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与和谐社会中国公民人格建构(邵龙宝)

文潮

作者：邵龙宝


　　摘 要：由“实然”状态的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难题，以及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传统人格的失效、现实人格的失范、理想人格的失落等现象和原因，表明公民的人格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人格是一个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综合体，它是个体人独特的心性结构、动力组织和对环境的反应模式及精神素质。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品行、智慧与意志力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的魅力，这是个体人在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学习实践中文化与人的心灵互动的产物。传统伦理在公民人格建构中的应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公民人格的灵魂——理想、信仰与意义世界的建构。建构公民人格必须回到传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重视开发和利用优秀的文化传统，充分开掘和利用中西方人格理论资源。

　　关键词：传统伦理；和谐社会；文化内涵；人格建构

　　Abstract：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and such social phenomena as fade of traditional personality，abnormality of realistic personality and dimness of ideal personality in “experience-based” Chinese society all indicate that the personality of Chinese citizen has risen toa key issue in the nation-wide attempt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Personality is a complex system involving varieties of factors，such as ideal and belief，values，morals，wisdom and willpower.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in the citizen's personality calls for a guide of Marxism and a strengthened education of ideal，belief and semantic world. Moreover，we must examine closely the value of our existence，draw upon and utilize our fin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ntroduc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etical resources in personality building to cultivate a sound personality.

　　Key Words：traditional theory；harmonious society；cultural meaning；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一、人格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和根本目标
　　
　　以人为本，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公平和正义，富有创造活力，民主法制、诚信友爱、安定有序、风俗和美，社会伦理关系纯真，社会资本得到充分利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人的自我身心高度和谐等是“应然”状态的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特征。但“实然”状态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和难题，如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就业难题、经济增长方式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格局还在继续，社会保障体系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依然存在，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和谐的声音尚未杜绝。在各种社会矛盾和难题中，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存在于权利、机会、规则、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它是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震荡的根源。这里既有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协调的原因，又有制度、机制改革不到位等因素。必须指出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的素质状况亦即人格的健全和完善的程度还不高也是一个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大问题。
　　由于现代中国社会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而来，权力本位、等级结构、亲缘关系和人情至上等封建遗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都会对当下的人们产生不良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与我们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残余的相互勾连，使人的生存状态出现偏差，人的身心扭曲，由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冲突、理性和情感的分裂引发的人格缺失，人与存在环境的矛盾问题已显得越来越突出。在一些人身上优秀的传统精神和理想信念失落了，出现了个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危机；传统的“务实”精神在追求实惠和功利中透过人情、面子、社会关系而变得赤裸裸；一些人漠视道德底线，丢弃了道德和幸福终究可以合一，善人终可战胜恶人、公理必能战胜强权的信念。至于“慎独”、“敬己”和“修身”、“诚信”等理念在许多人那里已不知为何物。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貌似科学，实质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社会管理的模型化之弊端，存在着压抑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和正当需求的满足，践踏人的合法权益等现象。在鼓励竞争的市场角逐中，虽然人们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又极大地制约了原创性的发挥，人格的智慧定力——创造力被淹没和减损在浮躁、骚动不安和焦虑紧张之中……在学校教育中则表现为重智轻德；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功利、轻素质等现象。不少人把知识、智力等同于智慧，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分隔开来，我们的大、中学生在基础知识尤其是考试能力上领先于世界但在创造力方面表现得并不优秀。总之，人们有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缺乏一种框架或视界以确定他们是谁，应该做什么，去向何方?中国人的人格认同危机可能比西方人更严重。马克思当年在经典著作中描绘的 “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状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学者把这种转型中所出现的“人格危机”的主要症状称之为人格“三失”，即“传统人格的失效，现实人格的失范，理想人格的失落”。[1]257其实，人格转型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要求和趋势，伴随社会的转型，中国公民必然要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公民的人格建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是构建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撑。
