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争与清代通俗小说的宝物崇拜(刘卫英)

墨海

作者：刘卫英


　　?［摘 要］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关键词］ 明末战争；清代小说；宝物崇拜；文化反思

　 ? Abstract:The demand for advanced weapons in the Ming dynasty became urgent as to the nation’s destiny. The weapon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gave astonishing play to power in Liaoshen War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y of manipulater.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isplaying the magician of the Taoism and that of folk secret religion, and emphasized the power of sacred weapons with magnificent fighting scene, but their description lacked the display of weapon’s technology. Commoners’ concern under peasant economy was more on easy operation than operation process or manipulater’s capability. Worship of sacred weapons as all-mighty power manifests commoners’ limit of the times,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ir restriction in expectation of advanced weapons.

　　? Key words:wars in late Ming Dynasty;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sacred weapon worship; cultural intro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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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器的关系，乃至兵器改进同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了较为直接的联系，这一命题到了明末才开始明显和突出，影响到清代小说的相关想象和文学描写。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民俗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课题，似乎探讨得还很不够，本文试就此略陈浅见。
　　
??一、明清战争的具体进程与兵器的改进要求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明代尤其明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人改进兵器的视野关注外域，而且对于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运的迫切性、普遍性和实际操作的措施。
??史称嘉靖八年（1529年），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即今葡萄牙国名。正德末年，其船队来到广东。地方官员开始效法制炮，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1449年）四川始。”［1］而实际上，欧洲先进火器的东传，唤醒了一个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时代，如果上升到一定的文化层面上认识，就如研究者所言：“在明朝时期，中国原有的火器没有准星，命中目标的准确率不大，威力也有限，而欧洲的火器已有准星，命中率大有提高，威力远比中国的为大。因此，明朝时期西方火器及其技术之传入中国，对中国军事技术的提高，是个促进。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火器，有枪，还有炮。……炮有多种，主要的是来自葡萄牙的‘佛郎机’和来自荷兰的‘红夷炮’两种。”［2］
