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研究综述 (任俊华 顾建军)

花雨

(任俊华 顾建军)


推荐【内容提要】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掀起了研究黄老学的高潮。不断有学者投入其中，新的论文和专著也在不断问世。本文拟对三十年来，对这四篇古佚书的研究作一概括总结，从时代、地域、作者、内容、派别、地位、遗失等几个方面阐释，分析其中的差异，找出问题，以供学者参考。

【关键词】黄老学  老学  黄学  《黄帝四经》

      1973年末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发现的四篇古佚书，分别是《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这四篇古佚书，原来是和《老子》乙本合抄在同一卷上的。1974年，成立了马王推帛书整理小组，首先整理出来的就是《老子》甲乙本及同抄的佚书。这些帛书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当年即出版为《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线装本》。1976年，四篇古佚书的释文、注释单行本出版，书题是《经法》。1980年，又印行了《马王堆帛书（壹）》的精装本。

      四篇佚书在马王堆帛书中间发表最早，也最先得到注意。三十多年来，有许多海内外学者对之作过研究，有论文也有专著，涉及到哲学、文化、政治学、历史学等多门学问。学者们提出了不少见解，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意见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使对于这四篇佚书的名称也是见解不一。认为这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的看法，是唐兰先生最早提出来的。李学勤也认为唐先生引据《汉志》、《隋志》推定其为《黄帝四经》是有说服力的。 但丁原明先生就持不同的见解，“不同意他（唐兰）关于佚书即是汉志里的《黄帝四经》的观点”，所以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四种古佚书称之为《黄老帛书》。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是迄今为止见到的唯一一部“黄帝书”与《老子》书（《德道篇》）的合卷本，为学术界研究道家黄老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自此后，学者们发表了很多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如吴光先生的《黄老之学通论》、余明光先生的《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陈鼓应先生的《黄帝四经今注今译》、胡家聪先生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丁原明先生的《黄老学论纲》、熊铁基先生的《秦汉新道家》等等，都在讲述黄老学的同时，对帛书有不同程度的研究。本文也是建立在这几位先生专著的基础上，来概括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


一、时代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记载有《黄帝四经》四篇，虽然班固及后代学者都未作注。但在《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中与黄帝有关的五本书为：《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人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由于班固《汉志》所著录的顺序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来的，由此从篇章顺序大体可以其断定为六国时写成。大部分学者也都同意此说，所以《黄帝四经》的著作年代只是存在着战国前期、中期、后期等不同的看法。

      《黄帝四经》这部书出土后，唐兰先生与龙晦先生都曾做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四经》为战国中期作品，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 丁原明先生在《黄老学论纲》中也赞成这一时间论断。余明光先生也把发源于战国中期的黄学与老学，统称“黄老之学”。胡家聪先生也认为，《黄帝四经》是出自齐国稷下学，“帛书《四经》的撰著，不肯能过早，早于威王变法之前；也不可能过晚，晚于襄王以后。”
吴光先生却经过自己的多个方面的考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黄老帛书》成书于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而不会更早，“既非战国早中期，也非西汉时期，而是在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这段时间”。

二、地域

      胡家聪先生在其著作《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一书中，对学术界关于《黄帝四经》的著述地域作了总结：
1、郑国说，唐兰先生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论文中提出，“很可能是郑国的隐者所作的”；  
2、楚国说，龙晦先生从楚国方言和音韵学的角度，考证《四经》当是楚国淮南人的著作。 其后有些学者赞同这种意见，谓为楚国道家之作。如吴光先生《黄老之学通论》就持这种见解。
3、越国说，还有学学者主张《四经》系越国黄老道家所作，也有其明确的论证。
4、齐国说，有些学者持这种见解，谓《四经》应为稷下道家的著作。陈鼓应先生著《<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对《四经》应出自稷下学术群体有专门的论证。 刘蔚华、苗润田著《稷下学史》，认为《四经》有楚方言的特征，很可能是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环圆之遗著。 胡家聪先生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并写有《帛书<黄帝四经>著于稷下考》一章，通过《黄帝四经》与《管子》思想的比较，独辟蹊径，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当时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所以中国的南北文化各有特色。先秦及以前的北方文化，主要是齐、鲁、晋所代表的周文化；南方文化，则主要是指楚文化。南北文化各具特色，并不雷同。应该说与之相应的齐国说和楚国说是最具有争议的。
      除了上面龙晦先生提出的《黄帝四经》是楚文化的产物外，丁原明也认为《黄老帛书》是战国南方黄老学的代表作。他承认“黄老学”有两个发源中心，“即一是楚国，二是齐国。而就楚国来说，它以《黄老帛书》开其端……” 余明光也说，“帛书《黄帝四经》与《老子》正是南方楚文化的代表之一。” 他还指出“北方文化主要是孔子创建的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周文化，而南方文化主要是以‘黄帝’、老子所创建的道家学说为代表的楚文化。” 并且，“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就是南方楚文化的新学说。”  
      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齐文化论者，却认为《黄帝四经》为稷下学派学者所作。关于此点，下面谈及作者问题时将一并阐述。

