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性：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解释(张法)

文潮

张法


    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为什么是这样的？这问题最难回答，20世纪的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竟是这样的。我想试着从中国文化方面进行一些解释。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对主题概念进行一下定义。
     一，怎样定义现代性与中华性
     什么是现代性，17世纪现代文化在西方兴起向全球扩张，这种文化的核心结构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容，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艺学家各有专论，综合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现象看，一是从内容结构看。其实历史的进展已经包含了内容结构。历史现象上，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层面的范例，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政治层面的范例，从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和以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意识层面的基础，以伽里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为代表学院性科技提供了理性思维和工具动力。这就已经说清了内容结构：经济（商品/市场）、政治（民主/法治）、思想（启蒙/理性）、工具（科学/技术）。如果我们把这四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结构，那么，其西方色彩是很浓的。几百年来，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一直在证明着这种现代性的普遍性。我说“证明着”而不说“证明了”，因为这种现代性作为整体结构的普遍性，还在证明的过程之中。我们还不能用一个在证明中的东西来作为现代性的定义。
     现代性还可以从纯历史的角度来定义。世界史可以分为四大阶段。从2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公元前3000年前苏美尔文化和古埃及第一王国建立，为第一阶段，是人类漫长的原始文化时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以四大文化（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和前玛雅文化为标志，是第二阶段，人类社会进入高级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到前200年，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希腊和希伯莱为代表的（包括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在内的）地中海文化几乎同时实现了“哲学突破”，即产生了哲学思想和理性思维。印度以《奥义书》和佛陀为代表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国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地中海文化以希腊哲学家、希伯莱先知和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从而三大文化形成了各不相同、独具特色的文化轴心。这段时期被称为轴心时代。至此以后，中国、印度、地中海这三大文化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其中，各大文化又衍生或影响了一批子文化，如中国文化影响了朝鲜、日本等；印度文化影响了东南亚；地中海文化又化生出三大子文化：西方天主教文化、东方东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但总的来说，世界史仍然是一个分散的世界史，即各大文化按照自己的历史规律独自运行。它们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哲学观念、思维方式、宇宙模式、历史规律、社会范型、心理结构。这一分散的世界史持续到17世纪。这是第三阶段。人类历史的前三个阶段，原始文化、高级文化和轴心文化，都是分散的世界史。17世纪，现代文化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把分散的世界史带进了统一的世界史。以前各文化都在分散的世界史中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现在一切文化都必须在统一世界史中按照全球一体化的规律运转。各非西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强行拖入统一世界史的，即在西方文化强大挑战中被动或主动地进入世界史的。进入统一世界史以后的时期，是人类历史的第四阶段。从分散的世界史到统一的世界史，来看现代性，可以说，现代性是统一世界史的特征。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只要没有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一体化中灭亡的，都以各自的方式先先后后地走向了统一的世界史。也就是走向了现代性。
     现在可以说，现代性就是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走向统一世界史（全球化）的特性。由于有西方主导的一面，我们看到前面讲的那个西方文化结构在全球化中的重要影响，由于有各文化走向统一世界史的一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性道路，俄国的、日本的、土耳其的、巴西的、印度的、中国的-----在统一世界史的近代阶段（17世纪到19世纪末）西方人认为只有西方的现代性才是现代性，于是他们对西方与非西方作了如此的二元划分：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愚昧，理性/非理性。在统一世界史的现代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和后现代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认识到了各文化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性格对其走向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从而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观念以适应新的世界现实，全球化一体化与文化多样化的思想出现了。正是这一背景下，各文化在现代化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自己走向统一世界史的特殊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性的问题提了出来。