　　中国公民的人格建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首先，无论从人类社会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子系统来考察，还是从制度、机制和人格发展的互动视角来审视，起主导作用的都是隐藏在经济、生态、制度和机制背后的“人”这一最活跃的因素。从经济的角度看，经济中的资本和资源相对人而言是被动因素，而人力资源才是国民财富的终极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一矛盾。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恢复和张扬人的主体地位，大力促进人的各方面潜能充分发挥，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生态的视域看，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重要前提。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中为人类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使人的解放和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但人为了获得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只顾对自然的无情开发和掠夺而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如果人类意识不到在提高征服自然力的同时还应提高自身的人文力，即提高个体人的人格品位，势必会造成社会发展失调、动荡甚至灾难，因此，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是提高人的素质和品位。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看，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伦理关系和社会风气的淳化、社会资本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机制的改革，但最终取决于个体人的文化品位、人格水平的高低。而当代中国最需要而又最缺乏的是对“人格缺失的个人”、“独立能力的个人”和“完整个人”的关注。
　　其次，制度创新与公民的人格建构是双向的互动过程。虽然社会的公正问题、活力问题、有序问题和安定问题要靠改革和制度创新来逐步推进，但我们必须看到，人不仅是制度和机制的创造者，而且是制度和机制的执行者和改进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复杂运作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各个子系统、各种要素之间怎样才能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从现象上看是民主、法治等制度、机制在起决定作用，但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制度机制背后的“人”这一最活跃的因素。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体制的创新，还是采取法律、行政、政策和道德等手段来统筹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都要依靠全体公民的人格提升、综合素质的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民主约束必须与管理者、领导者对自己的道德自律相结合。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不仅源于制度、机制的不完善，同时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的人格品行密切相关，如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窃公”，危及国运民生，这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具杀伤力。历史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用小米加步枪之所以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靠的是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靠的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不但弥补了简陋的制度缺陷，甚至弥补了因物质匮乏而导致的战斗力不足。[2]这是制度创新与注重人格和精神力量有机结合的典型范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良传统。
　　再次，构建和谐社会与建构公民人格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一切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为体现人的价值、为满足人的价值这一最高的需要和最高的境界服务的。人格的健全发展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条件，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与人的全面和谐最终还是要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标。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人格的健全是一个互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曾讲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类历史的进步无非是对人性的不断改造而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要求和时代要求。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进程中，公民的人格建构及其教育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凸显出来。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将使每个社会成员更加充分地获得个性自由和人格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只有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驾驭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交往形式的巨大进步；只有人格健全和完善的个人才能占有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和日益丰富的交往形式。中国公民的人格建构——使每个公民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行动纲领，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的长远奋斗目标。
