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从日本全面地以中国为师的“唐风时代”，即公元七世纪中叶后算起，到中国变先生为学生，颇为恭谨地以日本为师的公元十九世纪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这中间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国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直到明治维新前，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两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还落后中国一点，这即是说，中国和日本近代化运动的起跑线可谓相差无几，两国都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了奋起自强的近代化运动。
此后，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当今，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真是“脱亚入欧”了，与美国比肩可翘楚于西方；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国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几年，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只够资格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一很难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却让中国人脸上作蜡的现象，仿佛都是在两国间与西方世界发生了相撞、交汇后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引起的，而在此前，仅仅只有中日两国间穿越不过几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这一现象，已经让许多学者注意并厘清两国各自近代化路径中的百般景象与种种不同，却也容易让他们忽略打下这近代化路径的桩基还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鸟，文化是天地间的一盏长明灯。即使是被强大而又锋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划成了几段，文化也会如一条硕大的蚯蚓，在东方这块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复如初。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的某种强势文化挤压下，前者的一部分必会随着后者的物质文化一起变化，乃至几乎全盘接受后者的意识形态；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挤压前的状态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来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一个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径中所表现出的两国间一眼能察的相异性，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至今难为人们洞幽并提出的两个民族间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亦是由文化决定的。
1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
先说说相异性。
据学者们考证，中国有近13亿人口，常用的姓才几百个。“百家姓”收录462个姓，基本包括了汉民族最常用的姓氏。中国大多数人的姓氏都有很长的历史。
以笔者的“胡”姓为例，根据人口学者的统计研究，在依次排列的100个姓氏中，胡姓名列中华15大姓之列，为第13位。根据文献所载，胡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族，她的源流可追溯到原始时代的胡部落，而最早得姓的是传说时代的黄帝的臣子胡曹。且胡姓又是一个多源的姓族，商、周、春秋时代的胡子国是其姓源之一，以胡公满的后裔为氏是其姓源之二，而胡公满则是舜帝的裔孙。此外，秦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表现在姓氏学上，便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这又是胡氏姓源的来源之一，在古今的鲜卑、契丹、满、苗、瑶、彝、回、赫哲、达斡尔、白、锡伯等民族中，都有胡姓的存在。（见 黄启昌 编著〈胡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如胡姓一样，在中国，几乎随便找一个姓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就是在今天，在不少姓氏的家庭里，如“孔”、“孟”、“曾”等，还得严格讲究名字中所体现的辈分，这丝毫马虎不得。在我家也一样，我却例外。我本名“胡家适”，即“家”是我的辈分。上小学时，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本院历史系的欧阳琛教授，一次半开玩笑对父亲说：现在胡适就不是好东西了，你儿子还胡家（加）适？改个名字吧。于是，母亲将它改成了“胡平”。她的用心当然是指着我这一生平平安安，但这名字几十年顶下来，狂风恶浪不少；前几年几次进出国门还屡有麻烦。现在要想改回去，确又难了……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有名而无姓，姓氏只在上层社会中使用，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那时的姓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组织，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个日本才有为数不多的姓氏。 十九世纪里，随着幕府时代的落幕，平民运动的展开，下层社会才获得使用姓氏的权力。1870年，即明治三年，日本政府决定，一般百姓可以取姓。但奴才做惯了，习惯了类似“阿猫”、“阿狗”般的称呼，许多人仍不敢给自己取姓。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国民必须有姓，否则受罚。
犹如大清江山一倒，中国人脑后的长辫子纷纷如急雨般落地，这时岛上的普通百姓也火急火燎请人起姓。由于多是短时间内仓促而取，或是由于岛人自古皆有热爱自然、关注草木的生命情怀，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使日本人多是从身边接触得到、看得见的事物，顺手拈来作为姓。如有的人以自己所在的自然环境、面对的山川河谷的名称为姓，有的人则以动植物、房舍、建筑、村庄、田野为姓。住山脚下便姓“山本”，宅门前有一种河便姓“川边”，家附近有一个渡口便姓“渡边”，庭院里有棵松树便叫“松下”等等。于是，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姓氏最多的国家，只有1.2亿人口的日本，估计姓氏超过12万。这里可以列举出几大类：
与山川、河流、地貌有关的姓：山本、山下、冈村、石原、小野、河野、中川、渡边、中岛、井上、秋山、北泽、大滨等；
与动、植物有关的姓：小熊、鸠山、白鸟、松下、铃下、小森、小林、加藤、左藤、伊藤、竹内、菊池、栗原、熊木等；
与房舍、建筑有关的：高桥、鸟居、古屋、小仓、高仓、宫本等；
与村庄、田野有关的：村山、田中、中村、园田、田边、角田等。
此外，还有不少千奇百怪的姓氏，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日本人最简单的姓是“一”和“乙”，最复杂的姓长达12个汉字：“藤木太郎喜佑之卫门将时能”和“笼谷懿府舍仰隶里小也弘光”。稀奇的姓有“八月一日”、“四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数十万人”等。
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姓氏不仅历史较短而且有较大的随意性。由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的宗族组织缺乏中国人宗族组织那样强大凝聚力的表现。（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姓氏的悠久历史，它的严格性、不可替代性，突出地显示了在中国的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她）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明白。这种由密密疏疏的关系所组成的亲属集团，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在其内部还附有按各人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当今，一个长子比起弟弟妹妹来，也不会不服膺于他对于这个家的传承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心律令，而这内心律令显然来自于血脉里古老儒家的濡染。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家族也是这样。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广漠的乡土社会，村子里的人先是按家族制组织起一个亲属集团，其次，几个亲属集团组成同一个村子的邻里社会。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地居住在那里，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或者租借的土地为生，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在亲属集团内取得某种地位。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子里会有几个亲属集团，一个亲属集团也可能分布于几个村子，乃至相邻的乡镇。但不管如何分布，对中国人来说，亲属集团具有不可取代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管其身份显赫还是渺小，其性格复杂还是简单，也不管其生前是造福于世，还是祸害与民，他们命运之书的扉页，甚至在以后的许多页里，都会有他所属的亲属集团的影子，以及这个集团藤条般不断伸展的内容。
一般来说，当他一旦明确而恒定地承担了自己在该集团的责任，他就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得到该集团成员的帮助。这便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促使他萤灯寒窗，金榜提名。一登青云，他既可能牢记父母、亲戚朋友的激励与鞭策，循纪守法，克己奉公，不辱门庭，但也极有可能“租借”出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多方面的利益。当他们在亲属以外的集团中陷于穷途末路，或成迷途羔羊时，他们可以回到亲属集团中疗养伤痛，寻求重振旗鼓。
因此，传统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献身于亲属以外的集团，在他们看来亲属集团是不可替代的。虽然中国人往往会同时参加数个非亲属集团，但在其他集团里很难死心塌地，使其百分之百地献身，惟有亲属集团对于他们有着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
“光宗耀祖”、“锦衣夜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狗窝”、“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好”……众多的俗语、谚语，道尽了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
当今，在一些已经被揭露、尚未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中，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显然是个另类——
他出身在湖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小时放过牛、种过田，每天上学要跑七八里路，还要挑20斤萝卜到小集镇上去叫卖，挣两个小钱好买个本子，交点学费。一双破旧球鞋，穿了整整五年，母亲给他补了又补，下雨天湿了，父亲晚上便在火炕边烤干。为了支持他读中学，两个姐姐中途辍学，确保兄弟中唯他一人奔前途有个出息。父亲因水肿病不能治愈去世时，他才不到12岁，就靠小脚的母亲养育他……胡长清和妻子结婚，是借钱办的旅行结婚。妻子在纺织厂工作十分辛苦，三班倒，起早贪黑，还要带孩子，每月就几十元钱工资，还要归还欠款，生活很是艰苦。
胡长清自调到江西工作以后，很快就创造了索贿能“日进万金”的记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审判时被公诉机关认定的受贿索贿及不明财产共计900百多万元的“富翁”，在北京和妻子上街，有时连一根冰棒都舍不得买来吃，到菜市场去买菜还要砍价。对其已经八旬的老母，连每月给的100元赡养费也难以按时支付，弄得古稀老母不得不依靠生活并不富裕的兄嫂来生活。这边在南昌，胡长清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找了一个整整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小姐大干快上，人民币也在激越燃烧，除在南昌、广州各送了一套商品房外，他还先后送给该小姐３０多万元人民币以及金银珠宝首饰、手机、钢琴等一批贵重物品，并极力为其调动工作。最后胡长清案发的导火线，也正是他从昆明的公差上神秘失踪，潜入广州为小姐落实单位调动之事。
多数腐败分子，决不像胡长清这样“大义灭亲”。他们也奢靡泼天，也花天酒地，但从腐败的动因与操作方式看，他们更多的是为着家庭或者亲朋的利益——
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携女儿一家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至今不见踪影。杨秀珠胞弟、铁路房开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正是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
杨秀珠素有安插亲信、亲戚的“喜好”，在她部署的精密棋局中，除在铁路房开公司中由其亲信高云光任副董事长，其弟杨光荣任副总经理，在其分管的温州铁路房开物业公司、温州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州市建设配套市政工程公司、温州绿城环境建设公司等均是帮助其捞钱的项目公司，公司的重要职位也均由杨的亲信或亲戚一网打尽。杨秀珠对其几个弟弟的安排尤其富有“深意”。当其弟杨龙光被安排在温州市建设局任房地产开发处处长，手掌实权了，杨还一度设法将其另一个弟弟杨龙翔安排至温州市纪检部门高位，但终因反对力量太大，最后不得不安排了后勤处处长的职位。
一时间，杨秀珠成了全国媒体上的“焦点人物”，涉及的金额说是已达2.5亿多元人民币，比成克杰还多，不仅仅被指为“温州巨贪”，还富有具戏剧性的是：时年已经59岁的她，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一家三代人从从容容地“逃离”了中国。此后，检察机关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依然无果。海外华侨界甚至传闻杨已整容，令该案前景更显得扑朔迷离。
