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汪义生)

天籁

作者：汪义生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西方文化创造了惊人的工业文明成就，伴随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紧张、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沦丧等种种问题。西方文化本身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致使整个西方社会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东方，古老的中国文化因而迎来了复苏契机。

儒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

孔子开创的儒学，并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中包括道家、墨家、法家、阴阳五行学说、佛学等，还包括民间的大众文化传统。然而，毫无疑问，儒学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长河的主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核心地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学深入人心，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主要缘于儒学。一位日本人曾说过：“我们经济的成功是得益于《论语》加算盘，现在又改成《论语》加计算机。儒家学说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使日本的经济腾飞起来。”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其内存的价值之所以能够被重新发展，关键具备了能实现自身现代转换的一些基本要素。

儒学并非一种保守持旧的理论，它一贯强调革新、发展的观念，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例如《大学》中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中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基于这一种不断求新的发展观念，历代儒家都主张对旧有的传统的继承和接受要有所选择，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扬弃。孔子对三代社会的模式赞赏备至，视之为理想社会，但他也并不主张对三代的模式全盘予以承袭，而是提出应有所“损益”。《论语·为政》中这样写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方孝孺在《候域杂诫》中说得更为明确：“学古而不达当世之事，则为鄙木之士，鄙木者不足用。”在这些著名的儒学典籍中甚至提出了改弦更张的政治主张。例如《汉书·董仲舒传》中写道：“圣王之治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更化则可以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禄禄日来。”从上面随意撷取的片言只语中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儒学不是停滞僵死的腐朽理论，而是充满发展、变革的精神，这是儒学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意义的重要因素。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基本特征。儒学并非脱离实际一味空谈的玄学，历代儒学大家之所以能运用儒家学说治理世事，就是因为儒学是一门有用之学。例如宋明时代的儒学思想家在从理论上对儒学加以深发的同时，十分重视儒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陆九渊指出：儒、释的区别主要在于“儒者皆主于经世，释氏皆主于出世。”二程提出“穷经将以致用”的观点，指出“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清代黄宗羲致力于儒学“经世”作用的研究，他指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句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由此可见，儒学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儒学在当代得以进行重建和创造性转型的必要条件。

成功的实践对世人的启示

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农业宗法文明基础上的，无法照搬照抄，直接为现实社会服务。上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出现了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的现代儒家为了重建儒学，对传统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为现代社会服务，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这些儒学基本上是理论家，他们对新儒学的研究和阐述往往在理论上谈得头头是道，却未能与当前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因而，主要还是属于书斋式的研究。

儒学要想在现代社会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立足今天的社会现实，在现代文化的土壤上自觉地与今天的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具体地说，就是要将中国古代儒学家的宗派文化的主干转换成现化文明的组成要素。经过这样一番脱胎换骨改造、重建后的新儒学，才是有意义的，才算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儒学固有的发展、变革、经世致用的精神。

在对儒学进行创造性改造的过程中，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取得了很好的成功经验。新加坡于1965年开始着手发展经济，推行工业改革，利用现代科技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建立起现代法律制度和企业规章制度，并严刑峻法，对官民一视同仁。1982年起，新加坡开展了儒家伦理教育运动。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约束机制有效地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力宣传儒家文化，对提高国民的凝聚力和道德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新加坡对儒家思想不是生吞活剥、照搬过来就用，而是经过一番认真的现代转换改造。例如，把儒家的孝、悌、忠、信创造性地转换成五大原则；国家高于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国家尊重个人；协调是解决冲突的正常途径；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和谐。这五大原则很好地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

日本对儒家思想的改造、转换工作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一方面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利用儒家忠孝思想，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不过这种忠孝思想一度以国家主义为本质，并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造成了灾难。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军事压力下被迫进行了民主改革，此后，儒学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在市场经济中以国家利己主义和公司利己主义取代西方的个人利己主义，从而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腾飞。

弘扬儒商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华人社会的儒商崛起，是对儒学进行创造性改进、重建的又一范例。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教育水准不断提高，商品中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中国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儒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涌现的。儒商指的是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品格高尚、见利思义、有奉献社会的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成功商人。经济的发展，不能以文化衰落、道德沦丧为代价，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是文化的取向与经济增长的统一，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研究儒商的成功之道时，可以发现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领域的现象，在儒商身上，可以看到中华传统儒学的思想光辉。

儒商以仁义为本，见利思义，讲究职业道德，怀有一颗对人类的仁爱之心，拥有一份对社会的责任感。儒商与沉湎于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的享乐型商人截然不同，与不讲道德、唯利是图、坑蒙拐骗的奸商形成了强烈对照，他们是具有高尚品德和崇高理想追求的爱国商人。儒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对奸商，对一切不法商业活动的批判、反拨，它规范着现代商业精神，在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要以本土文化为导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不能简单地把文化传统视为前进中的包袱，相反，它能成为造就我们民族自尊心与自强精神的动力。儒商精神就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源。儒商的实践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积极意义，所谓现代先进企业管理理论，并非西方文明的专利，儒家文化不仅可以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而且以其特有的柔性，较之西方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应当指出，由儒、商结合而产生的儒商精神，并不是儒家伦理和价值的简单移植。儒家贵义，商人重利，这两者的结合是一种价值的再创造。从探索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现代商业精神两者关系上分析这种价值创造的过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