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家与黄老之争(佚名)

花雨

佚名


     自秦王朝天下归于一统以后，儒生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自由来往于诸侯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或者良臣择主而侍般的洒脱自如了。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对儒家产生了沉重打击。但如果实事求是的对诸多文献加以考证，应该看到似也不像刘歆等人所说“儒家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律，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焚书坑儒”的后果与实际影响力，可能被后世仇视秦始皇的儒生们片面夸大了。我们应当注意到焚书与坑儒事件并非专门针对儒家，秦王朝中依然有众多的儒生博士，并始终参与议政，而且并未波及做为儒学中心的齐鲁之地。《史记》曾记载：“高祖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从客观意义讲，秦王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也促使儒家学说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其思想取向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并催生了一些开明、博采众长为己所用的儒学大家。例如，陆贾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关于陆贾的生平事迹，《史记》所载篇幅不大，但有两件大事与其有关。一是出使南越使赵佗归汉；二则是诛剿诸吕，都起了很大作用。他是楚国人，是以门客的身份随刘邦平定天下的有口才的辩士，对刘邦制定国策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其著作《新语》之中。主要内容论述了秦朝“以刑罚为务”的政策失误而致失去天下的原因，以及国家存亡的征兆。他认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永刑太丞”。主张“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同时，借鉴吸收道家与黄帝之学中的一些成分，推行“无为而治”，即：“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由此来达到恢复社会生产，稳定新兴政权的统治与振兴经济的目的。以至于他提出这些主张之后，汉高祖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了。

　　由此可见，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导的陆贾，并不排斥诸子思想，而且竭力吸收诸子的合理内容，丰富了儒家思想，使之更具有现实性，建立了有别于传统儒学的新体系。应当注意的是陆贾并不提倡儒术被至尊独大，而是认为应通过对其他思想的兼收并蓄，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诸子并存，互补为用。他说：“治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可以为法，因是而权行”。后世在通过对《新语》的研究解读之后，认为其核心内容属于道法结合的产物。那么，什么是黄老之学？又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在刘邦面前张口《诗》、闭口《书》的陆贾如此推崇？又是什么原因使之能成为汉初的政治主导思想呢？

　　根据后世考证，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者，是为迎合田齐政权的一门哲学思想流派。至汉初得以广泛传播，假以黄帝、老子为创始人，是管子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初几十年里占主导地位，曾风靡一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之厚币请之”。根据一些史料论述，黄老之学源于道家，为“君入南面之术”，齐国聚天下各家于都城稷下“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因齐威王“高祖黄帝”，遂将黄老并称。据《史记》记载：慎到、田骈、接予、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道家的思想，实为道与法家思想的结合，兼采阴阳、儒、墨诸家而成。

　　关于黄老之学，我们可以从一九七三年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十六经》、《称经》、《道原经》（合称《黄帝四经》）之中窥其端倪。据考证，《黄帝四经》的内容起于战国，成于汉初，非一人一时所作，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化思想极重要的资料。《黄帝四经 道法》开宗明义提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动有事，事有害”，“至正者静，至静者圣”。其中引用老庄之“道”，在这里应指客观规律，在书中有时与“天道”、“天地”为同义语，大意是国家的法令要遵守“道”的原理，尊重客观规律，只有把握了这一规律，法才能制定，不能随心所欲，而一但创立就要遵守。书中认为，合乎客观规律的才会是合理的，反之就不合理，合理就能顺利，不合理就不顺利。关于“刑”与“名”，书中说：“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并且强调“审名察实”，也就是说，认识要符合实际情况。而先秦时期的韩非将此发挥在政治上，则是考察臣子的“循名责实”。很像现代官员的问责制。关于“刑”与“德”的关系问题，《黄帝四经》认为，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刑罚法令，只靠善意的规劝和个人的良心发现是不可靠的，而如果只用刑罚法令，没有道德伦理的辅助，早晚是要垮台的，难以恒久！对于农业生产与民力征调，主张有劳有逸，注意天时节气，不误农时，即：“静作得时，天地予之”。

    另外，《黄帝四经》中的可贵之处，还体现在其对事物刚柔转化上的深入认识，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重柔者吉，重刚者灭”。也就是说不能过高的估计自己，否则就会招来灭顶之灾。就像指导战争问题，“立于不敢，行于不能，战示不敢，明势不能”，主张在条件不具备时，向敌人示弱，来麻痹敌人，同时积蓄实力战而胜之。同时设法助长敌人骄傲自满，使敌人由强变弱，使自己由弱变强。这个过程就是“因天时，伐天毁”。“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自己准备充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书中“主柔守雌”的根本原因。当然，联系汉初的社会现实来看，这种思想并不仅是军事策略，而是积极面对国家缺乏实力的发展战略。比如从汉初至武帝时期，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即是这一思想为主导。所以，对于黄老之学，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消极的退让，无为不过是虚晃一枪，真正目的则是“无不为”。