2004年12月宣判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儿媳易阳一案又是一例——
33岁的易阳原系贵州省工商银行的干部，1997年下半年辞职下海经商。她辞职的事刚开始刘方仁并不同意。夫妻俩多次劝父亲，“没几年你就要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如让我们下海找点钱。”后来刘同意了。辞职后，易阳在贵阳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1999年初，北京世纪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收购贵州中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国有股权。该公司董事长刘志远了解到易阳的特殊身份后，请她帮忙，但同时也在找其他关系。易阳放风说，“在贵阳，这事只有我才摆得平”。经过几次协商， 双方约定如收购成功，刘志远付给好处费500万元人民币。
同年7月底，易阳通过刘方仁给贵州省及贵阳市政府某领导打招呼后，刘志远的收购得以实现。易阳分四次收到刘志远送的500万元的好处费，她与丈夫一道对刘方仁说，“这笔钱是我帮全家人找来的。”
2002年7月，全家人一起商量了这500万元的分配方案：刘方仁夫妇200万，刘方仁的大儿子、女儿各50万，易阳和丈夫及孩子200万元。
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易阳声泪俱下：
我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哽咽哭泣，停顿)，我十分羞愧(停顿，用手巾擦眼泪)。我的行为，不但害了我自己，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不幸。(哽咽，过了好一会，易阳才用低沉的声音继续陈述。)我错用了爸爸的权力！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母亲(擦眼泪)，我30岁才生孩子，孩子出生还不满11个月，我就因为此案离别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哭泣)。 我有今天，是因为自己的贪欲，还有父母疏于教导(哽咽哭泣)。身居高位的爸爸，没有始终如一地对我们严厉管教和约束。我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一个有很好发展的事业，今天成了这样。 (哭泣停顿两分钟)悔不当初呀，希望大家和其它高干子弟以我为鉴！
我很难相信在杨秀珠、杨龙光和刘方仁、易阳等人犯罪之后，家庭、家族型腐败便会洗尽铅华，金盆洗手。
法庭上易阳的一番“以我为鉴”的泣说，可能充满着最大的善意，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日前，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及其子王健因巨额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1年。王道生是该省继2002年唐见奎案之后又一个因经济问题落马的省政府副秘书长，而且前赴后继的两人均涉及家族腐败。在唐案之前，湖南省机械局原局长林国悌、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马其伟亦都是带着家人一起犯罪。
据报载，从传统中国的长河里沉渣泛起的家庭、家族型腐败，正是当今中国严重泛滥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已在官员腐败的案件中占八成以上。而且家庭、家族腐败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侵吞国家资产的数额往往达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2004年12月31日 中国新闻网 ）
时下，无论是在京都、上海或是深圳，还是在不过弹丸之地的小小县城，人们总能够发现一些身后总有权力的影子在明里暗里飘拂的怒马鲜车、锦衣玉食的家庭、家族，看起来一个个气派堂皇，勾兑紧密，似乎有着前二百年的根基，后一百年的期许。可其实，很可能它们就是早已霉烂了的糊墙纸，只有一处出现了破绽，很快就能够大片大片地撕下来……
对日本人来说，亲属集团并非一定是第一位的。个人最重要的归属集团，一般取决于他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得以朝夕相处同事、同窗或互为战友的集团，而加入这个集团的资格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日本，亲属集团对个人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当他在亲属集团以外的集团里失败、或受到排斥时，他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可以很容易地在亲属集团里找到疗治身心的静谧丛林，起死回生的诺亚方舟。为了寻求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日本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他们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团体，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屹立在列岛上的国家；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军队，就是公司，或者学校。一旦在对该集团的归属上发生了质疑，对个人来说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其亲属集团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
对日本人来说，仅仅因为大家都姓“山本”或“小野”，或者仅仅因为大家都是福冈人、扎幌人便缔结成一个关系密切、强有力的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在海外派驻机构中，索尼公司的职员之间更容易结成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东芝、夏普、日立或是别的公司的职员来往不多，可能还互有戒备。非亲属集团内成员的关系，更容易超越家族、同乡层面，而进入国家、军队或公司、学校的层面，从而较快地实现集团的目标，鲜明地表现出集团的特色。
在日本有两所私立大学最出名——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号称“私学双璧”。
大多数中国人好像不太了解庆应大学，知道早稻田的却很多。或许是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颇为古怪的校名，这个校名与日本人的姓氏也如出一辙——一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该学校的周边环境还是蛙鸣如鼓，稻田一片……
其实，早稻田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卓而不凡，是因为它是一所平民学校，庆应则是一所精英的学校。从历史上看，庆应的毕业生，大都进入政界、商界、学界和医学界，即所谓上流社会；早稻田的毕业生则大量融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早稻田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进入了政界，但是该校最珍贵的品牌，决不是在中国国内许多大学校庆典礼上常常毫无愧色地就坐于主席台上的某某书记，某某省长、部长，某某委员、常委……而是在它平民化教育里培养出来、至今活跃在文学、音乐、电影、戏剧、传媒、体育等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模范国民”。他们虽无一时显赫的权力，却可能有影响时代的向度与深度。因写了《挪威的森林》而有了世界声誉的村上春树，倘若有一天不手指发痒，他至今只是一间普通酒吧的老板，这样的早稻田毕业生可谓多如牛毛。
从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起，120年来，它的学术风气就是以“在野”精神著称，或者说，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早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化洪流之中，但有时候，依然能在校园里看到发表演说的师生们。他们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是“为反对而反对”，或是表现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2003年秋天，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了日本人，金正日为此正式道歉。被绑架者的家属顿时成了轰动列岛的新闻人物，其中几位也来到早稻田演讲。在会场外，仍然有一批早稻田人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反对小泉政府利用这一绑架事件制造反朝鲜的气氛……对朝鲜当局过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一边倒的批判态度，早稻田人依然执著于立校之本的“在野精神”。此举可能不一定对，但这一精神确是能在日本社会的和谐进步上起到某种重要的警示作用。
如果大学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大学何堪大学？
在日本，非亲属集团对于所属的个人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军队、学校不用说了，许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标志，每个公司职员胸前都佩戴着它。甚至有的还出现在一些商品的商标中，如三菱、三井、索尼、松下等等。昔日武士在各自藩主徽章的鼓舞下战斗；今天的职员在各自公司、企业徽章的激励与约束下拼命工作。
不去想着摆脱这种徽章型人生的人，这正是日本人。
昔日没有“徽章”、即失去领主封禄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浪迹天涯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凄苦。今天脱离了非亲属集团的“徽章”，许多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言行失度。在这个“徽章化”的社会，徽章成为整个国家的旗帜，如果把它人格化，这首先便是天皇。天皇当然成为这个最大的非亲属集团的最高象征。
一位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研究中国历史兼中国商业史的华裔教授陈先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情况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这使他们能够与更大的实体合作，而这些中国人只是家庭观念。日本人非常关心公司或国家，不局限于血缘关系，但中国人只相信他们的家人。”尽管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有时能发展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比如王永庆的台湾塑胶公司和包玉刚的船运公司，但大多数散居在海外的华人企业都是小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例如，台湾的人口不到韩国的一半，但台湾拥有的公司差不多为韩国的3倍。（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一旦归属某一团体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很少考虑中途“跳槽”。一些年轻人多次调换工作岗位的现象，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日本人有一个传统，不管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厨师、清洁工，还是高级白领，都要千万百计地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
东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们的卡车。在每家百货店的电梯里，电梯小姐向每个顾客深深鞠躬，说“你好，请多关照”，并向每个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货员则对顾客说“谢谢，请多关照”，即使顾客只是走进来看看五光十色的橱窗。
最近几年，丰田汽车公司的4.8万名雇员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出了100多万条正式提案，平均每个雇员27条。管理层采纳了许多提案，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现在丰田送给来宾的纪念品是一把镇纸尺，尺上有一辆丰田早期产品的车模，透明的尺上还印着一句已深入公司员工心坎的格言：“Good thinkings good products ”。
在每个公司，都有质量管理（QC）组织，这本是一项美国发明，却在日本落地开花生根。员工们组成QC，定期开会，商议如何提升产品质量。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品质管理仍然会有10%左右的失误，也就是说每10万件产品中，有1万件会有小缺点。美国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全面品管，此时日本却已经在实行“零缺点管理”。丰田汽车的主管表示：“做到零缺点并不太难”。美国在这方面落后日本15年。这一至善至极的倾向在每个职业中都有发现，日本人这样做已成了习惯，而不是被任何物质刺激出来的。
1985年，一名美国记者到东京采访后得出结论说，你只要从旅馆窗口望出去，就能破解“东洋奇迹”的奥秘：大街对面是一座高耸入云霄的办公楼，每一个房间都灯火通明，每一个办公桌旁都坐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商人。反之，在美国如果晚上9时以后办公楼还亮着灯，通常里面只有清洁女工在打扫。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已经司空见惯。“加班”在日本是指“残业”，意为做完当日未做完的工作，没有所谓的“加班费”一说。
只要在团体里，必然有下位者与上位者，两者间的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具有“主从”性质。处于集团内最高地位的人，在集团成员的意识中，无疑是自己的“施恩者”，自己则以“忠诚心”和“服从”来回报这一“施恩”：近乎疯狂的热情工作，任何时候都要维护上司和团体的名誉，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团体和上司的决定等。中国人没有人敢批评政府，也没有人敢骂国家领导人，但如果单位奖金发放不公，或者受了领导的批评，却敢同顶头上司拼家伙。与此相反，日本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站在大街上谁都可以批评政府，堵在警视厅门口谁都敢骂总理大臣，但没有人敢同自己所属的集团过不去，也没有人敢骂自己集团的“老头子”，至少不敢当面骂。
“施恩者”则要时时关怀下属，保护下属，不轻易解雇员工。这在企业里还包括经常同下属谈话、共同用餐、关怀下属的个人生活。这种“施恩”行为还表现为团体对个人提供种种恩惠。如日本企业员工除薪资以外还有各种特别的待遇，如利用公司的各种福利设施、加入保健工会、住公司的住房、参加公司职员的共同旅行、在公司经营的夜总会中娱乐等。在日本的许多风景、温泉区，都建有大公司、大企业的员工度假疗养所。也常常看到某个公司的员工集中在一个年轻导游的小旗下，随着号令行动，向右看齐！往前走！俨然如一批放了春假的中小学生……
