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花雨

作者：佚名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人李贤等注；其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就，其分合过程历时五百年，最后趋于定型。这样特殊的经历，在历代正史中绝无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汉书》标署撰人书名棘手，历代刻本颇不一致；而且导致考察《后汉书》分合源流扑朔迷离，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更有不少学人不清楚《后汉书》中的两部分内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众手，而把全书视为范晔撰、李贤注，在论及《后汉书》诸志时张冠李戴，评价失实。这类问题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给古代史、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等研究领域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笔者不揣浅薄，试就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过程加以考辨，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意见，希望对此问题研究有所裨益，达到祛疑求是的目的。

一、宋代以来《后汉书》刊刻中存在的问题

　　范晔《后汉书》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共计九十篇。后人因某些篇目过长，把本纪析为十二卷，列传析为八十八卷，总成百卷。据刘知幾《史通》记载：“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1]（《古今正史》）范晔首先撰成纪传九十篇，随即又“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2]（《范晔传》）后因受诬“谋反”被杀，十志未成。此书虽系未竟之作，但因以《东观汉记》为依据，又吸收两晋、南朝诸家后汉史书之长，体例谨严，繁简适当，记事翔赡，议论卓绝，成就远出同类著作之上，受到广泛好评。刘昭评价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3]（《后汉书注补志序》他鉴于范书卓越，率先为之作注，“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4]（《刘昭传》）。刘昭又为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作注，来弥补范晔《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贤广集宾客，再次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唐代中叶的刘知幾评价说：“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 （《古今正史》）指出范晔《后汉书》在众家纪传体后汉史书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5]（《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惠栋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对刘昭、李贤两家《后汉书》注多有补正。清末李慈铭评价范晔《后汉书》的成就说：“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汉书考释》，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参考。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3]（《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7]（《崇儒》四之六）。自北宋孙奭校刻本把两书合为一书以后，就产生出《续汉书》志在《后汉书》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两个问题。其一，关于编次位置。北宋孙奭校刻本把《续汉书》志附在范晔《后汉书》纪传之后，以后南宋绍兴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晋汲古阁本，196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式。但是，历代纪传体史书通行的编撰体例为纪、志、表、传，《后汉书》无表，所以明代北监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续汉书》八志置于范晔《后汉书》十纪之后、八十列传之前。这样一来，《后汉书》中三部分内容的编订次序就出现了“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版式，难以统一。尤其是目录编排次序和正文编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异，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楼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时借北平图书馆藏本配补）卷首目录次序是“帝纪一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则是“帝纪、列传、志”。同样，汲古阁本卷首目录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纪一十二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三十卷，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八十八卷，唐章怀太子贤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纪、列传、志”。其二、关于撰人与注疏者署名。由于孙奭校勘《后汉书》时误以为《续汉书》志是刘昭补作，以致湮没了司马彪的名字。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诏复校《后汉书》，仍然沿袭其误，认为“十志未成，晔被诛。至梁世，有剡令刘昭者补成之”[9]（《景祐刊正札子》）。后来按“纪、传、志”次序编订的南宋绍兴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刘昭注补”；毛氏汲古阁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刘昭注补”。而按“纪、志、传”次序编订的明代北监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而目录却署“梁剡令刘昭补志”），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以致近人胡玉缙批评说：“卷首目录，官本凡题三行，曰‘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曰‘梁剡令刘昭补志’，曰‘唐章怀太子贤注’，亦误。”[10]（《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标署混乱，莫衷一是。
　　上述版本标署方式的共同问题，就是遗漏了《续汉书》志的撰人司马彪（字绍统）的名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为刘昭补作并加注疏的误解。清代四库馆臣曾经指出：“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征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11]（《后汉书》）事实上这种误解时有发生，而且也发生在历代著名学者身上。南宋洪迈论及范晔《后汉书》说：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煜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缺。煜本传载煜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12]（《范煜汉志》）
