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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事后素”考与孔子礼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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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3 14:46: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载于:桑蕤·博客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篇,主要涉及“礼”的问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于《诗经·卫风·硕人》,而“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此段子夏问孔子诗经中的这三句作何解。孔子以“绘事后素”四字作答。这四个子文简而意丰,给子夏和后人无尽的启发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疑惑和争议。究其原因,乃是孔子时代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文字句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古人简易的口语对今人而言却是佶屈聱牙;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时代的变迁,使后人难以重现当时的情形,也就很难理解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所以,“绘事后素”虽然简约,却并不简单。后人对其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亦属正常。综合众多阐释,不外乎三种:
  
  一.“绘事后素”之“绘事”指绘画,“素”指绘画的白底,一说白绢(《说文解字》:“素, 白緻繒也。”是会意字,指没有染色的丝织物。以古人作画于丝帛上,故曰“后素”)。宋朱熹认为:“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 (《诸子集成》)。即素为粉地,人的内在仁德,犹如绘画之素底,是绘画的前提。有此美好基础,然后学礼,正如将绚烂色彩施于素底,以成其文采。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这里“素”可能是指白底,也可能是白绢,但白绢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素”字本意就是指没有染色、洁白的丝绸 (《诗.唐风.扬之水》:“素衣朱绣,从子于鹄。” ;《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战国策》:“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先秦绘画多是在木器和丝织物上所作,如商代彩帛绘画及战国楚墓出土,保存先对完整的帛画—《妇女凤鸟图》和《人物御龙图》。所以,如果对“后”字的理解正确的话,“后于”白绢之上似乎更妥,而朱熹“粉地”之说则显牵强,因为白底作画固为后人习惯,但对先秦而言,没有足够考古证据和历史记录证明那时也是先敷白底,然后才作画。朱熹以自己时代的事物去揣测春秋时期,所以有此误解。
  
  
  
  二.由“绘事后素”启发,引申出深刻的哲学和美学观点。认为孔子此言,表面上说的是绘画之理,实质却大有深意。即绘画时施足五彩,在经历过绚烂之后,才体会到素色的可贵。并由彼及人,表达人生终须由繁华归于平淡,由矫揉回归自然。无论从对孔子的思想和经历去探究,还是从人生哲学,审美意趣上去分析,这一解释都很有启示意义。因为从《论语》记载来看,孔子也确实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人。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尤其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当曾皙言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第十一》!这些生动的记录告诉我们,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天下有道”而奔波改良,但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及平和淡泊的心境。后世受其影响,使不慕荣利,淡泊守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内涵,并深入到诗歌、绘画乃至为人处世中去,潜移默化,已成为中国人心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对“绘事后素”的这一理解,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志趣和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只重在对原文的阐发和引申,而忽视了对原意的考据和还原,所以本意虽好,解释虽妙,却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仅由“绘事后素”四字,便望文生义将“素”简单的认为是白色,更因此得出如此深奥的哲学意义,实在有穿凿之嫌。我认为,读经典首先应还原其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以推演阐发。而这一过程考据必不可少。所以应本着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去刨根究底,才是对学问真正负责。否则,即使假设再大胆,观点再完美,离开了实证,也不过是无本之木。而对于证据不足的假设,不妨阙如,切磋琢磨,总会有新的进展。
  
  
  
  三.从古代绘画技巧出发去解释 :“后”是然后;“素”指白色,此观点认为,古人作画方式与今人不同,是先施五彩,然后才上白色(一说绘画完毕,然后以白色勾勒出图案。)所以白色为后,故曰“后素”。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诸子集成》。这样就以绘画之理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作画时仅有美丽五彩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一环——上素色的过程,然后才能成为完整的画作。与朱熹之说相反,这里五彩众色指内在美质,而素色指礼。引申到修身方面,就是要以仁德为质,以“仁”为本;而后学礼,以成其文采。最终使自己内外兼修,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可以说,这种解释虽与朱熹的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阐述的道理同样是“仁先礼后”。所谓差异仅在于对“后”与“素”字的理解上。
  
  但是对“绘事后素”的这种考据是否令人信服呢?首先,古人绘画方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因年代久远,又缺乏考古实物,后人很难知晓古人具体的绘画技巧,尤其是先秦时代,关于绘画知识的采集记录少之又少,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即使汉末郑玄,距孔子时代也已经数百年,绘画之演进极大。仅此,我们并不能轻易得出素色为后的结论。
  
  所以,以上三种观点,虽各有道理,却都有所不足。那么能否挖掘其中的合理之处,从而得出切近原意的理解呢,我认为可以。
  
  首先“绘”并非指绘画,后人以今推古,便想当然的将“绘”理解为画画。考“绘”字的起源:“绘”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绘”字由两部分构成,左边 象征丝线,而右边 则为汇集。从整体来看,就是将丝线汇集到一起,是对丝的一种加工,有刺绣的意思。许慎“绘”字从丝,“绘,会五彩绣也”《说文解字》。也说明“绘”最初与丝织有关。古人在未染色的白绢上刺绣,于是便有了五彩纹饰。这一过程称为“绘”。而“绘”指用笔作画,是后来才有的事。另外,与孔子时代相近的经书《礼记·杂记下》:“纯以素,釧以五彩”。我们则可以认为这是对“绘事后素”的解释。
  