尽管日本法律不承认等级制度，但因为非亲属集团的存在，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可谓触目皆是。
美国一位记者曾形象地说：“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得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判断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公文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致意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同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晋升日期为排列顺序，同是外交官，则按毕业学校是否著名，以及通过外务省考试的时间排列出地位的高低。地位低的人肯定要服从地位高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讲话一定要使用敬语，参加集体活动，总是按年龄和地位决定位置和入场顺序。但所谓地位的高低，在中国完全建立在官本位制基础上，日本则似有更多的内容，如年龄、履历、学识、威望等。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学校，都有“先辈”和“后辈”的区分。日本大学中的低年级生与高年级生之间的差别，也远非中国的大学所能比：低年级生不仅口口声声称老生为“前辈”，而且要处处尊敬和服从老生。
在军队内部，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更无异于天条律令。1974年菲律宾卢邦岛上举行的著名的“投降”仪式，使世人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服从精神感到极大惊异——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菲律宾部队的一个支队司令谷口义美少佐召见了小野田少尉，命令小野田等四人隐蔽在卢邦岛上的深山中，继续出事游击战。并交待说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此后，该小组一直坚持在岛上，他们会突然的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就吃保存下来的干香蕉。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下山投降。1952年, 剩下三人的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开始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念及家人，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以为这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他们的结论是：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4年5月，岛田伍长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的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两人不为所动，他们坚信战争还在进行，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不久，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岛上，向他喊话时，他仍躲在密林里不出来。小野田断定一个日本人决不会叫自己的亲人投降，这声音一定是美军模仿出来的，对方打的是心理战。
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归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里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后者苦口婆心，介绍当今天下大势变矣，祖国早已在失败的废墟上骄傲地站起来，小野田仍无动于衷，坚持要铃木转告有关方面，如果没有他的顶头上司亲自撤消30年前向他发出的命令，他作为皇军的一名军官将继续作战。
幸好谷口义美还活着，3月9日，鸡皮鹤发的老人被千辛万苦地搬来岛上。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一具野人般来到指定的地点，却持枪立正，向长官致以最标准的敬礼。已干瘦得像冬日里一棵树的前少佐宣读了解除作战任务的命令，对于小野田的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随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准他归国。
小野田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他像个乡下孩子似地莫名惊诧，尤其无法理解日本宪法怎么会对自卫队的军事规模与行动有着那么多的限制。但年迈的他常被邀去参加右翼退伍军人的各种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日本人的鞠躬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被看成一种形式。
日本人的鞠躬，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力度上，都是能进入基斯尼纪录的。日本杂志《现代》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即日本人成年后每天要鞠躬的次数。统计表明，东京本厅神社的神道士每天平均鞠躬150次；新干线检票员平均2132次，他每检一次票都要鞠一次躬；银座百货店的电梯女郎鞠躬次数最多，每天总共2560次，她们必须向每个进出电梯的人行90度鞠躬礼。鞠躬对百货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许多商店买来机器人教店员如何行标准的鞠躬。
《现代》还发现，妇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35%；熟人之间在彼此相距约20米的地方就开始鞠躬了。地位低者碰见地位高者，辈分小的碰见辈分大的，通常比对方鞠躬次数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时间也长。日本人有一个词形容叫“磕头战”，即辈分小的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很难看清对方，如果对方不告诉他（她）什么时候可以起来，他（她）很可能将她自己的鞠躬延长至5到10分钟。
其实，日本人在非亲属集团内部的鞠躬，并非形式——正如日本文化看起来非常注重形式，插花、茶道、剑道、书道无不如此，就连武士道的切腹也讲究先从哪个部位下刀，但这些形式无不在传递着它们的本质内容。鞠躬到多大程度，多少时间，或者讲话用不用敬语……无不在显示此人在集团内部所处的位置，他（她）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她）应服从谁和谁应服从他（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这种等级关系使日本人的集团具有潜在的类似军事组织的特性。
尚会鹏先生一语中的：“准军事组织式的等级结构、个人的服从献身精神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的家元式的组织，天皇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师傅’，一亿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狂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媒体经常披露的因不堪学校中的欺弱而弃学乃至自杀现象、日本式集团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等，这些表面上看互不联系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得到统一的解释。”（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对于日本人视为最高生命价值所系的非亲属集团，各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世界，在明治时代后不久，日本宪法的制订者伊藤博文等人访问英国时，就日本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征询大哲学家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务必加以精心保存和培育。对“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还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在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困难。
明治时代的大政治家们对于斯宾塞的这个回答非常满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多数持批评态度。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多尔所著的《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一书（李岩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多尔的书中，虽然很少涉及日本的历史与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日本人的集团观和处世态度。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笔下，他所要考证的非亲属集团，自然主要是公司与企业，他有兴趣的更是所谓“雇员至上的公司”（日本模式）和“股东至上的公司“（美国模式）之区别。
多尔认为，在美国，企业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股东的利益；日本则首先考虑企业雇员的利益。换句话说，美国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股东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企业的目的就是要使股东受益；日本则崇尚一种团队精神，所以是集体主义的，他们认为只有维护了企业内部这种团队精神，企业就会有生命力，股东也会受益，如果损害了团队精神，就会影响企业的活力，最后股东也会遭到损失。
多尔称后者为“人本资本主义”。多尔对这一“人本资本主义”却又不以为然。他在书里写道：
“人本资本主义真的对于人类那么美好吗？在真正现代的劳工合同中，工作者出卖自己的工作，但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信奉，然而雇员至上体制使日本人把从出生到退休的整个一生时间，都花费在被迫的竞争中，首先是进入公司，之后是在公司中的提升；为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由、个人特点、人的感情和创造力、文化追求、在家庭和社区中充当有用的角色……以精神的贫乏换取物质的丰富。”
一直是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已出现颓相。
多尔此书正是在这之后写的，言中行间，颇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自鸣得意的情绪可能只有两次广为蔓延：一次是在1942年，从攻陷新加坡到中途岛之战；另一次就是80年代末泡沫膨胀时期。当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日本脚下，加利福尼亚州一半的短期贷款都来自日本，三菱集团拥有了洛克菲勒中心，同时美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论述日本将和平统治世界的可能。到90年代末，日本人恢复到他们的正常状态，就像古人所教导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
不管如何批评日本社会结构的非亲属集团会产生多少负面因素，人们却很难否认，与西方国家比起来，“雇员至上的公司”使日本一直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企业内的家族式的人际关系使日本社会的罢工、游行等劳资纠纷，远比欧美社会少得多。个人对集团的高度的忠诚心，充分的敬业心，也包括怦然在胸的惕惧心，避免了在“二战”结束后社会剧烈转型期可能出现的无序化，使日本走上一条较为平稳和代价较小的现代化之路。
多尔指出的“日本模式”出现的危机，与它获得的巨大成功，皆来自这一模式自身的特点。
中日文化的历史吊诡(一)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8-05 11:25:00 ] 作者：胡平 编辑：凌月仙仙 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代理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DOZEDU.COM)！
从日本全面地以中国为师的“唐风时代”，即公元七世纪中叶后算起，到中国变先生为学生，颇为恭谨地以日本为师的公元十九世纪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这中间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国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直到明治维新前，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两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还落后中国一点，这即是说，中国和日本近代化运动的起跑线可谓相差无几，两国都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了奋起自强的近代化运动。