　　洪迈把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志误作刘昭补作，难辞考证不审之咎。南宋吴仁杰也误以为《后汉书》中《郡国志》为范晔所作[13]（《涂山》）。另据清初何焯说，明清之际学者孙承泽亦有此误：“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于晋初。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诸本或失刊刘叙，故孙北海《藤阴札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14]（《后汉书志》）乾嘉时期的王鸣盛又指出孙承泽以外，清初著名理学家李光地亦误：“范蔚宗之前，作《后汉书》者已有数家，今皆不传，而范氏独存。……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可见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二、《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分合歧议

　　在说明《后汉书》主要版本存在的问题以后，接下来就要考察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问题。有关两书分合情况，宋代以后学者提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进行了长达八九百年的相互论辩。
　　一种意见认为北宋以前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续汉书》志各自单行，至北宋乾兴元年由孙奭奏请，始将两书合为一书。宋人陈振孙较早地提到两书分合问题，指出：
蔚宗本书，《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书纪传共九十卷，盖未尝有志也。刘昭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尔，序文固云范志今缺，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其与范氏纪传，自别为一书。其后纪传孤行，而志不显。至本朝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勘，但云补亡、补缺，而不著其为彪书也。《馆阁书目》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称蔚宗撰，益非是。今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志》者，文与今《志》同，信其为彪书不疑。[16]（《后汉志》）
　　根据陈振孙所说，可知二者的分合至北宋最后定型。清人钱大昕赞同陈振孙的看法，详述《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的分合原委。他说：
　　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本自单行，与章怀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别。其并于范史，实始于宋乾兴元年，盖因孙奭之请。今北宋椠本前载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盖误以《志》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马绍统矣。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
　　钱大昕指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和刘昭注疏由于宋代学者的努力，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指出误《续汉书》志为刘昭所作始于宋人。乾隆年间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为《后汉书》所作提要说：
　　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唐书》亦同，《宋志》惟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彪书不著录，是至宋仅存其志，故移以补《后汉书》之缺。其不曰《续汉志》而曰《后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矣。或谓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别行；又谓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未确也。[11]（《后汉书》）
　　四库馆臣所引“或谓”之说，实指邵晋涵为《四库全书总目》中《后汉书》所作的提要初稿意见，我们留待后文详细辨析。从上述各家记载来看，可见北宋以前范晔《后汉书》虽已有刘昭“借旧志注以补之”，但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仍是“自别为一书”。宋真宗乾兴元年，孙奭建议把二者校勘为一书，而没有注明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乃是司马彪《续汉书》志，而直接说成刘昭“补亡”、“补阙”，造成后人诸多误解。但是，两书至北宋合并则是确切的事实。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两书合并不始于宋人，北宋以前已经合在一处。清人邵晋涵提出唐代合并之说：“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彪之诸志在六朝已有单行之本，故昭为之注。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书，实始于唐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勘，合为一书者，考之不审也。” [5]（《后汉书提要》）明确表示不赞同陈振孙提出的北宋合并说。赵翼指出：“《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18]（《后汉书》）他把司马彪“八志”误作“十志”，失考；同时还把刘昭“注补”说成“补注”，指责补志门类欠缺，理解有误。但赵翼指出“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意思却非常明确，承认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合入范晔《后汉书》。王鸣盛认为两书合并在北宋以前已经完成，而且指出合并两书之人就是刘昭。他说：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6]（《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祐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 [10]（《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三、《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分合辨疑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19]（《选举典五》）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辑，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3]（《后汉书注补志序》
　　刘昭之所以把司马彪的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两个用意：一是范晔欲撰《后汉书》纪、志、传百篇，是效法班固《汉书》而作，《汉书》纪、志、表、传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而范晔《后汉书》只成纪传九十篇，所以刘昭遵从范晔之意，把《续汉书》志分为三十卷，合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续汉书》志移入《后汉书》，与纪传相互配合，成为一部体例比较完整的史书。于是从梁朝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合编本，纪传为范晔撰，志为司马彪撰，而纪、传、志皆为刘昭注疏。