三、作者

      自汉代黄老学连称以来，对于黄老学派著作的作者的考证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因为老子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的，但黄帝则是个由神而人的传奇人物。历史上关于黄帝的传说有很多，但历来都是众说纷纭的。“由于黄帝在政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确立，所以到了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思想文化理论战线上，便出现了一个托名为黄帝的著述时代，大批的‘黄帝书’都在这个时候出来了。而其中尤以道家的“黄学”著作为多。” 所谓依托黄帝而论道，就是指某些人物或著作把他们所遵奉的“道”推源到黄帝，或将其挂在黄帝的名下，似乎他们所云也就是黄帝的旨意。像《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著录的五种书（《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就属于这一类情况。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相对于《黄帝四经》不同地域说，自然作者就不同，既可能是楚国人，也可能是郑国人或越国人。但目前考证较多的还是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所作。

      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先生就写下了《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认为是齐国中期稷下学派的著作，是稷下学者所作。他说：“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后来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都是持的这种观点，推测帛书《黄帝四经》为齐国稷下学者的作品。其中，刘蔚华和苗润田先生在《稷下学史》中，更是把作者具体为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环渊，认为“环渊是稷下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老帛书》恰好是战国黄老之学或者稷下黄老之学的著作，再加上楚人与楚言、楚韵，因之此书为环渊所作的可能性很大。”至少“《黄老帛书》中带有楚文化特色的内容为环渊的言论，这种可能性极大。”  这也是目前学者所推论出来的唯一具体的作者，尽管尚有很大的争议。

四、内容

      古佚书《黄帝四经》全书由四篇组成：《经法》为首篇篇，内有《道法》、《国此》、《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九个节题，主要讲的是治国必须依靠法治；《十六篇》，为第二篇，包括《立命》、《观》、《五政》、《果童》、《正乱》、《姓争》、《雌雄节》、《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顺道》等十四个节题，主要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称》篇，主要讲的是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原》篇，主要讲的是宇宙观，寻求形而上学的根据和终极原理。这四篇全由韵文写成，共一万一千多字，除略有残缺外，保存还很完整。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政治、道德、修身、军事和辩证法思想。这里不再一一详细列举。

      《黄帝四经》的主体结构是道家思想，是道家的早期理论形态，它既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也展示了积极进取的政治谋略。吴光先生认为，《黄老帛书》的主要理论，可分为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两大方面。从哲学思想方面说，是以老子的“道”论为基础，兼采阴阳五行学说和“形名”理论而构成的客观唯心主义主义哲学体系；从政治思想方面说，是以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理论为基础，兼采儒、法、墨各家政治主张而形成“因时制宜”、“待时而动”的政治思想体系。

      丁原明认为《黄老帛书》的思想，除哲学和政治外，还包括修身方面，即：“虚同为一”的宇宙论、“抱道执度”的政治哲学及以“道”修身思想。也就是说“帛书不仅把‘道’作为实行法治和刑德兼行、文武并用的哲学根据，并且还认为人的道德理性也来源于‘道’”。

五、派别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道家最初是指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众的一家，后来历史上凡是崇尚老庄黄老之学的人都可以称为道家。也就是说道家从源头上就已经区分为老庄和黄老两支。丁原明认为，“黄老学”就是在老庄原始道家之外所兴起的以“道”为究竟，而兼取百家之学的治国、治身学说。

      《汉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就为周柱下史，是周时的史官，他鉴于历史和人生的经验，得出以谦卑柔弱来固守统治地位的哲学原则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李学勤认为，“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与此宗旨相合，其中描述的黄帝便是以谦卑柔弱之道‘君人南面’的，由此足见，《黄帝四经》所反映的是道家早期或者说是正宗的形态。”  

      但随着《黄帝四经》的发现，有的学者又根据这四种古佚书的内容特色，将黄老学进一步划分，将其称为“黄学”或“黄老学”，而把原来的老子一派道家学说称为“老学”。余明光先生就认为，在先秦的古籍里，从来没有“黄老”合称的。“黄”是“黄”，“老”是“老”，界限非常分明。  他说，“《黄帝》之学，简称黄学。至汉代初年乃与《老子》混为一谈，并称‘黄老’。其实两者同源而异流，实为道家思想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起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初期的黄学，曾是百家学术之林中的《黄帝》家。由于它的代表作不传于世，致使黄学被淹没了2000余年都不为人所重视。与此相联系是西汉初期流行的‘黄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一个谜。” 而黄老混同并称，只是到了汉代的《史记》中才出现。由于《史记》、《汉书》中大量把黄老连称，所以“自汉以来，人们都把黄学和老学等同，只看到他们的相同处，所以‘黄老’并称，致使两千年来得不到辩证”， 甚至“以‘老’代‘黄’，造成黄学的淹没。”  