     中国人怎样理解自己？世界应当怎样理解中国？这是一个应该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从问题史来看，只有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中华性的问题才会提出，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性是一个现代问题。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华性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关系到中国文化在古代世界的特性。即从轴心时代，也就是雅斯贝尔斯说的，以希腊、希伯莱、波斯为代表的地中海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前马雅文化等等，建立自己的特殊性以来，各个文化相对地处于分散的世界史中，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在这分散的世界史中，相对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美洲诸文化，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第二方面关系到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特性。自17世纪，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把全球带进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史中，在由西方文化领先，其它文化跟进的全球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显出了怎样的特征。虽然古代中国实际上处于与世界其它大文化（西方、印度、伊斯兰等）并立而又分散地发展着，但中国自己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世界全貌。而是从中国与自己周边的小文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交往中来认识自身的。在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夷夏世界观里，还不可能出现一个中华性的问题。而现代以来，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1840年中国在西方的强迫下进入统一的世界史以来，中国文化在新的世界中重新认识自我以来，中华性的问题就提出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新世界不是由中国来定义的，而是由现代以来世界的主流文化即西方文化来定义的。中国文化在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时候也必须按照这个新的世界来定义自身。因此，中华性是中国文化面对一个新世界，一个就目前来说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文化，以各大文化共在互动的世界中，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因此，中华性虽然包含着古与今两大方面，但它是一个现代问题，即只有在现代才可能提出来的问题。因此，中华性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问题，是中国型的现代性问题。
     从时间维度上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1840年，中国文化被宰成两段，此前，中国按自身的规律运转，此后，中国融入了统一的世界史。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世界史主要是各区域文化按照自身的规律自行运转的分散历史，15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方崛起并以其必然性的向外扩张，自1419-1487葡萄牙人南航于西非，1492-1493哥伦布远航美洲，1497-1499达-伽马东航于印度，1519-1522麦哲伦环航地球，西欧诸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先后进入非洲、美洲和亚洲，一步步把全球逼入进一个统一的世界史。1840年，资本主义终于决定性地用坚船利炮打进中国，把中国拖赶进统一的世界史，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古典与现代的界碑。
     历史学家看出了，西方文化是世界史的一个例外。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考察了23个“文明”，统合希腊文明、中世纪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为一个，也有21个。把20个文化放在一边，西方文化放在另一边来比较，可以有很多归纳。一个较有参考价值、但要经过复杂的演绎解释过程才讲得清楚些的结论是：所有的文化，都把人放进自然整体之中，使人屈从和谐于自然；只有西方文化使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去征服自然。正是这一点，（当然还有许多其它特征）西方文化产生出了现代文化，使分散的世界史成了统一的世界史，使世界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把人类带进了现代“福祉”，同时了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灾难”。历史学家论及了西方文化是世界史的例外，但却没有由此进一步去探索非西方文化在世界史中的更深一层的意蕴。这，更多地是留给非西方学者去关注的。