　　需要说明的是，刘昭注补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取代范晔九十卷本《后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说得好：“以《续志》补范，昉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20]（《述略》）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21]（《经籍志二》）关于《隋志》记载的两个版本卷数分别比原书多出数卷，历代学者多认为系传抄之误，我以为极有可能是后人把两个版本的纪传中某些长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数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间，太子李贤招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等人，对范晔《后汉书》重新加以注释。对于这次注疏，清代学者认识并不一致。王鸣盛认为李贤注疏采用刘昭注补本，改注纪传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说：“唐章怀太子贤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纪传易，注志难，避难趋易也。且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则其纪传注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 [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钱大昕则持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唐人所注者乃范晔原本：“章怀太子别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则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传留至今。” [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李慈铭针对二人之说，认为钱大昕更得其实。他指出：
　　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 [6]（《后汉书》）
　　李慈铭右钱左王的意见完全正确，然而他把钱氏“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错解为钱大昕主张李贤注疏“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即李贤所注《后汉书》中仍用刘昭注补的司马彪《续汉书》志，则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钱大昕。如前所述，钱大昕坚持北宋补合之说，不可能认为李贤注《后汉书》里仍然保留刘昭补志。而这只能是李慈铭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坚持南朝补合说，所以认为唐代仍然如此。我认为，钱氏所谓“章怀太子别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说李贤从新注疏范晔《后汉书》，鉴于刘昭注疏偏重于考证记事异同与讹谬，所以李贤注疏偏重于训诂文字和名物度数；另一方面是指李贤等人不使用刘昭注补本，因为唐代前期范晔《后汉书》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贤等人注疏范围只包括纪传，《续汉书》志“故注不及焉”。还应当提到的是，自范晔《后汉书》问世以来，后人传抄其纪传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况。王先谦分析说：“范书《隋志》载九十七卷，新旧《唐志》则云九十二卷，《宋志》则云九十卷。以十纪、八十列传篇各为卷计之，惟《宋志》卷数与今本合。《隋》、《唐志》所载，或多七卷，或多五卷，当由就纪传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间取而合之，是以卷数不同。” [20]（《述略》）李贤注疏以后，这种歧互趋于稳定，形成十篇本纪十二卷和八十篇列传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变。《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李贤注《后汉书》一百卷，可证李贤注本的纪传由范晔原书九十篇中析出十个子卷，变为一百卷。
　　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汉书》李贤等注本与刘昭注补本同时并存。但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而刘昭注补《后汉书》则逐渐散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新唐书·艺文志》也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 虽然两《唐书》均把“注补”误作“补注”，但据此可知刘昭注补本《后汉书》仅仅剩余五十八卷，损失过半。唐代学校以及科举考试，规定使用李贤注本，而这个注本中没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诏令从刘昭所注《后汉书》残篇中抽出注补的《续汉书》志，与李贤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足以为证。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到北宋时期，刘昭注本散佚更加严重。据《宋史》记载：“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22]（《艺文志》）这里说李贤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统计数字，与《旧唐书》记载的一百卷并不矛盾。但所载“《补注后汉志》”书名有误，当为“《注补后汉志》”。刘昭注本仅仅剩余《注补后汉志》三十卷，可证所注纪传全佚。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注疏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缘于“唐时功令，习《后汉书》者并昭所注志为一史，故续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废耳” [20]（《述略》）。尽管如此，八志中“《天文志》第三卷通卷无注，必系亡失，非刘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无注，其为亡失，更属显然。” [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既然李贤注本有纪传而无志，而刘昭注本又仅剩八志而无纪传，孙奭校书时把两个注本合为一书，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是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第二个合编本，与第一个合编本所不同的是，这个合编本中志仍为刘昭注疏，而纪传则是李贤等注疏。
　　综上所述，可知赵翼、王鸣盛、李慈铭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刘昭，系指第一个合编本，而陈振孙、钱大昕、四库馆臣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孙奭，系指第二个合编本。平心而论，不论主张刘昭合并两家之书，还是主张孙奭合并两家之书，看法都不够全面，只说对了一半；而两家各据所见相互驳辩，也是互有优绌，只能证明对方说错了一半。只有全面考察两书的分合过程，把两家意见结合起来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四、余论