  既然人们把“绘”字误解为用笔作画,那么对整句原文的误解也就不难理解。其实这四个字的关键不在于“后”,也不在于“素”而在于“绘”。“绘”指五彩绣,自然要绣在丝帛上。如此,“素”以其原意,是白色丝织物则无疑。《考工记》之“绘画之事后素功。”也就有了答案:“素功”就是绣工,即在丝帛上“绘画”。值得一提的是,“画”的本义与图画无关,作为今义之绘画是汉代之后才有的。所以就进一步印证了《考工记》这句话是关于手工丝织技术的记载,而不是绘画技巧。
  
  应该说,朱熹对“后”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素,既然是彩绣的载体,是“绘”的前提,自然是代表人的内质。五彩文绘则代表“礼”(先有“素”,然后才能“绘”)。否则下文子夏所问就难以理解。“礼后乎?”礼也是在后吗,或者说礼也是后来才有的吗?子夏不仅正确理解了孔子的意思,而且能够举一反三,这着实出乎夫子意料,所以得到了他老人家的赞许(起予者商也)。
  
  这里又有了新的问题:子夏问“礼后乎”的潜台词是什么,孔子的原意又是什么,他们师徒二人到底达成了什么默契,使夫子欣然赞许呢?在后人的理解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仁先礼后”,即先有“仁”作为修养的基石,而后学“礼,两者顺序有先后,并缺一不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这种观点虽有道理,却只对了一半。我认为:“礼”固然为后,但“仁”未必为先。“素”并非指人的内在美质,而是指本质;显然本质为先,而“仁质”是“礼”作用于“本质”的结果。因为“素”是白色的,是未染成的。指人的初始未萌阶段,所以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
  
  既然是本质,就有好有坏,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具备“仁”。要想脱胎换骨,成为礼义君子,需要后天不断的培养,与不懈的修身《诗·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如何才能约束自己的本性,塑造完美的人格,使自己从本不完善的“本我”跃升至“超我”呢?孔子在《论语》中给出了答案——“礼”
  
  但如果是“仁先礼后”,那么真正符合“仁”的君子少之又少:
  
  子曰: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连夫子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近乎“仁”,可见修身之难,而拥有“仁”质则尤难了。既然这样,如果再按照“仁先礼后”的顺序来修身,则能够进一步学礼的人又有几何,这显然违背孔子的礼治理想。礼以修身,“礼”是有助于仁质的形成的。“礼”首先作用于人的初始内质,然后才美化熏陶,形成仁质。子夏所悟,不但联想到“礼”,而且理解了“礼”对于人的后天培养,对“仁”的重要作用。就绘画而言,素,是未经雕琢的底子(内质),最终形成的佳作(仁质)才是最终目的。所以说人的“内质”为先,“礼”为后。
  
  从“绘事后素”看孔子的礼治观
  
  从对“绘事后素”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人性方面,孔子是现实主义者。他不坚持人性本善,也不认为人性本恶,而是持中立态度,认为人生来是一个复杂个体,既可以成为圣人君子,也可以祸国殃民。他以冷静的眼光,看透了人的劣根性,但也承认人身上可塑的无限潜能。所以提出以“礼”来修束个人。孔子的这一观点,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不仅鼓舞了无数有志之士追求最高道德,而且为佛教所吸收,最终形成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本土化佛教。如禅宗“即心即佛,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平易方便,不但吸引传统知识分子,也为佛教的平民化普及奠定基础。是孔子将遥不可及的理想具体化,展示了实现的可能。并且希望由个人而至国家,最终恢复西周初“郁郁乎文哉”,文化政治繁荣安定的太平治世。这是也“礼”的目的所在。
  
  孔子把“礼”摆到空前的高度,首先是因为“礼”有助于个人修养。如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又,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和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从中可知“礼”对于立身处世,求仁得仁的裨益。而且孔子一生都在以身作则,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舍弃安定生活,投身仕途、致力教育,为恢复西周礼乐制度而周游列国,奔走呼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卫子第十八》)
  
  更重要的是,孔子意识到礼治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这段重要的论述详细解释了“礼”的来源,及“礼”对维护纲纪和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儒家认为,尧舜时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同时代,尧舜之后,天下混乱,才需要礼治。礼治是后来的,是人心不古的产物,是规范个人和社会的工具。从记载来看,孔子是崇古派,向往着尧舜时代,这当然是不现实。但是退而求其次,他至少要恢复周礼,重振纲纪人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各就其位;文德修,远人来,养生丧死,天下太平。
  
  然而现实的残酷又不能不使他焦虑,使他悲愤。春秋礼崩乐坏,诸侯僭越,是大混乱的时代。儒家经典中,不乏对这一时期越轨者的记录和批判: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第三》。在此种黑暗现实下,孔子首先希望投身仕途,以自己的为政能力去改良社会。但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最终使他被迫放弃了这一努力。既然自上而下的改良努力不成,孔子开始专注于学术教育,于是删诗经,作《春秋》,广收门徒,希望以文化的传承去逐步影响整个时代。所以孔子很看重对个人的教化,因为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人对了,世界就对了”。“礼”首先濡染了个人,推而广之,才是整个天下,这一礼治观,是自下而上,潜移默化的。由平民教化而至统治阶级上层,由文化塑造改良政治环境。这种文化精神一旦形成,其力量及影响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
  
  所以“绘事后素”对子夏的启发绝不仅仅局限在个人修身方面,更揭示了“礼”背后的文化精神,“礼治”对于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非但个人需要“礼”的濡染,一个民族更是需要。在一个文化初醒的时代,有太多的空白;她就像等待被彩绘的白绢,一幅幅辉煌的篇章亟待去完成,是孔子浓墨重彩的绘下了第一笔。
  
  礼后乎?是的。“礼”作用于个人,作用于民族,培育的是更广大的“仁”。她鼓励了无数君子大人劈荆斩棘,前赴后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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