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学者与学者书法（朱中原）

墨海

——关于当下“学者书家”生态的历史考察

朱中原


（一）学者群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知识群体，学者所提供给人类的是一种理性思考。真正的学者必定是一个彻底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又必定是学者。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有着特殊含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者即智道分子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前者不仅致力于专业的学术研究，而且进行关于公共社会的思考与探索，而后者则只致力于专业的狭隘领域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后者只是研究知识而不思考知识。智道分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学问家而非思想家。智道分子或者我们所谓的学问家一般都恪守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几乎从不越界，对于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几乎从不关注。比如，研究文史的就只研究文史，研究孔子的就只研究孔子，研究明史的就只研究明史。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一类型的人比较恪守自我的学术领域，不参合其他领域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类学者是只学不问的，或者说是学而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说近现代史上的王国维、章太炎、沈曾植、马一浮、熊十力、郭沫若、陈寅恪等是学有多专的知识分子，而当代的如饶宗颐、季羡林、李学勤、杜维明、秦晖、徐友渔等则是博专合一的知识分子，但是如启功、欧阳中石等则基本上只属专业领域的学者，离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就书法而言。整体观之，当代的学者书家群体相对于现代学者书家群体来说，数量是极为有限的。现代历史上的学术大家或大文人，大多都可以列入书家行列，即使不是专业的书法家，但他们自身的国学功底、书法水准与当代的专业书法家群体相比，都已远远超过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书法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是远不及当代书法发展水平的。当代书法无论从美学风格、审美标准、学术流派还是书法运动来说，都远远超过了现代书法（请注意，此处所说的“现代书法”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现代派书法”）。但是，这只是就书法的整体发展态势而言的，如果单就书法家个体而言，当代的书法家个体是无法与现代的书法家个体相媲美的。尽管当代中国迅速诞生了一大批书法家群体，但是这些书法家群体的诞生并不就意味着这些书家个体的书法水平与学术水准已经超越了前代的水准；同样，尽管当代中国迅速诞生了一大批人文学者，但是人文学者的诞生并不就意味着学者书家的诞生，相反，倒是学者书家越来越少，而专业书家却越来越多。当然，当代书法界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为数不多的学者书法家群体，这类群体既有着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阵地，又旁涉金石、书画、考古、历史、哲学等诸学科门类。可谓在文史哲艺等学科中融会贯通。显者如饶宗颐、梁披云、季羡林、文怀沙、启功、任继愈、李学勤、冯其庸等，当然中青年学人中亦有一批学识与书法才情均宏富者，如刘正成、丛文俊、白谦慎、曹宝麟、陈振濂、王岳川、朱青生、邱振中、徐寒、崔自默、王南溟等，这类学者与老一代学者相比，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也有各自的领域局限，而且除了刘正成、丛文俊、陈振濂、邱振中诸人之外，其余大多不是专业书法学者，但其学识之宏富、思想之锐利非同一般，而且此类学者都是活跃于当代学术界的中青年骨干分子，享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公共影响力，在艺术研究领域已颇具气象，相信假以时日，当有所成。但是，中青年一代学人中，除了专业的书法学者以外，其它学者由于自身文化的断裂，也由于他们本非书法科班出身，故使得他们相对于专业书法学者及上一代学者来说，对书法还是显得比较隔，所论大多只是隔靴搔痒，无关宏旨。也就是说，他们对书法的研究大多还只停留于美学或文化学层面，而难以进入书法本体。当代涉猎书法研究及创作的学者当中，我以为，当以饶宗颐、刘正成、丛文俊等学识最高，而以启功、季羡林、冯其庸、文怀沙等影响最大。饶宗颐不仅是香港文化泰斗级人物，而且是整个华人学者群体中学识与地位均显赫者。季羡林是中国大陆学术泰斗，地位与影响略大于学识，而论学术造诣，启功、冯其庸则略逊于前二者；但论书法影响力，则启功略大于另三者。启功、季羡林暂且不论。单论饶宗颐和文怀沙。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饶宗颐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为潮汕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潮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饶宗颐几十年来矢志不渝地进行“潮学”的研究和探索，使潮汕文化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饶宗颐治学遍及10大门类，如敦煌学、甲骨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各种学科，著书立说不胜枚举。仅其中的《20世纪饶宗颐学术集》便有12卷，内容超过1000多万字；专著六十多部；各种论文四百多篇；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他对中古梵文和巴比伦古象形文字颇有研究，有些文字连其本国人亦少有精通，作为一个潮籍的中国人，能通晓异国的“天书”，其天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论书画艺术，饶宗颐是“当今集学术和艺术于一身的一代英才”，他的书画艺术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优秀传统，充满“士夫气”，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学者型”书画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写生和人物白描，独具一格。其国画题材广涉山水、人物、花鸟，有传统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国的风光写生，更有自成风格的创作。书法方面，植根于古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各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壳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皆得心应手，从大幅中堂、屏条、对联到方寸空间小品，风格多样，而沁人心扉的书卷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书画。可以说，饶宗颐是一个兼学术、艺术、文学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或者说，他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艺术家。这样的人才，在当今中国是很难得的。当今中国，懂学术的未必懂艺术，懂艺术的未必懂学术，懂学术、艺术的又未必会懂文学，而饶宗颐是一个特例。文怀沙是楚辞研究专家，被誉为国学大师，同时其书法水准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被市场所看好。但是，文怀沙及文怀沙书法的走红，也仅仅只是近几年来的事。关于文怀沙的走红，有诸多原因，首先一点，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文怀沙本身的确是一个学识丰厚、性情高逸、境界深远的文人学者，在他的笔下和脑子里，几乎天下无事不晓，无人不知。其言谈天南海北，古今中西，每一句话都能给人以启发。从这个角度说，文怀沙的文人秉性多于学者秉性。其书法是那种兼容诸体、兼通背贴于一体的书法，未有高境界者难以欣赏。但是，就其对书法本身的学术造诣来说，几乎是散乱的、不成体系的，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学者。另外，文怀沙成名大概是由于其经历多、炼狱多、交往多、年龄大，他做过牢，反抗过国民党统治，“死”过几回，而且与当时的几乎所有文化大家都有过往来，这所有的资本和经历都足以构成中国式大师的全部条件。所以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能“熬”成大师。当然，人有所长，必有所短，文怀沙有过人之处，亦必有不及人之处，当世人不必拘泥于其一点一滴之长，亦不必拘泥于其一点一滴之短。他是国学大师，但未必是书法大师。如此而已。