　　
　　二、人格心性结构五个维度的文化内涵
　　
　　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借助文化来构建秩序。秩序来自于人的理性的成长与社会理性之成熟(包括科技、文化、制度)的内在支撑。人的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成长是通过文化的复兴和创造的相互激荡作为中介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四个维度中，人是中心点。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三个文化创新的战略平台中创造的主体都是人。无论信仰的、价值的、道德的还是心理的迷惘和困惑，都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成长中呈现的问题。同时，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为中国公民的人格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当下中国公民个性的自由发展、潜能的开发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每个人的生命都包含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两个层面。每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文化在五个层面上被接受与内化。这五个层面是信仰的、价值的、品行的、创造实践的和意志的，它对应于人格的五个维度。以往人们对人格的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或法学等单一学科的研究已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人格研究正在呼唤多学科的交叉、综合与融合。我们认为，人格是一个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综合体，它是个体人独特的心性结构、动力组织和对环境的反应模式及精神素质。人格是个体人在生存实践中由对文化的接受和陶冶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就个体人的心性结构而言，人格的灵魂是理想和信念，人格的行为导向和动力源是价值观，人格的基石是品德，人格的创造性魅力是智慧，人格的内在张力是意志力。它们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人格的健全和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品行、智慧与意志力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的魅力，这是个体人在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学习实践中文化与人的心灵互动之产物。每一个体人的文化与心灵的互动之集合构成了社会的文化生态。和谐文化包含精神、物态、行为和制度四个层面。精神文化反映和谐文化的本质，是和谐文化的核心部分，而理想信念、价值观和道德品质、智慧和意志力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风貌、事业的成败。它们的集合又决定了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荣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是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人的崇高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因此，真正能够“以人为本”的官员首先应做到让“人”在自己的心中站立起来，懂得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离开了做人的基本的信仰，所有的价值追求都有可能出现偏差，所有远大的理想只能流于空谈。智慧是关于“性与天道”、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的认识。它可以通过实践化为人的德性与美感，由知“道”而变为“有德”和“审美”，进而决定能力的发挥、事业的成败；意志是创造世界的基本动力，意志的抉择和坚定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这就表明认识理性中达不到的自由，在实践理性中是可以达到的。这才是人高于动物，人之为人可以不断趋向崇高的根本之所在。“人的主体性的最高点就是道德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3]128这种“自由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自律”，这种“自律”的动力源是价值观，是智慧的表征，而决定价值观之目标方向的是理想和信念，理想信念与终极关怀紧密联系，它要追问人生存在的目的意义，而“自律”的核心，就是应把人看作目的。“人是目的”是康德提出的关于实践理性的三条道德律令中最核心的一条，也是他全部哲学中的最高点。人格的健全就是人要学会从自己的内心自觉地努力从“人”和“物”的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解放。人格的五个维度的协调运作是在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动态发展和变化的，这是人不断摆脱动物本能，被不断人文化的过程。人格的建构是人人终其一生要在生活实践中努力的目标。“一个人常常不容易发现这个生命的核心，那个本质的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4]，这就是人格的五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人格的五个维度，注重文化对人格维度的分析与塑造，可以说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三、传统伦理与公民人格建构的哲学思考
　　
　　首先，传统伦理在公民人格建构中的应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是面向人的实践，关心现实人的命运，是解放的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应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脉络和深层结构，分辨其对现代化的正负效应，从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伦理进行创造性地批判和发掘、转换。这是人格建构的前提，也是人格构建的一大难题。

其次，加强对公民人格的灵魂——理想、信仰与意义世界的建构。理想信仰的本质是人类的自我超越性，而自我的超越必须要仰赖理想的社会。古代中国人有“小康”与“大同”社会的理想，在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最美好的和谐社会，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重要特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高度相适应，其最高的境界是“自由人联合体”。到了这种境界，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自由个性和健全人格充分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的理想社会目标。应该看到，在全社会普遍确立这一崇高的理想需要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我们应像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视理想信仰问题。我们既要执著于终极关怀，又要从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现实的阶段性目标出发。