此后，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当今，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真是“脱亚入欧”了，与美国比肩可翘楚于西方；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国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几年，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只够资格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一很难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却让中国人脸上作蜡的现象，仿佛都是在两国间与西方世界发生了相撞、交汇后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引起的，而在此前，仅仅只有中日两国间穿越不过几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这一现象，已经让许多学者注意并厘清两国各自近代化路径中的百般景象与种种不同，却也容易让他们忽略打下这近代化路径的桩基还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鸟，文化是天地间的一盏长明灯。即使是被强大而又锋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划成了几段，文化也会如一条硕大的蚯蚓，在东方这块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复如初。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的某种强势文化挤压下，前者的一部分必会随着后者的物质文化一起变化，乃至几乎全盘接受后者的意识形态；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挤压前的状态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来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一个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径中所表现出的两国间一眼能察的相异性，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至今难为人们洞幽并提出的两个民族间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亦是由文化决定的。
1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
先说说相异性。
据学者们考证，中国有近13亿人口，常用的姓才几百个。“百家姓”收录462个姓，基本包括了汉民族最常用的姓氏。中国大多数人的姓氏都有很长的历史。
以笔者的“胡”姓为例，根据人口学者的统计研究，在依次排列的100个姓氏中，胡姓名列中华15大姓之列，为第13位。根据文献所载，胡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族，她的源流可追溯到原始时代的胡部落，而最早得姓的是传说时代的黄帝的臣子胡曹。且胡姓又是一个多源的姓族，商、周、春秋时代的胡子国是其姓源之一，以胡公满的后裔为氏是其姓源之二，而胡公满则是舜帝的裔孙。此外，秦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表现在姓氏学上，便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这又是胡氏姓源的来源之一，在古今的鲜卑、契丹、满、苗、瑶、彝、回、赫哲、达斡尔、白、锡伯等民族中，都有胡姓的存在。（见 黄启昌 编著〈胡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如胡姓一样，在中国，几乎随便找一个姓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就是在今天，在不少姓氏的家庭里，如“孔”、“孟”、“曾”等，还得严格讲究名字中所体现的辈分，这丝毫马虎不得。在我家也一样，我却例外。我本名“胡家适”，即“家”是我的辈分。上小学时，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本院历史系的欧阳琛教授，一次半开玩笑对父亲说：现在胡适就不是好东西了，你儿子还胡家（加）适？改个名字吧。于是，母亲将它改成了“胡平”。她的用心当然是指着我这一生平平安安，但这名字几十年顶下来，狂风恶浪不少；前几年几次进出国门还屡有麻烦。现在要想改回去，确又难了……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有名而无姓，姓氏只在上层社会中使用，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那时的姓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组织，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个日本才有为数不多的姓氏。 十九世纪里，随着幕府时代的落幕，平民运动的展开，下层社会才获得使用姓氏的权力。1870年，即明治三年，日本政府决定，一般百姓可以取姓。但奴才做惯了，习惯了类似“阿猫”、“阿狗”般的称呼，许多人仍不敢给自己取姓。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国民必须有姓，否则受罚。
犹如大清江山一倒，中国人脑后的长辫子纷纷如急雨般落地，这时岛上的普通百姓也火急火燎请人起姓。由于多是短时间内仓促而取，或是由于岛人自古皆有热爱自然、关注草木的生命情怀，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使日本人多是从身边接触得到、看得见的事物，顺手拈来作为姓。如有的人以自己所在的自然环境、面对的山川河谷的名称为姓，有的人则以动植物、房舍、建筑、村庄、田野为姓。住山脚下便姓“山本”，宅门前有一种河便姓“川边”，家附近有一个渡口便姓“渡边”，庭院里有棵松树便叫“松下”等等。于是，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姓氏最多的国家，只有1.2亿人口的日本，估计姓氏超过12万。这里可以列举出几大类：
与山川、河流、地貌有关的姓：山本、山下、冈村、石原、小野、河野、中川、渡边、中岛、井上、秋山、北泽、大滨等；
与动、植物有关的姓：小熊、鸠山、白鸟、松下、铃下、小森、小林、加藤、左藤、伊藤、竹内、菊池、栗原、熊木等；
与房舍、建筑有关的：高桥、鸟居、古屋、小仓、高仓、宫本等；
与村庄、田野有关的：村山、田中、中村、园田、田边、角田等。
此外，还有不少千奇百怪的姓氏，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日本人最简单的姓是“一”和“乙”，最复杂的姓长达12个汉字：“藤木太郎喜佑之卫门将时能”和“笼谷懿府舍仰隶里小也弘光”。稀奇的姓有“八月一日”、“四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数十万人”等。
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姓氏不仅历史较短而且有较大的随意性。由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的宗族组织缺乏中国人宗族组织那样强大凝聚力的表现。（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姓氏的悠久历史，它的严格性、不可替代性，突出地显示了在中国的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她）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明白。这种由密密疏疏的关系所组成的亲属集团，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在其内部还附有按各人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当今，一个长子比起弟弟妹妹来，也不会不服膺于他对于这个家的传承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心律令，而这内心律令显然来自于血脉里古老儒家的濡染。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家族也是这样。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广漠的乡土社会，村子里的人先是按家族制组织起一个亲属集团，其次，几个亲属集团组成同一个村子的邻里社会。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地居住在那里，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或者租借的土地为生，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在亲属集团内取得某种地位。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子里会有几个亲属集团，一个亲属集团也可能分布于几个村子，乃至相邻的乡镇。但不管如何分布，对中国人来说，亲属集团具有不可取代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管其身份显赫还是渺小，其性格复杂还是简单，也不管其生前是造福于世，还是祸害与民，他们命运之书的扉页，甚至在以后的许多页里，都会有他所属的亲属集团的影子，以及这个集团藤条般不断伸展的内容。
一般来说，当他一旦明确而恒定地承担了自己在该集团的责任，他就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得到该集团成员的帮助。这便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促使他萤灯寒窗，金榜提名。一登青云，他既可能牢记父母、亲戚朋友的激励与鞭策，循纪守法，克己奉公，不辱门庭，但也极有可能“租借”出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多方面的利益。当他们在亲属以外的集团中陷于穷途末路，或成迷途羔羊时，他们可以回到亲属集团中疗养伤痛，寻求重振旗鼓。
因此，传统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献身于亲属以外的集团，在他们看来亲属集团是不可替代的。虽然中国人往往会同时参加数个非亲属集团，但在其他集团里很难死心塌地，使其百分之百地献身，惟有亲属集团对于他们有着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
“光宗耀祖”、“锦衣夜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狗窝”、“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好”……众多的俗语、谚语，道尽了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
当今，在一些已经被揭露、尚未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中，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显然是个另类——
他出身在湖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小时放过牛、种过田，每天上学要跑七八里路，还要挑20斤萝卜到小集镇上去叫卖，挣两个小钱好买个本子，交点学费。一双破旧球鞋，穿了整整五年，母亲给他补了又补，下雨天湿了，父亲晚上便在火炕边烤干。为了支持他读中学，两个姐姐中途辍学，确保兄弟中唯他一人奔前途有个出息。父亲因水肿病不能治愈去世时，他才不到12岁，就靠小脚的母亲养育他……胡长清和妻子结婚，是借钱办的旅行结婚。妻子在纺织厂工作十分辛苦，三班倒，起早贪黑，还要带孩子，每月就几十元钱工资，还要归还欠款，生活很是艰苦。
胡长清自调到江西工作以后，很快就创造了索贿能“日进万金”的记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审判时被公诉机关认定的受贿索贿及不明财产共计900百多万元的“富翁”，在北京和妻子上街，有时连一根冰棒都舍不得买来吃，到菜市场去买菜还要砍价。对其已经八旬的老母，连每月给的100元赡养费也难以按时支付，弄得古稀老母不得不依靠生活并不富裕的兄嫂来生活。这边在南昌，胡长清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找了一个整整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小姐大干快上，人民币也在激越燃烧，除在南昌、广州各送了一套商品房外，他还先后送给该小姐３０多万元人民币以及金银珠宝首饰、手机、钢琴等一批贵重物品，并极力为其调动工作。最后胡长清案发的导火线，也正是他从昆明的公差上神秘失踪，潜入广州为小姐落实单位调动之事。
多数腐败分子，决不像胡长清这样“大义灭亲”。他们也奢靡泼天，也花天酒地，但从腐败的动因与操作方式看，他们更多的是为着家庭或者亲朋的利益——
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携女儿一家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至今不见踪影。杨秀珠胞弟、铁路房开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正是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
杨秀珠素有安插亲信、亲戚的“喜好”，在她部署的精密棋局中，除在铁路房开公司中由其亲信高云光任副董事长，其弟杨光荣任副总经理，在其分管的温州铁路房开物业公司、温州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州市建设配套市政工程公司、温州绿城环境建设公司等均是帮助其捞钱的项目公司，公司的重要职位也均由杨的亲信或亲戚一网打尽。杨秀珠对其几个弟弟的安排尤其富有“深意”。当其弟杨龙光被安排在温州市建设局任房地产开发处处长，手掌实权了，杨还一度设法将其另一个弟弟杨龙翔安排至温州市纪检部门高位，但终因反对力量太大，最后不得不安排了后勤处处长的职位。
一时间，杨秀珠成了全国媒体上的“焦点人物”，涉及的金额说是已达2.5亿多元人民币，比成克杰还多，不仅仅被指为“温州巨贪”，还富有具戏剧性的是：时年已经59岁的她，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一家三代人从从容容地“逃离”了中国。此后，检察机关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依然无果。海外华侨界甚至传闻杨已整容，令该案前景更显得扑朔迷离。
2004年12月宣判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儿媳易阳一案又是一例——
33岁的易阳原系贵州省工商银行的干部，1997年下半年辞职下海经商。她辞职的事刚开始刘方仁并不同意。夫妻俩多次劝父亲，“没几年你就要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如让我们下海找点钱。”后来刘同意了。辞职后，易阳在贵阳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1999年初，北京世纪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收购贵州中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国有股权。该公司董事长刘志远了解到易阳的特殊身份后，请她帮忙，但同时也在找其他关系。易阳放风说，“在贵阳，这事只有我才摆得平”。经过几次协商， 双方约定如收购成功，刘志远付给好处费500万元人民币。
同年7月底，易阳通过刘方仁给贵州省及贵阳市政府某领导打招呼后，刘志远的收购得以实现。易阳分四次收到刘志远送的500万元的好处费，她与丈夫一道对刘方仁说，“这笔钱是我帮全家人找来的。”
2002年7月，全家人一起商量了这500万元的分配方案：刘方仁夫妇200万，刘方仁的大儿子、女儿各50万，易阳和丈夫及孩子200万元。
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易阳声泪俱下：
我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哽咽哭泣，停顿)，我十分羞愧(停顿，用手巾擦眼泪)。我的行为，不但害了我自己，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不幸。(哽咽，过了好一会，易阳才用低沉的声音继续陈述。)我错用了爸爸的权力！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母亲(擦眼泪)，我30岁才生孩子，孩子出生还不满11个月，我就因为此案离别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哭泣)。 我有今天，是因为自己的贪欲，还有父母疏于教导(哽咽哭泣)。身居高位的爸爸，没有始终如一地对我们严厉管教和约束。我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一个有很好发展的事业，今天成了这样。 (哭泣停顿两分钟)悔不当初呀，希望大家和其它高干子弟以我为鉴！
