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著录文集订误(贾三强 贾二强)

松烟

作者：贾三强　贾二强


　　摘 要：清雍正年间刘於义等修、沈青崖等纂《陕西通志》100卷。第75卷《经籍志》收载总集别集400余种，但多有讹误。既有作者之误，又有籍贯差错，既有时代之误，又有书名及义例之错。方志的修纂水平比之御制之类的官修书有明显差距，其中舛讹更加普遍。故方志材料的引用应慎而又慎。

　　关键词：《陕西通志》；经籍；方志

　　　Abstract: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of Yongzheng, a 100-volume General Annals of Shaanxi was written by Shen Qingya and others and revised by Liu Yuyi and the like. However, the 75th Volume of Classic Works, which consisted of more than 400 collections and sub-collections, contains a number of mis-recordings. Some of these mis-recordings were made by the authors, some mis-addressed, some mis-recorded in time and others mis-titled or mis-classified.

　　Key Words: General Annals of Shaanxi; classic works; local annals

　　明清时修《陕西通志》见于著录者凡6种：嘉靖《雍大记》36卷，明代何景明纂；嘉靖《陕西通志》40卷，明代赵廷瑞修，马理纂；万历《陕西通志》35卷首1卷，明代李思孝修，冯从吾等纂；康熙《陕西通志》32卷首3卷，清代贾汉复修，李楷纂；康熙《陕西通志》32卷首1卷图1卷，清代贾汉复修，韩奕续修，王功成、吕和钟等续纂；雍正《陕西通志》100卷首1卷。(注: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页。按尚著录道光《陕西志辑要》6卷首1卷，因与以上通志不同，兹不及。)雍正《志》乾隆时被收入《四库全书》，提要云：
　　陕西旧《通志》为康熙中巡抚贾汉复所修，当时皆称其简当。而阅时既久，因革损益颇不相同。雍正七年，敕各省大吏纂辑《通志》，陕西督抚以其事属之粮储道沈青崖，青崖因据汉复旧本，参以明代马、冯二家之书，斟酌增删，厘成百卷，分为三十二类。雍正十二年，於义等始表上之。陕西省治本汉唐旧都，故纪载较多。如《三辅黄图》、《长安志》皆前人所称善本，而卷帙既繁，异同亦夥，至其隶辖支郡，若绥、葭、凤、兴之类，则又地近边隅，志乘荒略，不免沿习传讹。是编订古证今，详略悉当，视他志之扯?扌寻附会者较为胜之。书中间有案语，以参考同异，亦均典核可取云。［1］
　　因而颇为人重，常为后来言陕事者所引据。近因考述历代陕人文集，发现其中舛误甚夥，兹籀数条，略分类例考辨于此。
　　
　　一、 作者误
　　
　　1. 《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13篇。杜陵人。
　　原引《前汉书》卷30《艺文志》：“《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13篇。”《册府元龟》卷8第137：“王商为黄门书者假史，有赋十三篇。”
　　按：此条有误。《前汉书》卷82《王商史丹傅喜传》：“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无故，皆以宣帝舅封。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此王商官至丞相，且仕历未任黄门书者假史。同书卷25下《郊祀志》下有右将军王商与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引《礼记》论祭天地事，同书卷70《陈汤传》谓“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事。清人齐召南《考证》曰：“右将军王商：按此乐昌侯王商以右将军后为丞相，自有列传，非王凤弟成都侯王商也。”［2］
　　《汉书》卷68《霍光传》：“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注曰：“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可知此黄门书者职级甚低。故作赋者断非丞相王商。同书卷25下《郊祀志》下云：“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同书卷19齐召南《考证》引许应元曰：“两王商，一昌乐侯、宣帝舅王武之子，为丞相；一成都侯、孝元皇后之弟，代王音为大司马者也。”成都侯王商为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故亦非杜陵之黄门书者假史王商。
