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四经》看《黄帝内经》的文化基源(赵红军)

花雨

赵红军


黄帝之学简称黄学。至汉代初年乃与《老子》混为一谈，并称“黄老”。其实两者不同，不过因二者都以“道”名而已，而被后人误认为是一家。黄学，曾是百家学术之林中的黄帝家。由于它的代表作不传于世，致使黄学被淹没了2000余年都不为重视。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也一直是个谜。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唐兰先生考证为《黄帝四经》。这就为我们研究和恢复这个学派在历史上的地位，重新认识“黄学”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

1《黄帝四经》的主要内容与学术思想

古佚书《黄帝四经》由四篇组成：《道原》主要讲道是无名无形、无为而无不为的，是万物的本源和生成变化的规律，阴阳的变化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力所在，“阴阳备物，化变乃生”，“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只有圣人才能“抱道执度，天下可一”；《经法》主要讲法可治理天下，“道生法”，“是非有分，以法断之”（《经法》）；《十六经》主要讲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的。其中《兵容》讲的是用兵必须符合天道。要根据天、地、人这“三遂”的客观条件作出决断，才能取胜成功；《称》主要讲的是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

《黄帝四经》强调刑德兼行，但刑与德还是有主从的，有先后的。《十六经•观》说“春夏为德 ，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天因而成之。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所以刑与德的关系，是德在先刑在后的，德为主刑为辅的，刑德这种先后主从关系，黄学认为这是“顺于天”的，即符合于“道”。与此相适应的是文武的关系。由于文是德的体现，武是刑的表征，所以文与武的关系是由德与刑的关系所支配的。德既在先为主，文也必在先为上；刑在后为辅，武也必在后为次。《经法•四度》所说：“用二文一武者王。”就是这个意思。治理国家主要靠文治，而决不能完全依靠武力与镇压。所谓“文武并用”决不意味着文一半对武一半，而是二份用文，一份用武。这样的文武配合，才叫“文武并用”、“刑德兼行”。所以黄学极为重视政治策略上的度量分界，反对“过极失当”。从政治观点上来看，儒家的政治观点主要是讲王道、仁政和德治的，故崇尚文治。法家却力主霸道、镇压和刑法，故崇尚武功，老子只讲道而不讲法。三家都不免有片面的地方，而“黄学”却具众家之长，不走极端，主张文武并用和刑德兼行，这种思想在《四经》中尤为突出。黄学的这种文武并用、刑德兼行也就是黄学和老子、儒家、法家不同的地方，黄学中的无为思想与老子也大不相同。由于黄学具各家之长，有治国安民的实际效益，所以为汉初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具有官方地位的学说。

2黄学与诸子的源流关系

黄学思想作为汉初指导思想还与儒家、法家作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黄老思想才为儒家思想所取代。实际上当时统治者所采用的只能是黄学，而不可能是老子之学，以老子“小国寡民”消极无为之论，不但在争雄争霸的春秋战国不被采用，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更不会被采纳，黄老之所以能并称，不过因二者都以“道”名而已。“罢黜百家”所罢黜的只能是“百家”，是黄学，而不是老学。西汉初期，老学隐而作用轻微，黄学则显而功效将。两者虽同属道家，但其“道论”所尚各异。司马谈所尚的道家，实为道家黄学，而非道家老子之学。这点我们可以从《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关于对道家要旨的论述得到印证。“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以上的这些话，我们拿来与《老子》书的主旨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主旨并不相同。这就与老子道德的祟尚自然的消极无为思想大相径庭。可见司马谈所论道家，实为黄学。

从《黄帝四经》的思想内容来看，黄学具各家之长，确实高出诸家。那么，黄学是不是像司马谈所说的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即黄学思想和诸子思想谁是源，谁是流？从学术发展来看，诸子之学，同源而异流，皆起于学术下私人之春秋末世。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呈现分化的趋势，直到秦汉之际道、儒、法三家都为互黜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如果说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家黄学思想是融先秦诸子学说为一体的，那么其作者应该是在战国争鸣的后期的大学问家，而这样的大学问家在历史上竟然会无人知晓？与人们普遍的认识相反，诸子之学极有可能只是各得黄学之一二，引申发挥，互相争鸣，喧噪一时。他们虽然可算是当时的显学，但他们当时都不是居于主导地位，真正的主流文化恐怕还是不名一家的黄学。