我很难相信在杨秀珠、杨龙光和刘方仁、易阳等人犯罪之后，家庭、家族型腐败便会洗尽铅华，金盆洗手。
法庭上易阳的一番“以我为鉴”的泣说，可能充满着最大的善意，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日前，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及其子王健因巨额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1年。王道生是该省继2002年唐见奎案之后又一个因经济问题落马的省政府副秘书长，而且前赴后继的两人均涉及家族腐败。在唐案之前，湖南省机械局原局长林国悌、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马其伟亦都是带着家人一起犯罪。
据报载，从传统中国的长河里沉渣泛起的家庭、家族型腐败，正是当今中国严重泛滥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已在官员腐败的案件中占八成以上。而且家庭、家族腐败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侵吞国家资产的数额往往达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2004年12月31日 中国新闻网 ）
时下，无论是在京都、上海或是深圳，还是在不过弹丸之地的小小县城，人们总能够发现一些身后总有权力的影子在明里暗里飘拂的怒马鲜车、锦衣玉食的家庭、家族，看起来一个个气派堂皇，勾兑紧密，似乎有着前二百年的根基，后一百年的期许。可其实，很可能它们就是早已霉烂了的糊墙纸，只有一处出现了破绽，很快就能够大片大片地撕下来……
对日本人来说，亲属集团并非一定是第一位的。个人最重要的归属集团，一般取决于他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得以朝夕相处同事、同窗或互为战友的集团，而加入这个集团的资格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日本，亲属集团对个人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当他在亲属集团以外的集团里失败、或受到排斥时，他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可以很容易地在亲属集团里找到疗治身心的静谧丛林，起死回生的诺亚方舟。为了寻求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日本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他们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团体，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屹立在列岛上的国家；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军队，就是公司，或者学校。一旦在对该集团的归属上发生了质疑，对个人来说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其亲属集团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
对日本人来说，仅仅因为大家都姓“山本”或“小野”，或者仅仅因为大家都是福冈人、扎幌人便缔结成一个关系密切、强有力的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在海外派驻机构中，索尼公司的职员之间更容易结成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东芝、夏普、日立或是别的公司的职员来往不多，可能还互有戒备。非亲属集团内成员的关系，更容易超越家族、同乡层面，而进入国家、军队或公司、学校的层面，从而较快地实现集团的目标，鲜明地表现出集团的特色。
在日本有两所私立大学最出名——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号称“私学双璧”。
大多数中国人好像不太了解庆应大学，知道早稻田的却很多。或许是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颇为古怪的校名，这个校名与日本人的姓氏也如出一辙——一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该学校的周边环境还是蛙鸣如鼓，稻田一片……
其实，早稻田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卓而不凡，是因为它是一所平民学校，庆应则是一所精英的学校。从历史上看，庆应的毕业生，大都进入政界、商界、学界和医学界，即所谓上流社会；早稻田的毕业生则大量融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早稻田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进入了政界，但是该校最珍贵的品牌，决不是在中国国内许多大学校庆典礼上常常毫无愧色地就坐于主席台上的某某书记，某某省长、部长，某某委员、常委……而是在它平民化教育里培养出来、至今活跃在文学、音乐、电影、戏剧、传媒、体育等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模范国民”。他们虽无一时显赫的权力，却可能有影响时代的向度与深度。因写了《挪威的森林》而有了世界声誉的村上春树，倘若有一天不手指发痒，他至今只是一间普通酒吧的老板，这样的早稻田毕业生可谓多如牛毛。
从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起，120年来，它的学术风气就是以“在野”精神著称，或者说，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早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化洪流之中，但有时候，依然能在校园里看到发表演说的师生们。他们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是“为反对而反对”，或是表现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2003年秋天，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了日本人，金正日为此正式道歉。被绑架者的家属顿时成了轰动列岛的新闻人物，其中几位也来到早稻田演讲。在会场外，仍然有一批早稻田人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反对小泉政府利用这一绑架事件制造反朝鲜的气氛……对朝鲜当局过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一边倒的批判态度，早稻田人依然执著于立校之本的“在野精神”。此举可能不一定对，但这一精神确是能在日本社会的和谐进步上起到某种重要的警示作用。
如果大学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大学何堪大学？
在日本，非亲属集团对于所属的个人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军队、学校不用说了，许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标志，每个公司职员胸前都佩戴着它。甚至有的还出现在一些商品的商标中，如三菱、三井、索尼、松下等等。昔日武士在各自藩主徽章的鼓舞下战斗；今天的职员在各自公司、企业徽章的激励与约束下拼命工作。
不去想着摆脱这种徽章型人生的人，这正是日本人。
昔日没有“徽章”、即失去领主封禄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浪迹天涯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凄苦。今天脱离了非亲属集团的“徽章”，许多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言行失度。在这个“徽章化”的社会，徽章成为整个国家的旗帜，如果把它人格化，这首先便是天皇。天皇当然成为这个最大的非亲属集团的最高象征。
一位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研究中国历史兼中国商业史的华裔教授陈先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情况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这使他们能够与更大的实体合作，而这些中国人只是家庭观念。日本人非常关心公司或国家，不局限于血缘关系，但中国人只相信他们的家人。”尽管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有时能发展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比如王永庆的台湾塑胶公司和包玉刚的船运公司，但大多数散居在海外的华人企业都是小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例如，台湾的人口不到韩国的一半，但台湾拥有的公司差不多为韩国的3倍。（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一旦归属某一团体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很少考虑中途“跳槽”。一些年轻人多次调换工作岗位的现象，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日本人有一个传统，不管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厨师、清洁工，还是高级白领，都要千万百计地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
东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们的卡车。在每家百货店的电梯里，电梯小姐向每个顾客深深鞠躬，说“你好，请多关照”，并向每个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货员则对顾客说“谢谢，请多关照”，即使顾客只是走进来看看五光十色的橱窗。
最近几年，丰田汽车公司的4.8万名雇员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出了100多万条正式提案，平均每个雇员27条。管理层采纳了许多提案，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现在丰田送给来宾的纪念品是一把镇纸尺，尺上有一辆丰田早期产品的车模，透明的尺上还印着一句已深入公司员工心坎的格言：“Good thinkings good products ”。
在每个公司，都有质量管理（QC）组织，这本是一项美国发明，却在日本落地开花生根。员工们组成QC，定期开会，商议如何提升产品质量。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品质管理仍然会有10%左右的失误，也就是说每10万件产品中，有1万件会有小缺点。美国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全面品管，此时日本却已经在实行“零缺点管理”。丰田汽车的主管表示：“做到零缺点并不太难”。美国在这方面落后日本15年。这一至善至极的倾向在每个职业中都有发现，日本人这样做已成了习惯，而不是被任何物质刺激出来的。
1985年，一名美国记者到东京采访后得出结论说，你只要从旅馆窗口望出去，就能破解“东洋奇迹”的奥秘：大街对面是一座高耸入云霄的办公楼，每一个房间都灯火通明，每一个办公桌旁都坐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商人。反之，在美国如果晚上9时以后办公楼还亮着灯，通常里面只有清洁女工在打扫。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已经司空见惯。“加班”在日本是指“残业”，意为做完当日未做完的工作，没有所谓的“加班费”一说。
只要在团体里，必然有下位者与上位者，两者间的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具有“主从”性质。处于集团内最高地位的人，在集团成员的意识中，无疑是自己的“施恩者”，自己则以“忠诚心”和“服从”来回报这一“施恩”：近乎疯狂的热情工作，任何时候都要维护上司和团体的名誉，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团体和上司的决定等。中国人没有人敢批评政府，也没有人敢骂国家领导人，但如果单位奖金发放不公，或者受了领导的批评，却敢同顶头上司拼家伙。与此相反，日本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站在大街上谁都可以批评政府，堵在警视厅门口谁都敢骂总理大臣，但没有人敢同自己所属的集团过不去，也没有人敢骂自己集团的“老头子”，至少不敢当面骂。
“施恩者”则要时时关怀下属，保护下属，不轻易解雇员工。这在企业里还包括经常同下属谈话、共同用餐、关怀下属的个人生活。这种“施恩”行为还表现为团体对个人提供种种恩惠。如日本企业员工除薪资以外还有各种特别的待遇，如利用公司的各种福利设施、加入保健工会、住公司的住房、参加公司职员的共同旅行、在公司经营的夜总会中娱乐等。在日本的许多风景、温泉区，都建有大公司、大企业的员工度假疗养所。也常常看到某个公司的员工集中在一个年轻导游的小旗下，随着号令行动，向右看齐！往前走！俨然如一批放了春假的中小学生……
尽管日本法律不承认等级制度，但因为非亲属集团的存在，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可谓触目皆是。
美国一位记者曾形象地说：“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得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判断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公文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致意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同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晋升日期为排列顺序，同是外交官，则按毕业学校是否著名，以及通过外务省考试的时间排列出地位的高低。地位低的人肯定要服从地位高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讲话一定要使用敬语，参加集体活动，总是按年龄和地位决定位置和入场顺序。但所谓地位的高低，在中国完全建立在官本位制基础上，日本则似有更多的内容，如年龄、履历、学识、威望等。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学校，都有“先辈”和“后辈”的区分。日本大学中的低年级生与高年级生之间的差别，也远非中国的大学所能比：低年级生不仅口口声声称老生为“前辈”，而且要处处尊敬和服从老生。