　　2. 《韦温集》10卷。万年人，官吏部侍郎。
　　温字弘育。日诵书数千言，十一举两经及第。（《唐书》本传）
　　按: 此条有误。新、旧《唐书》本传皆未言及其有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见录其集。《通志》卷69《艺文略·别集》三有“《抚军中兵参军韦温集》十卷”，然置于南朝梁之目下。新、旧《唐书》本传言唐之韦温宦历时，未言曾任“抚军中兵参军”。此官仅见于南朝宋、齐、梁时，唐时未设。梁时韦温失考。
　　3. 《韦鼎诗》1卷。京兆人。
　　按：此条有误。《隋书》卷78《列传·艺术》有传，谓其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仕陈，曾聘周。入隋拜上仪同三司，除光州刺史。善相术。惟未言其著述，《隋书·经籍志》亦未录其作。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2《鸟部》下：“陈聘使韦鼎《在长安听百舌诗》曰：‘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为其仅存之诗。
　　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卷12：“《韦鼎诗集》一卷，阙。”《宋史》卷280《艺文志》：“《韦鼎诗》一卷。”其前后所录者，多为晚唐五代时人。《全唐诗》卷740有小传：“韦鼎，湖南人，与廖匡图俱知名，诗一卷，今存一首。”即所收之《赠廖凝》(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唐才子传》卷7：“廖图（当为“廖匡图”），字赞禹，虔州虔化人。文学博赡，为时辈所服。湖南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学士，与同时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俱以文藻知名，赓倡迭和。”“湖南马氏”指晚唐五代之湖南节度使马殷，《旧五代史》谓：“既封楚王，仍请依唐诸王行台故事，置诸天官幕府，有文苑学士之号。”宋代柳开《河东集》卷14《宋故前摄大名府户曹参军柳公墓志铭》谓：“广顺（951-954）中，诗者韦鼎来自衡山，从之游。”
　　故可知此“有诗一卷”之韦鼎为五代时湖南人，与隋时之杜陵韦鼎断非一人。《陕西通志》沿《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而未加辨审致误。
　　4. 《卫紫岚奏疏》1卷。巡抚真定、韩城卫?木真国撰。
　　序曰：“崇祯十四年，紫岚以推官考选召对。谓：‘平寇为足国第一义。’迨巡视真定诸郡，视国如家，视民如子。每起一草，声泪俱下，读至‘夜有鬼哭，书无人行’之语，聂夷中之诗、郑监门之图，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在以无逸是图进君德，以用贤养民规辅臣。若夫纠劾悍帅，控制骄兵，痛陈?亻表马津米之害，皆关彼时政务之大。字字从忠孝血性中流出，不袭古人纸上陈言。”（本书《魏裔介序》）
　　按：奏“平寇为足国第一义”、巡抚真定、纠劾悍帅控制骄兵、痛陈?亻表马津米之害诸事，均为卫桢固所为。《东林列传》卷7《明卫景瑗传》附《族子桢固传》：
　　桢固，字屏君，景瑗族子也。少负气，喜谈兵，留心民事。举崇祯七年进士，授开封府推官。桢固与族父景瑗皆以是官起家，又皆在河南，其声名亦相埒，人尤异之。时流贼剽掠往来无常，村民扶携奔走数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于难。因议筑西关城处之。间以事经南阳、汝宁、河南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劝民加筑，且出俸金助之。既成，民呼为“卫公城”。又举城守事宜十三则奏记上官。上官奇其材，有警檄，桢固与谋。即戎服据鞍，一日夜行数百里，按视城垒，修备御。所过扼塞险易，悉识之。以故贼不能犯。崇祯十四年，用卓异征召，对中左门。力言：“今天下民穷，半以兵，半以岁。诸臣惟戮力剿寇，寇平则无杀掠之，则时和；时和，则年丰；年丰，则用足。是故平寇为足国第一要务。"擢云南道监察御史。……其明年出，巡按畿南真定等郡。数请蠲逋赋，恤饥馑；又请正骄兵悍帅之罪，请革津辽米豆及?亻表马之害。又数檄沿河诸州县安辑河南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数十万人。事闻，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李自成陷河东诸郡，渐逼京师。李建泰督师御之。上命凌?与桢固监其军，割京营兵三百人隶之。桢固行至真定，闻昌平失守，焚十二陵享殿。欲还军救援，有旨命固守良乡、涿州。既而京师陷，疾趋保定，挟一参将行至大石桥，遇贼数万骑。与战，射伤贼帅，贼少却。已，复益兵围之。桢固突围出，跃入井，水浅不得死，为贼所执。初，贼伪相牛金星，故中州举人，?桢固理汴时发其恶，幽桢固于狱，欲杀之。会自成兵败西奔，脱走入五台山，作绝命词而死。
