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多样性体现于人的独特性之中。正如中国老话所云:“人心之不向如其面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每个人因其种族、性别、生长地区与时代及禀赋的差异,从而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即使彼此基因全然雷同;他们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人一出生就具备了个体性,而这种个体性绝对不可复制。存在主义者有句名言,说世人皆在孤独中死去(We all die a lonely death ),自有其真理内核在。确实,我们每个人所走的路,就其整体而言,都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的。儒家的训导“学者为己”(原文是“古之学者为已”,见《论语。宪问》)就允分肯定了个体独特性的中心地位。了解自身,培养适合个人的发展取向,这是任何外界要求,如社会的提倡与家长的认可,都无法取代的。为塑造人格而学习,本身具有价值,非为达某一日标而采取的手段,无论这一目标说来是如何伟大、崇高。
内在的个体化与外在的社会化二者之间看似艰险难通(原文是: between Seylla and Chrybdis.该语源自希腊神话,Seylla为一巨大礁石,Chrybdis乃一大漩涡,行船至此,左右维艰),其实恰恰为以修身为本的“礼”教提供了广阔天地并使之占据儒家教育体系的中心。通过习礼,人不再被视为自足的个体或缺乏思想、按照既定程序行事的机器人,而是被看作有感觉、能思考、充满意志、奉行自我转化并且能够越超自身的人。我们可以把儒家礼制定性为“成人”,即一种兼容并蓄的“学习成为一个人”的方式(参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子大叔讲“礼”的一段话:“……故人之能曲真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这一教育方案的全部内涵,单单用主体对自我的关怀或主体与他人的联系来解释都是片面的。无论是个体化还是社会化,这两个概念都不足以传达为实现真正的人所必需的“能动交往”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
威廉。詹姆士(Willian James ,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没有个体的冲动,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没有社会的回应,个体冲动也将消失。”这种个体冲动与社会回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力地说明我们的“意识之流”(Stream of Thought )不仅是一内在的心理事实,更是对周围世界虚拟成真实的反应。爱默生(R.W.Emerson )虽然信奉“神圣的个人自足”(divine sufficency ofthe individual)并否认邪恶的实质性存在,却也提倡学者作为社会与传统中的积极成员应该具有响应社会的责任感。
自我作为各类关系的中心,在不断衍生的一系列关系同心圆中占有中枢位置。在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中总会伴随着出现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家庭、宗族、邻里、学校、军队、社团、民族、世界及宇宙。我们在与不断变化着的各类人际关系打交道时,总是希望自身的中心性能得到加强并保持其内在特性。不过,尽管我们把自尊、独立和自主视为中心,但我们还是努力使之灵活并具有开放性,这样就能不断从别人那里获得益处。正如哈贝马斯曾令人信服地证明,使我们介入彼此有益的持续性社会交际的,无疑是交际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我们显然需要礼数、客套及通过对话、讨论、商谈而获得一部分重复的共识,这样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概念或洛克的 “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 )理论都似乎不足以解释为何在健全的人际交往中会有这种有益的模糊性出现。相形之下,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古代智慧思想似乎更适合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伦理基础。
儒家相信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也能实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这绝非对现状的顺从接受,而是一种信仰,即认为在自我与社会的交往中感应是必不可少并且大有稗益的。对使我们成为“礼”制有机组成的一系列和谐的“感觉之流”(flow of feeling )而言,批判性反思非但与之并行不悖,并且颇有辅助之用。而理性分析本身,在未征得论辩诸君的事先同意之前是不可能产生苏格拉底等人所预期的效果的。要想激活独立的思想,营造一个理性的对话团体,不仅需要交际理性,更需要共鸣与回应。 人类与自然
当然,如果认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孔子、孟子及苟子和帝国王朝时期的朱熹、王阳明及戴震已然自觉认识到这一术语在现代社会生态学上的意义,这种观点不免会引起误解。但是,儒家学者在讨论“存有的连续性”(the continuity of being )问题时总是认为,“与天地万物结为一体”不单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一种可以达到的日常经验。这是因为人体是自然界中的有机成分,如我们呼吸饮食的方式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同自然是关联在一起的。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这种联系并非虚构的理想状态,而是一种得到体验的现实。因此,张载(1020—1077)在《西铭》中开头著名的一段话,很自然成为“人之受惠于天乃孝道之基”这一思想的表述而不只是对宇宙一体性的浪漫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