在军队内部，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更无异于天条律令。1974年菲律宾卢邦岛上举行的著名的“投降”仪式，使世人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服从精神感到极大惊异——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菲律宾部队的一个支队司令谷口义美少佐召见了小野田少尉，命令小野田等四人隐蔽在卢邦岛上的深山中，继续出事游击战。并交待说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此后，该小组一直坚持在岛上，他们会突然的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就吃保存下来的干香蕉。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下山投降。1952年, 剩下三人的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开始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念及家人，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以为这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他们的结论是：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4年5月，岛田伍长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的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两人不为所动，他们坚信战争还在进行，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不久，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岛上，向他喊话时，他仍躲在密林里不出来。小野田断定一个日本人决不会叫自己的亲人投降，这声音一定是美军模仿出来的，对方打的是心理战。
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归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里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后者苦口婆心，介绍当今天下大势变矣，祖国早已在失败的废墟上骄傲地站起来，小野田仍无动于衷，坚持要铃木转告有关方面，如果没有他的顶头上司亲自撤消30年前向他发出的命令，他作为皇军的一名军官将继续作战。
幸好谷口义美还活着，3月9日，鸡皮鹤发的老人被千辛万苦地搬来岛上。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一具野人般来到指定的地点，却持枪立正，向长官致以最标准的敬礼。已干瘦得像冬日里一棵树的前少佐宣读了解除作战任务的命令，对于小野田的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随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准他归国。
小野田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他像个乡下孩子似地莫名惊诧，尤其无法理解日本宪法怎么会对自卫队的军事规模与行动有着那么多的限制。但年迈的他常被邀去参加右翼退伍军人的各种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日本人的鞠躬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被看成一种形式。
日本人的鞠躬，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力度上，都是能进入基斯尼纪录的。日本杂志《现代》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即日本人成年后每天要鞠躬的次数。统计表明，东京本厅神社的神道士每天平均鞠躬150次；新干线检票员平均2132次，他每检一次票都要鞠一次躬；银座百货店的电梯女郎鞠躬次数最多，每天总共2560次，她们必须向每个进出电梯的人行90度鞠躬礼。鞠躬对百货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许多商店买来机器人教店员如何行标准的鞠躬。
《现代》还发现，妇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35%；熟人之间在彼此相距约20米的地方就开始鞠躬了。地位低者碰见地位高者，辈分小的碰见辈分大的，通常比对方鞠躬次数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时间也长。日本人有一个词形容叫“磕头战”，即辈分小的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很难看清对方，如果对方不告诉他（她）什么时候可以起来，他（她）很可能将她自己的鞠躬延长至5到10分钟。
其实，日本人在非亲属集团内部的鞠躬，并非形式——正如日本文化看起来非常注重形式，插花、茶道、剑道、书道无不如此，就连武士道的切腹也讲究先从哪个部位下刀，但这些形式无不在传递着它们的本质内容。鞠躬到多大程度，多少时间，或者讲话用不用敬语……无不在显示此人在集团内部所处的位置，他（她）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她）应服从谁和谁应服从他（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这种等级关系使日本人的集团具有潜在的类似军事组织的特性。
尚会鹏先生一语中的：“准军事组织式的等级结构、个人的服从献身精神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的家元式的组织，天皇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师傅’，一亿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狂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媒体经常披露的因不堪学校中的欺弱而弃学乃至自杀现象、日本式集团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等，这些表面上看互不联系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得到统一的解释。”（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对于日本人视为最高生命价值所系的非亲属集团，各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世界，在明治时代后不久，日本宪法的制订者伊藤博文等人访问英国时，就日本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征询大哲学家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务必加以精心保存和培育。对“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还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在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困难。
明治时代的大政治家们对于斯宾塞的这个回答非常满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多数持批评态度。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多尔所著的《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一书（李岩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多尔的书中，虽然很少涉及日本的历史与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日本人的集团观和处世态度。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笔下，他所要考证的非亲属集团，自然主要是公司与企业，他有兴趣的更是所谓“雇员至上的公司”（日本模式）和“股东至上的公司“（美国模式）之区别。
多尔认为，在美国，企业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股东的利益；日本则首先考虑企业雇员的利益。换句话说，美国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股东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企业的目的就是要使股东受益；日本则崇尚一种团队精神，所以是集体主义的，他们认为只有维护了企业内部这种团队精神，企业就会有生命力，股东也会受益，如果损害了团队精神，就会影响企业的活力，最后股东也会遭到损失。
多尔称后者为“人本资本主义”。多尔对这一“人本资本主义”却又不以为然。他在书里写道：
“人本资本主义真的对于人类那么美好吗？在真正现代的劳工合同中，工作者出卖自己的工作，但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信奉，然而雇员至上体制使日本人把从出生到退休的整个一生时间，都花费在被迫的竞争中，首先是进入公司，之后是在公司中的提升；为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由、个人特点、人的感情和创造力、文化追求、在家庭和社区中充当有用的角色……以精神的贫乏换取物质的丰富。”
一直是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已出现颓相。
多尔此书正是在这之后写的，言中行间，颇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自鸣得意的情绪可能只有两次广为蔓延：一次是在1942年，从攻陷新加坡到中途岛之战；另一次就是80年代末泡沫膨胀时期。当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日本脚下，加利福尼亚州一半的短期贷款都来自日本，三菱集团拥有了洛克菲勒中心，同时美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论述日本将和平统治世界的可能。到90年代末，日本人恢复到他们的正常状态，就像古人所教导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
不管如何批评日本社会结构的非亲属集团会产生多少负面因素，人们却很难否认，与西方国家比起来，“雇员至上的公司”使日本一直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企业内的家族式的人际关系使日本社会的罢工、游行等劳资纠纷，远比欧美社会少得多。个人对集团的高度的忠诚心，充分的敬业心，也包括怦然在胸的惕惧心，避免了在“二战”结束后社会剧烈转型期可能出现的无序化，使日本走上一条较为平稳和代价较小的现代化之路。
多尔指出的“日本模式”出现的危机，与它获得的巨大成功，皆来自这一模式自身的特点。
这实际上是日本式资本主义与欧美型资本主义矛盾的反映。后者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前者则保留着传统社会中个人对集团的家族式忠诚和对权威、高位者的服从。
在哪个国家，哪个阶段，一定该采取哪种模式，或者说唯有哪种模式才是对的？如同老婆是不是合适，鞋子是不是夹脚，只有自己才知道，许多时候外面人很难说清楚。即以多尔所赞赏的美国人所习惯的“自由”而言，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工作当然是好，合则百鸟朝凤，不合则门可罗雀，也当然是市场化最有效率的表现。但其实，在美国，有多少老板能有如此弥勒佛的雅量，又有多少普通人勇于表现这一候鸟般的潇洒？
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各国中，“重集团，轻个人”不仅是日本社会的特征，也是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传统下，国民长于配合而短于独立，精于模仿而拙于独创。国家适合搞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科研，比如“两弹一星”，却不适合搞自下而上的独创性科研。
一个例子似乎也证明了这点——1990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软件工业，因为软件开发几乎不要资金投入，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就行，正好符合中国资金短缺、而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但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软件工业并没有搞出多大的精彩成果，除了外国人不搞的中文软件，我们没有拿出任何独创性的软件产品。尽管软件开发投入少见效快，昔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居然也没有一个擅长搞软件开发。
由此，仿佛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都是日本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其各自社会中非亲属集团，同样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如日之恒，如月之升。无怪乎有些好事的文化人出来，将日本和这些国家、地区一揽子打包装了，并标之以“东方儒学复兴”的招牌，到急欲发展、急求偏方的中国极力兜售，也曾混得了好几年的热酒好菜下肚……
大而化之总是容易的。
东方儒学能不能也用克隆技术，使其活回到当今的东亚大地，这是期许，这是神话，这是策划，这还是梦呓？都只能另说。
尽管在“重集团，轻个人”上，亚洲“四小龙”与日本有些相似，但因为民族的特殊性与国情的复杂性，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不同，其正负面特质，均大大强烈于前者。
2 斗争哲学与大和之邦
去日本社会观察，相信外国人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秩序。
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更别说一个饮料罐了。当时在场的许多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不约而同在头版上用了同样的标题：“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在东京许多路边卖鲜肉食品的小店里，卖的鸡肉和鸡杂都是最新鲜的。每天一大早，人们开始在西海岸杀鸡，然后用冷冻车运到东京，送到每个小店一般都在中午前后，正赶上主妇们回家做晚餐。而这些杀鸡的、开车的、摆小摊的都是个体户。每天要杀多少鸡，卖多少鸡，几点几分送到哪个小店，都有一个严格的安排计划。
小到东京肉食品店里的鸡是这样，大到汽车也是这样。日本汽车工厂的仓库总比其他国家的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一般由小厂分别生产的需要加工或装配的零件，总是能按时送达大厂的流水线上，因此不需要太大的仓库。
大人是这样，孩童也是这样。
一位中国学者有一次和大阪大学的一位教授乘地铁，此时已过了上班的高峰时刻，车上很空。到了一站，上来一群有老师带队的小孩。他们都很活泼，健康，天冷女孩还穿短裙。中国学者注意到，上车后孩子们就自动紧挨个地站着，列车驶发或停靠站台时彼此间有些推搡，他们也不去空座上。学者大惑，教授告诉他，他们这个年龄，上车是不准坐的，即使有空位也不准。这件小事让中国学者久久难忘，回国后几乎逢人便说……
在国人内部水到渠成，如果是向外国人展示，那就更似孔雀开屏。
参加过日本人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外国人，都会对日本人集团内部高度协调的特点有深切的感受。今年4月在爱知县开展的世界博览会上，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乱花迷眼，目不暇接，却又让各国游客感到起伏有度，舒驰有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日本时，曾对日本高度协调的接待工作大加赞赏。他不无幽默地说：“同日本比，美国在这方面只能算是第三世界。”