　　再次，建构公民人格必须回到传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重视开发和利用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人格由文化孕育而成，文化与人格呈现互动关系，要探究一国公民的人格就要了解该国的文化传统；要了解一个人的人格，就得知道他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中的地位以及经常扮演的角色。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比如西方人注重理性和形式逻辑，我们注重直觉和顿悟；西方人注重宗教的超越性，而本土的宗教与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实用性的层面，从而使得人的观念难以形成超越的态势而常常限于僵化保守。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人看来，“在能力方面各有大小强弱是正常的，但在公民的知识方面人人应具备以正义和好意见作指导的品质，没有一个人对政治和道德是门外汉，他们无一例外都以某种方式分有这种智慧”[3]119。在近现代西方人格理论有三个最大的成果：“其一是主体性原理，它的最高成就是关于人类自我异化与扬弃异化的学说；其二是经验实证的人类学，它通过重点研究人类史前史和民族学，对人类的全部发展作重新思考，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眼界。”[3]124其三是人格心理学，对个体人的健康人格和病态人格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研究，使人的创造潜能、幸福生活的获得与人格状况密切联系起来。和谐社会公民的人格建构应该把中西方两种求知的理念结合起来，一方面继承我们重德和知行统一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的重知识、重形式逻辑和执著于对自然奥秘探究的科学精神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同时，我们还要借鉴发达国家人的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吸取其“活着”的精神文化成果：“如英国人崇尚科学，富有理智的特点；美国人注重自主、敢于创新的精神；日本人强调团队、奉行节俭的品德；新加坡人追求共识、维护和谐的个性”。[1]132总之，西方精神具有个体性、激进性和科学民主传统。“在这种传统精神鼓舞下，人们标新立异，探险览胜，感情奔放，大胆袒露，不拘一格，不怕片面、幼稚、极端，只怕无主见、无性格、僵化和呆板。”[1]111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儒家的社会伦理本位为核心，以忠、孝为最高道德标准，强调“圣王崇拜、祖宗崇拜和天命崇拜”，“从而限制了独立人格的塑造，造成主体精神的缺失，个性受到禁锢，习惯于因循守旧，缺乏创造力”，[1]223导致中国人缺乏法权人格，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丰厚的“人学”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庙宇设施、文化典籍和典章制度这三个层面，而“文化传统”不仅是古人的文化遗存，一种已经存在的既定文化，而且是一个由过去到现在以至向无穷的未来不断敞开的开放系统。可以说文化传统就是你、我、他，它已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的心理积淀，融入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之中；它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本文化因子。比如现在强调法治、建立契约社会，但不能丢弃中华民族的情感纽带——由家庭、村社、社区长期建立起来的道德情感的纽带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这些“礼俗”和美德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和保障。因此，无论批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都不能只讲糟粕不讲精华，也不能只讲精华不讲糟粕，而是要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即研究“活”的传统，在批判中继承与弘扬，在克服我们自身的弱点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传统犹如血脉，绝不可以隔断。
　　最后，充分开掘和利用中西方人格理论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可用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孔子提出“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孟子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理念；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思想；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理念，认为“道”可化解阴阳二气互相对立和冲突，使各种对立物处在“道”的和谐的统一体中。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体现了历代中国人向往大一统的美好愿望。“和”的思想渗透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中，有“家和万事兴”、“和衷共济”、“和气生财”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仁爱、中庸、务实的人格特征。和谐的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一，这是一种和谐的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原则，它的根本精神在于协调各种关系，以促进事物的正常发展。它告诉我们，社会矛盾除了在对抗中通过斗争解决之外，还可通过调和、妥协等途径来消解。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种和谐的辩证法是化解各种人民内部各阶层矛盾的极高明的智慧，它可以和唯物辩证法相互说明、相得益彰，而且在道体上以追求真善美高度统一为目标，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包容天地的宏大气象。其二，传统的和谐思想强调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的身与心的全方位的整体和谐，是一种朴素的系统论。例如《易经》是阐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的自我身心法则的经典，它在五千年中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人生哲学；《道德经》从自然之道到社会组织、从生命运动的规律到自然观与人文观的统一，讲的是和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和人的生存和生命的智慧；《黄帝内经》从衣食起居到经络气血运行，讲的是人类自身的身与心如何协调发展，自然大宇宙与人的心理小宇宙如何协调运行，以揭示人的健康长寿之奥秘。至于《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多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政方略和如何做人的学问，主要体现在让人学会自我控制，以使自己能在“五伦”中协调好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使自我的身心和宇宙的内在秩序相和谐。儒、佛、道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人学。儒家重道德生命而忽略生理生命，有成熟的成人之道的修养理论。道家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崇尚返朴归真的人生观，是一种讲天道、人生怎样才能和谐的生命智慧。佛学是一种调节自我身心，用一种静默觉悟的方法来解脱人们的痛苦、达到超脱生死来圆满人生的生存智慧。