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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 刘勰、萧统的赋学观(王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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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7 10:20: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王承斌


  摘要: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否对萧统有很大影响,现在学界存有一些争议。就赋而言,二人对已有定评的赋作看法相近,而对其余作品态度有很大不同,从中能看出二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确实存在差异。

  关键词:萧统;刘勰;大赋;小赋;讽喻;风力
  
  《文选》和《文心雕龙》二书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前骆鸿凯等学者均认为刘勰的文学思想对萧统有很大影响,而现在清水凯夫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对《文选》没有任何影响,傅刚先生认为二者间存在不小的差异,《文选》更接近任昉的《文章缘起》而不是《文心雕龙》。要全面分析刘勰和萧统的文学思想及关系,那将是系统而复杂的工作。本文只从二人对赋的看法着手,分析其异同。
  《文心雕龙》论赋主要集中在《诠赋》篇,其他各篇也有涉及。总体上看,刘勰把赋分为大赋与小赋两类,大赋在题材上以“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为主,体制风格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小赋题材则以“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为主,体制风格是“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两种体制的赋作不仅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结构也不一样。《文选》选赋十五种十九卷,前十卷基本上是骋辞大赋,后九卷主要是体物抒情小赋(卷十一“游览”类中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为小赋,鲍照《芜城赋》应属大赋。另“宫殿”和“志”两类也属大赋)。从题材上看,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等四类赋,他多选汉大赋名篇,这与刘勰相同。而“游览、鸟兽、物色、哀伤、情”等几类赋,《文选》所选的多以魏晋小赋名篇为主。这显示出二人在赋体分类上的近似。但细察之,两人又有所不同。
  刘勰在《诠赋》篇中提到“辞赋之英杰”十家,其中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八家与《文选》相同,所列赋作也相同。后人多据此认为二人文学观念相同,但这些多是公认的、已有定评的赋家赋作,这在前四史的列传部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评论中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这一点上的相同难以说明两人辞赋观的相同。
  对大赋的评论,《诠赋》篇强调的两汉大赋有枚乘《菟园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扬雄《甘泉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重视它们“极声貌以穷文”、“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特征,而萧统则兼选了一些抒情赋,如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班固《幽通赋》、张衡《归田赋》、《思玄赋》之类,这些虽为大赋,但叙写过程中着重抒发作者的情感,“体物”旨在抒情而非讽谏,这比刘勰更能反映汉赋的全貌。对魏晋赋家的评论,刘勰未列具体作品,据范文澜考证,在所赞的“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中,他称徐斡“博通,时逢壮采”,评潘岳、左思“策勋鸿规”,称袁宏“梗概,情韵不匮”等,主要是重视他们的大赋成就,涉及的赋作可能是徐斡《齐都赋》、潘岳《籍田赋》、左思《三都赋》、袁宏《东征赋》等。其他诸篇论及的、属“选文以定篇”的大赋有扬雄的《羽猎赋》(《通变》)、冯衍《显志赋》、刘劭《赵都赋》、何晏《景福殿赋》、郭璞《南郊赋》(俱见《才略》)、司马相如《大人赋》(《风骨》)等,总计论大赋17篇左右,与《文选》所选21篇大赋比较,9篇相同,19篇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文选》中“纪行”和“志”两类大赋几乎元一论及。