??火炮这一代表性的先进兵器，是由明代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澳门传入的。《熹宗实录》卷三十三载：“（天启三年夏四月辛未）兵部尚书董汉儒等言：‘澳夷不辞八千里之程远赴神京，臣心窃嘉其忠顺。又一一阅其火器刀剑等械，俱精利，其大炮尤称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样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与贼遇于原，当应手糜烂矣。今其来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应仿贡夷例赐之朝见，犒之酒食，赉以相应银币，用示优厚。臣等尽试其技，制造火药择人教演，稍俟精熟，分发山海听辅臣收用。’上俱允行。”《熹宗实录》卷三十四：“（天启三年五月乙未）浙江道御史彭鲲化上言：‘……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今澳夷远来，已有点放之人，宜敕当事者速如式制造，预先演熟，安置关外，庶几有备无患……’得旨：‘所奏修边诸事著内外各衙门著实料理……’”［3］
??这些外来的最新式兵器——红衣大炮等远距离作战的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这里说的“辽沈”当时多称之为“辽东”，其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辽东城”，明末指的是辽阳，是明代人们从中原视点上看所说的；广义则是以今日辽宁为中心的关外之地。而实际上。当时“辽东”的关键之点主要指的是今日的辽西，焦点在宁远——今日兴城至山海关一带。天启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人向城北后金大营发射西洋大炮，“歼虏数百”。据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仅仅三年之间，明朝发往广宁前线的将军炮、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威远炮、佛郎机等共有22 144位（门），其中，天启三年至五年，从澳门购进的26门红夷大炮，调往山海关的就有11门，袁崇焕接受了著名兵器专家茅元仪和王喇嘛等人的意见，在城墙上建台，制作炮车，设置在宁远城上，这种外来火炮，设计优、瞄得准、射程远、威力大［4］159-160。
??这里的概括，其史料当主要出自《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其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廷发往广宁（今辽宁北镇，即北宁市）前线的火器即有：“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郎机四千九十架……”还有各种战车等军用物资。如此投入，其在制造、运输和训练操作人员等方面，所带来的整体社会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在袁崇焕获得首次宁远大捷之后，次年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建州女真兵又攻宁远：“守兵出城逆击之，连战数十合，发火炮矢石击之，积尸布地。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着黄衣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终夜东行。至五鼓，营于小凌河，留精骑殿后。时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建州一战，袁崇焕宁远之捷，亦止凭城拒却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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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史家有论：“明军获得宁远大捷，以上四项因素，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最关键的因素有两条——指挥正确与武器先进。这个先进武器就是红夷大炮。红夷大炮是中国军事史上出现的最新武器，也是明军装备中的最新因素。明军首次在宁远之战中使用红夷大炮，并获得成功。明军宁远之战的胜利，是袁崇焕凭坚城、用洋炮的胜利。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用红夷大炮，二是使城炮结合。他从抚、清、开、铁、沈、辽、广、义等诸城失陷中认识到：旷野厮杀，明军所短；凭城用炮，明军所长。所以，‘凭坚城、用大炮’是明军以长击短、克敌制胜的法宝。”［4］182按，这段论述，明显地来自早年辽宁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是后金以战车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来对付明军的火器：“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循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骑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后金进入辽沈以来，多采取这种‘结阵’法，屡屡奏效。现在……它的猛烈进攻却失去往日的效果。因为明兵凭坚城护卫，既不怕骑兵猛冲，又能躲避箭矢的攻击。还有，它以城护炮，又以炮护城，就使明兵处于完全有利的地位。”［6］200-201可见，先进的武器，还需要与操纵它的人的素质结合，和灵活变通的恰当的战术辅助，才能发出应有的效力。