     历史学家也看出了，中国文化是世界史的另一个例外。但只把这例外给了古代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化像中国这样，几千年毫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虽然汤因比把西方文化分算为三：古希腊、中世纪、现代西方，但还是可以按惯例视它为“不间断”。不过是不间断地发展了起来。与它的跳跃发展相比，中国的延续保存仍显得格外有特色。可惜中国文化为世界史例外的现代意义没有被探讨。在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中，中国只被视为与广大的亚洲、非洲、美洲国家一样的殖民对象；在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史的图景，西方和苏联都按自己的世界史地图重画了中国，但仍然视为与亚、非、美洲的非西方非苏联国家同质，是它们的争取或争夺对象；中国与苏联分开后，属于第三世界，于是又被放进了第三世界的一般抽象之中。因此，理解中华性，是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以其它方式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关键。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性就是中国型的现代性。
     二，中心化情结与中国对西方挑战的独特反应
     当西方的扩张逼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给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什么东西使中国作如此的反应呢？这得回到中华性的古代特点。古代中国给予中国现代性历程最大影响的是什么？答曰：中心化情结。
     中国文化引起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在一个基本不变（相对西方而言）的理念、制度、社会结构下毫不间断地延续了几千年。由于不间断，几千年的辉煌创造完整地（相对其它文化而言）保存了下来，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又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其中与中心化情节相关的是：世界图式/心理模式。先秦以来，中国通过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反复“对话”，得出了夷夏的等级世界图式，确定了自己（夏）的中心地位和文化的先进性，规定了四夷的从属地位和文化的落后性，这又与中国处于大地中心（中国东南北三面是海，西部昆仑山翻过去不久也应是海，中国即四海之中）的地理观念相结合，构成了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等级图式。“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贾谊）的气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的盛景，通过历历代代的文物典籍，在中华民族的内心积淀了深厚的中心化情结。在这个宇宙图式中，整个世界就是按照夷夏模式筑构起来的，中国在世界的中心，是世界的标准，简略地说，中国就是世界。不妨把这个世界图式称为：中国世界。
     中国世界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当然这个“第一”不是凭空自吹，而是以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和成就为基础的，也正因此，当它面对一个新的代表世界史潮流的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时，从1760年到1834年的抵制西方东进的广州体系, 表现出了以中国史对抗世界史的惊人固执；从1840年到1894年的革新，表现出了以中国史对抗世界史的惊人勇气。标志统一的世界史出现的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一方面是一个残酷可咒的殖民化过程，另方面又是带动和激励全球的现代化过程。面对世界史的挑战，中国的中心化情结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作用可以从两种对比中显出。一是以印度（从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船队抵印度到1818年英军占领马拉达人首都浦那, 英国公司成为印度的最高权力, 到1859年的印度法和1861年的印度参事会法, 印度完全殖民化了）为代表的一大批亚、非、美洲国家被沦为殖民地。而具有中心化情结的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而且也果然没有沦为殖民地。另一类是日本面对世界史挑战迅速完成了向现代的转换，而具有中心化情结的中国要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才认识到这种转换的必要性。就东方面对西方的压力来说，中英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1853年美国舰队在日本贺浦海湾登陆性质是一样的，但后者对日本举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这又成为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契机。对没有历史“包袱”的日本来说，学习先进成为主要的选择原则。从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显启明治维新框架的1865年的《船中八策》，仅7年, 到1868年明治维新, 才10年，从1853年算起, 才15年。而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具有与明治维新相同理念的1898戊戌变法，历时54年。鸦片战争包含着日本人不可能体会到含义，它是中国史规律与世界史规律的对抗，是中国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循环论历史观和以西方文化为主潮的进化论历史观的较量，是中国充满生动节律的静态和谐宇宙与西方充满斗争否定精神的动态进化宇宙的碰撞。有几千年的辉煌，虽然惨遭失败，只在少数政治精英中引起了中国式的惊震：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了老子有所不如人：技（坚船利炮）不如人。而这少数先觉者的思想，靠了严酷的事实推动，经过了20年,才成为一部分当权派的意识，于1860年代开始了"师夷之长以治夷"的洋务运动。在辉煌了几千年的传统笼罩下的中国政治精英要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基础上承认有所不如人相当困难。洋务运动的推行过程中也不断地出现朝廷内外，全国上下的大争论：1867年关于设立同文馆的争论, 1874年关于设厂制器,筹备海防的争论,1880年关于铁路建设的争论。具有中心化情结的中国面对大失败引发的只是在应当天下第一共识上的以持仍是天下第一观点为一方的人和认为有所不如人而必须学人之长以保持真正天下第一的另一方的争论和斗争。