（二）
从历史角度考察，当代学者的划分比较复杂，我们这里所说的学者主要局限于人文社科领域。但即便是这样，也还可以作更多细微的划分，如人文社科学者又可细分为文史学者、文化学者、政经学者、社会学者、艺术学者等等。若要与书法相结合，则当然是文史学者和艺术学者与书法走得更近。而其他领域的学者则大多与书法相去甚远。从书法角度考察，无论是现代中国的学者，还是当代中国的学者，几乎都没有一个精通书法的大学者是专业的书法家。如王国维是美学家兼考古学家，董作宾是考古学家，郭沫若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兼文学家，马一浮是国学家，陆维钊是国学家，舒同是政治家，赵朴初是民主人士，饶宗颐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和文字语言学家，季羡林是语言文化学家，启功是文字学家，文怀沙是楚辞专家，李学勤是历史学家，任继愈是文化学家，冯其庸是红学家，黄苗子是散文作家，等等。只有如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胡小石、刘正成、丛文俊、陈振濂、曹宝麟、白谦慎、黄惇等才是专业的书法学者，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还是会发现，在后一类所谓的专业书法学者当中，也有大部分是有着多个学科知识结构和多个领域转向的学者，如沈尹默本身就是中文系学者兼书法学者，胡小石曾任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史及书法教育，刘正成是由文学转向书法，白谦慎曾到美国哈佛留学，兼有政治学及艺术史学学科背景，曹宝麟曾是北大中文系高材生，丛文俊是古文字学、秦汉简牍学专家，等等。只不过，后一类学者的学术身份与书法家身份更为贴近而已。当然，另一类也从事过书法美学或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如宗白华、邓以蛰、王朝闻、叶秀山、叶朗、杨辛、刘纲纪、黄君实、韩玉涛、尹旭、杜书瀛、葛路、毛万宝等也在书法研究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们均毕生致力于艺术美学及书法美学研究，为当代书法美学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或者是引领了当代书法美学研究，但由于毕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书法训练，所以，尽管他们对当代书法美学开创了新的研究进路，但当谈到书法本体的时候，往往还是雾里看花，显得十分的隔。当然，作为书法美学研究者，是很少被书坛所关注的。书法美学曾经是一门显学，在1980年代的时候，随着美学研究的兴盛，国内曾掀起了持续不断的书法美学热，以及随之而起的关于书法本体论的热烈探讨，这与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书法美学家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是他们，推动了当代中国书法美学研究的大发展。当然，在书法美学研究者中，有一些后来又发生了转向或者是拓展，比如，先前研究书法美学的刘正成、陈振濂、邱振中等人后来都发生了转向，刘正成转向了书法史学，陈振濂转向了书法教育学，邱振中转向了书法艺术学的阐释，等等。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书法美学研究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没有这个基础，也难以进行其他领域的拓展。但是如果长期只停留于书法美学层面的研究，那么很可能就难以有大的跨越和深入的识见。书法美学家大多致力于学术研究，而少有书法创作，也很少*写字卖字维生，因此，既导致了对书法创作的陌生，也导致了其生存的相对困窘。如韩玉涛先生和楚默先生就是一个特例。作为当代中国有所建树的书法美学研究者，韩玉涛先生当初既没有头衔，也没有职位、职称，生活也很困窘，那时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出一本自己的研究专著，可是何其难哉！后得中国书协及刘正成诸人的襄助，才得所愿。楚默先生仅仅是无锡一个中学的教师，既没有职位，也没有职称，更没有头衔，但他终生潜心于书画美学及史论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不显山，不露水，生活也很困窘，而且还多得刘正成等人提携和关照。韩玉涛先生和楚默先生都是那种在书坛潜心学问而不太为书坛所知的人，他们是很纯粹的学人，但又没有学者的名分，既非书协官员，又非某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是我们常说的体制外人士，但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分量，却是某些所谓的体制内学者所不能及的。刘正成先生当年曾盛赞韩玉涛先生是“当代狂人”，实为至论。
在书法学者这个群体当中，当代书法学术研究及学者书法气象似乎不容乐观，显者寥寥。