“百家言黄帝”而竟然无代表性人物，这本身就匪夷所思。上古之书不具撰人，是因为私学不兴。故上古无名氏之作可能就是传自上古的帝王之学，其托名黄帝亦必是学有所本。自周室衰微，学术下移之后，才有了私学著述的诸子，而他们不过得黄帝学之一面引申发挥，有所创建，但对黄学来说都是一偏之见。黄学其实就是传自上古的帝王之学，庞大博杂，门类众多，才不名一家，而称“百家”，或称“杂学”。《史记•五帝本纪》篇末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裁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帘，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关黄帝之书共有十二类二十六种之多。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帝书渐渐失传，几乎全部亡佚了。百家言黄帝，而《黄帝内经》硕果仅存！遥想《易》以卜筮之书而免于秦火，《内经》以医书免于罢黜，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此非“辟（僻）儒之患”乎？

3《黄帝内经》的学术基源

与《黄帝四经》同称黄帝的《黄帝内经》其哲学文化思想来源于黄帝之学呢，还是来源于先秦诸子？一般认为中医学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根源于以儒家、老子学派和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为主干的先秦文化。然而学者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内经中的阴阳五行理论与三者有很大差别，儒家崇阳，“阳尊而阴卑”，老子崇阴，邹子以五德终始显位，持五行常胜论，内经则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不区分阴阳的高低贵贱，内经不以五行常胜说理，认为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想象内经时代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学习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医家，能够如此恰当的择众家之长，显然也是难以相信的。《内经》中以生气通天立论人体时广泛应用的天文历法之学，只能来自朝廷组织的精确观测，而不可能是出自游走于诸侯间的诸子们。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是在儒学成为主导的汉代以后，而那时《内经》已经基本定型，而在此前，儒学只是显学，孔子也不是圣人。实际上，《黄帝内经》本身就属于当时的黄帝之学，其哲学文化思想可能是黄学所固有的，并不是从先秦诸子的哪一家引进的。《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属于“黄帝之书”的《黄帝泰素》、《黄帝杂子气》、《泰阶六符》、《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等即是与中医学《黄帝内经》同属一派的黄学著作，也可以说就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的学术基源。然而这些书都随着黄学被罢黜，儒术的独尊，逐渐失传了。而同时期的诸子之书却大量保存下来。观此，则汉儒之于《黄帝内经》之医学而言，是对其学术基础的破坏。而我们津津乐道的儒家文化作对中医学所起到的作用恐怕应被重新认识。不可否认，黄学大部分失传，一部分黄学思想被儒家吸收，后之中医学者只能到儒学那里吸取残存的营养。 中国古代道学，以顺阴阳四时为最高法则，不论农业，医学，还是政统，春夏万物生长，故应文德之治，秋得刑杀之令，冬季农闲，尚无为，与民休息。由此观之，则儒倡德治应春夏，法家倡刑罚应秋，老子无为应冬，各执一端，是为偏，独有黄帝之学，不偏不倚，执中秉要。再想黄为中央之色，我炎黄子孙，族为黄种，义尚中和，五行重土，脉重胃气，理原一贯，传之数千年，民逾十亿，则知黄帝之学才是根骨之学！把《黄帝内经》所植根的文化等同于老子、儒家、阴阳家是片面的。明乎此，则知《黄帝内经》自有黄帝家学渊源。在反思传统文化的思潮下，中医界也在反思中医学要保持自身特色和生命力并不断发展所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黄学，是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始祖，在哲学上也有它突出的观点和独特的体系。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发掘，也许还会有更多的真正的黄帝之学重见天日，使我们有机会揭开中医理论中的众多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