     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地为外在强力拉入世界，洋务运动则是中国主动地融入世界，因此，洋务运动可算作中国现代化转变的开始。这样似乎中、日都可说是从1860年代进入现代化转变的，而实际上，日本是进行的实质上的体制转变，中国仅是在器物层面的“西化”，而这器物层面的变化，不被认为是朝向世界史的，而被认为是朝向中国史的变化。洋务运动处在两种意义体系的交织之中，从中国史的观点看，1840年以来历史表现为王朝的衰败，从世界史的观点看，则表现为中国融入世界史，按照新的世界标准和规则进行新的历史运作的过程。洋务运动，从客观上看，是中国进入世界史的运作，但在运作者的主观上，被定义为中国史的王朝复兴运动。这就难怪当日本明治天皇在五条誓文中声称，日本将“为帝国统治根基的强盛，拓新知于海外”时。而代表同治中兴的曾国蕃、左宗棠、李鸿章一方面竭力推进洋务，一方面大力复兴儒学。对他们来说，洋务运动不过是要“取西方人之器数，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这明显地是对中国世界的固执。这种固执的结果是日本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而中国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被日本击败。
     甲午战败使中国真正经历了当年日本式的惊震。政治精英开始认识承认了新的世界图式，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西方处于高级阶段，中国处于低级阶段，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在边缘。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进化过程中充满了生存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残酷逻辑，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从此把自己编织进世界历史之中，不是固守中国世界的中心，而是在新的世界中以新的先进/落后, 中心/边缘的标准去“重返中心”。也就是按以西方文化为主流，并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进化阶梯的世界史去进行艰苦的争取民族自强的从落后到先进的斗争。不妨把中国对自己的重新定位称为世界中国。从中国世界到世界中国，也就是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可以把中国与印度作一下比较，英国人进入了、占领了、殖民化了印度，但印度人并没有中国式的或日本式的震惊，注重宗教关怀和灵魂超越的印度人并不把现实中和政治上的得失看得像中国人和日本人那么重。尽管英国人在军事占领了他们，在政治上统治着他们，在经济压迫着他们，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远远高于英国人，也是高于世界一切文化的，印度人永远有着最高的文化自信心。而中国呢，从1840年到1894年，中国花了半个世纪多的时间去维护旧的中国世界中的虚幻的中心地位，这里充满了中国精英固执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心化情结所遭受的不断的打击和痛苦，以及遭受打击时的悲壮和悲怆。现在中国决定弃旧图新，必须在一个世界中国图景中去重获生存与光荣。
     三，通变理性与中国现代性的目标设置
     半个多世纪的固执一旦梦醒，中心化情结激励着中国精英以一种世界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精神投入赶超过程。从此以后，赶超一直是进行全国动员的最有效的号召旗帜。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从赶超的角度思考问题，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争创世界一流，是各行各业精英分子的理想。不管自己这辈子能不能实现，都要这样提，这样想。可以说世界很少有国家象中国这样执着于赶超。这里包含着巨大的历史压力和历史动力。由中心化情结而来的赶超心态，激发出了世界上最伟大最悲壮的雄心，同时也带来了很值得深思的急躁和偏执。这里着重从两个方面，赶超过程的总体战略选择和赶超过程的急躁心态，试探中华性对中国现代性历程的影响。
     中国赶超过程中的总体战略选择，以政体为视点，主要有过三种模式：康梁维新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共和政体，五四后的共产党革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可以再与印度和日本进行一下比较。没有历史和文化重负的日本人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折中一开始就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度，一旦选定，就一直坚持这一制度，有着历史和文化信仰的印度人在走向现代性的转折中一下就选定了民主政体，一旦选定，就一直坚持这一制度。日本在政体模式上的专一，就像其传统中天皇永远不变一样，印度在政体上的专一，正如其传统中对宗教的虔诚一样，认为自己的文化永远是最高级的文化。而中国在现代性上目标模式的变化，是也如古代的皇帝和王朝，是可以改朝换代的。因此，中国现代性中目标模式的改变，其文化性格因素， 除了中心化的天朝情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起了作用，这就是“通变理性”。
     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辨证性的信仰：一方面天（宇宙、历史、人生）作为本体是不变的，另方面，天（宇宙、历史、人生）作为具体的运行，又是可变的。从哲学上讲，就是《周易》说的：“穷则变，变则通。”从历史上讲，就是有正就有变，变而不失其正。从政治上讲，王朝的建立是奉天承运，天授命于王朝，王朝的灭亡，又是天命所弃。日本的天皇永远都是属于一家，中国的皇家，从夏商周，到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是不断变化的。其基础，就是通变理性。西方人的命运观，既是命运，就不可更改，俄狄普斯的命运是杀父娶母，这命运是定了的，无论他想方设法逃避，始终摆脱不掉这一命运。中国人的命运观则是通变的，如果算命先生告诉你，你某年某时会有灾难，你的会马上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他会说，怎样怎样就可以免去。为什么你会这么问他会这么答呢？基于通变理性。常言道，“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既然是“前生注定”，就该是不变的了吧，不，不注意还是会错过的。“愿天下有志人皆了却心愿，是运中注定事，莫错过机缘。”既然是“运中注定”，就该是不变的了吧，不，不留心还是会错过。这就建筑在通变理性上的中国人的“命运观”。因此要理解中国现代性政体目标模式上的变化，一要知晓中心化情结引发的急躁心态，二须明白由通变理性而来的实践性格。