从学术上讲，书法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其它学科的学术研究相比，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相对传统和保守，难以有包容的学术视野和创新的研究方法，而且基本局限于各自的研究领域，难以有根本性的超越。如研究史学的基本上就只局限于史学领域，研究美学的则基本上只局限于美学领域，而且难以进入书法本体。研究教育学的则基本上只能进行书法创作技法的研究。能够打通各个关节、进行综合性研究者寥寥无几。当然，从纵向上看，当代书法学术研究发展脉络，80年代书法美学研究兴盛，90年代书法史学研究兴盛，90年代以后文化学研究兴盛。从目前来看，书法史学研究基本上占有优势地位。从国内一批书法学者的出身及研究领域来看，书法研究卓有成就者基本上都是以研究书法史学而闻名的，如刘正成、朱关田、丛文俊、曹宝麟、黄惇、华人德、刘恒等，因为书法史学研究史料最多，跨度最大，而且易于进入书法本体，而其他领域的研究则由于对史料的占据相对较少而成效不大。当然，书法史学研究虽然较为突出，但是却容易陷入烦琐的考证之中而无法自拔，难以有超验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思想的出现。从历年来的书学研讨会中获奖论文看，都以书法史学研究论文为主，而鲜有其他领域的论文获奖。当然，在这一批书法史学研究者当中，仍然有个别学者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野，都相对突出，如美国的白谦慎、国内的刘正成、丛文俊等。白谦慎兼有政治学、史学及艺术学背景，后专事于书法史学及晚明艺术文化研究，具有多重的学术背景，这就使得其对艺术及艺术史的研究具有超越的学术眼光，尤其是其新著《傅山的世界——17世纪的书法艺术》一书就是以傅山为例，研究17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嬗变，再现17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中的文化变迁与文人命运，既具有艺术史学的专业深度，又具有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历史视野；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史学专著。因此，这本纯粹艺术史学书籍的畅销就不是偶然的。刘正成虽然从未经过专业的学院学术训练，但是其本身的学术视野却是极为广博的，书坛少有人能及。刘正成早年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编辑，具有文学的资质和天赋，后又从事书法美学研究和书法史学研究，再加上其编撰《中国书法》杂志和《中国书法全集》，领导中国书协的展览工作，既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又具有多年的书协组织工作和学术组织工作。因此，他能够接收到各个领域的一流的专家学者的最前沿的学术研究动态，能够接纳各个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而使自己的书法学术研究具有超脱性。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其他人同样能够有刘正成这样，接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他这样很轻松地吸收接纳过来并与其它领域的学者进行学术对话的。另外还要指出的是，刘正成不仅在书法学术上独有建树，而且其在文学、戏剧学、中西美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学术创见。当然，与丛文俊等人相比，刘正成可能更是一个述而不作的学者，丛文俊则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陈振濂则是一个著作等身、但学术泡沫较大的学者，陈振濂总体上显现出来的是才华大于功力，丛文俊是功力大于才华，而刘正成则是才华、功力俱佳。
从学者书家的书法创作来看，当代的书法学者与专业的书法家相比，在创作上总体处于落后地位。也就是理论研究落后于创作实践。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书法学者的书法创作基本上都停留于“准业余水准”。在90年代的时候，刘正成、陈振濂、朱关田、丛文俊、黄惇、曹宝麟等理论家的书法创作水准基本偏低。但是刘正成在下台之后，书法创作水准迅速上升，而且其草书水准目前几乎已跃居前列；陈振濂的书法创作水准一直比较低，但近几年似乎有所长进，起码获得了质的飞跃，这是值得可喜的；丛文俊以前几乎不会写字，现在看其书法创作，真行草隶篆皆精，颇有文雅之气，极为可观；曹宝麟以米字行天下，其书得米芾真髓，在国内颇具气象；黄惇以帖学为衣钵，乃当今书坛“新帖学”倡导者之一，其书法重传统功力，文质相间，得“二王”神韵，在当代书坛颇为可观。
诚如许多人所言，书法理论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论与创作兼具气象，相得益彰。但是，书坛的实际情形却是，书法学者理论素养丰厚，但创作水准偏低，难有统一者。其实，这种情况不单单出现于书法界，在美术界、文艺界都大量存在。殊不知，当今学院中中文系教授、博导一大堆，又有几个真正会文学创作的。而美院中美术史论家、美术批评家一大堆，但又有几个真正会美术创作的。所谓术业有专攻，所以，要求理论家都去搞书法创作，那无疑是太苛刻了。如果真要是让所有的书法学者都去写字卖字，那书法学术就真的没人做了。当然，我们对书法学者的创作水准，只能是一种期望，尽可能期望他们能懂创作，期望他们的创作水准能尽量高一点。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说明当代的书法及书法学术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近现代的大学者如沈曾植、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陆维钊等等，都是理论与创作皆精的典范。而当代的书法学者与上一代书法学者相比，还是存在着艺术的局限。
三）

