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忧天下，魂系史学——略论李平心的史学道路

花雨

佚名


摘 要:在中国当代史家中,李平心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人物。他毕生追求光明,民主革命时期,就以笔作剑,积极投身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事业,并在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驱使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建国以后,其学术上探索真理的勇锐之气,依然一如当年。文革初期,当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横施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之时,犹奋不顾身,与之展开公开的抗争,以致身遭迫害,含恨而死。观其一生文章志节,真足有令人感念不已者。

关键词:李平心 唯物史观 近代史研究 史家风骨

                 一、以笔作剑的民主斗士

李平心(1907-1966),原名循钺,又名圣悦,笔名李鼎声等,江西南昌人。早年在家乡求学,1925年2月赴南京补习自修。8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此后,在校内一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教育下,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系统学习。

1927年1月,平心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社会学和哲学教员。同时与曹亮一起编辑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同年2月,在当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6月,他自临海潜归上海,先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从事宣传工作和工运,旋至泉漳中学任教员兼训导主任,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平心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半年后,始经保释回乡。次年1月,赴福建泉州乡村师范学校任教。6月,返归上海。旋复移居苏州,在苏州中学、东吴大学等校代课,直到1930年5月才重回上海。这以后,他先在中共上海市法兰区区委书记李克农手下担任宣传工作,继至党中央领导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担任秘书。1931年1月17日,“苏准会”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平心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难能的是,在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变后,平心并没有胆怯地从人生舞台上退缩,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沉与颓废,而是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片挚情与坚强毅力,刻苦自厉,继续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和各项社会进步事业。在大革命失败至此的三、四年中,尽管他一直居无定所,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却始终没有放松对学术事业的追求"期间,他曾利用各种工作的间隙,翻译出版了《政治思想史大纲》《社会主义词典》(均为1930年启智书局版)等进步书籍。1929年6月自厦门回上海后,又与上海光华书局订约,独力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此译本后虽因故未能出版,但这一过程,无疑大大加深了其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从而为其日后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0年6月,平心出版了他个人撰写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他多年从事社会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总结。书中,他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列经典著作的观点,对社会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与方法,以及人类社会的特征、结构、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和阶级、国家、家族等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以唯物史观建设现代社会学的学术取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东北地区，并逐步向关内进逼。面对空前加剧的民族危机，平心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立即全身心地投人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潮。事变的当月，他就与友人在上海创办《现实周刊》，展开抗日救亡宣传。不久，又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联盟活动，停职专事研究和写作，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世界知识》、《大众生活》、《大陆》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时事政治、文史哲学和青年修养的文章。并积极响应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撰写了《论联合战线》、《对于全民抗敌战线的研究》等文，从理论上深人剖析时局的演变，呼吁“集合全民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反抗民族最大的敌人—远东帝国主义和受它曦使的汉奸势力”。[1]他的文章，行文流畅，说理透彻，颇得时人好评，邹韬奋即称:“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擅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理论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2]

在此期间，平心还把相当的精力投人了国际问题的研究，先后写作了《世界的新生》、《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德国论》、《苏联的外交和国际联哪、《最近的日苏关系》、《中东路问题之纵断的考黝、《德苏邦交之一大裂痕》等文，对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外交策略等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1936年，又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在其会刊《中国农村》上发表文章，探讨乡村救亡运动的方针和路线。

抗战全面爆发后，平心先赴广西梧州的黝勤大学任教，旋返沪投身于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在王任叔主持的《民族公论》、梅益主编的《求知文丛》、以及《上海周报》、《学习半月刊》等刊物上撰文讨论时局，反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以求从理论上帮助人们提高对抗战及其前途的认识。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平心怀着极为愤慨的心情，接连发表了《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开辟我们的新言路》等文，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无可争辩的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大局、坚持独裁和反对民主的卑劣行径。次年12月，平心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被日寇拘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后经地下党等各方人士营救，始被保释出狱。

    抗战胜利后，平心重新公开活跃在思想战线的舞台上。1945年12月，他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一时期，平心不仅积极为《周报》、《文汇报》、《民主》等进步报刊撰文，接连发表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尊重民意与发扬民力》、《论党争与统一》等文;还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四出宣讲，或赴苏州、南京等地高校进行演说和举行学生座谈，为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喊。

