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粮商

文潮

来源：佚名



    历史上的徽商，经营项目颇多，做粮食转贸生意的被称为徽州粮商。
    徽商中的粮商，同茶商、木商一样，资格比较老。如果说，徽州自古多茶商、木商，是由于当地盛产茶叶、木材，那么徽州米商的出现则是因为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山多田少，严重缺粮这一缘故。据史载，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秋天，歙州 (徽州前身)适逢旱饥，粮价日增，有人请宣歙观察使卢坦下令平抑粮价，而这位地方官却没有这样做，理由是“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民益困矣”。这里所说的“商船”，无疑包括徽州土著粮商经水路外出贩米的船只。
    明清时期，流行“江浙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当时，徽州粮商贩粮也多在江浙及湖广地区，而且是采取水上运输的方式。嘉靖《徽州府志》中说，徽州粮商“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者，舰相接肩相摩”。明天启年间成书的《休宁县赋税官解条议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徽郡仰给江浙，旧例买稻俱派水商……屯溪系一邑总市，商牙辐集，米船络绎相继”。此外，明清时期的芜湖，已是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徽州粮商也常常从这里贩粮入徽，或转运其他缺粮地区。
    徽州米商除贩粮还籍外，还在其他地区做粮食转贩贸易。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明人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就提到这样的事情：徽州新安县人陈商，年二十四岁，到襄阳贩籴米豆，两个月后运到苏州府枫桥出售，脱货后回新安，只停了三天又向襄阳进发了。
    徽州米商还在水路上解运官粮。水路运输费用低，利润高，但风险较大，因此发财者有之，遭遇不测导致人财两空者亦有之。明万历年间，歙县上丰人宋应期解运南粮，江行时遇大风，翻了船，不仅赔偿损失，还下了监狱。
    在产粮地区设库囤购粮食，再转卖给客商，或视丰欠行情直接就地抛售市场，这是徽州粮商经营的又一形式。清人赵吉士著《寄园寄所寄》中就提到歙人许某“客在徐州经纪，仓收小麦”。
    徽商效益观念强，米商当不例外。他们用舟车将甲地粮食贩往乙地，脱货后，并非空着舟车返回，而是将乙地的商品再贩往甲地或其他地区。如此对流、循环，资金周转快，利润高。如《明季实录》载，明徽商溪南吴姓者，将一船桐油贩往湖南常德，脱货后，又装了一船米豆返回江苏浦口出售。
    一般说来，徽州米商讲究商德，“取予有义”’“居商无商商之心，不效贪商窥窬分毫”。丰年，他们不贱价伤农；灾年，也能平价售粮。《太函集》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明休宁人程锁客溧水，当地习惯于春初以生活资金贷给佃户，秋收时，佃户以谷物并附利息归还。程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嘉靖二十二年谷贱伤农，其他客商率抑价不予，而程锁却能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程锁出谷“价如往年平”，因而博得佃户阶层的信用，战胜其他客商的竞争。《休宁碎事》亦载：休宁人刘淮在嘉湖购囤粮食，一年遇灾荒，有人劝他“乘时获利”，而他却说：“孰若使斯土之民得苏之，为大利也”。于是乃“减价以贸，又为粥以食饥者”。
    不讲商德，见利忘义的人也是有的。他们往往在丰年以低价囤积稻米，于灾年以几倍的价格抛售市场。有个资料记载说，明万历十七年，徽州商人从湖北贩米到苏州，苏州正闹旱灾，这些商人将一斗米以一百五十文的高价出售，获利四倍，仍不感满足。《明熹宗实录》有一段记载，反映了徽州粮商中的某些“贪商”，在灾年囤积不售，以便抬高粮价，而引起广大消费者的公愤：“万历庚申（1620年）（苏州）因遏籴米腾，一二饥民强借徽商之米，有司稍绳以法，而遂有万人屯聚府门，毁牌殴役，几致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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