另外，当代有一批学者本身是文化学者，但他们也同样关注书法和书法学术，并从文化学角度阐释书法的当代性价值。虽然没有接受过书法的专业训练，但他们的研究角度却是值得书法学术界借鉴的，这一类学者在当代中国还为数不少，如金开诚、王岳川、余秋雨、李廷华、徐寒等等，这一类学者是两栖类人物，既是文化学者，但同时也涉足书法学术，以文化学切入书法研究。如金开诚从事传统文化与古典美学研究，主要从中国古典美学、中国传统文化角度阐扬书法文化，其与王岳川合编的《书法文化大观》还是比较有文化学价值的；而王岳川是文艺理论家，刚开始研究艺术本体论，曾引起学术界关注，后又转向后现代及西学研究，同样引起轰动，后又从后学及西学转向“东方学”，近两年提出“发现东方”学术思想，以“发现东方”为学术脉络梳理书法文化，审视当下书坛，并提出“文化书法”的学术观点，尽管书坛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书法界的文化泡沫”，但是我觉得这样胡乱贴标签的人原本就不明白一个学者的学术理路；余秋雨是近年来走红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一个明星，既是文化明星、文学明星，也是学术明星。余秋雨是不是一个文化口红我们暂且不论，余秋雨本身懂不懂书法我们也不作讨论，但是余秋雨曾经花过一些时间和精力，从他独特的文化角度去关注中国文化生态和书法生态，尽管书法界和书法学术界并不一定会买他的帐，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他的那种独特的书法文化视野还是值得借鉴的；李廷华先生是80年代末就已经在文化界初露端倪的文化学者，以研究钱钟书成名，后又一直关注书法学术，从文化学角度切入书法，进行当代书法的文化思考，尤其是在思考中国书法的文人化与非文人化流变方面卓有成就。李廷华先生与文化界、学术界的贾平凹、陈忠实、刘正成等人的私交甚好，所以，他既能从贾平凹、陈忠实等人那里获得比较好的文学资源，又能从刘正成等人那里获得比较好的书法资源。但总体上看，李廷华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资源要远远超过书法资源。在书法上，尽管有刘正成等人的提携，但是，终究因为他长期只从事研究工作而少有进行书法创作，因此其研究就缺乏本体论支撑。当然，仅仅从文化角度说，李廷华对中国书法的文人化流变与当代书法的非文人化流变的文化考察是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的，这一点，也是其他学者所不能及的。但是，从书法本身角度说，李廷华对书法的认识与理解可能还是稍逊于其他专业书法学者；徐寒不太为书坛所关注，他是北大学者，经济学家，但亦兼擅山水花鸟及书法，涉足书画研究数十年，著作颇丰，其传统国学功底亦十分深厚，而且此人早年从政，曾任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秘书，朱厚泽先生为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学者型政治家，其身上有着十分浓厚的宪政民主思想。徐寒先生从其学，具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和艺术人格，其后来弃政从文，专事于经济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为当代画坛写竹高手，乃当代中国文人画之代表，其书法亦儒雅氤氲，颇为可观。但就其学术思想来说，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似乎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此一大憾也。
就涉猎书法的文化学者而言，无论是余秋雨也好，金开诚也好，王岳川也好，李廷华也好，这类学者在书法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造诣，大多是才情大于功力，或者说是才情有余而功力不足。这类学者往往为书坛所排斥。排斥的理由主要是认为他们不会写字，或者是本来不属于书坛圈内人士，认为他们是要利用其文化身份，要来书坛走穴。其中，大部分是无稽之谈。退一步来说，无论这类学者是否是书坛文化泡沫，是否是来书坛走穴，我以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所提供给当代书坛的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如果仅仅因为某些成见就有所排斥或者是想当然的对其进行人格攻击，那么，这种排斥只能导致书法界及书法学术界的固步自封。我始终认为，*权力资源来获得艺术地位和艺术资源，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提倡和认可的，但是，*自身的学术积淀和文化积淀来获得艺术地位和艺术资源，这却是应该得到认可的；否则，单凭几幅字就想享誉书坛，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至于所谓的“文化泡沫”，我以为这不只是书法界所存在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界都存在的现象。如果他是一个泡沫，那么，无需外人干涉，他自己就会破裂；如果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泡沫，那么你无论怎么贬低他，挤压他，他也不会破裂。所以，真正的泡沫是经不起挤压的。