     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三种政体选择都有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为模仿对象。康梁维新，选择君主立宪，以英、日为模仿对象，英是最老牌而又最先进的国家，日本是后起而已进入先进之列的国家，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以美国为模仿对象，从历史进化看，民主政体高于立宪政体，美国的强大也日益明显。共产党革命，以苏俄为模仿对象，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一种新世界史模式，历史仍是进化史，但不是以前的资本主义为最高级，而是社会主义为最高级。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按照西方进化更替的历史观，这三种模式是依次出现的，从现象上显出似乎是一个高于一个。而中国先进分子在政体上的目标模式选择从现象上又正好是不断地去模仿最高级的，只有人类发展的最高级才能满足中国的中心化情结。而这种“最高级移植”的实际结果之一，是显现为“最高”与“最低”的拼贴。君主立宪失败了，（失败的意味极为复杂多重和意义深远，它几乎预示了中国以后的艰辛多难。）原因之一，是维新精英过多地注重了由模仿模式而来的理想情怀，过少地注意了中国的现实政治的实际成分。共和政体成功了，但仅为一种形式的成功，从袁世凯当政始, 北洋政府10届元首45届内阁，不是不断地破坏“共和”就是实行不了“共和”，至于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及以后的以党治国就更不用说了。共产党革命成功了，但它一方面在社会制度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达到了人类的最高级，另方面在一系列社会发展指标上，仍处于低水平。这一历史的实际拼贴所产生的矛盾，已经框架了多种酸甜苦辣的可能。
     从立宪、共和到社会主义，选择目标一次比一次“高”，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其中之一就是为中心化情结缠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急躁心态。康、梁变法失败并不意味着清廷拒绝改革，实际上沾满六君子鲜血的朝廷于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一一实施着维新派提出的变革主张。中心化情结是一种全民族情结。然而西太后虽有变法实权，却失去了主持变法的“道义”。拥有思想和话语权的康、梁绝望于上层，诉诸于体制外的力量。体制外动员要达到实效，须积累一支与体制力量势不两立而又有能力取而代之的体制外政治力量，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孙中山没有这个时间，因此辛亥革命被历史学家称为“煮了锅夹生饭”。从康梁诉诸体制外革命起，就意味着中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内争”时期。共产党从1921到1949花了28年在斗争中形成了这一力量。最后统一了中国。对体制外革命来说，更重要的一点的，它需要一种理想号召。正是理想把中国的先进分子集合到革命的旗帜下来。对于具有中心化情结的中国来说，这一理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国家的强盛。辛亥革命没有达到这一点，先进分子投身到反政府的队伍中，国民革命也没有实现这一点，先进分子集合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由体制外革命设置理想，始终有这一可能，即革命成功后的实际与革命者发动革命和广大民众响应革命时的预期有着巨大的反差，辛亥革命如此，国民革命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就中国现代性历程来说，这一反差的特别巨大，原因之一，在对理想的设置和预期大都与中心化情结相连，理想的必须如此，而复杂的现实景况又使之不可能如此。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不断重复的景观。自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演进几乎20年变一次主调，原因甚多，从本文的角度来说，也透露出为中心化情结缠绕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急躁心态。它的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发动的五四全盘否定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五十年代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保证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没有那一个象中国这样，出现由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动一埸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运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象中国这样出现传统和现代在观念和心理上的剧烈对峙。一方面，中国世界的中心化情结为保持中心对世界史进程的抵抗越顽强越持久，它就越把自己摆到现代化的对立面位置，另一方面，世界中国的中心化情结在以实现现代化来重返中心的过程中遭受挫折越多，就越是感受到传统的负面“罪恶”。坚守传统和全盘否定传统都源于中心化情结。而全盘否定传统透出的是在传统的中心化天朝情结基础上深刻地意识到落后的急躁心态。
     具有深刻的危机感时，中心化情结的急躁引发出全面反传统，拥有高涨的民气和大好的时机时，中心化情结的急躁鼓励了1958年的大跃进。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没有那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出现一埸群众运动方式充满土法上马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其它国家可以大搞群众运动，但不会以达到世界一流的超英赶美为目标；可以具有超英赶美的雄心，但不会以不讲科技和逻辑的“前现代方式”去达到目的。手段的目的的矛盾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变成了下层以普遍的浮夸去迎合上层的中心化情结，上层以对中心化的热情期待去相信下层的奉承。全国沉浸在一片中国马上就要实现人类的最高阶段的最美境界──共产主义──的欢乐之中。
