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文化宣言

文潮

宣言


    当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在关注和谈论全球化。这一显见的世界趋势既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就和企业经验的共享，也凸现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
    鉴与此，我们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的提议，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邀请，于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愿藉此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我们期待，经历过全球化的洗礼，原生状态的、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参照，更为坚定的认同。文明既属于历史范畴，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人文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应当认识，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她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文化价值的体现和文明的进步，还将有待于伟大的创造和成功的实践。我们愿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共同奋斗！

    许嘉璐  季羡林  任继愈  杨振宁  王蒙  于广华  于友先  马金凤  马博敏  王石  王立平  王纪言  王晓棠  白先勇  白淑湘  田爱习  叶嘉莹  冯骥才  汤一介  李  立  乔  羽  吕厚民  刘厚生  刘国平  刘诗昆  刘效礼  刘梦溪  朱建荣  任晓兵  许倬云  何伟康  何兹全  何超明  吴祖强  陈映真  邵  恩  杨兆麟  苏树辉  杜维明  阿不都热依木.热介甫  阿来  贡敏  张信刚  张继刚  尚长荣  庞朴  周小燕  周文中  周汝昌  周颖南  金坚范  胡恩  费明仪  高占祥  萧马  尉天池  黄会林  黄苗子  黄俊杰  曹泽林  梅葆玖  寇世勋  辜正坤  谢晋  焦晃  詹建俊  满都夫  裘锡圭  熊召政  潘震宙


来源:《大地》 (2004年 第十八期)   





《甲申文化宣言》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  
［ 作者：徐国进    转贴自：南方网    点击数：146    更新时间：2004-9-27    文章录入：水木 ］