　　在今天看来，不论是刘昭为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作注并把两书合而为一；还是北 宋 君臣把李贤等所注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再度合为一书，都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段佳话。但迄今为止刊印的各种版本《后汉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当充分护惜前贤的苦心与成果，把《后汉书》进一步整理完善。
　　第一，两书应分别标目。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千百年流传中已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全书总名仍然应该定为《后汉书》，这也是刘昭、孙奭等历代学者的共同愿望，应当充分尊重。但在合为一书之后，不能仅仅标著范晔一人之名，一家之书，使人误认为范晔撰成全书，湮没司马彪撰《志》之功。钱大昕曾经提出恢复《续汉书》志的名称：“司马史实名《续汉书》，刘氏以补范缺，因冒‘后汉’之名。今既与范史并列学官，谓宜改题‘续汉志’，以复绍统旧名，且订宋明刊本沿袭之失。” [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李慈铭也认为：“今江宁新刻本虽悉依汲本，而以此《志》次范书列传之后，题曰‘续汉志’，又载昭补注之序，其体最善。”[23]（《桃花圣解盦日记》）所谓江宁新刻本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陵书局本，扉页署“范晔后汉书九十篇一百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八篇三十卷，梁剡令刘昭注补”，非常准确。今后出版《后汉书》，应当采纳钱大昕、李慈铭的意见，在扉页单独标目，分别标明“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的名称。
　　第二，撰人应同时署名。近代以前的《后汉书》刊本，大多不署司马彪的名字，造成谬种流传的后果。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后汉书》就“于此三十卷，并题司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讹焉” [11]（《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后汉书》在纪传各册的扉页上标明“后汉书，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在八志两册的扉页上标明“后汉书志，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对撰人和注疏者署名作了全面标示。然而这样处理仍未臻尽善，因为司马彪八志名为“续汉书志”，而不是“后汉书志”。以后出版《后汉书》，应当吸取前代教训，借鉴四库全书本和中华书局本署名的方式，明确标著《后汉书》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续汉书》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避免后人再产生误解。
　　第三，编次应注重体例。自宋人以刘昭注司马彪《续汉书》志补范晔《后汉书》以后，历代刻本大多置于范书纪传之后，以便保持两书完整，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一体例却不符合历代正史纪、志、表、传的编纂传统。以汲古阁本为例，尽管在目录中按照“纪、志、传”次序编订，本纪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十，志的次序由卷一至卷三十，列传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八十；但在正文里仍旧是纪传在前，八志居后，而且纪传次序通排，由卷一至卷九十，卷端下脚标署“后汉书”；八志次序重新编排，由卷一至卷三十，卷端下脚仍然标署“后汉书”，而不署“续汉书”。另外，八志三十卷的版心又题“后汉志”而不题“续汉志”。名目繁杂混乱，编次表里不一。武英殿本目录则是本纪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十，志的次序由卷十一至卷四十，列传的次序由卷四十一至卷一百二十，眉清目朗，而且与正文一致。所以，应该把武英殿本编纂义例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下去，彻底打破旧刻本体例的束缚，达到前后一贯的效果。
　　第四，篇卷应规范用语。历代学者在论及范晔《后汉书》篇卷时，用语极不统一，纪传或谓九十篇，或谓九十卷，或谓一百卷，全书或谓一百二十卷，或谓一百三十卷。王鸣盛认为，司马彪撰“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今彪书《志》见存凡三十卷，篇即卷也，则其纪传仅五十篇，未免太略。” [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其实三十卷乃八篇，而《隋志》和两《唐志》均记载《续汉书》八十三卷，则其纪传不是五十篇，而是七十五篇，几乎十倍于志，不可谓之寡略。王氏所说的“篇即卷也”，只适用于汉唐时期，因为《史记》、《汉书》虽然篇长则分子卷，然而各子卷仍作一篇，篇目总数不变。所以，《后汉书》纪传九十篇，即可称九十卷；后人析为百卷，仍可称九十篇。唐宋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清代章学诚指出：“惟司马彪《续汉书》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24]（《篇卷》）此例一开，后世史书不复计篇，分卷猥滥，如《新唐书》志五十卷，合起来只有十三篇，表十五卷，只有四篇；《宋史》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只有一百九十余篇。人们既沿用旧称，谓范晔原本九十篇或九十卷，两次合编本一百二十卷；又习惯于用后世的名词称呼前代史书，称《后汉书》原本百卷，合编本一百三十卷，篇卷混杂，名实淆乱。明代汲古阁本署“范晔后汉书凡九十八篇一百三十卷”，在篇和卷用语上比较规范，应当予以重视。
　　总起来说，今后新印《后汉书》的版本次序结构应该是：一、封面题“后汉书”；二、扉页三行题“后汉书纪，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续汉书志，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后汉书传，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三、关于两书分合与整理情况的“出版说明”；四、目录：按纪、志、传一百三十卷次序排列；五、正文：与目录顺序一致；六、附录：收入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景祐刊正札子》。这样既充分尊重前人的成果，又有利于恢复历史真相。
参考文献
[1]刘知幾.《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范晔.《后汉书》[M]，南宋绍兴刻本.
[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邵晋涵.《南江文钞》[M]，清嘉庆八年面水层轩刻本.
[6]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7]《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8]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9]范晔.《后汉书》[M]，清武英殿刻本.
[10]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1]《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洪迈.《容斋四笔》[M]，万有文库本.
[13]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M]，清同治七年金陵书局刻本.
[14]何焯.《义门读书记》[M]，中华书局，1987.
[1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国书店，1987.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8]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