　　乾隆《韩城县志》卷6《闻人·贤良·明卫桢固传》节录此传。惟言 “贼败，公不知所终”。
　　同书卷14《艺文·著述》：“卫桢固《奏疏》、《城守事宜》。”《四库全书总目》卷56《史部》十二《诏令奏议类·存目》：“《真定奏疏》一卷、《附刻》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明卫桢固撰。桢固号紫岚，韩城人。崇祯甲戌进士，历官云南道监察御史。此乃其巡按真定时所上疏稿也。凡二十六篇，其论劾白广恩淫掠及领兵官潘凤阁擅责县官诸疏，明季军政之不修，可以概见一二。其子执蒲跋而刻之。执蒲字禹涛。”
　　以上故可知，“国”当为“固”字之误。
　　
　　二、 籍贯误
　　
　　1. 《何妥文集》10卷。西城人，官国子祭酒。
　　按：《北史》卷82《列传·儒林》下本传：“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隋书》卷75《列传·儒林》本传亦谓其为“西城人”。然谓其父名“细胡”。
　　其集被收入陕《志》，当因误系何妥乡贯。西城在今陕西南部汉水流域，汉时西城为汉中郡属县。《汉书》卷28《地理志》云，汉中郡属县有西城，应劭注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居。”《水经注》卷27：“汉水又东径妫虚滩。《世本》曰：舜居妫内，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墟。故后或姓姚，或姓妫，妫、姚之异，事妄未知所从。余按应劭之言，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南北朝迄隋，治在今安康。《魏书》卷160下《地形志》二下：“东恒农郡（太和中置）。领县六：西城：二汉属汉中，晋属，魏兴后属。”《隋书》卷29《志》第24《地理》上：“西城郡。梁置梁州，寻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东梁州，寻改为金州，置总管府。开皇初府废。”

然此不足为据。 何妥为中古时期中亚粟特裔，即其时汉籍习称“昭武九姓”之何国人，“西城”当系“西域”之形讹。(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校勘记曰：“《通志》卷一七四《何妥传》‘城’作‘域’。按何妥先世当为西域何国人，疑《通志》是。”)
　　2. 《龙溪诗集》。参政、合阳支渭兴撰。
　　按：作者乡籍诸说不一。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69：“支渭兴，长宁人，至顺初进士。累官至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参政。善属文，别号龙溪。所著有诗集行于世。”明代曹学?亻全《蜀中广记》卷99《著作记》第9《集部》：“《宠溪诗集》，元支渭兴著。长宁人。至顺间仕四川行省参政。宠溪，其别号也。”《千顷堂书目》卷29《补·元》：“支渭龙兴《隆溪诗集》。四川长宁人，至顺初进士，官四川行省参政。”清乾隆《云南通志》卷19《名宦》：“支渭兴，字文举，合阳人。文宗至顺庚午进士，为云南行省考试官，道便留云南。屡进宣慰副都元帅。有惠政，能文章，所著诗集行于世。”清《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元诗·姓名爵里》二《诸家姓名爵里》：“支渭兴，字文举，合阳人，一云长宁人。至顺中进士，至正中累官云南廉访迁副使，以四川行省参政致仕。有《龙溪诗集》。”
　　或曰长宁人，或曰合阳人。长宁，北宋政和四年（1114）置长宁军，治所在今四川长宁县南双河镇，元泰定二年（1325）改为长宁州，明洪武五年（1372）降为县。合阳，县名，即今陕西合阳。
　　谓支氏为“合阳”人，当因支姓郡望属之。宋代李石《方舟集》卷15《支兴道墓志铭》：“《日中状》云：‘其先出合阳。’”宋代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20《类姓门》：“支，合阳，徵音。”明代王世贞《?州四部稿·续稿》卷119《文部·累封奉直大夫、礼部精膳员外郎思吾支公暨配李宜人合葬志铭》：“按《状》：支之先自后稷。汉有邰阳侯者，以战功显，始有支姓。”邰，系“合”之误书。《史记》卷160《吴王濞列传》：“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合阳侯。司马贞索隐：‘《地理志》：冯翊县名，在合水之阳，音合。’张守节正义：‘合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十里。’”