在2004年9月3—5日，一个名家荟萃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行。论坛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由60多位学者签名的只有1500字的《甲申文化宣言》。论坛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舆论界一般给予了论坛以及“宣言”以正面的评价。但是，在2004年9月21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袁伟时先生《评<甲申文化宣言>》的文章，通过对于民国以来类似的“文化宣言”的回顾，对于本次的“宣言”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批评意见。
　　显然，身处21世纪初的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了需要选择社会建设的方向以及定位自己国家21世纪未来的关头。的确，我们需要一份具有伟大创新精神和丰富内涵的文化宣言，为未来中国社会构画明确的轮廓，并且以此引导中国21世纪的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的步伐。因为文化是形成整个社会文明形态的传导力量，任何新的文明素质的生长，都需要新文化的抚育。存在于地球上的生物界，只有人类才拥有自己的文化，因为只能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生活史和创造方面的过程。文化蕴涵于人类本身，在人类整体和个体的行为中，文化使得人类既作为主体而存在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人类在记录历史和选择未来的社会活动中，文化充当着指示器。对于人类，文化是真正的具有主体与客体相联结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文化作为客体表现，是指人类历史开始后，在创新物质生活过程中的社会劳动和创造的存留物；另一方面，文化作为观念表现，是深存于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因素，直接支配着人们行为和活动方式。因此，文化既是人类本身的创造物，又是支配人们行为方式的主观素质。文化特有的双重属性使得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既是结果又是前提。就前者而言，文化是人类历史存在的证明，也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历史过程中人类从事的一切物质创造，都是人类文化的客观载体，而人类本身——不同地域环境、文字表达、社会组织下的人们，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和观念，是同其民族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联系并且被这个因素所主导的。就后者而言，由于人类活动不断改变着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从而也就不断改变着自己生存所持有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历史生活中的一个变量，文化必须处于不断的革新中。
　　通读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我感到，它既没有能够对于传统文化进行符合历史发逻辑的说明，即没有能够解决我们的文化“哪里来？”的问题，也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出21世纪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崭新的文化观，即没有能够回答中华民族文化向“哪里去？”的问题。相反，我感到却是在极其混乱与含糊的角度运用“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文明、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全球化，等等，这些概念在“宣言”中都是模糊的。没有对于概念实质的说明和理解，也就不可能存在对于概念的正确的运用。
　　“宣言”首先强调的是：“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这句话仿佛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却不仅是对于人类文化与文明关系的极大的歪曲，而且混淆了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文化和文明都有其存在的条件、前提和基础，脱离开两者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文化和文明就无所以附丽。同时，宣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规定了文化的范围——“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总之，文化是可以覆盖社会生活的一切事物的。既然如此，那么，宣言的作者有如何回答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从“哪里来？”又将向“哪里去？”的问题呢？
　　在这次文化高峰论坛上，一个最有吸引力的亮点是扬振宁教授对于作为汉民族思维意识的源头《易经》同近代科学的关系所做出的解释。站在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的立场上，这种解释是符合物理学家的身份和特点的。从客观结果处看，这个解释符合了汉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真实关系。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体以《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报道，引发了如何认识《易经》的争论和不同观点，而站出来批评扬振宁教授的则是一些所谓的哲学家和易学家。在这方面，我们只能认为，一个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民族，不可能孕育出具备全面的科学理论品格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扬振宁教授站在一个科学家的立场上提出这样的观点，值得我们尊重。《易经》所提供的民族思维的确是汉民族逐步丧失科学技术发明力的一个原因，当然这决不是改变性的原因。对于汉民族自从唐宋以来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能力逐步落后于西方事实的根源的探讨，需要从汉民族同其生产资料的关系特征来认识，即从农耕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整个社会制度中去探寻，由次出发，我们才能够合理的说明中国近代在物质生产力创造方面落后的根源。我认为，《易经》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一个源头，它所提供的最具哲学意义上的观点是：“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人类对于自己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和社会天然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理论、看法和观点，但是最后只能是通过不同的道理而达到同样的目的地，人类生活具有相同的归宿。扬振宁教授只是从《易经》和近代科学体系的关系出发，说出了一句 “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话，如果这句话也足以引来许多人的指责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中国大陆在科学技术方面创造能力的提高真的还需要时间，同时，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各种伪知识分子滋生的地方。
　　作为文化表现，汉民族在其生存过程中，在同自然界的关系方面的确缺乏科学的品质，在人们之间构成的社会关系方面又缺乏民主的品格。
　　所谓全球化，正是指人类生活在物质基础方面、科技发展水平方面和精神领域的价值观念方面的趋同性、一致性和沟通、交流、认同能力。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别，其原因并不是不同的地理、种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由于这些民族国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并由置根于其上的生产方式的不同造就的。
　　对于中国，“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当然需要这样。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落实这样的价值观，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宣言”中，我们看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仅缺乏的是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工具（即唯物辩证法），也缺乏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对于社会现实的说明力和理解力，而且缺乏对于中国21世纪社会未来的想象力和构思能力。这使得宣言对于中国21世纪所需要的文化、文明以及如何创造中华民族的新的文化和文明没有具体的方法论和统一的世界观。《甲申文化宣言》的空洞无物是明白无误的。既没有说明现实文化创造所需要的条件和前提，也没有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以及她同全球化的实质关系。任何文化和文明都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并且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和文明不可能凭空产生于人们的头脑中，文化是人类活动（主要体现为经济与政治活动）的表现和证明。
　　在21世纪，对于中国发展和汉民族文化来说，最明显的文明趋势已经肯定：就是企业组织正在成为社会劳动创造和科技发明的最重要的力量，21世纪中国大陆肯定是一个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丰富，并且由此造就一代又一代的企业英雄的世纪，这个趋势已经通过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表现的明显无遗。在政治上，中国需要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完成伟大的社会发明——国家公共权力形成制度的创造、确立和运用过程。因此，在经济领域，劳动者组织的发明创造是中国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根本动力，不断涌现的分工所创造出来的企业组织和企业家队伍，必将成为21世纪这个发展的最伟大的人文景观，同时，与这个历史潮流相对应的是伟大的社会政治发明，即重新确立社会公共权力的形成制度。我认为，此两者，才是构成21世纪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基本素质。如果脱离开这两点，去谈论文化、文明和其他的一切社会历史因素，只能是无本之木和缘木求鱼。
　　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表现为不断扩大和丰富的分工、交换、竞争、节约等等经济原则和正义、公平、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而同这些已经促使人类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文明相比，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在21世纪里向人类生活贡献了什么？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对于自身的许许多多文化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且采取科学的批判的态度。
　　在经过了20世纪80—9-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如果仍然不具备在理论思维上对于时代生活的理解力，肯定也就不会具备正确的创造美好未来生活的能力。中华民族需要涌现出一大批真正的对于自己民族怀抱大爱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不是只顾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个人恩恩怨怨的伪知识分子。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作为个人的马克思真正能够充当伟大的人文知识分子，恩格斯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们的时代缺乏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这是整个汉民族的悲哀。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在无法选择自己发展方向时的一次正确的选择。但是，历史的结果却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却一次次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还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是多么明确而简单的真理。
　　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来说，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回到马克思、重新定位21世纪中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