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刘梦溪 )

花雨

刘梦溪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传统就能够活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意味的现代人。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和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制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晚清时期的开明官吏、先觉醒的知识人士，已经直觉地感悟到了这种社会与历史的变化，他们称这种变化为历史的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都曾发表过对大变局的看法，有的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的说是“四千年”或“五千年”，有的说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大变局”的最主要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入，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入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作“西潮”。但汉代的“西天”和明朝的“西教”，与晚清的“西潮”均不相同。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的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后来虽也引起过争论(如沙门要不要拜王者)，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又经过宋代的思想大合流，佛、禅、庄老、道教与儒学化合，诞生理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即天主教入华，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利玛窦曾经尝试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并未发生动摇。

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皅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并且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这里我想向各位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通过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因此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时不宜混为一谈。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两部分。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文化”这个直接的概念，只有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了，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换言之，“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检讨传统的用语，它既包括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又包括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即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人类学家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他们20世纪50年代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出160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对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我个人使用的定义，是自己在研究中尝试着抽绎出来的看法。我倾向认为，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

但如果说到文化传统，就是另外的概念了。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有的文化现象只不过是一时的时尚，它不能传之久远，当然不可能成为传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文化传统当然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中，但它更多地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能够集中地体现具有同一性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的文化现象，就是文化典范。我们面对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或一个古村落，人们有时也说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实际上看到的是传统的遗存物，这些遗存物所涵蕴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才是传统。但能够留存至今的遗存物本身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典范，里面藏有该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系列密码。

传统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但新增入的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弹。除非已经进入传统变异的另一情境，即固有传统和新成分实现高度融合，人们已经无法分清楚传统构成的新与旧，甚至以为新成分原来是旧相知，传统就成为既是现在的过去又是现在的一部分了。

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唐代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剧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就具备这种条件，所以有佛教的良性传入、有和西域文化的双向交流。

到了晚清，国家处于被东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完全弱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条件，更不要说文化的濡化了。张之洞算是有心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也不过是“应变”的一种方式而已。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彼此之间有好大一个时间差。西方已经是建构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国还没有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转过身来。这种情况，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正常吸收，必然爆发激烈的文化冲突。

中国的“近代”何以开始得那样晚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为走向现代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的机制。为什么西方早在16世纪就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的进程？我们的“近代”却开始得那样晚？

宋朝和明朝，城市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相当繁荣，有的研究者论证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入侵，自己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说明朝的中叶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萌芽，历史材料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但如果说将来可以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则只能是学术上的一种假说。事实是中国始终没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学术界没有争论的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就走了差不多三千年。我以为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踞中原并统治全国。典型的有两次，一是宋朝之后的元朝，一是明朝之后的清朝。两次都曾长时间的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大破坏。元朝时间短，只有97年，不去说它。清朝267年，有的研究者喜欢讲“康乾盛世”，但在所谓“盛世”之前，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就是所谓“盛世”时期，问题也堆积如山。满汉矛盾是个大问题，乾隆时期，任用官吏，督抚中没有一个是汉人。再就是大兴文字狱。何况对外交往的“闭关”，就是“盛世”统治者的决策。

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 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有了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晚清时的中国已落后差不多三百年。何况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

谈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不能不言及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推倒前一个王朝，换上后一个王朝，一切又照原样重复一遍，历史并没有真的前进。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器。正面地看，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吸取教训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此循环的结果，使得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发生改变，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还有其他一些综合因素，比如皇权过重，统治者虚骄、妄自尊大等等。还有更主要的，是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等到江河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总算知道有世界了，又囿于传统、不肯放下架子。晚清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

“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2003年的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文章尖锐的发问：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走向没落吗？现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与房地产、官僚主义、致力于现代化有关的愚蠢行为同重新找回儒学过去的前民主主义之间在进行斗争。要消灭一种历史，必须真有消灭这一历史的愿望。也许正是中国的广袤无垠保护了自己，中国确实拥有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

我觉得联合国这位汉学家官员还是有点客气，或者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不愿失去作为客人的宾礼。他询问：“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们自晚清到五四以来，就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需要更新和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既然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不那么好，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我们的前辈、中国的有心人，尽管20世纪前半期混战、内战和外战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做了不少重建传统的努力。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以及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就是一例。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又一例。他们在《宣言》中慨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清末民初到五四以来的批判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建构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如何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第一个问题比较好理解：要重建传统，就必须重新衡定固有文化的价值，通过重新诠释使传统得到再生。第二个问题似乎费解：难道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要提出认同的问题吗？然而确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那么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

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的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令人忧虑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中的不少人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难免精神气象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大部分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作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正宗，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节；中秋节不好玩，就过感恩节，也吃火鸡，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不能说我们在传统的重建方面没有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何况一些影视作品不着边际的“戏说”，尤其“清宫戏”的泛乱，还把刚刚开始的重建传统的努力，弄得不明所以以至失去准绳。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作家龙应台的话)，传统就能够活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意味的现代人。

至于文化传统的重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具体实施、采用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以列出许多可以着手的方面。例如中小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保护和开放，礼仪文化的训练和熏陶，等等。特别是礼仪，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但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创新和想象力，非常重要。没有缘于传统的创新，重建传统不过是一句空话。缺乏想象力，会不伦不类、闹出许多笑话。除此之外，还需要有心人。

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重建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一份敬意与温情。



讲演者小传   刘梦溪

1941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艺学和艺术学两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90年代后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中国现代学术要略》(1997)、《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