1946年6, 7月，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加强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等因此惨遭杀害。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在此后三年间，平心不得不时常转移住所。就在这种居无定处、个人生活极不安宁的困难条件下，他仍坚持用笔战斗、，写下了《由美军在华暴行论及中国学生运动》、《血光照彻自由华》、《论二九惨案》等时论，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专制统治，斥责“凡靠流他人之血来维持吃人体制的任何势力，他的暴虐决不是证明他强而有力，而是证明他萎弱无力。”故对人民来说，“唯有不趋附的持久抗争，不退缩的坚决行动，才能战取民主，获致和平。[3]1947年春，正当内战激烈进行之际，平心针对施复亮等民主人士提出以“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解决国事争端的主张，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的长文，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局势。指出“‘第三方面’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民的进步要求，而不断向前开路。人民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专制旧中国的否定，是民主新中国的产生。”因此，它应当勇敢地站出来反映人民的这种愿望和心声，哪怕这样做要冒被当局指为“赤化”和“做共产党尾巴”的危险。[3]这些明快而犀利的文字，就像黎明前夜空中闪烁的星火，为正在同黑暗进行抗争的人们增添了勇气，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其历史价值是永存的。

           二、近代史研究:现实关切与历史意识的交融

三十年代以后，平心在学术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近现代史所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

与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和大学历史系普遍热衷于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讨论不同，平心的历史研究，一开始就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领域。1933年起，他先后在这方面发表了多部论著，系统阐述了对该时期中国历史演变及其总体趋势的认识。其中《中国近代史》出版于1933年，署名李鼎声，全书分十八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迄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是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作。《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1940年由香港国泰公司出版。全书分两编，序编四章，专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编八章，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论述自太平天国运动至抗战时期(1940年初)民主宪政运动的演进过程，内容涉及各时期的民主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文化运动、民众运动、民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以及制宪史与宪法评述等。《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初版于1941年8月，署名青之。是一部讨论抗日及民主建国前途的时论与史论。书中《新中国的道路》一章，系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开展的理论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的论述，不仅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行为，驳斥了他们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说，还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包括国民党方面为“剪除异己”制定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当时海内外有关民主区和国统区的报道和评论等。该书出版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租界”沦陷，在日伪查禁反日书籍的重压下被迫毁版。①还有一部现代人物专论《论鲁迅思想》，其内容曾连载于1939一1940年《求知文丛》，1941年2月由心声阁出版单行本，再版时改名《人民文豪鲁迅》。这是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地研究鲁迅或作为思想家鲁迅的专著”。②全书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深人考察了鲁迅紧随时代革命潮流的奔涌，从一个进化论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平心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倾其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战斗时代里，其中有苦痛的教训，有血渍的经验，有波涛万状的社会斗争，有头绪纷繁的历史矛盾。它们都在环绕着我们，要求我们找出它们的规律，而这无数的规律正是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所不可少的”。并表示:“在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痛苦的交替过程中，我是愿意献出绵薄的力量，来传播历史的语言与真理的声音的。我不会唱歌，但只知道运用一点学来的历史解剖知识，来剖析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问题。&#8209;[4]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使平心的近代史论著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在史实的叙述上，特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宏观趋势。强调:“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人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5]据此，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上，他一改当时不少人将界限划在明末清初的做法，较早提出了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观点。并吸取了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的成果，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做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此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并未把中国直接引向一般的资本主义形态，而“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③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就应揭示这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中国和被压迫人民“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的历史过程。同样，在史料的取舍裁剪上，也当注重“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等”，“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峡去描写叙述，而我们在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

其次是注重史论结合。在他看来，理想的史著既非干枯史料的机械排比，也不应以社评式的史论为满足，而当“叙事与分析并重”，于“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5]同时，理论的分析也应切忌脱离史实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6]有鉴于此，他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还对它的性质和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虽是农民战争中产生的政权形式，且未形成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但“它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古旧的农民战争，开辟了反封建、反帝革命斗争的新路，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至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乃在其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太弱，使参加这场反清起义的农民群众无法得到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市民集群或劳工集群的领导”，以致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与散漫性，“因此，太平天国在政策上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阶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的力量。