    而在当时，秦王朝刚刚被农民起义彻底冲垮，又经过近三年的楚汉战争，建汉之初，社会经济、政局一片混乱，大量的编户农民脱离什伍控制，“不书名数”，“户口可得而数者，十载二、三”。而且粮食紧缺，价格腾贵，关中、荥阳一带饥荒严重，“旦米竟值万钱”，“齐民无藏盖”。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财政收入可想而知，以至于“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窘迫迫使刘邦与他的臣僚比较认真的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施行有别于秦朝重刑罚的新的治国方针，即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政治，这也是符合西汉初期的社会现实的。另一方面，从其官员构成上，普遍是“布衣将相”，缺乏治国经验。这些喝多了就在刘邦面前拔剑击柱、上窜下跳的官员，却没有几个明晓治国之道的人！着实令看到始皇威仪后太息“大丈夫当如此”的高祖“嗟乎”、“嗟乎”了！

    而就在这时，刘高祖苦恼不已的心思，整被那位识时务的叔孙通看了个底儿透，于是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可以征召鲁地儒生和我的弟子们来制定朝会的礼仪”。起初刘邦还有疑问，但到了十月举行朝会，面对那庄严肃穆的场面时，刘邦才大喜过望的感叹：“今天才知道做皇帝能这样尊贵啊！”。尽管刘邦充分体会到了威仪至尊的甜头，但以他为首的统治阶层清楚地看到，经过农民起义与楚汉之争后剩下的一副烂摊子，如何稳定政治秩序，恢复经济生产，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采用了“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主导方针，施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才是汉王朝的需要。

    关于实施黄老政治的具体措施，则是以萧何“因民之欲而不扰乱，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为原则，采取相对于秦朝的轻徭薄役的政策，首先裁减了军队，对随刘邦入居关中者免役十二年，回归故里者免役六年。初、中级将领各进一级，免除本人及家属的徭役。高层将领还要与其田宅食邑，形成新的统治阶层，以此为支柱巩固新兴政权。其次，遣返集聚山泽的逃亡者，使地主返乡，农民返籍，并复故爵田宅。对因饥荒自卖为奴者，一律“免为庶人”，同时减租为“什伍税一”，并珍惜农时，用来恢复以往的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以求“民务稼穑”。再者，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禁止人们弃农从商并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经商者不能担任官职并加倍征收赋税。萧何死后，曹参仍旧执行此一政策，还放宽了对商人的限制。至文景时期，继续减免租赋徭役，免官奴婢为庶人，田租率改为“三十税一”。形成“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也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然而，不可否认，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思想是完无缺的，“文景之治”也非形势一片大。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物质条件不断丰富之际，也伴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原来随刘邦征战的各级将领、贵族官僚，享受封君、食邑，得到了优厚的待遇，除享有封给的租税外，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奴婢，随着条件不断改善，私欲贪心急剧膨胀，迅速成为土地兼并者。刘姓族人，功臣后裔，六百石以上官员族属，都尉以上军官及家属，博士官弟子，乡老等都可免赋免徭，一般的豪强地主，在轻徭薄赋政策下，聚敛财富、出租土地，收取十分之五的地租，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而商人在政策缓和的情况下，勾结贵族、官僚，“以末致财，以本守之”，购置土地，即是商人又是地主，操纵谷价，贳贷取息，又使大量的农民破产流亡。不仅如此，为消除异姓王的威胁，刘邦片面吸取“亡秦孤立之败”的教训，又曾大封同姓王。这些同姓王，拥有广泛的国土，并假借黄老“无为而治”，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逐步脱离中央管制，轻视朝廷，态度傲慢，甚至举兵叛乱。

    这时，汉王朝最高统治层才醒悟过来，分封诸侯，只会重蹈春秋战国覆辙，也终于明白了秦始皇为何要废除分封诸侯，推行郡县制度的缘由了！情况发展到了这种政权受到严重威胁的事实证明，黄老的“无为而治”已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于是在文化思想上的争论已不可避免了！而与之相对立的倡导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者们，终于把握机会走到了前台。据《史记》记载，双方第一次冲突，是在儒者辕固生与崇信黄老的黄生之间，对汤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黄生对景帝说：“汤武非受命，乃弒也”。对此辕固生坚决反对：“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以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反驳说：“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天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大主有所失，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 辕固生反问：“必若所云，是搞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上面的对话我们应该可以看出，黄生说的是大实话，是对社会发展有明确认识的，虽说他思考的是社会秩序重建，但却不敢触及尊卑贵贱的合理性问题。以至于连景帝也心惊肉跳的赶忙制止：“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学者非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草草收场了！事后，信奉黄老的窦太后诏问辕固生：“老子如何？”，答曰：“此家人言耳”。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在当时势力的强大，在意识形态上，取代黄老政治已经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