  刘勰肯定的“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属“选文以定篇”者)有,荀子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贾谊《鹏鸟赋》,王褒《洞箫赋》,王粲《登楼赋》,陆机《文赋》,成公绥《啸赋》,刘歆《遂初赋》,陆贾《孟春赋》,应贞《临丹赋》,张华《鹪鹩赋》,挚虞《思游赋》等,从其评语“靡密、穷变声貌、淫丽、绮巧、缛理有余、意在微讽、首发奇采、渐渐综采、循规以温雅”等,能看出他重视的是语言华美和思想内容的雅,即符合“丽词雅义”标准,也较重视其中的风力。而萧统则多选了抒写个人情怀的短赋,如向秀《思旧赋》、曹植《洛神赋》、潘岳《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陆机《叹逝赋》等。相比较可知,刘勰对《文选》所选的潘岳所有小赋、“哀伤”和“情”类赋,几乎一概不论。魏晋以后的南朝赋多为写景抒情的小赋,《文选》选录了5家7篇,刘勰也丝毫没有论述,从中能看出刘勰对南朝赋的贵族化和唯美化颇为不满,其实这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从《明诗》《定势》等篇都能看出。
  就抒情小赋来说,二者选评不同者多达三十多篇,差异极大。
  综上所述,刘勰与萧统在对已有定评的赋家赋作的评价上几乎没有差别。而对其余作品的态度则有很大不同,可见二人在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上存在差异。
  一般认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论文主张“宗经”,要求“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强调作家写作要“达于政事”。他论赋时说“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铺也”,“受命于诗人”,是持传统赋论观。《诠赋》篇提到赋的创作标准:“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柔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是强调“丽词雅义”相结合,即做到文质相符。那刘勰是如何认识赋之质的?他提到的“雅义”指的是什么呢?《体性》篇中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明显和儒家经典有关,他又批评“逐末之俦”是“无益风规,莫益劝戒”,可看出他强调的“雅”,在相当程度上是指符合儒家规范,有讽喻内容。牟世金先生在论及此点时也说:“刘勰不满于‘逐末之俦’的赋作……固然出于其‘衔华佩实’的基本观点,但把‘佩实’具体化为‘风轨’与‘劝戒’,则无疑是上承汉人论赋的‘风谕’说。”
  刘勰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美,也重视其中的“情”,认为文学作品的辞采必须为情性而设,依情性而定。若因重辞采而“为文而造情”,他是极反对的。《文心雕龙》特列《情采》一篇对此进行讨论,其中说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简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可见他认为作品中所抒之情应“真”,应是“志思蓄愤”类,目的是“以讽其上”。牟世金也说“他(刘勰)所谓的‘情’,既不抽象,亦非一般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而是饱满的愤激之情;不是无病呻吟或无的放矢,而有强烈的针对性:‘以讽其上’。”此外,刘勰论诗文时重视其中的风骨,前人对此论述已多,此不赘。他认为风骨是决定作品优劣的重要因素,并认为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大人赋》——“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道也。”可是《文选》却未收这一篇,在这一点上,它和《文心》有很大区别。可以说,大赋除辞采为刘勰所赞美外,“风力道”也是他肯定的对象,“逐末之俦”被批评的一大原因正在于它们“膏腴害骨”。对小赋他虽未强调要有风力,但还是批评了“才力沉膇”之作(见《才略》篇)。
《文选》大赋中“纪行”类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等,都是记自己旅程中的所见所闻,写景过程中渗透了情感因素,抒情性比较明显,“体物”旨在抒情而非讽谏。“志”类中班固《幽通赋》也以抒情为主,述志、抒情融会贯通。张衡《思玄赋》是抒发作者在现实中不得志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抒写个人怀抱及高尚情操;《归田赋》表达对黑暗政治的厌弃,对恬淡生活的追求。潘岳《闲居赋》是退居田园之作,赋中描写隐居环境,表现出怡然自乐思想,但实是自伤不遇之作。总之这几篇赋都以抒情为主,抒发作者个人怀抱、未遂之志。体制上非“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抒发的情感也非“讽其上”一类,所以得不到刘勰的重视。
