲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荆轲的剑术不精，从这点看来，鲁句践还是没有真正了解荆轲。荆轲的剑术如何，可从田光那里得到印证。起初鞠武把田光推荐给太子丹，上文已说过，鞠武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认为田光可以担当起刺秦的重任。如此说来，田光的剑术应该不错。而田光去见太子丹时，说自己已年老力竭，力不能任，认为荆轲可以胜任。这样说来，荆轲又是胜过田光的。而这篇传记一开始就交待荆轲“好读书击剑”。所以，荆轲的剑术应该是很不错的。荆轲在身负重伤、知道事情最终不成之后说道：“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这么说并不是自我解嘲之词，他在出发前就曾说过：“往而不返者。竖子也!”怎样才能活着回来呢?唯一的做法只能是生劫秦王。可见，荆轲刺秦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的剑术不精。鲁句践终归还是没有真正了解荆轲。
　　综上所述，《荆轲传》存在“不知人”这一深层结构。那么，这一深层结构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呢?中国很早就有“士为知己者死”之说，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知己”与“士”之间真正做到相知的其实并不多。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悲剧所在。《荆轲传》的深层结构正是这一文化背景的体现。
　　
　　三、《荆轲传》叙事结构的创作根源
　　
　　《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司马迁并不是以冰冷的态度看待历史，而是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融入强烈的爱憎感情。具体分析，我们发现，《荆轲传》无论是表层结构还是深层结构，都蕴涵着司马迁的身世之感。
　　首先，与荆轲一样，司马迁也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司马迁在《与挚伯陵书》中曾说过：“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欲以立德、立功或立言的方式实现人生的不朽，这正是司马迁的人生追求。司马迁少年好学，二十岁开始外出游历，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元封元年(前110年)，其父司马谈病死，临死前嘱托司马迁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司马迁在悲痛之中作出了郑重的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此，司马迁开始肩负起修史之重任。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道：“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五百年而代有圣人出，司马迁以周公、孔子为楷模，志向不可谓不大。他在《报任安书》中也谈到要“欲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地讴歌了包括荆轲在内的各种英雄人物，因为他们“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与司马迁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一致的。
　　其次，与荆轲一样，司马迁虽然志向远大、才能出众，却难以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最后矢尽食绝，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和斥骂李陵。司马迁则认为李陵杀敌过万，虽然战败降敌，但其功可以抵过；李陵也并不是真心投降匈奴，而是伺机报答汉朝。起初，汉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的意见，派使者慰劳李陵部下生还者，并“遣因杼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汉书·李陵传》)。但是公孙敖没有等候到李陵，却从捕获的匈奴士兵之口听到李陵教练匈奴兵来对付汉朝的消息(实际上教匈奴练兵的是另一降将李绪)。于是汉武帝大怒，族灭了李陵一家。至此，司马迁之前的说法也就被人说成是“诬罔”之词，按律当诛。此时，司马迁有口难辩，“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最后只能屈辱地接受腐刑以免一死。本来司马迁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讲了事实真相，希望汉武帝公正地对待将士的成败，但他的“拳拳之忠”反而给自己招来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使他只能痛苦地感叹“明主不深晓”。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自己的这种痛苦表露无遗。任安写信叫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尽管他自己也很想为朝廷尽点力，但觉得自己没有了这种资格：“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掃除之隶，在闻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纵使自己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但“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还能再说什么呢?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呢?
　　最后，与荆轲一样，即使不被人理解，司马迁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宫刑乃人生之奇耻大辱，对于“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司马迁并没有一死了之，反而认为：“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也就是说，如果就这么死掉，世俗之人是不会把他看作是为节义而死的，只会觉得他智穷罪极、难逃一死。这么死掉就像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与蝼蚁没有什么两样，是毫无价值的。所以，他选择活下来，他要完成未竟的事业。虽然宫刑让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史记》的创作，实现了自己“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理想。《荆轲传》中的“太史公曰”赞美荆轲“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其实这不也正是司马迁本人的真实写照么?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荆轲传》的表层结构就源于司马迁志存高远的人生态度，其深层结构则蕴涵着司马迁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的人生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