当下文化界、书法界，还有一类是在多个领域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同时也涉足书法领域的文人、学者，这一类人是文人身份大于学者身份，文化身份大于书法身份，兼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于一身的。当然，就书法创作来说，他们可能大多还只停留于“票友”水平，但是，就他们对书法与文化的思考来说，则可能比一般书法领域的学者又要高得多。他们当然不是纯粹的书法理论家，但是，或可称作关注书法的文化人，比如贾平凹、王蒙、冯骥才、张贤亮、陈忠实、熊召政、肖云儒等，这其中除了王蒙、肖云儒是作家兼学者的身份之外，其余均是纯粹的作家。当然，其中尤以贾平凹最为典型。贾平凹是当代中国的实力派作家，我认为，其水准与地位均在陈忠实、莫言、韩少功、张炜、铁凝之上，贾平凹是属于那种天才型的文人，他在书法创作上也是属于天才型的，你从他的书法作品当中，全然看不出他的笔法出自何家何派，没有源流，没有因循。当然，如果从书法专业角度说，我们可以说他是无视传统、背离经典碑帖的，完全是一种无源之水的想当然创作，但是，如果从艺术审美角度说，我们又还不能对他的书法完全否定，甚至还不能评价得过低。因为，贾平凹书法中所透露出来的文人气息与天趣，确实是其他专业书法家无法做到的。我相信，贾平凹在练习书法上比起那些专业的书法家来，肯定是非常轻松的，也未必花过多少时间，但是，所有这些高妙的气息，又不是*一朝一夕的认真临帖所能临出来的。这就是书法作为一种艺术的诡异之处。很显然，如果把贾平凹当成专业书法家，肯定是不合适的，也没有人会认可；但是如果把他当成对书法一窍不通的那种忽悠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贾氏的书法作品与他的散文、小说一脉相承，具有独特的陕南文化气息。贾平凹书法的市场走俏并不是其书法本身，而是得力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与地位。再看王蒙，王蒙最初是一个作家，后来做过几年的文化部部长，是个老右派，退了之后潜心于学术研究，涉猎极广，于文史哲无所不包，尤其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力度不小。或许可以这样说，王蒙晚年的学者身份要大于作家身份，当然，王蒙近年也致力于书法创作，但或许是由于年龄的因素，其在书法上难有大进。冯骥才本来就是作家兼画家出身，其画虽不入主流，但亦能称得上当代作家画家之典型，尤其是近年来专门放弃文学，借助于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个平台，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发掘与抢救工作，其精神与行为着实令文化人称道。张贤亮是个三栖类的人，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还搞点书法艺术。张贤亮以写知青小说和反思文革、镇北堡而成名于中国文坛，又以经营宁夏西部影视城而闻名于商界，可谓儒商之代表，其近年来亦在闲暇之余潜心于书画余事，虽未入佳境但亦有气象，亦可谓当代作家书法之典范。
总体来看，当代作家由于经历过战争年代和文革剧变，导致了其文化身份的断裂，因而他们这一代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书法的认知是非常表面化、浅层化或者说是非常感性化的，仅仅停留于“票友”层次，有的甚至连“票友”都还算不上。当然，作家毕竟与学者不同，作家成天沉迷于虚幻世界的营构，他们所观察的几乎都是对当代现实世界的思考与观察，而鲜有对传统历史文化艺术的浸淫，而且由于文学与书法还有天然的差别，文学是属于形象性的艺术，而书法则是属于抽象性的线条艺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往往情感思维和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但抽象思维和视觉功能比较弱；而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则恰恰相反，其视觉审美功能往往大于形象思维功能。这是导致当代作家不懂书法、书家不懂文学的内在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就是自身文化的断层。当代作家由于缺少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积淀，往往不懂书法，而当代书家由于缺少学术的积淀，往往不懂文学与学术。而学者则例外，一般来说，现在60岁以上的文史学者或人文学者大多都对书法有着或多或少的认知，而且其书法本身还可以构成“学者书法”的景观。但是，60岁以下的学者即便是与书法或传统艺术走得很近的文史学者，都与书法相去甚远，甚至大多数人不知书法为何物。当然，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人文学者、文化学者或文艺学者，则基本上不懂书法，甚至对书法根本就不感兴趣；当然，这一年龄层次的政、经学者离书法就更远了。
当代社会是一个离文人文化越来越远去的社会，文人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整个语境都充满了文人氛围，文人文化的远去也为书法的存在与发展树立了一个挡板，没有了文人文化的存在，所有的书法艺术都将失去人文价值，而徒成一种仅仅具有观赏价值的视觉艺术或仅供买卖的商品。这是工业化社会和商业化社会所无可避免的，这个是属于客观层面的因素，与文人本身无关。另一个原因是当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与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断裂”所带来的“文化断裂”，而“社会断裂”又是由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所带来的，而不当的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又是导致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及“社会断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制度的缺陷与文明的失重构成了文人文化及书法文化失落的双重困境，也构成了当代学者书法失落的双重困境。勿要说让全国人民都去热爱书法、维护书法，就是要让这些处于文化高层的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去维护书法的文人意识，都难上加难。