     自1840年以来，也许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才真正体会到了重返中心的愉快。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原因很多，从心理因素讲，本来苏联并未变“修”，但苏联探索具有一点“资本主义味道”的改革，和重新调整苏美关系，对中国的中心化情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地高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必然地要经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先进分子已经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国已经跨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走在了人类历史的前面，就要重新考虑。但世界历史观的任何重划，都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第二大国在人类进化阶梯上要向后降级。而与苏联的对峙，对历史必然要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线型发展的坚持，对暴力革命的信仰，使苏联东欧后退为资本主义，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冲到了人类历史的最前方。只要中国防止了苏联般的资本主义复辟，就保持了在人类历史上的领先地位。而文化大革命算是“找到了”防止倒退，保持先进的药方，于是中国不但走在人类历史的最前面，而且是推动世界史前进的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的领袖也成了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四，中华性与中国现代性的三重指标
     中国在竭力追赶世界先进的现代性实践历程中，在时间的展开中，不断发现和确立了三重指标。一是共产党革命以来发现为确立的由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化规律的社会制度指标；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现和确立的社会的经济发展指标，三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才发现的确立的环境生态指标。1978年以前，中国政治精英认为，第一个指标是本质性的，保证了第一个，必然会带出第二个，而且认为只有按照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进化的矛盾斗争规律，才能保卫这个制度，同时保证继续朝向共产主义迈进。而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把一种活的主义变成了死的教条，使中国失去了在几次第二个指标上发展的大好机会，这些惨痛教训的民族心理原因就是中心化情结衍生的虚荣和急躁。1978年以后，政治精英把党和国家的目标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是以第二个指标为衡量实际进步的基本标准，明确定位了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承认和关注自己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世界排行榜上的位置。并在一种新的目标定位上重新开始了意气风发的赶超大行动。
     维新变法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学习西方最先进的东西以使自己重返世界一流地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一个跨级跳跃进入了社会主义。终于立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经10余年改革，产生了令世界关注的经济快速增长。然而，我们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上是建立在以西方工业化社会为框架目标模式上的，而当西方先进国家已经提出进步的第三指标（环境保护指标）的时候，我们最初对它的重视的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忽视的。这不但表现在50年代对“烟囱林立绕白云”的狂热歌颂，更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经济增长中对环境产生的实际破坏的认识不足。因此，按照第二指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显示了向上一路，似乎可在一定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另方面，按照第三标准，中国环境快速恶化，（1990全国废气排放量[不包括乡镇企业]为8.5万亿标立方米, 城市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的平均值为387微克/立方米；1990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不包括乡镇企业]为354亿吨, 七大水系有一半河段污染严重, 86％的城市河段水质普遍超标；1990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不包括乡镇企业]为5.8亿吨, 排放量为0.5亿吨, 其中0.1亿吨直接排入江河, 未得到处理的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 累计存放量为67.5亿吨； 1990年噪声污染重点城市平均等效声级超标[70分贝]的占94％，一般城市超标的占67％；全国500个城市,符合大气环境质量一级标准的不足10％；有污染的乡镇企业占总数的40％……）[1] 走的是一条向下之路。第二指标与第三指标的矛盾是随着把世界带入现代化进程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就突出来的，英国在有了蒸气机以后的100多年中, 伦敦不但变成烟雾腾腾的“雾”都，而且平均每10年就要发生一次毒雾。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以来，从第二指标看，人类社会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般的进步，从第三指标看，人类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如果照此模式依其惯性继续飞奔，人类毁灭地球将会进入倒计时阶段。