??然而，反面的教训则更是巨大，那就是实际上不成功的火器运用，还是占据明兵辽沈战场上的大部分情况。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一文也指出：“……我自己研究明末1619年的辽东战役，内中有一个明军指挥官放弃火器而以步兵仓促应战。明军分为四路，在一个弧形上展开逾一百五十英里，给努尔哈赤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明军用火器时，其效率之低，使满军胆敢以骑兵密集队形冲入阵地，终致明军全军覆没。”以下指出成因，认为这与甲午海战等中国军队失利的原因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应当和它的社会结合为一，有如以骨骼、血脉、筋肉和神经系统相牵连。这就是说要使海陆军发生效率，不仅人员装备的供应须经常不断，即军事技术及军事思想也要和支持它们之社会的水准不相上下，这样才算是成为一个有机体。” ［7］并非是兵器本身不先进，而是在战术运用上的失误。先进的兵器不是空的，要切实地运用到实战中去，才能发挥兵器本身的威效。
??然而，这也需要从多方面寻找原因。火炮为代表的远距离作战兵器，灵活机动具有实战效验。然而由于本身未尽完善，或还要受到下雨等天气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具体操作者的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未必火器就要胜于冷兵器。《海角遗编》第七回十八骑清兵截击明人官船，如风似火：“船上所恃惟铳，较其来近，正要发时，也是天数，风色又不顺，正下着一阵大雨，药线俱湿，炮不得发，岸上箭似飞蝗，船上虽有弓箭，已着了忙，就有好汉，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脚头，须臾，骑鼓中军顾三爷、伏波营总兵沈俱用铁鞭四十余斤者，几筹好汉，俱中箭而死矣。”
??后金（清）军仿制红衣大炮。皇太极在宁远、宁锦战役失败后，认真总结经验，由于忌讳“夷”字，故谐音为衣，称为“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40门在沈阳建造而成，定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在八旗军内设置新营“重军”，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这是在辽西战争中得到的一个惨痛教训之后，开始刻不容缓建造的，因此，其实战的意义殊为巨大。
??相比之下，火器运用上最初处于明显劣势的后金方面，却是迅速学习，及时赶上军事史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就在这上述40门大炮造成的半年之后，天聪五年七月末，祖大寿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八月初皇太极就把这四十门大炮运往大凌河战场，用红衣大炮轰击大凌河城，摧毁了城上的雉堞、敌楼，而祖大寿组织的四次突围均遭失败。援军吴襄大营也被佟养性所发的大炮轰击而毁［4］120-122。
??这体现了女真贵族在历史挑战面前及时而有效的“应战”。与明朝拼人口实力，满族是拼不起的。《满文老档》卷二十一载努尔哈赤慨叹：“我方以民少为恨。”而诸如沈阳、辽阳等相继落入后金之手，当地的汉族居民却往往逃亡关内或避居海岛，甚至逃往朝鲜。《满文老档》卷二十四载录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给朝鲜国王书信中就说：“闻吾所获辽东之人，多往尔处。”因此，在人力上后金是大大逊于明朝的，其出动的兵力也不是以人多取胜，如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八旗大军进攻宁远，许多研究者根据袁崇焕回答努尔哈赤的话，是十三万，而据专家仔细考证，不过五六万人，但已经是“倾注全力”了［6］195-197。其采取了很多办法，然而，改进战争工具的迫切性，却是首要和直接的。
　　
??二、火器崇拜及憧憬在清代小说中的多重艺术表现
　　
??文学是现实的折光反映，也往往曲折地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心理。清代叙事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对于战争武器及其效果的刻画，集中体现了清初以降人们对于先进武器的重视、憧憬、期盼等民俗心理。
??首先，也不排除一定程度上的写实。如清代七峰樵道人小说《海角遗编》第二回就描写了扬州已破，镇江遭到进攻首先从炮击开始：“清兵列阵于半江，发大炮直打到北岸，于是百姓家家户户拈香顶祝，望其死守……”（第686页）小说第四十九回又写清兵进攻江阴：“豫王大怒，特调贝勒王统大兵，又将江船装载火药、铳炮无数，期在必克。一到，……把城池围得铁桶，四面俱布置大炮，于廿一日子时攻城，城上亦将铳箭打下，自子时至辰时，百里内外惟闻炮声如万雷俱发，两边人马死伤无数……城内火药及长兵已竭，城上人立脚不住，凭外边火炮打到，午后城垣俱已倾塌，四面鼓噪，一涌上城……”［8］可见，到这时清兵已迅速学习了明兵辽沈战场上的长处，重视火器的运用，而且在火炮装备上胜过明兵和地方武装，因为惶惶不可终日的南明王朝已顾不上发展兵器了。