关于这个话题其实是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即前一阵子一直在提的所谓提倡“学者型”书法家。
其实之所以有书法学者与学者书法这两个名称，其思考的立足点或出发点都是落在书法上，简单讲，在其他领域有贡献和成果的专业者，他们如果还会写字，他们是字即就是所谓的”学者书法”，而所谓书法学者其实很含糊，因为假如你具有书法的专业背景（不一定专指是学院科班出身），那么你就是所谓书法学者。但还是很别扭，“书法学者”是个没有太大意义的杜撰。有一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即“书法学者”是指本身是书法方面的专家而有涉猎其他学术领域或在其他学术领域有学术成果者称之为“书法学者”，这是完全讲不通的，纯属杜撰。因为照此类推也应该有化学学者、唱歌学者、长跑学者了，但没有。
事实上中国书法一直是个很宽容和包容范畴，历史上基本上能留下笔迹的文人（广义上讲能留下笔迹可供借鉴学习的任何人）都可以被后世纳入“书法家”范围。例如现实生活中一般大众只知道苏东坡、黄庭坚是文学家，殊不知他们还是书法家。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书法的立场上来谈的，其实在其他领域未必那些学者就认为他们自己是什么书法家，他们或许根本没把书法当回事，而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书法界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妄自尊大。
还有一点，书法真正有专业其实是当代的事，（主要是学院是开设了书法专业），社会有书法的分工。这也说明在以往没有谈论这些话题的基础，因为以往不可能站在书法的立场上去看其他领域的问题的。而现在恰恰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学院里学科分裂也越来越细致，导致书法被边缘化而真正另起炉灶了。这当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后果，简单讲就是使过去文人那种“好书”的意识在现在基本不存在了，例如现在的作家不再是非拿起毛笔才能写文章的那种状态了，不接触毛笔当然就缺乏研究它的机会和兴趣熏陶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从今年举办的几个书展及书学讨论会的评审来看，新一届的书协领导是想把事情做好的，从“阳光政策”的制订，评审规则的确立，再到评委的选拔各媒体的监审，以及联合网络及时发布评审信息等举措，似乎让书法人看到了一个充满阳光的书协形象，也让人感到了中国书法的希望，但从最近的行草展和七届书学讨论会的评审来看，暴露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赢得喝彩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质疑和非议，诚然书坛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些积弊和潜规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得到改善，阳光下仍然会有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况发生，这些都有待书协和我们全体的书法人共同的努力才能解决，笔者就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做个简单的评说，这些问题虽不是一种人为的作弊和黑暗，只是一些操作上的不能让投稿者满意的地方，说出来不知能否得到重视和改善？

