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百年来,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挫折,简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直到60年代尾,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还认为,儒家将会是只有在博物院里面才找得到的东西。而国内在文革时期对於传统文化的摧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那知由70年代开始,亚洲经济起飞。日本与所谓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它们都有儒家的背景,於是引起了对於儒家发生兴趣的热潮。而国内在文革以后也拨乱反正,放弃了锁国政治,“现代新儒学”竟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研究项目。海内外都在努力探索儒家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人甚至宣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试问这与五四时代的反孔潮流,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政治化儒家与民间的儒家的结合往往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正好像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基督教发生了不同的作用一样,这里只举出新加坡与韩国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情况。新加坡华人占当地人口的3/4以上,立国以后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强势的政府领导与市场经济结合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领袖们的确反对西方式的完全自由放任,80年代一度曾经试图提倡儒家伦理。但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竤社会,从未让儒家意理提狜到国教的地位,最后终於放弃教授儒家伦理以及其他宗教知识课程的企图。到1991年政府发表“共同价值白皮书”(White Paper for Shared Values),提出四项共识:社团高於自我,家庭为建造社会之基础,诉之於共识而非斗争之方式以谋求重要问题的解决,强调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宽容与和平。很明显,这些都是与儒家传统相容的价值。但新加坡这一城邦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方式,提倡清廉、有效率的政府,未必能够在其他地区加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