在论及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特征时，他还提出:“中国现代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变政运动都脱离不了外来的影响。太平天国是采取基督教义作为革命旗帜，戊戌变法是模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制运动，辛亥革命是学习法国革命创立民主共和，而五四运动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复杂，来得重大····一方面是世界革命运动，它带给中国以新的世界观与革命理论;别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它带给中国以物质科学与自由思想。五四运动汲取了这两种外来潮流，因此在内容上表现得非常斑驳。当然，不能认为五四运动完全是由于外来影响造成的，没有中国内在的物质力量与革命力量之发展，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这些结论，都极具说服力。其余如对捻军起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论述，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三是富有现实感。他曾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6]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4]为此，他不但始终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周围最现实的历史事变，如五卅运动、大革命、十年内战等，即使是对刚发生不久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和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过程，也在当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作了及时论述。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以及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等作了清晰的叙述，其中有些论述还显得相当详细，这在当时战事佼惚、资料采集困难的情况下委实是很不容易的。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进国内的民主宪政运动，平心还对法律学进行了一番钻研，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与民主宪政》、《论民主宪政运动》、《由宪政运动回忆孙中山先生》、《宪政正反辨》、《民主宪政的基本问题》、《<五五宪法草案>评议》等文，认真考察了中外宪政运动的历史，比较了各国宪法的有关条例，对实施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乃至保证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法条款，一一提出了详细意见和论证，并在《中国现代史初编》中作了具有法律专业水平的充分阐述。这些，对于帮助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而引导他们走向追求光明的进步道路，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同时，平心还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展开了辛勤的学术耕耘。1938年，他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期间，就编成《近代世界史讲义》一部，回沪后，复据以修改成《各国革命史讲话》，由光明书局出版(1946年再版时更名为《各国革命史》)。全书分九章论述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历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及尼德兰、英、美、法、德、俄、土耳其等国革命，附编部分对产业革命也作了相应介绍。其《自序》谓:“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励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过去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着重地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与教训。因此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革命，对于了解推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实有重大的帮助。”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书中“尽可能依据新的史观给每个革命以系统的讲解，特别注重历次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使读者对各国革命史获得相当明晰的记忆与理解”。(770次年，他又完成了30万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该书虽未正式出版，④但从后来陆续见诸刊物的《各国异教社会主义的源流》、《英国农民战争前后的异教社会思想》、《波希米亚(Bohemia，今捷克之一部分)的异教社会主义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异教杜会主义》(以上几篇均刊于1947年3-6月《读书与出版》)、《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相关论文中，我们仍可窥见其大致的面貌。在这些文章中，平心系统考察了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中世纪后期农民战争中显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近代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既指出了其在人类社会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也分析了它对后世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宽广的知识背景。

诚然，因受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史著也不免存在一些自身的弱点，如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史事方面，不少地方尚显得比较原则化而削弱了个性;同时，战乱年代资料搜集的困难，也使其论述往往囿于政治、军事、文化范围，而未能对一般社会经济生活情况作出更为具体深人的描述。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平心的这些史学活动，已使他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三、宁折不曲的史家风骨

建国以后，平心一度出任《文汇报》特约主笔，不久辞去。1952年8月应聘任华东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专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华东师大历史系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55年起，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

环境虽然改变，但平心身上那股勇于追求真理的热情，却依然不减当年。五十年代中期，当他发现学术界正滋长着一种教条主义的不良习气时，立即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所以空疏无力，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掌握史料，而停留在不着边际的臆测和泛论上。机械地搬用现成的公式和概念来硬套，比起辛勤地通过大量史料的分析和概括来探索历史本来面目，寻求历史内在规律，自然省力得多，但这与科学研究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打破障碍古史研究的教条主义，除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具体地结合生动丰富的史料而外，并没有别的捷径。凡是把史料和理论机械地割裂开来，空谈理论至上、方法第一的堂皇主张，无论怎样缘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藻，都是和真正的科学历史主义毫不相干的，这不过是生硬可笑的唯心主义化装。不经过蜂酿蜜式的细致劳作，用科学方法处理大量史料，就谈不到起码的历史研究，更谈不到史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为了扭转这一风气，他还身体力行，有意把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到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先后发表了《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甲骨文金石文剖记》(一、二)、《从<尚书>研究论到<大浩)校释》等论著，以图对改变“我国古史研究的空疏浮浅和古文字研究的荒凉寂寞”现状有所裨补。[8]

而对于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他尤表现出极大的关注。1956年，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及时提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针。平心对此深感鼓舞，当年，就为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同学作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术报告。但不久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接踵而起，“左”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据理执言，1959年接连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文，一时震惊学界。

针对当时理论界和某些实际工作部门只讲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问题的倾向，平心再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原理。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表现在生产关系性质上，还表现在生产力性质方面，“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到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而忘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变化规律，忘记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性质的矛盾与联结，那又走到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9]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社会生产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发展因素，除了与生产关系间矛盾运动的作用外，还有其内在的动力。并详细分析了生产力的诸因素及其矛盾运动的过程，强调“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在一定限度内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性质外，同时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与自己的运动;那种以为生产力完全受生产关系规定的见解是不正确的。[10]

