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与最澄两大师的因缘(熙明)

观云

　　熙　明



　　弘法大师空海与传教大师最澄是日本妇孺皆知的两位佛教大师，分别开创了东密与台密两大宗派。但空海开创之东密真言宗为唐密之嫡传，最澄开创之台密，乃天台、唐密、禅宗及大乘戒法的杂合。下面，就两位大师之交往弘法经历作一整理，以从另一角度更好地感受两位大师的风采。

　　一、入唐受法比较

　　同样身为日本新佛教宗派的开山鼻祖，最澄与空海两位大师有不少共通点：

　　首先，均为同时代之俊杰。

　　最澄大师生于767年，空海生于774年，两人只相差7岁。而且，两人都在青年时代经历了山林修行。

　　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祖上系中国东汉献帝后裔。他14岁出家，19岁入东大寺受戒后却突然跑到比叡山盖了座草庵，过着山林修行的生活。对最澄来说，比叡山的修行生活是他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期，京城已迁移成功，而比叡山正位于平安京的艮位，也就是东北方，鬼门也。桓武天皇听闻最澄的名声，便召入京，并让他跟随遣唐使团入唐。此时，最澄37岁。

　　与最澄相比，空海大师是地方豪族出身，俗姓佐伯，幼名真鱼，赞岐国(今香川县)人。15岁时，为了出仕而上京。18岁时，考进中央大学寮专授儒学的明经道科。如果朝这条路走下去，空海可以成为官僚，可是，他却遇见一位僧人，受教了“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尔后便在四国深山流浪修行。23岁回到京城，写下《三教指南》，评论儒教、道教、佛教之优劣，断言佛教是最胜之道，并宣言将成为佛教者。30岁时入唐求法。

　　其次，于804年一起入唐求法。

　　最澄和尚是公费“还学生”身分，而空海和尚是自费“留学生”身分。“还学生”与遣唐使一起入唐，一起归国；“留学生”通常必须在大唐滞留二、三十年，从基础开始学起。结果，最澄在中国只待了八个月半便与遣唐使一同归国；而空海则在大唐学了整整两年真言密教后，才踏上归途。

　　804年的遣唐使团的船队总计有四艘船只，空海搭乘第一艘，最澄搭乘第二艘，第三艘于途中遭暴风雨，只好又驶回日本，第四艘则行踪不明，大概遇难沉到海底了。

　　第三，均得大唐密教传承。

　　延历二十三（804）年九月，乘船到达中国后的最澄和尚携弟子到达台州府临海，谒见台州刺使陆淳。陆淳希望最澄入天台山，请道邃协助。道邃系天台宗七祖，天台山修禅寺座主。最澄于是入道邃门庭，并抄写天台经疏。十月初，最澄登天台朝拜祖师（智顗）圣迹，佛陇寺座主行满“倾以法财，舍以法宝”，并传以印信。为了不忘祖庭之恩，最澄出资在佛陇寺内建造“传法院”，以备将来日本留学僧求法之用。在天台期间，最澄又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十一月五日，最澄结束天台山巡礼后回到台州龙兴寺，道邃为其传授一心三观奥旨和菩萨三聚大戒，并赠《道邃和尚付法文》及《道邃和上书》，作为天台法脉东传的印信。

    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最澄返回明州准备随遣唐使返国，他利用等船的时间，折向100公里外的越州，登上镜湖之东的赤峰道场（今上虞市丰山），从密教大师顺晓（密教五祖善无畏再传弟子）受三部三昧耶的灌顶和印信。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5月，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向天皇上表复命。