新儒家中有梁漱溟的“道德代宗教”的理念，熊十力的“性修不二”的理论，冯友兰的“觉解”与“用敬”理论和冯契的“转识成智”，化“理论为德性”的思想。还有西方的人格哲学和人格心理学都应该成为我们和谐社会的人格建构的重要的文化资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家的“成人之道”对今天和谐社会的人格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成人”除有成年礼的意思外，主要是对理想人格的要求。《论语》中记载了子路问孔子何为成人的一段话。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的回答实际上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人格的范型：智慧要像臧武仲，清心寡欲要像孟公绰，勇敢顽强要像卞庄子，多才多艺要像冉求，有了这些德才还不够，还要用礼乐来造就他的文采，这才是“成人”即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荀子实现理想人格的途径与孔子相仿，强调用礼乐进行教化和熏陶，认为礼乐有感动人之善心、去掉邪恶之气的功用，因而是人格日趋完美的重要手段；他也强调知行统一，认为“知”的目的和归宿在“行”，即道德践履，学习礼乐要有毅力，要有专一的精神。认为认知、意志和情感三种心理活动相互作用，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锲而不舍地积善成德，就能实现“全、萃、美”的理想人格。孔子、荀子的这一思想与我们今天要培养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四、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人格建构
　　
　　我们可以试将传统人格理论的积极因素应用于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人格建构。
　　关于政治精英的人格建构，首先要把建设和谐社会与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信仰的本质是人类的自我超越性，这种超越通过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两个关系向度来实现。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首先应确立起做人的信仰，这是一个人的文化生命，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中国人的人生信仰的根基，是每一个中国人立身处世的人格基石。如果不能确立起这一中国人的人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失去了根基。每个公民的人生有了这样实实在在的信仰追求，和谐社会的实现就有了保障；人人确立起符合传统精神的“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目标，中国公民就会更加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信仰。当前应着力研究引导和传播社会主导价值的方法和途径，因为网络化、信息化与“后喻文化”时代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反哺”等新的现象，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便于掌握生存本领，但容易忽视精神和人生经验和智慧方面的学习和反省，这对主流话语和主导价值的传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治精英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两个务必”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科学的价值观(包括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政绩观)，清正廉明，秉公执政，努力克服封建思想观念的遗存；不唯权、不唯上、不唯书，不患“近视眼”、“急躁症”，不做表面文章、不争名夺利，“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做到不患位之不尊，但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厚，但患才之不高；修身立德、为政以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勤政为民、尽心竭力，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努力创造环境和条件让人们在政治制度允许的框架内心情舒畅地进行交往和沟通，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公共空间，对国家的重大问题开展讨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社会活力得到迸发；不断增进知识，了解中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模式，提升智慧水平，增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引导民众学会用理性的、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和处理问题。
　　企业家的人格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家不能只把眼睛盯在利润上，而且要把精力放在提高自己的人格品位和企业文化品位上，以高尚的人格和科学的经营理念来影响员工，为员工完善个性、健全人格创造条件和空间，努力提高员工生活的幸福度。现代企业家既要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又要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既应熟知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又能自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出高明的经营管理智慧；用诚实为本、恪守信用、欲而不贪、见利思义、以义驭利、以义取财、“行义以达其道”等道德精神和正确的义利观作为自身和企业安身立命的原则；在企业的运行中把利益、德性和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善于把个体的知识变为组织化的知识，发挥团队精神，建构学习型企业；加强开拓创新精神，富有同情、友谊、责任、勇气、独立、敬业、自律、沟通意愿和善于交流与合作等现代人格修养。
　　对于知识精英而言，首先是人格高尚，然后才能学问精深。知识精英应牢固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人生价值观，讲求诚信正直、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道德品质，讲求耐得住寂寞、不畏艰辛、严谨执著、求实创新的意志品质，在科学探索中追求真理，不以名喜、不为利悲、不浮不飘、不急不躁。在知识创新中善于把仁爱精神、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还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良心对危害社会和民众的不良行为和风气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在科学与人文、精神与物质、正义与责任、人道与仁爱、实证与理性、怀疑与批判、理想与现实、独立与自由的辩证结合中构建理想人格。
　　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对上述七种人的人格建构应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三个文化创新的战略平台中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深入研究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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