　　故应为长宁人。
　　3. 《谷口山房诗集》。朝邑李念慈撰。
　　序曰：“屺瞻，秦人也。自秦之晋，南游江淮，所遇山川景物，寄兴属怀，情随景移。观其羁旅无聊不平之作，盖秦风而兼乎吴楚者耶。”（本书《施闰章序》）
　　按：言其乡籍有误。李念慈为泾阳人，见下引《陕西通志·人物》、《泾阳县志·列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谷口山房诗集》。且康熙《朝邑县后志·选?举·科贡表》及《人物·乡献》均未收有李念慈者。
　　《陕西通志》卷63《人物·儒林·本朝》：“李念慈，字劬庵，泾阳人。顺治戊戌进士，初授推官，改知县。缘逋赋事罢归。康熙十三年滇逆作乱，大兵驻荆襄。念慈捧檄入楚，以攒运有劳，再补天门知县。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复报罢，遂绝意仕进。念慈好吟咏，诗酒唱酬。一时诸名士皆倾倒。所历幕府，争延礼为上客。挥毫泼墨洒如也。少拂意，立去之。著有《谷口集》。”宣统《泾阳县志》卷12《列传·仕宦·国朝》：“李念慈，字屺瞻，顺治戊戌进士。初任河间司理，改授新城知县。值河水决后，田多被湮，民苦赋。念慈不事征比，甘以催科无术报罢，民藉以少安。丁艰。后补景陵，应博学宏词科，不与选，即高尚不任。性嗜游览，足迹遍天下。所交皆海内知名士。善写山水，诗文入古。所著《谷口山房集》行世。”
　　故其为泾阳人。
　　
　　三、 时代误
　　
　　《杜寿域词》1卷。京兆杜安世撰。
　　陈氏曰：“京兆杜安世寿域撰。未详其人。”(《文献通考》)
　　按:杜安世为宋人，《通志》阑入唐集，失当。辑本《直斋书录解题》卷21《歌词类》：“《杜寿域词》1卷。京兆杜安世寿域撰。未详其人，词亦不工。”
　　《四库全书总目》卷200《集部·词曲类·存目》：“《寿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杜安世撰。安世字寿域，京兆人。黄升《花庵词选》又谓名寿域，字安世。未知孰是。《书录解题》载《寿域词》一卷。其事迹本末陈振孙已谓未详。《集》内各调皆不载原题，无可参考。观振孙列之张先词后，欧阳修词前，则北宋人也。振孙称其‘词不甚工’，今核《集》中所载八十六阕，往往失之浅俗，字句尤多凑泊。即所载《折红梅》一词，毛晋《跋》指为吴感作者，通体皆剽窃柳永《望梅词》，未可谓之佳制。振孙之言非过。至《菩萨蛮》第二首，乃南唐李后主词。《凤衔杯》第二首，乃晏殊词，惟结句增一‘空’字为小异。晋皆未注。晋所称《诉衷情》一首见于《花庵词选》者，仅附载《跋》中，亦未补入《集》内。字句讹脱，尤不一而足。首尾仅二十余纸，舛谬不可胜乙。晋殆亦忽视其词，漫不一校耶？”
　　其词袭用李后主、柳永、晏殊之作，故为北宋人无疑。
　　
　　四、 书名误
　　
　　《行义集》10卷。武功苏鹗撰。
　　按：此条有误。考苏氏并无《行义集》见诸史乘，当为《演义》之误书。其致误之因，盖为袭用明康海撰《武功县志》卷3《人物志》第六：“苏鹗，未详其行事。崔豹《古今注》云‘有《行义集》十卷。’”今本《古今注》无此语。五代马缟撰《中华古今注》，多引豹文，然亦未见《行义集》之说。“行义”当为“衍义”之误，“衍”通“演”。
　　又此书不应入“集类”，因其非诗文集。《新唐书》卷59《艺文志·子录·小说家类》：“苏鹗《演义》十卷，又《杜阳杂编》三卷。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 辑本《直斋书录解题》卷10《杂家类》：“《苏氏演义》十卷。唐光启进士、武功苏鹗德祥撰。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尤梁溪以家藏本刻之当涂。”《宋史》卷220《艺文志·经类·经解类》：“苏鹗《演义》十卷。”又卷250《艺文志·子类·杂家类》：“苏鹗《演义》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卷118《子部·杂家类》：