这对于仍处于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象中国这样决心赶超的国家，发展与环保的矛盾将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以第二指标为赶超的主要目标，那么，第二指标赶上发达国家之时，可能就是中国生态濒于毁灭之日。中国文化的中心化情结所产生的自大心态和急躁心态无论在抱定一个目标固守还是在抱定一个目标狂奔中，一定要等碰得头破血流，才能清醒，而中国文化的通变理性又决定了一旦碰得头碰血流，一定会清醒。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环保工程。正如发达国家的几十年来的环保努力也未能阻止地球的生态恶化一样，中国的环保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全球生态恶化年甚一年的情况下，从西方到东方的学者提出和响应着由现代工业型社会向现代生态型社会转型的主张。这意味着以第三指标 为最重要的指标。世界的潮流和中国已尝的苦果使之重调自己的发展目标。协调和整合第二指标与第三指标的矛盾冲突。中国文化的中心化情结使之必然要长期忽视环保问题，中国文化的通变理性使之必然重视环保问题。
     中国现代性的三重指标是在不同的时段中确立的，制度指标的确立是建立在“以革命救中国”的理念上的，与之相应的，是一整套“军事/战斗/斗争”的观念。革命论，在起源上，是与资本主义的军事/殖民扩张为背景，在洋务运动的军事现代化时开始，到辛亥革命就成型，北伐是其强化，而共产党理论使之体系化的。共产党的革命论。又是一个与苏联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哲学宇宙观（对立统一规律）的世界历史（暴力革命实现全球一片红）理论。革命论是斗争哲学，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的理想完全相反，只有注意中心化情结和通变理性，这种相反下面的相同才会显示出现。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出现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主潮可以与印度现代性作一比较，同样是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殖民，印度现代性完全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理念上，以甘地开创的独立运动采用的是非暴力与不合作方式。与中国通过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土）而建立共和国相反，尼赫鲁是劝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实现土地改革。这里并不存在现代性道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民族性和文化性的差异问题，印度性决定了印度要采用这种方式，中华性决定了中国要采取这种方式。现在来看环境指标。环境指态的确立应该建立在以“以环境美中国”的观念上，环境问题是一个带有宇宙论的天人合一问题。它将促使体制指标和经济指标进一步改变。
     如果说现代性确应有这三重指标，那么这三重指标应该是一个综合工程。而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这三重指标出现巨大的时间差。先看体制指标与经济指标的时间差。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算起，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现代性的革命主潮历时110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经历了60多年。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算起，经历40多年。再看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之间的时间差。西方世界在1950年代于科技革命带动下的经济起飞时，就开始提出和关注生态问题和环境治理。中国真正关注环保问题则是在1990年代中期。历时40多年。从1978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算起，有约20年。三重指标出现的时间差，首先带的是三重指标之间的磨合问题，在革命主潮中建立的体制模式无疑是与现代性的经济指标不相适应的。经济指标的确立是建立在“以建设兴中国”的理念上，与之相应的是一整套“效率/市场/民主/法制”的观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导致制度模式的改革，由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虽然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适应问题还远没有完全解决。环境指标的确立将要求经济指标和体制指标与之适应，目前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解决一些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矛盾，体制指标与环境指标的问题才只是朦胧涉及。中国现代化中三重指标出现的时间差，不但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也给中国的现代性本身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巨大障碍：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问题------关于这三重指标如何配套、如何和谐发展，与本文无关。本文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时间节奏为什么是这样的？
     五，中国现代性历程中时间节奏的意蕴