    （一）  评审速度  糊名评审
      评审速度的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尽管有人质疑评委的“三秒钟”现象，但规则不变投稿者也就无可奈何，因为投稿者是自觉自愿的将稿件送上门来的，也就要接受评审时“三秒钟”这个现实，但这次行草展的评审中“三秒钟”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近三万件作品一天时间全部完成初评，时间上确实显得仓促，遗珠之憾肯定难免！例如初评后就出现了一个情况，上届行草展的获奖的江苏某青年书家在初评完时有评委发现竟然没有作品进入复评，以某书家的实力进入复评应该问题不大，曾有人建议是否在已评审过了的初评作品中翻找，但茫茫三万件作品要找出一件作品谈何容易，再就是也不符合评审规则，因此那位书家遗憾的与这次的行草展无缘了！从这件事来看，写的好的有名书家尚被无情的“三秒钟”给误伤，而更多的有实力但无名的书家的又是被什么所误伤呢？所以评审时的“三秒钟”现象能否得到改变和有人能为此作出解释呢！

      如果说评审书法作品时是“三秒钟”，而到了书学讨论会时就出现了“三分钟”现象！
      据报道这次的书学讨论会共收到论文937篇，初评的时间是一天，初评时是按照征稿启示的要求进行淘汰，也就是说稿件必须符合要求即：标题，内容简介，关键词，注释等要件，如果没有具备这些要件，不要三分钟你的论文就会淘汰！哪怕你的正文写了一万字，你的观点非常有价值，你可能也没有机会被评委再看了！即使你的论文进入了复评，你的论文也可能只被一位评委审读，而且只能是泛泛的读，因为只有两天的时间，你的近万字论文被几位评委审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每个评委每天要面对几十万字的阅读量不可能为你的文章反复的读的！所以在“三分钟”里遗憾又有多少呢？这对于用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才完成一篇文章的的作者太不公平了！