　　《苏氏演义》二卷，永乐大典本，唐苏鹗撰。鹗字德祥，武功人，宰相?廷页之族也。光启中登进士第，仕履无考。尝撰《杜阳杂编》，世有传本。此书久佚，今始据《永乐大典》所引，衰辑成编。《杂编》特小说家言，此书则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书中所言与世传魏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正于《古今注》条下。然非《永乐大典》幸而仅存，则豹书之伪，犹可考见；缟书之剿袭，竟无由证明。此固宜亟为表章以明真赝。况今所存诸条为二书所未刺取者，尚居强半，训诂典核，皆资博识。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可与李涪《刊误》、李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并驱，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录存之，以备参稽也。原书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仅此。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
　　同卷：“《古今注》三卷，附《中华古今注》三卷……考《太平御览》所引书名，有豹书而无缟书，《文献通考·杂家类》又只有缟书而无豹书，知豹书久亡，缟书晚出，后人摭其中魏以前事，赝为豹作。又检校《永乐大典》所载苏鹗《演义》，与二书相同者十之五六，则不特豹书出于依托，即缟书亦不免于剿袭。特以相传既久，姑存以备一家耳。”若康海所见《古今注》内言及《行（衍）义集》，或为崔著袭用苏作之证。历来目录之作，皆入此书杂家或小说家，其不为别集甚明。
　　
　　五、 义例误
　　
　　《赵壹集》2卷。汉阳西县人。赵壹，字符叔。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16篇。（《后汉书》本传）
　　按：《后（续）汉书》卷33《郡国志》：“鄣河关，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汉阳郡。”刘昭注：“武帝置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阳西二千里。《秦州记》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献帝起居注》曰：‘初平四年十二月已，分汉阳上郡为永阳，以乡亭为属县。”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汉阳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3］，其在《陕西通志》成书之清雍正时不属陕西，依本书义例如（明）李梦阳之《崆峒集》皆摈弃不录，故此亦不当阑入。
　　明清时方志的纂修，成为地方官的一般政事，据上引《四库提要》，雍正《陕西通志》即为奉敕而作之所谓官修书。此类志既奉敕而纂，往往能调动地方大量文化资源，且保证财务物力供给，特别是可以集中当地群彦集群完成，故在保留地方文献方面，功莫大焉，其存留的文化信息，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因之成为今日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取材来源。然修书因奉命而作，常敷衍塞责，加之成于众手，与其事者水平参差，往往存在失于照应、考订粗疏等多种弊端。此《志》既为官修，不可避免犯有此类书的通病，上文所举错讹类例其实常见于历代官修书目。隋唐以降传统的文官选拔制度、明清时科举制的高度成熟及其强大影响，造成士人读书科举几成惟一出路，而大量士人并不能如愿步入仕途，落第者往往居留乡里，从事书院教习、课馆等地方的文化教育之类事宜。此外一些中第者由于官场的失意或个人的价值取向，也会采取回归家乡或隐居不出的方式，成为地方上文化事业的参与者。当时方志修纂的经常化，地方官常常征召当地的在籍士人，他们因此成为修志的一支主要力量。然而这些人士，除少数人外，大多文化学术修养有所不足，尤其是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因此一般方志的修纂水平很难保证，比之御制、御撰之类的官修书，更有明显的差距，故其中舛讹更加普遍，也有更多未加详加辨析，甚至口耳相传，无可取证的记载。故方志材料的引据，更须慎而又慎。
　　方志言地方史事既往往详于他书，其史料价值又较高，一些地区为推动当地旅游文化发展，大打古迹牌名人牌，大挖当地的所谓文化资源，方志往往成为直接的依据，如今历史名人有多处出生地、活动地和墓葬，往往与此有关。出身西域粟特的何细脚胡、何妥父子，虽然了不相干，安康市却作为当地名人而事宣传，这类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
　　
　　［ 参 考 文 献 ］
　　［1］永?，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班固．前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3］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