日本社会的这一秩序感，是否可用“各忠其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来表述？
这一秩序感，显然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升旗仪式时也有大量垃圾留下来的中国人难以做到的；
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就更不要说了，或许与日本人比较接近的是德国人，但仍要强过德国人。
在许多外人眼里，这一几近天然、发自血脉，犹如蜂飞蚁走般刻板却又精确的秩序感，已经完全成为了大和民族从昔日的武士到庶民，从今天的大臣到公司职员的生命里一套缺之不可的形式。
前面曾说到日本文化里有很多看似刻板的形式，比如花道、茶道与鞠躬。日本刀也一样，美国学者本尼迪克曾以《菊与刀》概括日本文化的要义，透着简练、纯粹的日本刀，在菊海霜天中跃行，要表现的莫不也是这个民族一种独特的秩序感？
据报载，日本著名影星、有着日本周润发之称的中井贵一在参加国内何平导演的电影《天地英雄》时，谈到他对中日两国武侠的看法：“中国剑客使用的剑法大都是比较华丽且动作比较绕，而在日本的武士电影中，武士的刀法大都是走直线。”
他的这段话曾让我琢磨良久：在日本社会中不少看似形式刻板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本质，而在中国社会里是否有不少流光丽影、大轰大嗡的东西，可能更容易沦于明日黄花？
可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秩序，必然表现为“和”。
在许多公司，“和”这个字被醒目地挂在办公室里。
日本的语言里也有不少词与“和”有关，日本食品叫“和食”，日本服饰叫“和服”，日本国自称“大和”之邦。
战前有一个口号“一次口一期心”，意思是“一亿人一条心”，或可说成是“一亿颗心一起跳动”——这是一种对全民族步调一致的诗情表达。战时有一句粗砺却常吊在人们嘴上的话“一亿人能压碎宝石”，意思是在太平洋上“一亿人光荣死去”。
梦魇是它，意志其实也是它——
正是这种不计一切后果的梦魇使日本人狂热地卷入战争，使自己的国土在世界上至今唯一地被扔下原子弹后成为一片焦土；也同样是这种空前团结的决绝意志，使日本人万众一心，在一片焦土之上迅速地重建国家。
兵家历来讲究“势”，“知势而后可以加兵”。
日本人对国家之“势”有着深切认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是与大陆相距甚远的岛国。此种空间距离，再加上文明史上还没有一个岛国能成为文明的创生地，日本人打远古起，骨子里就有深深的孤寂感，以及稍有懈怠便可能被人类文明给抛弃的畏惧。再有，少自然资源的岛国的局促，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过去经受了原子战争的大劫，现今又生活在世界贸易战的恐慌中……
这种脆弱感亦产生一种内敛的特殊力量，使岛上的这一族，无论生死都是一个团体，日本人惟有努力征服所有的困难而不使其失控。
此外，上司们的日常教诲，文艺作品的熏陶，还有中小学的教育，无不将“和”默默地注入国民的血脉之中。
日本的教育是真正的集团主义教育。在中小学里，学生极少有留级的，也极少有跳级的。无论是主课考试，还是音乐、美术比赛，从不强调个人名次。开起运动会来，比赛项目多具有强调集体协作的性质：学生划分成红、白两组，一般以帽子颜色为记，每个比赛项目按组记分。例如跑步，两组的人同时参加，一批五六人，共十多批。按“红”和“白”记下到达终点者的先后，先到终点多的一组为优胜，积一分。全部项目赛完后，积分高的一组为优胜。各组有自己的拉拉队在一旁擂鼓助威。这种比赛突出的是锻炼、娱乐及团队精神的铸造，恰与中国学校中几乎所有竞赛、考试甚至家庭作业都要排列个人名次的方式形成对照。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虽有“和为贵”“和而不同”之说，但这说是真说，还是假说，是值得商榷的。
在漫长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以谋略之国闻名。从盛传于海内外的《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到最有名的《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等二、三千部古代兵书，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安邦，攻城掠地，小到修身远祸，争锋官场，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在中国古代学者那里，它们曾被通称“文兵法”，它们的实际运用亦不亚于用兵。在这些谋略下，官场上的所谓仁义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东西，而在这底子里，千百年来发生了多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兔死狗烹，食肉寝皮，株连九族的人间惨剧！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史”，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一部“谋略史”。
倘若说在古代儒家教义里还有些“和”的温熙气息，从孔子、孟老夫子髯髯的银须下逸出，可这一百多年来，这气息也遭活活扼杀了。在今年第1期《随笔》上，李建军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提起：1928年4月，因为商务印刷馆内部的人事纠纷，高梦旦不得不辞去该馆负责人的职务。对中国人的不团结不合作已深有体会的他，几天后向胡适发牢骚道：“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
胡适也为之呼应：“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
胡适很长时间里认为，在中国只能搞“小国寡民”的政治。
最后直指“和为贵”的，是一句怒发冲冠且又豪情万丈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斗”显然是一种战斗意识，其核心意旨是必须有敌人的存在，并致力於发现和确定敌人。
不是存在敌情而“斗”，而是“斗”需要敌情。于是，连十几岁的孩子们也具备一种头角峥嵘、日后看起来却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比起来，从生产队的菜地里发现了“敌人的阴谋”的刘文学还算是正常，而“文革”时，有多少孩子绘影绘色把自己的亲爹亲妈当作“阶级敌人”，则是完全出於这种战斗意识的扭曲。
如何确定“敌人”？到了最后甚至都无须捕风捉影了，康生说过一句名言∶“你长得那麽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
那时的中国，阶级斗争已成了一部要囊括中国天地的疯狂战车——
对内，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百分之五的“××分子”，又百分之五的“××分子”，“不破不立，不打不倒”，“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军事斗争思维遍及于意识形态和车水马龙似的运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力求全歼， 不使漏网”，“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明于知彼，暗于知己”，“善观风色，善择时机”……
对外，局部战争不断，抗美援朝，对印，对苏，在越南战争时又间接对美。“不爱红装爱武装”，“战地黄花分外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到了“文革”，整个中国干脆就是一片大“军管”，大“军营”。军人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仰慕的职业。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早打大打的声音，甚嚣尘上，一度压倒一切……
北京大学一位近年来专注研究儒学的老教授告诉我：宇宙万物本有三种状态，最主要的状态是“和谐统一”状态，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多数事物的发展，必定是在和谐状态下发生的；第二种状态是“相对统一”的状态，相对的双方并不一定有什么矛盾，只是如红绿、上下、左右一样多样性地存在；第三种状态，才是上世纪中叶中国人极力鼓吹的“对立统一”的状态，即把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看成是矛盾的、对立的、两极的，两者之间绝对不会有妥协与宽容的灰色地带。犹如身在福中不知福，和谐状态往往难为人们所感知，矛盾状态则常常被人们所关注，所谓的“对立统一”，便容易成为封面烫金的真理，而“阶级斗争”则成了“一抓就灵”的定海神针。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阶级斗争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也并不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又有学者如是说，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
终于结束了一场噩梦。
结束这一场我在自己的一本书里称之为“没有炮火硝烟的战争状态”，我们的人民与国家已经付出了日后历史无论如何估价都将不为过的代价。
为了抚平社会各阶层身心的创痛，弥合人际间斗来斗去的鸿沟，这二十几年来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但是当昔日一场极左大革命的思潮尚未彻底清算、只是退去不久，而一场商业化大潮又飞红腾紫、猝不及防地到来时，我们这个总被外人也被自己人用“窝里斗”、“内耗”来描述特点的社会，到底有着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呢？
“和”，必然会阳光般爽朗地洒到“诚”字上。
我却不能不说，时下真不是一个可以以诚相待的社会——
你不能相信广告，不能相信承诺，不能相信爱情，不能相信眼泪，甚至不能相信朋友，可能越是朋友，越是“杀熟”。小车上和酒店里，多少男人腆起肚子，突出面积，一片挡不住的威仪，多少女子高耸乳房，招摇臀部，一片跳荡的春色，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永远不会袒露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和”，必然极大地张扬起国力——
1952年，“二战”结束不过七年，日本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
1955年，以恢复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结束，经济繁荣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列岛上空。
1962年，当时中日两国还未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只有一些有限的民间贸易活动。经过多方努力，日本工业展第一次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极有兴致地参观了展览。松下公司的展位中，一部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总是让人们的目光留恋不舍，而刚刚进入日本百姓家庭的洗衣机、黑白电视机，此时在中国还处在科幻作品里……当时有位参观者说，当他走出展厅，看见大厅外上空飘着的太阳旗，他差点掉下眼泪，此种复杂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战乱遗留在东北的许多日本人内心里也在后悔不迭，他们曾一直不愿回去，在他们所获知的种种信息里，在整个5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
1964年，“二战”结束后不到20年，日本人干了两件让世界眼睛一亮的事情，一是这年夏天在东京如愿举行的奥运会，二是列车造型如子弹头的新干线通车，再加上已经遍布列岛的大小机场，交汇如梭的高速公路，从此除了一些深山里的寺庙，没有交通工具抵达不了的地方。新干线通车迄今40年，从未发生重大事故，时速也由开始的180公里，提升到今日的270公里，只需2个半小时，即可由东京抵达大阪。2004年4月，台湾从日本全套引进了一条新干线，开通后由台北到高雄，纵贯南北300多公里，也就一个多小时。顺便插一句，前两年在国内炒得比较热的磁悬浮列车，其技术在15年前日本人就已研制成熟，因为造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列车行驰时所发出的电磁波对沿线两边各五米内的人会产生身体伤害，结果政府决定予以放弃。
也是在1964年，在最热闹的新宿附近，矗起了直射天际的东京塔，和巴黎的艾菲尔铁塔一样，它也由金属构架而成，但比前者的322米高了11米。日本人似乎以此表明自己的国家不但在“二战”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将要在许多领域里立足于世界第一。
中国在七十年代发现了西安兵马俑，当时轰动了世界。日本人从中受到启发，1970年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开幕之前，在由公元1532年丰臣秀吉兴建的古大阪城下，一个直径约3米的地洞里，放进了电子表、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等产品，还有新干线、东京塔的模型……上面再用孤线型的不锈钢盖子给罩上。旁边的铭牌上写着，他们希望五千年以后的子孙再取出这些东西，以展示祖先们经历了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年代。
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1960年代超过英国，1970年代超过德国，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
当时经济学家们纷纷哀叹美国已经走向没落，预测日本将在二十一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时间，日本模式、日本经验成为世界经济家们开口必谈的“四字经”。
3 畸形的开放
比起触目可见的相异性，探寻并体味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上较具实质意义的相似性，于我更有兴趣。
乍看起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技术。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经济和法律专家、工程师、教师、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各行业、部门的顾问或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在东京、大阪等城市，几乎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当时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
西方式的变化深入到宫廷，皇宫里通了电，但因为害怕火灾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天皇倡导日本人喝牛奶、吃牛肉，自己也吃西餐为国民示范，他认为西方人高大强健的体质正与他们的饮食有关。有学者进一步认定，靠吃西餐还不行，日本人还得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大胆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用纤纤玉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1872年，政府发布政令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服。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军人、警察、学生纷纷穿西洋制服。不少日本时髦女郎竞相换掉和服，以穿洋装为荣。