      对于“糊名评审”，中书协确实有着良好的心愿，这次书学讨论会的稿件采用了以前没有过的“糊名评审”就是例证，将作者的名字涂黑，让评委无从徇私，从表面上看“糊名”可以保证公平和公正，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并不能让人满意，“糊名”只是在初评之后进行，糊不住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要作弊或者是有倾向性照样可以用，试想书学讨论会的征稿是几个月的时间！很多的作者在作文过程中可能会互相交流或者是请教自己的老师或朋友，而这些师友可能就会了解论文内容和题目，在评审时轻而易举的就会找倒要照顾对象，所以糊名并不能完全糊住漏洞。加上时间缘故，“分组复评后评委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对每一篇论文的交*审读，这样，终评投票时评委对其他论文组的论文无法判断优劣，只能凭简短的介绍或某种提示，等等，”（摘自《书法报》记者观察）当然评委的品质我不便怀疑，只是杖着这个程序防止作弊可能效果不会理想，到不如多选择评委，提前将文章都发给他们看，让他们写出该获奖文章的理由然后再综合各评委的意见，而不是一两个评委读过或读了提纲就决定了获奖和落选，这样对花了几个月时间写出文章的作者也是一种尊重！     
      
       （二）  书学讨论会该讨论什么？

       这次书学讨论会的征稿启示上说：“有关书法篆刻艺术的理论、史论、美学、技法、评论、教育、对外交流，以及工具材料等各个方面研究的论文均在征稿范围之内”。

        而其中有“为了体现并推动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倡对当前书法创作情况、思潮倾向及地域流派等现状作认真、深入、客观有学理性的研究；鼓励就书法艺术在当今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等问题进行学术研究。”这些特别提示！
       从最终的评审结果来看获奖文章中史论，考据，美学技法等占绝对多数，而征稿启示提倡的“针对当前的创作，思潮倾向”，以及“书法在当代的文化价值和生存环境”等很少获奖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入选的也只有很少的几篇，提倡的东西居然没有几篇文章，鼓励的东西也不见踪影，难道我们当代的书法理论只有考据和史论了嘛！最应该引起关注的当代书法生存环境书法方向和书法批评居然无人问津或者说是不能入选更不能获奖，难道不是一个遗憾！对书法人最有现实价值的最有前瞻性意义的东西不能引起重视，而大量考据式的掉书袋文章大行其道，不能不说是对当代书法理论界的嘲讽！我们的书法理论家似乎在构建的是一个离地很远的空中楼阁！


  （ 三）八股文章与艺术规范

    从这次公示的论文来看，都符合了征稿启示的要求，有内容简介，关键词，正文，注释 ，似乎也都符合了学术规范，符合了当今国际流行的大趋势，中国传统的议论文的做法在这里没有了市场，他们似乎在第一轮的筛选中就没有了踪影，这就可怜了一帮习惯了传统作文法的老先生们，也许他们在以后的书学讨论会上没有了发言的机会了！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上说应该有一个标准，但我们看到的论文似乎变成了庞大而空洞的框架，其中的引用和注释占了相当的篇幅，甚而有些注释部分的文字 ，字数快赶上了正文的文字！不知道学术的规范是这样规范的吗？正文部分充满了引号，抽取引号里的内容不知还有多少是作者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这种掉书袋式的文抄公作出的文章难道就是我们的书法理论家们的学术功夫？凭自己的脑袋作文章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要做文章必须要到图书馆里翻出某人某文的某篇某行，再抄下文字和注释，对他人好章句的“信手拈来”这个词似乎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了，这难道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八股”文吗？

     书法理论不单纯是为了专家写的，同时也要考虑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水平，只是停留在书本层面的理论文章，或者是考据类的离书坛很远的东西对我们的时代有多大的作用？从“实用”和“前瞻”两个角度来说，我不知道这次的获奖和入展论文有多少真正对书坛有用的 ！有的多数是“向后看”的八股式的史论和考据。规范的八股虽然是一种流行但不能把它做成了一种装模作样的纸老虎，不要让书法理论家离开书法家和书法主体而自己走的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