　　总计最澄在唐国只能滞留八个多月。“由于时间不够，他对密宗仅知大概，不求甚解。”（茂吕美耶语）

　　空海和尚搭乘的第一船经34天的风浪颠簸，于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飘达福州长溪县海口，十一月三日随大使启程晋京，先到长安醴泉寺向印度僧侣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后入青龙寺惠果大师门下。惠果大阿阇梨是“开元三大士”之一、密教第六祖不空大师的嫡传弟子，为密教第七代祖师。他一见空海伟器，即有传授衣钵之意。空海和尚自永贞元年（805）六月，先后得胎藏界灌顶、金刚界灌顶、传法灌顶，并传承了大阿阇梨的地位，成为惠果祖师的衣钵传人，即正统密教的第八祖。

　　惠果大阿阇梨以密教经疏晦隐不显，不假图像难以流传，请供奉丹青李真等十余人绘制大曼荼罗，雇二十余名经生抄写密教经藏，唤铸博士杨忠信打造道具十五事，一并交付空海，并要求他尽快返国，保存密教两部大法。授法事毕不久，惠果圆寂，空海为众人推举撰写了1500余字的碑文《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大师之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元和元年（806），遣唐使第四船判官高阶远成一行达到长安，空海阿阇梨撰写了《与本国使请共归启》，要求提前回国弘扬密教。高阶远成代为上奏大唐皇帝获准，随与空海一行辞别长安，三、四月间抵达越州。空海虽然已得经疏“三百余轴”，犹叹“人劣教广未拔一毫，衣钵竭尽不能雇人”，遂呈《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恳求越州节度使馈赠“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是年八月，遣唐使船从明州出发，十月抵日本太宰府。

　　总计空海大师在大唐滞留两年时间，为惠果大师泻瓶弟子，密教第八代祖师。

　　二、最澄归国后的传法

　　最澄大师入唐求法结束后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回国后，递呈《上将来经疏表》，称“最澄奉使求法，远蹈灵迹，往登台岭，躬写教迹，所获经并疏及记等，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并将其中用金粉缮写的《法华经》8卷、《金刚般若经》1卷、《菩萨戒经》1卷等献给向桓武天皇。桓武天皇即命有司抄写天台经疏7通，分送奈良七大寺，令南都学僧研习讲读，以祈“流布天下”；同年九月又敕在高雄山寺设立密教法坛，由石川、樫生二位禅师代天皇受灌顶，希冀“守护国家，利乐众生”。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三日，最澄向朝廷提出规范各宗度僧制度、新增天台宗度僧名额的请求。这一方案得到僧纲赞同，二十六日朝廷颁发准奏官符，宣告平安京诞生了第一个佛教宗派――以比叡山为大本山的天台宗，因其融合了大唐密教，又称台密，以区别于空海大师创立的东密。

　　以平安为基地的天台宗从创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奈良旧佛教强大阵营的挑战，新旧佛教在许多方面发生冲突，而最基本的是大乘戒和小乘戒之争。自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754年），日本僧侣得度之前必须受小乘250戒，天台宗新增的2名度僧自不待言，最澄大师本人在东大寺受的也是小乘戒。但由于日本的三大戒坛一直掌握在势力庞大的奈良（称南都）几大佛教宗派手里，天台宗新僧在此受戒后经常不返回比叡山，为此，摆脱小乘戒的羁绊，新创建大乘戒坛，成为衡量天台宗是否真正独立于奈良佛教的分水岭。大同元年（806），最澄在比睿山私设戒坛，为圆澄等100余人授大乘戒律，彻底抛弃小乘戒。弘仁九年（818）誓言“自今以后，不受声闻之利益，永乖小乘之威仪”，主动舍弃小乘250戒，并告戒弟子“今我宗学生，令开大乘戒定慧，永离小乘下劣行”，正式宣告与南都六宗的决裂。事隔仅2个月，最澄向朝廷上呈《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称“释教之中，出家二类：一小乘类；二大乘类，道心佛子即此类。斯今我东州，但有小像，未有大类。大道未弘，大人难兴”，要求将天台宗度僧归为“大类”。八月二十七日，将上述《六条式》进一步扩充，制订了《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弘仁十年（819）向朝廷递呈《请立大乘戒表》，公开打出“大乘戒独立”的旗帜。