  小赋以抒情为主,魏晋时期文学摆脱了经学教义的束缚,主体意识增强了,抒发个人之情的作品大量出现,辞赋也不例外。封建时代各种遭遇文士的情感,大多凝聚在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从《文选》所选潘岳的小赋、“哀伤”和“情”类赋看,潘岳《秋兴赋》以抒情言志为主,感物哀己,以凄凉的秋景反衬凄凉的心境,表现细密的感情。他的其他作品也有类似特点,如《怀旧赋》为怀念旧时亲友而作,抓住几件最使作者铭感难忘的往事,表达出一种真挚强烈的感情,《寡妇赋》写任子成妻痛悼亡夫的悲苦情怀等。这些作品都是抒写个人内心的忧伤哀怨之情,谈不上有讽喻意义和风力。“哀伤”类其他几篇赋与之相同,如《长门赋》写陈皇后被废置后内心的深刻苦闷和无限悲伤,《叹逝赋》忧时伤逝,抒发对故国、故园和故友的伤悼和悲叹,《鹦鹉赋》反映作者不幸的遭遇,表达广大士人的哀怨等。“情”类几篇赋多是写男女之情,李善注此类赋说:“易曰:利贞者,性情也。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别名。”可见此“情”是指“情色”而言,刘勰只提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称其“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是认为有讽喻意义而加以肯定的,对其余几篇则无一论及。此类中曹植的《洛神赋》是一名篇,赋的主体部分着重描绘神女美好的仪容,最后写分别,表现了无限惆怅哀伤之情,《神女赋》与之相似,赋作本身都看不出有什么讽喻意义。
  南朝时士人政治前途捉摸不定,人生道路多有坎坷,因而多具感伤心态,对时令的敏感和离愁别恨成了此时文学的主题,《雪赋》《月赋》《别赋》《恨赋》等都是此类,多写个人感伤。南朝文学总的趋向是脱离生活实际的,作家所追求和创造的,大抵是那种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
  由此可见,《文选》所选潘岳的这些小赋,“哀伤”和“情”类及南朝的许多抒情赋,多写个人感伤哀怨之情,均是无讽喻意义、无风力,内容也称不上雅正的作品,少了建安诗歌的慷慨悲壮,增加了缠绵悱恻,这与刘勰所重视的风格相去甚远,而萧统则宽容得多。
  身为太子的萧统,自小就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并身体力行实践儒家教义,其文学思想也不能不受儒家影响,在诗的定义上,他采用《诗大序》的说法:“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都显现出这一点。”他也重视赋的讽谏功能,如评陶渊明时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不过在具体选录作品时他不是太注重这一点,《文选》选赋有反映儒家思想的,也有反映道家思想的,有旨在讽喻的,更有纯抒一己之怨情、无讽喻意义的。萧统选文的标准,可大致认为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所谓的“文质彬彬”,讲求情义与辞采兼备。相比刘勰而言,他虽也主张文质并重,但对质的理解较少受汉儒的束缚,而且更重视辞赋的语言美,也不排斥赋中的抒情之作。在南朝,赋越来越贵族化、唯美化,合乎萧统取舍标准的也不会多,但是《文选》还是收录了七篇,江淹《恨赋》《别赋》这样辞采风格上偏于趋新派的作品,也因其合乎“沉思翰藻”的标准而人选。刘勰对刘宋后的所有赋家赋作均未论及,与萧统相比,他较多地保留了“尊经尚古”的文学观念,对魏晋以后“厌黩旧式,穿凿取新”(《定势》)的风气颇为不满。他推崇雅正内容和巧丽词采相统一的文风,而对雅正内容的理解又倾向于儒学规范,比较狭窄,对无现实内容、柔弱淫靡的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多有不满。譬如他曾批评建安文人乐府:“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乐府》)对魏晋以降那些写个人情怀的赋作很少论及,亦与此有关。
  萧统受儒家思想影响很重,但他也无法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故论文时重视情感的抒发,但他对所抒之情的性质没有特别要求,建安诗歌那慷慨激昂之情是他所重视的,魏晋以降那纯粹的个人哀伤之情他同样喜爱。刘勰指责的所谓“淫荡”、“哀思”之作,均是无风骨的作品,他却专列“哀伤”一目大量收录。从中能看出,他们对文学作品抒发情感的要求是不同的。相对来说,萧统不太注重文学作品的风骨。他论文要求文质彬彬,重视作品的辞采、内容及抒发的感情,有无风力似在其次了。这从其不选刘勰所赞的有“风力”的作品、不提刘勰专门提到的“时逢壮采”的徐斡,均能见出一斑。
  总的说来,他们二人对赋体写作的要求不同。由于坚守儒家文学思想,刘勰论赋时除重视语言的华美外,还重视有讽喻意义,即使是抒情,也重视“讽其上”一类,而且较重视有风力的作品,对无现实内容、柔弱淫靡的作品很少论述。萧统虽也强调作品的“雅”,但要求远不象刘勰那样僵硬,是更注重“丽”的一面,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不太强调作品的风力所以选录了大量艺术性强的写景抒情小赋。由此可见二人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有较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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