      但丁原明先生却反对将两者分离，“以‘黄老术’、‘黄老言’为内涵的汉时‘黄老学’并非是无源之水……为了尊重汉时人的慧眼独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应当以‘黄老学’这个学术名词称谓当时的言黄老树、朔黄老言的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通称‘黄老之学’或‘黄老道家’，这只是气候史学家所作的一种概括。而今人将四种古佚书称为‘黄学’、‘黄帝学’，或把《慎子》和《管子》书中所记述的道家称为‘道法家’，这也只是反映了早期‘黄老学’的形成情况，故用这些术语或名称表征整个‘黄老学’是不合适的。”  也就说《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著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把它细归为“黄学”一脉。熊铁基先生也认为，“从《经法》等篇的内容及其特点来看，是比较典型的黄老学的著作。作者们把黄帝打扮出场了，但是老子又被有意放在一边，似乎要避因袭《老子》之嫌（实际上是模仿和因袭）。……直接称之为‘黄学’，或者名之为‘道法家’，都不见得合适。‘黄学’独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道法’又有些节外生枝。我们认为，总属于黄老之学的著作，是正在丰富黄老新道家的黄老之学的著作。”


六、地位

      对于《黄帝四经》的地位和影响，丁原明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帛书既是南方黄老学的代表作，又是整个战国黄老学的奠基性著作。它的发现，不仅为研究黄老学的内容、特点及其演变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珍品。”  
黄老学真正走向社会舞台和发挥政治影响力是在汉初，它出现于战国而兴盛于汉初，是汉初的主要社会思潮和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秦亡后，在百家学说中，汉代统治者选择了文武兼备、刑德并重的黄老学作为统治思想。汉初统治者尊奉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将黄老学派的政治主张用于政治实践。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汉代统治者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符合于当时国情民心的具体政策，而后四十年便大见成效，生产很快得到恢复，社会安定，国家呈现了太平景象，出现了“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时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盛世局面。因此，汉初应世而起的黄老之学，盛极一时，从上层统治着到一般老百姓和学者，多是信奉黄老学的。

      对于《黄帝四经》所起的作用，丁原明认为“无论从哪方面看，帛书都可被视作战国黄老学的开山作，它拉开了原始道家向‘经世’发展的序幕。”首先从政治方面看，“帛书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道论与政治论的结合。它一方面为黄老学注入了新的阶级属性，使其成为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学派；另一方面，也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封建法制、社会秩序，以及选择统治方式和统治手段等，提供了本体论根据。帛书的这种将道论与封建政治实践相结合的论述方式，既成为它区别于原始道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构成战国和秦汉黄老学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整个黄老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道家的道论与封建政治实践活动相契合的过程。帛书的阴阳刑德、文武并用思想对封建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讲奖惩、讲循名责实的君术，实际上是对帛书形德思想的运用，而汉初的陆贾向汉高祖刘邦讲‘文武并用’的统治策略，亦源于帛书。”其次，从学术发展轨迹看，“帛书的辩证法思想则闪烁着清醒的理性光辉。特别是它既克服了老子思想的消极因素，并且也影响了整个黄老学的发展，象《鹖冠子》、《管子?心术》四篇、《文子》、《淮南子》等皆契入了能动的主动性，其源头即在帛书。”  余明光先生也认为《黄帝四经》直接影响了《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和西汉初年，在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各派思想都无不深深打上黄、老学派的烙印。” 由于余老认为《黄帝四经》是楚文化的代表，他还认为《黄帝四经》在楚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七、遗失

      “秦汉‘黄老学’大致是沿着政术和学术的两种路向演进的。从政术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以汉文帝、景帝及曹参等为代表的宫廷统治者，把‘黄老学’化为具体的治国方针、政策和实践活动，着重将‘黄老学’的‘无为而治’提升为‘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的统治术。从学术的演进来看，它以《文子》为前奏，并渗入到陆贾、贾谊、韩婴以及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来，最后汇成《淮南子》和《论六家要旨》这两部全面总结黄老思想的学术理论著作。” 这两部书既是对黄老学的总结，也是黄老学的巅峰之作。花开则败，月盈则亏，从此黄老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开始失宠。

      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终于在和黄老的争论中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儒学独尊，黄老思想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取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独裁，“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再，随之而来的自由空气的窒息。曾经盛极一时的黄老学，也逐渐消解了对治国政治问题得关注，反而变得“玄之又玄”，到东汉时蜕变成“自然长生之道”，开始了向道教的转变。魏晋时期，道家则向着玄学的方向发展，老庄一派兴盛，黄老则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大部分黄老学著作为何会失传，只留下了《史记》关于黄老学派的记载和《汉书?艺文志》中的数目，却仍是一个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答案。上面的话或者可以做一个参考，毕竟《黄帝四经》的遗失应该是与黄老学的淡出有直接关系的。今天，这四篇古佚书的发现，在给我们惊喜地同时，仍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疑惑，留待后人学者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