　　天台宗建立大乘戒坛，不仅是对小乘佛教宣告独立，而且对南都六宗的生存造成威胁，自然遭到奈良诸寺高僧的合力围攻，以大僧都护命牵头，南都七大寺七位僧纲联名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在比睿山建造的大乘戒坛，将最澄斥为“紊乱法门”的元凶。在这种情况下，最澄大师于弘仁十一年（820）撰写《显戒论》3卷，明示大乘戒的理论根据，反驳僧纲们的恶意攻击。这场与南都六宗舌战笔伐，耗费尽了最澄大师生命的最后能量。弘仁十三年（822）六月四日，这位平安佛教的旗手终于倒下。七天后，朝廷发布敕许设置大乘戒坛的官符，最澄大师的遗愿得到实现，日本佛教史得以改写。

　　不过，最澄大师设立大乘戒坛的做法负面影响是深远的。日僧大岛龙玄在《日本佛教戒律的历史变迁》一文（《法音》杂志2002年第6期）中就对最澄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中国唐代的道宣律师（596—667）对当时佛教界轻视比丘戒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今时不知教，多自毁伤云：此戒律所禁止是声闻之法，于我大乘弃同粪土；犹如黄叶、木牛、木马诳止小儿，此之戒法亦复如是，诳汝声闻子也。”（《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道宣律师为了净化僧界，提出即使是大乘僧人也一定要受持比丘戒，从而创立了南山律宗，他也因之被尊为律宗祖师。

　　可见，最澄是逆道宣的南山律宗思想而行的，也完全舍弃了8世纪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传来的戒律，开辟了“无戒律之佛教”的道路，贻害至今，这也是他备受非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空海归国后的传法

　　大同元年（806）十月，空海大师在大宰府（今福冈县）着陆，听到热情支持佛教的桓武天皇去世的消息，感叹自己的不遇。同时，由于没有达到在中国学习二十年要求被禁止入京，只行暂时住在大宰府的观世音寺内，托遣唐判官高阶远成将自己留学的成果《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代奏朝廷。大同四年（809）4月，平城天皇让位于24岁的嵯峨天皇；7月，36岁的空海大师进入京都，定居高雄山寺。

　　据王益鸣《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

　　空海大师入京，最先受到最澄的重视。据《传教大师消息》，最澄派弟子经珍向空海大师借阅了十二部密教经典。此事表明，最澄之前已经看过《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且为其中的内容深深地震惊，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唐朝所学习的密教不过是旁系，而甘心对于空海执弟子礼。最澄当时属于名满日本的和尚，能主动向那时还末怎样为人所知的空海请教，使我们感到最澄人格的伟大。最澄亲自抄录空海的《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日本至今保存，是日本书法史上著名的作品。两大师间随开始了亲密的交往，现存的《风信帖》即为证明。然而由于宗教立场的不同，两大师的关系后又逐渐疏远。

　　大体而言，空海入京后不久就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当时的宗教界、文化界的领袖人物。

　　嵯峨天皇尤其欣赏空海，且以后者为师，彼此之间过从甚密。大同四年（809）十月三日，大舍人山背丰继奉敕命而访问空海居住的高雄山，空海向嵯峨天皇奉献《世说新语》屏风两帖。这样，空海和嵯峨天皇之间的亲密交往就开始了。翌年，嵯峨天皇改元“弘仁”（810年），九月发生图谋让平城上皇复位的藤原药子事件，事件结果以藤原仲成被诛、药子自杀、拢子皇太子被废、平城上皇出家而告终。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请求嵯峨天皇批准在高雄山寺修《仁王经》、《守护国界主经》等法以镇护国家。空海在这篇奏章里直接与日本当时的现实相联系，表明如果允许其在高雄山寺为国家修法，就能够消弭谋反和自然灾害等。此举大获嵯峨天皇的好感，立即敕准。其修法自十一月一日开始。此年，空海授予弟子实慧等人以传法灌顶的职位，空海本人还被任命担任东大寺的别当，一直到弘仁四年（813）。