??其次，作为平民意识表现的清代通俗小说，是现实和民俗期盼的折光反映，其所描写的未必就与战争实践中的兵器同步，更多的还依旧承袭着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当然这也离不开明末清初战争的震撼和刺激，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的易于操作，当下见效。于是，火器描写在小说中，由神怪题材转移到历史演义的神怪式状写刻画上。即使神怪大队人马作战，展示的却只是单兵作战的近景场面。
??《说唐三传》第十二回写苏宝同“背上插一个葫芦，他把葫芦盖开了，口内念动真言，飞出两口柳叶刀，长有三寸，阔如蒜叶，倒有一丈青光簸满”，将尉迟兄弟乱刀砍死。第二十七回写番后苏锦莲的葫芦能放出无数火鹊，把周青等八个总兵烧得焦头烂额，一万兵折了八千。第三十二回写朱顶仙的红葫芦打开盖，“放出无数烈火，顷刻之间，满阵大火。兵马三千，偏将十员，俱皆烧死。只有薛丁山陷在阵中，幸得身上穿着天王甲，纵有烈火不能上身。”第三十三回写仙人谢应登解下葫芦，“揭开水晶盖，放出雪白一道亮光，变成四条白龙，张牙舞爪，顿见满天乌云，落下倾盆大雨，立刻将烈火消灭。”第三十六回写扭头祖师的两个葫芦，一个藏北海之水，一个藏南山之火，名为水火葫芦。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揭开葫芦盖子，放出无数火鸦，把杨藩的阴兵烧得无影无踪。第六十九回写谢应登仙翁把葫芦供在桌上，请宝贝转身，“只见一道红光，从葫芦里飞出，变成剪刀，双翅奔来，野熊（仙人）一见大惊，转瞬头已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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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注意将英雄的坐骑赋予火器发射的功能。《说唐全传》第十九回也写尚师徒的龙驹风雷豹，头上有一综黄毛，将黄毛一扯即口中能吐烟。第二十八回写这马：“头呢像个马头，身上毛片犹如老虎一般，一根尾直像狮子尾一样，四个大蹄犹如铁炮头一般。顶上却有一个肉瘤，瘤上有七八根白毛，如银针一般硬的。若上阵，得胜便罢，若战不过时，就将那肉瘤上这几根白毛一扯，这马一声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烟。那些凡马见了，便屁滚尿流，就跌倒了。真算是一匹宝马！”坐骑直接吐出烟火，人们眼见的只是烟雾，简便易行，战果却是即刻奏效。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努力试图写出火器类宝物给大兵团带来杀伤的。如《说唐三传》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与杨凡对阵，收了金棋子后，杨凡以阴兵杀来，樊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放出无数火鸦，把阴兵烧得无影无踪。《说唐三传》第六十四回写苏宝同与罗章交战，三十余回合不能取胜，他从教主金壁风祖师借来的神兽黑狮子发挥了威力：“那黑狮驹双蹄起在空中，鼻内喷出烟火。罗章两目难开，回马就走。三军烟得无处投奔，自相践踏。伸手不见五指。那火一发利害，大者车轮，小者炭火，飞来粘在身上，烧得焦头烂额，一万人马，去其大半。”［9］毋庸置疑，这一“怪兽喷火式”的描写，具有多重现实成因。而其中较为直接的民俗心理成因，就是明末清初战争中火器尤其大炮的运用，所给予人们心理的深刻印象和持久记忆。
??然而不难看出，清代通俗小说作品的叙事重点还在于以少总多，虚写胜于实写，结局重于过程刻画，往往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而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的展示。这是因为，体现明末辽沈战争记忆的通俗小说，其创作者并无先进的科技意识，他们只不过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一些火器运用于战争的实际威效，而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的素质，小农意识的封闭和平民心理想象，容易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由于实际参战者很少生还，幸存者又难于与小说家接触，小说家们把战争想象得如同道士作法一般操作简单，战争工具也用不着去人为地改进、更新、维护和操作训练。许多只有在实战中才会总结出的细节关键之点，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忽视了。通俗小说只重视具体征战上个别性的结局，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战争工具想象和实战中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可以认为，文学想象与现实进取之间并非绝然没有联系，以这种简单化理想化的阵上宝物叙事，怎能在先进武器的实战运用上迈出应有的前进步伐？其虽然曲折反映了人们的愿望，但不过是廉价而热闹一时的感官刺激，缺少深刻的历史反思。
??这一缺憾，直到进入到19世纪的俞万春（1794－1849）写《荡寇志》才开始部分地予以填补。他把真正意义上的火炮描绘到小说世界中。小说第一百一十七回写了“飞天神雷”的准确度。说是慧娘“会勾股算术，算那雷子落处，远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尔罕用火鸦，亦是此术。不然，那火鸦如何都落到竹笆上，不飞到别处去？”［10］火炮的射程和准确度，才是杀伤力大小的关键，这种认识昭示了时代的进步和外来先进科技意识对于小说的渗透，于是小说所关注的也就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法术和斗法之争了。