这些论文的发表，立即在学术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平心的理论探索，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重视，以便科学地认识和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然而，某些带有“左”的思维定势的人却纷纷指责平心“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和宣传“资产阶级因素论”。[11]面对沉重的压力，平心没有退缩。他表示:“为了拥护党的百家争鸣政策，辨明学术是非，每一个舍不得同‘字面’分离的真理追求者还是要写，而且要多多地写。”[12]两年之内，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先后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十七篇文章，系统地阐发了白己的观点。这些论述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且有强烈的实践意义。可惜在当时竟遭不少人的误解斥责。“文革”初期，更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生产力论”的帽子，成为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之一。

1965年11月10日，经江青、张春桥一手策划，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由此揭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动乱序幕。该文不顾事实，肆意对《海瑞罢官》及其作者乱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做法，引起了平心极大的反感。为了伸张学术正义，自1966年初起，他通过学术座谈会和报刊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漫谈清官》(1966. 1. 20),《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1966. 2. 3)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1966. 3. 31)等文中，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清官”应兼顾历史科学和政治两条标准，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如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将一切为剥削阶级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一概抹杀”，甚至“犯‘左’倾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直斥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恺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13]

这些闪耀着科学理性的言论，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大为恼怒。姚文元不仅自己披挂上阵，写了《欢迎“破门而出”》的短文横加诬蔑，还指使手下的“市委写作组”，以“康立”、“伍丁”等笔名于4月间在《文汇报》接连抛出《平心先生对谁发火》、《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对他进行围攻，诬指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严酷的现实，使平心既感困惑，又觉痛心，他曾忧愤地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 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14]

“五一六通知”以后，随着“文革”动乱的加剧，对平心的批判日趋升级。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生性刚直的平心不愿低头屈服，而是抱着“宁作玉碎，不为瓦全”之志，决定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遂于1966年6月15日含恨离开了人世，时年59岁。

按照当时的逻辑，平心的死，自然被视为“畏罪自杀”。然而历史的真相是遮不住的，试想，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屡经刀锯斧绒的威胁、连死都不怕的人，难道还会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吓死吗?平心生前曾说过:“不管刀斧是多么凶残，言路是如何狭窄，我们却有不少骨头挺硬的民族先烈在不断用悲壮慷慨的言词，突破那可诅咒的大寂寞，或为民请命，或为国攻暴，真是不计成败利钝，不避刀斧鼎镬。诚如欧阳修所说:‘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尚能生存于天地间，而不沦灭得无声无臭，就靠了这种壮烈的牺牲精神在不绝和奴气与鬼气搏斗，保持了民族的火种。”川他的死，正可以看作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而其史学研究中坚持真理、不为强权的凛然风骨，更值得后人永远敬重、学习。




注释:

①此书另有1950年7月重刊本，副题改为《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书中剐去了原有的少许篇目，另增入《论中国现代革命》一文作为新版代序，文字也有些技术上的更动。

②罗竹风:《一生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写在〈平心文集>前头〉，见《平心文集》卷一。另据桂遵义、周朝民《平心传略》，1956年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曾向人推荐此书，称之为“了解鲁迅、研究鲁迅的第一本著作”。

③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虽不始于李平心，如在他之前，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在《近代支那史》中，即从鸦片战争前后西力东渐和清朝衰落等历史现象着眼，主张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但就其对此期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认识而言，毕竟未达到如此深人准确的地步。

④据李平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人员登记表》自述，此书初与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订约撰写，完成后未印。建国后交光明书局排印，旋因故决定暂缓出版。其《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文“后记”亦称:“解放前曾写了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大约30多万字，当时上卷(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已经排好，没有出版。解放后，屡拟修订出版，苦于夙疾频发，搜集材料不足《解放前曾因生活极不安定，书籍散失甚多》，未能如愿。”(见1959年8月15日《华东师大学报》一期)



参考文献:

[1]平心.对于全民抗敌战线的研究[A].平心文集(一)[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落霞.社会科学研究法[N].生活日报，1936-6-7.

[3]平心.平心文集(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4]平心.论新中国·初版自序[M].上海:群众联合出版社，1950.

[5]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绪论[M].上海:光明书局，1933.

[6]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自序[M].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

[7]平心.各国革命史·自序[M].上海:光明书局，1946.

[8]李平心.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自序[J].华东师大学报，1956, (4).

[ 9]李平心.论生产力性质[[J].学术月刊，1959，（6）.

[10]李平心.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J].新建设，1959,  ( 10) .

[11]转引自李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J].新建设，1960,  ( 6) .

[12]李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J].学术月刊，1960，（7）.

[13]李平心.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N]文汇报，1966- 3- 31.

[14]引自高治.震动全国的人冤案[N]文汇报，1978- 12-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