　　弘仁三年的高雄山灌顶，是空海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空海的存在终于为朝廷所注目、承认。当时接受灌顶的人之名单由空海书写，今日仍可得见，称为“灌顶历名”。此“灌顶历名”不但对于我们研究当时日本的佛教有颇大之裨益，也是日本书法史上的著名作品，因此历来受到重视。

　　最澄是此事的热心参与者，他积极地鼓励并带领自己的门徒去接受灌顶，弘仁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弟子泰范的书信即为证明。由此信可知，他对空海高雄山灌顶之事产生了巨大的宗教热情，甚至放下前辈大家的架子，似乎以学生的姿态向空海请教，为自己以及本派弟子去接受灌顶而尽量和空海磋商，最后叮嘱弟子泰范要提早去比叡山，以便大家做好赴高雄山寺的准备工作。

　　“灌顶历名”云：

　　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受到金刚界灌顶人人历名

　　释最澄因　         播磨大掾和气真纲金宝

　　大学大允和气仲世喜　美浓种人宝……

　　这是金刚界结缘灌顶的名单。此次结缘灌顶在当时的日本尚属首次。因此，作为俗弟子而首先接纳的是和高雄山寺关系颇深的和气仲世、和气真纲、美浓种人，再加上最澄及其门徒“叡院已上十七人”。

　　十二月十四日，空海又在高雄山寺举行胎藏界结缘灌顶，接受者达到145人之多，太僧众数最澄等22人，沙弥众数善信等38人，近士众数41人，童子等45人，音声人20人。此次影响更大，太僧里不但有最澄、光定、光仁等，还有来自南都东大寺、西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和山阶寺的大德。

　　弘仁四年（813）二月，光定从空海接受密法；三月六日，泰范、圆澄、长荣、光定、康教这五人僧以及真叡以下12人沙弥，接受了金刚界传法灌顶。

　　通过这前后三次灌顶，空海奠定了自己在佛教界无可动摇的地位，其“道俗弟子”中不乏名士，甚至有“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倾向，为真言宗在日本的尽快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后，空海大师弘传密教势如破竹，简录如下：

　　弘仁六年（815）　 开创四国八十八所灵场

　　弘仁七年（816）　 开创高野山道场

　　弘仁一四年（823） 御赐京都东寺为道场

　　天长元年（824）   于神泉苑祈雨

　　天长九年（832）　 奉诏于高野山举行万灯万华会

　　承和元年(834)      奉诏于皇宫举行后七日御修法（仁王护国法会）

　　承和二年(835)      三月二十一日入定圆寂

　　延喜二一年(921)    醍醐天皇赐号「弘法大师」

　　昭和四八年(1973)   一千二百年诞辰纪念大法会

　　昭和五九年(1984)   入定一千一百五十年远忌大法会

　　四、两位大师的疏远

　　最澄入唐学法回国后立即受到了桓武天皇的器重。但不久后桓武天皇过世，最澄大师失去庇护。为摆脱掌握了小乘三大戒坛的奈良旧佛教宗派的控制，最澄根据“教戒一致”的思想，认为他所弘扬的天台宗乃大乘佛法，只需要受大乘戒就行，不必再受小乘戒，为此，积极奔走，努力推动设置大乘戒坛。但是因为朝廷虽准许天台宗年度僧二人，但指定其中一人必须是密宗。因此，最澄大师只得主动接近空海大师，换言之，最澄不得不拜后起之秀的空海为师。