城市里，阳伞、礼帽、手杖举目可见，马车、人力车在街道上川流不息，西洋砖楼拔地而起，瓦斯灯闪烁在大街小巷……
在农村，鉴于欧美国家人士认为日本下层百姓是“淫荡的人民”，政府遂禁止农村普遍的性游戏，以及公众浴池的男女共浴，以为这是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之一。
1883年，即明治十六年，为接待外国要人，专门请来一位英国的建筑师，设计、兴建了金碧辉煌的西洋式迎宾馆——“鹿鸣馆”，政府花费了18万日元巨资。在这里举行的各种国务活动，都按照西方国家的礼仪方式进行，如身着燕尾服、喝着鸡尾酒、大跳华尔兹。特别是伊藤博文伯爵主办的化装舞会，还有井上馨伯爵府内的天览（天皇出席观看）演剧，让来宾顿时像走进了巴黎的凡尔赛宫、伦敦的白金汉宫。有人评论说：“罗马盛世尚未到达，却把它的弊端先学到手了。”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若要他们理解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那无异于要淡水鱼游进大海一样困难。
1871年，日本派出了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为首的100余人的欧美考察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力山大二世等都会见了日本使团。
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特别宴请了日本人，宴会上俾斯麦详细讲述了普鲁士是怎样从一个弱小国家跃进成为新兴强国的经验，日本人听后惊叹：“原来富国强兵的秘诀就是这样”。
伊藤博文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后者认为坚持宪法不应该去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植根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使团把大部分考察时间放在了德国，决定将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走德国式的军国主义道路的建国方针，而毫不犹豫地摈弃了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这也成为日本后来对外侵略扩张的远因。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很快强调起国家的传统，或者说日本的“特色”。
明治即位之后有几年，是相扑手最灰暗的日子。在以穿洋装为荣的人们眼里，相扑被看作是日本封建时代遗留下的老古董，近于裸体的相扑手也是丑陋的、可耻的。报纸上不断有人呼吁政府，这项“不文明”的运动应被禁止。一名有地位的相扑手高砂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到东京举办一次示威性的公开表演。警察不同意演出，平民百姓把警察包围得水泄不通，两者几乎酿成大规模冲突。后来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出来支持相扑表演，并出钱资助。一些普通日本人也开始厌倦对西方行为方式生吞活剥批发式的模仿，认为相扑作为一种日本传统，应该有权在日本存在下去。后来高砂成了相扑协会的领袖，这是一个为鼓励相扑运动而成立的组织。该组织于1889年更名为东京相扑协会，它是今天控制这项运动的日本相扑协会的前身。1884年，也热衷于相扑的明治天皇亲自举办并出席一个表演会，以强调他的支持立场。这是相扑运动得以起死回生的转折点。
从明治中期开始，从批判初期的开放政策上“全面欧化”出发，日本人转而全面地肯定并就坚守本民族有“特色”的东西。
于是，明治维新至今140年以来，不仅仅是相扑与高尔夫球相安无事，还有和服与洋装争卉斗艳，以清淡、精致著称的日本料理与美式快餐、法国大餐各有江山，小桥流水式的日本建筑与大鹏举翅式的西洋建筑同街而立，插花、茶道与赌博机、弹子房平分秋色，色彩暖昧的夜总会与古典音乐款款而来的艺妓馆各有洞天……
日本成了能将自己的神道、武士道、空手道、柔道、合气道、剑道、天皇道、茶道、花道、书道、歌道等价值谱系，与西方文化兼容并蓄、融汇一炉的国家。
而且，所谓的日本“特色”，在与西方文明的相汇交融中更显得珠圆玉润，许多东西发展出一套颇为复杂的程式，以料理而言：食物讲究盛放在精致的瓷器和漆器中，器皿有多边形、三角形、方形或叶形、扇形，颜色搭配、碟子的摆法及其某种食物的季节意义，都有讲究，连卖一碗面，都要努力发展出一种“道”来。当今的日本料理，在许多国家都成了最昂贵的食物。
以艺妓而言，不一定年轻貌美，却有万种风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有抱负的艺妓必须学习各种传统艺术课程，它们有的并不直接包括在她们作为艺人的工作中，如插花、书法、古典舞蹈或弹三弦琴。试用阶段结束后，还得在由艺妓工会组织、高级会员管理的当地艺妓登记处接受考试。此后艺妓将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传统艺术。中国人很容易把艺妓理解为怀有才艺的妓女，其实这是误读。艺妓们确实能轻歌曼舞，也陪酒卖笑，但不卖身。如果说某个艺妓卖身，那纯属个人行为。相反，艺妓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职业妇女，受到劳动法规的完全保护，而且因为她们保留了传统艺术与文化一般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在明治皇帝刚即位的一段充满了阴谋与动荡的政坛上，就有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三位阁员是艺妓馆的常客，视这里为自己疲惫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块宁静绿洲，他们后来都娶了各自宠爱的艺妓为妻……
估计今天在东京有3500到5000名艺妓，全日本则约有3.5万名。
无疑日本当今是一个很西方化的国家，但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呆上一段，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热爱自然、欣赏自然并愿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东方性，它有很多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禅宗及王维等人的田园诗、泰戈尔的《飞鸟集》相通相近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使许多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即在心里的某一处总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惧些什么的同时，心里的另一处却有流苏般的水草在碧绿的春江里荡漾的暖意……
“和魂洋才”是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设计者试图把日本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亦反映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部分特征。
能够做到“和魂洋才”固然很好，这便意味着鱼，我欲要也；熊掌，我欲要也。对个人来说，“和魂洋才”意味着既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又保持一颗日本人的心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意味着，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制度方面吸收西方的成果，而在精神文化以及当局者认为不宜引进的其他方面保持日本自身固有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路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文化固有的“资源”。
鱼和熊掌兼得，却常常如一件工艺品。远处看，不无雅致，水流云在，浑然一体；近处看了，却软伤硬疵多有跳出，刺人眼目。
或者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那么放着，衬一方锦缎，颇有高贵之态，暖玉之光，俨然是一个中国宋代官窑的瓷瓶；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耐不住那份素雅与寂静，它会飒飒作响，继而摇晃自旋，最后如冬枝在寒风里断开一样，随“叭叭”的声响，整个瓶子顿然有了大面积的裂缝，好像只是个还未到窑火里走一遭的泥胎……
日本人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内外分得很清楚，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分得很清楚。前面已经提到日语中将外国人写为异人，日常称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区别，前者称为“仲间”，后者称为“他家”。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对熟悉的人通常讲“和”，讲克制，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表现得克制、谦和而彬彬有礼，而一旦超出了集团，或者在没有熟人在场时，个人的行为通常不受约束而变得胆大和无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亚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旅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荡行为，以及影视里常常可见的酒醉后日本人的种种失态行为，与平时集团内的日本人的行为简直判若两人。
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事故发生，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好在没有日本人啊。接下来扭头而去，各人该干嘛干嘛。
最让在日本的“异人”们郁闷的是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或排球锦标赛等国际体育盛事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除了开幕、闭幕式全程转播外，比赛期间，只能看到有日本运动员出场的项目，电视上只有日本人拿奖的镜头。作为慢镜头一次次宣扬的，就是日本运动员踢进去的某个球。其他没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当时不播，以后更不会播。如果“异人”实在想看，可自己掏钱看卫星转播电视。如果你只看公共电视，瞧着太阳旗一次次升起，你会以为奥林匹克的奖牌都被日本人包圆了。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队不断得分的镜头，以为日本赢了，中国输了，但最后再看结果，哦，原来是中国赢了。
美国有二亿九千多万人口，其中仅亚裔移民便占3% ，约为1千万。华裔移民占1% ，约3百万。同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有一亿二千万人口，但在日本的外裔国民只有１２０万人，占日本人口的１％。日本基本上不接受外国移民，政府每年批准的移民许可人数仅为一万五千人左右。在美国，仅因1989年中国的那场政治风波，一下就让10万中国人从天而降般地拿到了绿卡。
从下列日本法务省民事局公布的白皮书统计数字里，可以看出，虽然近些年来由于日本的出生率逐年减少，接受外国移民的观念逐渐为国民所接受，日本要成为一个如美国那样接受外国移民的社会，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年
归化许可人数
难民许可人数
１９９６年
１４４９５人
１人
１９９７年
１５０６１人
１人
１９９８年
１４７７９人
１５人
１９９９年
１６１２０人
１３人
２０００年
１５８１２人
２２人
２００１年
１５２９１人
２４人
２００２年
１４３３９人
１４人
２００３年
１７６３３人
１０人
外国大米为进入日本，已经有好几番较量了。
上一次著名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美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终于使日本打开了保护得本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以为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所以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日本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反倒松了一口气——便宜的美国大米也好，中国人感觉的又香又糯的泰国大米也好，它们就是无法战胜依恋于日本大米的一片片日本舌头上的日本味蕾！
再一次就是1996年发生的所谓“平成米骚动”。这里的“米骚动”，其意并不是历史上饥荒年里的抢粮事件。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日本，这类抢粮事件早已绝迹。这一年，因气候原因，日本稻米歉收，国内市场大米一时紧缺，遂抢购风渐起。日本政府赶快从泰国等地大量进口外国米，并规定商店以“进口米七成，国产米三成”的比例混合出售。但日本人不喜欢吃外国大米，许多消费者对“混合米”不感兴趣，仍设法购买“纯国产米”，于是，在少数不遵守政府规定、高价出售“纯国产米”的商店门前，顾客在半夜三更就排起了长龙。有的家庭已买好了够一年吃的国产米。有的人到泰国等地旅游，热衷于采购供应当地日本餐馆和日本居民的日本品种的大米，旅行归来，大袋小袋地往家背。有的人做得更绝：从商店买来“混合米”后，把其中中国人所称的“泰国香米”挑出来喂鸟吃，自己则吃剩下的“纯国产米”……
日本人不仅认为国产的大米好，几乎一切国产的东西他们都认为好，他们对“国产品”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执着。为此，凡日本出产的商品包装上，厂家总忘不了醒目地写上“国产品”三个字。日本人对物品几近刻薄的态度常常使欧美厂商十分恼火，也使欧美厂商压上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指标，即只要拿下了东京，攻占了列岛，自己的产品便可以在全世界信马由缰。
显然，这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岛国心态”在起作用的封闭、排外意识，有时竟让人觉得——这片常常从日本海那黛色的云气里睡美人般醒来的列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更别说经历了明治维新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仍停留在封建的幕府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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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9-4 10: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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