     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时间节奏，而在时间节奏中包含着文化的独特性格。中国文化的时间节奏显得特别有规律性。我们只要记住三个数字，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运转规律一下敞亮出来。这就是2000，500，300。虽然在中国，北京猿人可以追溯到50万年，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仪式证明了文化的开始，但8000年前的岩画、陶器、玉器在出现，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正式开始。不妨用伏羲、女娲象征这一时代。从8000年开始，正好每2000年一个大节奏。6000年前与仰韶文化相当，是从黄帝开始的三皇五帝时代；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开始了夏、商、周三代；2000年前，秦王朝建立，从秦到清，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四个2000年，正好划分四个大时代。记住2000年这一数字，就记住了这一中国古代的大节奏。伏羲、女娲，三皇五帝的时代，古籍记载与考古材料还未理出一个众所共认的线索。以2000年为一段，大概也符合原始社会的漫长演进。从夏开始，节奏加快，这时记住500年，就记住了从夏到秦的历史：夏，约500年（公元前2070-1600）；商，约500年（公元前1600-1046）；西周，约300年（公元前1046-771），[1] 春秋战国，500年（公元前771-221）。这里只有西周是300年，由它进入春秋战国的转折时代。进入秦以后，只要记住300年这一数字就行了。秦朝约20年（公元前221-207）可以忽略不记，西汉约200年（公元前206-公元24），东汉约200年（公元25-220），共约400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处于与转折相连时期，略多100年；魏晋南北朝，约300年（公元220-581年），隋朝30多年，与秦同，可以忽略不记，唐朝约300年（公元618-907）；五代60年可以忽略，宋朝约300年（公元960-1279）；元朝约100年（公元1271-1368），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有所变异；明朝约300年（公元1368-1644）；清朝约300年（1644-1911）。整个古代史的历史周期节奏可列表如下：
     
     2000年周期 8000年前——伏羲、女娲
     6000年前——三皇五帝
     4000年前——夏
     夏， 500年 500年周期
     商， 500年
     西周， 300年
     春秋战国，500年
     2000年前
     汉， 400年 300年周期
     魏晋南北朝 300年
     唐 300年
     宋 300年
     元 100年
     明 300年
     清 300年
     
     前面说过，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中国文化的奇迹就是不间断延续发展了下来，这里就可以加上一句，不但是不间断地延续发展，而且是有节奏规律延续发展。是什么东西决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这样的？
     解答是什么决定中国古代史的历史节奏，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主要是通过这一现象的揭示确定确实有某种东西决定了这一节奏，并以此为基础，来看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节奏。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到古代历史节奏有两个特点，一是周期加快，从2000年到500年到300年；二是相对稳定，从夏到秦，500年周期节奏很稳定，从秦到清，300年周期节奏很稳定。1840年进入全球化/现代性以后，中国的历史节奏也是很有规律的。基本上是20年一次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性，过20年，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再过30年；是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过20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过约20年，1927是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过约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约2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约10年，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路线，过20多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准备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
     在现代性的历史节奏中，有两次节奏异常，一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比基本周期长了10年，这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阵痛年代，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本体论遭到彻底否定的年代，现代性从军事现代化进入了体制现代化的时代。二是文化大革命，比基本周期短了10年，这也是关键的年代，革命模式走向极端而彻底破产的年代。
     中国古代的周期性节奏，是与中国循环论宇宙观和历史观相一致的，周期性节奏正是中国文化天道的体现，春秋代序，昼夜交替，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盛必衰，衰复盛-----而现代性是一种直线宇宙观和历史观，历史节奏是与进化、进步、发展相联系的。那么在现代性的观念中，中国现代性的节奏意味着什么呢？这首先可以回到前面讲的中心化情结的急躁心态，其次可以包含通变理性。但一个重大的特点是，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的1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每20年有一个大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大的跳跃，但每一跳跃，都不是因前一阶段实践成功而来的在更高一层次上继续推进，而是前一阶段实践失败后的推倒重来，维新变法，不是洋务运动的成功，恰恰是洋务运动的失败；辛亥革命不是维新变法的成功，恰是维新变法的失败，五四运动不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是辛亥革命在内容在的失败-----这是一种极不正常前进的方式：失败——前进。这种方式给中国现代性带来了正正反反的许多问题，对中国人的现代性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这里只是把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节奏现象提出来供大家思考，最后，以一个提问来结束这篇已经较长但意犹未尽的文章，希望能对思考这一问题有一点帮助。这个提问就是——
     为什么中国精英不能实践之前就有前瞻的慧眼，而只有在失败的惨剧面前才能把自己的现代性境界提高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