　　
??三、兵器想象在清代民间心理中的嗣续传播
　　
??何以明末清初巨大威力的火炮，在晚清之前的小说中被宝物幻想所折映，其威力表现受到遏制，而渗透进了大量法术为主的成分？这不能不从女真贵族入主中原后，其特定的心态和相关政策上找原因。
??清代终始，满汉民族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面对人数众多的被统治民族——汉族，满清统治者一直不敢放松警惕。因此，虽然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拥有利器火炮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但因为更多的顾虑，却并未付诸实施。
??首先，宝贝兵器想象是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抒发。明代皇帝大多比较懒，大权旁落于宦官内竖，丞相专权如严嵩，之所以权倾朝野，都与皇帝不理朝政有关，言论相对自由，文人可自由结社，像海瑞这样竟敢朝廷上直面批评皇帝；而清朝皇帝则大多勤政，他们毫不疏懒，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则自然要严厉得多。如雍、乾年间文字狱之严酷，简直无以复加，文人结社之类不仅没有推行，实际上根本是想也不敢想。汉族文人即使辛辛苦苦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也大多数得不到真正重用，功业宏愿难于实现，于是内心郁结只好变形地抒发出来。叙事文学的宝物想象和神幻虚构的繁盛，即其一也。
??其次，清代统治者以白山黑水间女真族的骑射为长项，虽然明兵运用的先进的火炮之类的火器，在明清辽沈战争中让他们一次次吃了大亏，但他们深心里依旧不愿意发展火器，因为如果火器发展起来，那些他们认为文弱的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也会随之掌握，北方满族的骑射优势就会相形见绌，发挥不出来，在他们看来，毋宁继续保持满族骑射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廷还组织蒙古首领们来参观大炮的威力，使其恐惧而心悦诚服。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载：“福文襄王总制云贵，值南掌国贡驯象四，并言被交阯诸国劫掠，无御敌器，以馀象一求予巨炮。文襄檄谕，以国家法制森严，赏赉有节，兵火利器，不容妄求，还其象，不予之炮，上讳之。” ［11］可见清廷是多么忌惮火炮等先进兵器的“外流”。
??因此，对于“红夷大炮”、各种火炮“大将军”的深刻记忆，在清代中期就变得愈益遥远。但是，那些中原和南方的汉族文人却终究还是无法彻底忘记，这些被压抑心底的“种族无意识”在承平日久的清代中期，禁不住又时时焕发出来，需要在神怪想象中得到部分的满足。小说中的形形色色宝贝兵器意象和斗宝场面，也就被不约而同地赏爱。
??其三，也不排除，一些满族的有识之士，还是时不时地谈论先进火器，期盼走向富国强兵之道的，这给予小说创作者以不可小觑的启迪。如道光年间满族人奕赓《佳梦轩丛著》还在津津乐道于火炮，但是以占有为自豪，并未具体写其实战中的威效：“本朝军械火器最利，其大者有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重七千斤，红衣炮重五千斤，神威大将军重三千八百斤，神威无敌大将军重三千斤，神威将军重四百斤，神功将军重一千斤，冲天炮重三百斤，又有九节十成铜炮、铁心铜炮，得胜铜炮、发熕铁炮、子母炮、严威炮、奇炮、龙炮、台湾炮、行宫信炮、抬炮、回炮、迅武大神炮、宣武大神炮、绥武大神炮、耀武大神炮、成武大神炮、常胜威远炮。又有御制金龙炮，长五尺八寸，重三百斤，食药八两，子重一斤。御制制胜将军铜炮，长五尺，重五百斤，食药一斤半，子重三斤。御制威远将军炮，又有浑铜炮。”［12］何以这些大炮屡称“大将军”？应当说，这是对战争中决定力量的最高评价——古代重将不重兵，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卒多少在战争中往往忽略不计，而将才则不可或缺。类似这些统治者的民族心理，必然会触动一些汉族文人，使他们诱发和强化宝物幻想。
??正是在这样一些民俗心理的支配下，深层意识中，清人的兵器崇拜意识，就有如水中的冰山，经常要露出水面一部分，还往往采取变化的形式和观照外部世界的眼光。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称：“英领事阿查里言：伊前年从军往征一属国，所统之师船兵力不厚。惧一时不能制胜，乃造千斤重炮子十余枚，至其国之海边，夤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余里，散置之地。归船，乃发空炮数十声。次日，其国举兵拒战，行至中途，见炮子，惊其大，且讶其击至十数里之远，以为不能抵敌，遂遣使乞降。于是宣布威德，取成而还。其实伊国本无此大炮，亦并不能制此大炮也。兵行诡道，外国亦然。”无疑，这一心理的生成，早在对于明末战争的感受和最初的回忆思考之中，就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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