　　为真正得密教两部大法传承，最澄先后从空海受金刚界、胎藏界结缘灌顶，后来又决定拿出三个月的时间向空海学习密教，但空海大师认为对最澄来说至少要三年时间才行，三个月是远远不够的。因最澄大师在当时已是相当有名的高僧，显然不太可能在空海大师身边学习那么久，于是三个月后他就留下他的得意门生－－泰范来代师学习。令他没想到的是，泰范竟醉心于空海，不愿意回到最澄身边，由此导致了两位大家的决裂。事情的起因是：

　　自空海大师入居高雄山寺起，最澄大师就常来信向空海大师借阅密教经典，而空海也总是给最澄及其子弟阅览所藏经典之便利。有一次最澄要向空海大师借《理趣经》，因此经是密教极为重要的经典，若只是依文解意，恐生误解！因此空海大师回信委婉拒绝。后来最澄大师来见空海大师，问及不能外借的原因。空海大师说，他的真言密教是活的，是要用全部的生命去体会的，只是依文解意是不行的。最澄大师了解这一情况后，就请求空海大师能亲自向他传授密法。空海大师反问最澄，你能放弃天台吗？这句话听在最澄大师的耳里，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一气之下，最澄大师就要带着他的高足弟子泰范回比叡山。但泰范却哭着请求空海大师让他留下来学习密教。为此，最澄又写了一封信给泰范，以近乎哀恳的口气要他“回心转意”。鉴于泰范的处境和执意要修学密教的决心，空海就代泰范回信最澄，叙说“不再回比壑山了”的决定，于是，两位大师自此便正式分道扬镳了。

　　此事发生在弘仁七年，即开拓高野山的第一年。

　　茂吕美耶在《最澄与空海》一文中说：

　　两位大师的决裂主要原因在于彼此的人生观与宗教观迥然不同。空海的目标是救济民众，而最澄却致力于戒坛独立。空海宽宏大量，能包容人，对事物看法富有弹性；最澄却极为禁欲克己，宁折不弯，毫无妥协余地。这可以从最澄与南都佛教论战事件中看出，在这场论战中，最澄简直是口不择言，竟骂对方为“粗食者”（原文正是如此，意思是吃得不好）。僧侣骂僧侣为“粗食者”，似乎有点矛盾，但也可以证明最澄的个性倾向偏执气质。”　　

　　在我看来，空海算是一种天才，抽象派（以曼荼罗图案、咒术为重）；最澄则是学究气质，写实派（以文字传教为重）。或许，天才底下无天才，也或许，天才并非人力可以培育出来的，以至于高野山无法人才辈出，不得不归向文化财保护委员会般的存在，死守着空海的遗产吧。

　　也有人认为，“若要以个人才能来比较，空海理应比最澄棋高一着，然而，绵延不绝且始终高踞日本佛教进发基地的，却是最澄的比叡山。道元、日莲、亲鸾等鎌仓时代新佛教的创始者，均出自比叡山。”此说看似有理。但若细思之，道元、日莲、亲鸾等虽早年师从天台，但独立成宗后打出的并非天台的旗帜。此为继承耶？背叛耶？

　　总体来看，虽然空海与最澄之间的关系起初甚密，但是，最澄推崇的是天台家，与空海的真言密宗提倡“即身成佛”，其教义、传教的立场、方法是不同的。观点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断绝。或许正是缘于此，才有了两大宗派，为日本佛教文化增添了色彩。

　　但不管如何，暇不掩玉。两位大师毕竟都开创了一大佛教宗派，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为法忘躯的精神、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广度众生的弘愿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参考：

　　《八祖空海传》

　　《佛教唐密概述》（释真圆审定　熙明编辑）

　　《入唐求法沙门弘法大师空海传》（林景渊）

　　《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王益鸣）

　　《最澄与空海──天台宗与真言宗》（日本　茂吕美耶）

　　《日本佛教戒律的历史变迁》（日本　大岛龙玄）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

　　《日本文化通史》网络版（王勇）

　　《最澄传略》（日本　田村晃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