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赋》呈现中国精神情怀(东方)

花雨

东方

文化指纹乃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生命特征表征，作家作品大抵部分地呈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基本文化编码。如今，我欣喜地读到董洪运先生的《吕梁赋》，为其纵横捭阖、大气混成的精神高位和大文化启示而震撼，同样也为其尽呈赋中的拳拳爱国心殷殷爱民情而感动。一般而言，“汉赋”这种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地位一直不高，同形式主义空洞无物相伴随着。而董洪运先生精心结撰的《吕梁赋》却文字洗炼，精神通达，相当深邃典雅地表达了这位才子市长的心声。可谓难能可贵。

中国“赋”体现了了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不仅在赋、比、兴的《诗经》创作手法上，而且体现在威震一时的“汉赋”体裁宽博高远上。可以说，汉赋是汉民族文化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历经两千年而仍有相当旺健的生命力。在我看来，赋体文学有着曲折漫长的进化史，战国中晚期乃至汉初是赋体文学形成期，表征了中华民族喜大求全的审美理想和“假象尽辞”的抒情方式，其铺陈扬厉大气盘旋的风格美，使得刘勰高度赞美之：“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文心雕龙·诠赋》）。实在是精辟之论！

然而，赋体作为“宫廷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全盘西化时代受到致命冲击，建国后在政治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辞赋作为旧文学中“御用文学”和“形式主义”文学，受到空前的贬抑与批判。然而，新时期以来伴随中西会通和大国文化的再发现，中国文学精神当代重估呈现出的新态势，赋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出现了再度兴盛的局面。所以，饶宗颐认为：“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学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思之奇幻（Fantastie），溯原诗骚，而变本加厉。汉人取其体以咏物述志，牢笼山川，驱遣风物，益以文字、词汇之递增，遂肆为侈丽闳衍之辞，浸以涓流，蔚为大国”。（《辞赋大辞典·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不难看到，赋体铺张凌厉、大气盘旋的体裁在沉寂了百年之后，随着全球化时期大国崛起文化创新又再次走上中国文化的高端平台，成为众所瞩目的文学形态：《光明日报》近来开设“百城赋”新栏，刊出《西安赋》、《宜宾赋》、《酒泉赋》等五十多篇赋文；其后，著名辞赋家潘承祥开启《千城赋》征文活动，《成都赋》、《桐城赋》、《舟山赋》等八十余篇名播海内，在全国掀起创作名城名市赋热潮；著名画家范曾创作《炎黄赋》，并为之书法成长卷碑刻于炎黄二帝广场；著名辞赋家贾玉宝创作《深圳赋》，将汉赋、书法、工艺品创造性地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辞赋推广的新模式；辞赋家王金铃撰写2008字的《奥运赋》，书写成书法汉简并制作成一口七吨重的大钟捐赠给北京奥组委；著名辞赋家袁瑞良赋文集《神州赋》出版，共计《十赋黄山》、《十问黄河》、《十叹长江》、《十望长城》四卷，而袁瑞良为此被誉为“才子市长”。

在我看来，赋体在新世纪的再度辉煌说明：这种古老的文学形态——赋体——在21世纪中国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赋体不再是文人之间的文学把玩品，或者被权贵者赏识后的进身之阶，而是在新的国际文化语境中将赋体与书法完美结合，成为当代人公共艺术的重要部分；赋体不再是空洞无物的无病呻吟，而是山川历史风物之美溢于言表，显示中国巨变之审美话语的抒情写照。

董洪运先生《吕梁赋》热爱家乡田园，对山水风土本土人情体悟尤深：“千峰横空,万壑纵地。云崖雾谷,皆隐藏宝之门；长阡短陌,广通致富之路。春风一拂,陂绿花开,宛若桃花源中；天寒地冻,河锁雪飞,景应沁园之词。林壑深幽胜太行，收罗眼底不辞忙。此邑也，春秋为晋国之疆，战国乃赵君所辖。属隶频变，胡汉交融。永宁汾阳,兵家必争。吴城军渡,古多战事。雄关险隘,旷古烽火；美谈悲忆,不绝史书。”没有一片赤子之心难有如此历史情怀，没有对生养死葬大地的深刻大爱难以有如此黄钟大吕般的豪迈。在山川神奇俊秀中，体现的不正是中国人的畅神山水的情怀？讴歌的不正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么？！

历史风云在眼，经验总结在心：“碛口古镇,千年风云。盛衰荣哀，百大濒危。太平之岁,商贾云集，战乱之秋,戎马倥偬。水旱码头,最堪凭栏，洪波涌动,沙风苍凉。涛声依旧,不闻船号棹歌;残仓破铺,何见茶马风霜。青莲之笔，难状其景；子美之襟，岂抒关怀?”在这怀古之幽情中，我们体悟了千年风云中的盛衰荣哀，更在李白杜甫的诗情中，感悟了生命的情怀。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位才子市长立下“治市大要”及其自我定位。在那古色古香的典雅文字中，升腾起一片忧国忧民的人文祥云，一片绵延文化的精神传承之心：“立产业,构民生之根基；兴教育,造振邑之英才;开门户,徕天下之要素。铁路飞架，苍龙舞长空；公路廻峰，猛蛟起大渊。建机场，辟云衢于青霄；通航线，翱银鹏于九天；畅物流，谋货殖于万国。公明廉威牢记,允执厥中不忘”。以经济产业为先，大兴教育，广开门户，推进文化输出，这是多么朴实而坚定的战略计划，而公明廉威允执厥中，又是多么高迈的从政要求和人生自律的境界。

自我定位冷静而清醒，指定的目标清晰而又颇具开拓精神：“仆出蓬门,民艰尽悉。虽年届天命，而锐意风雷。为政虽居一邑,兴衰牵于一国。敢不诚竭驽钝,以七尺微命,效之三百五十五万人民乎?方今吕梁,百业正举，上下同心,共谋发展。三大工程,宏韬伟略，双百双千,广厦之基。励精图治，争雄三晋不远；开拓奋进，笑傲神州有期。” 我想到，如果我们几千位县长和千名市长都能如此“励精图治、开拓奋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大大推进，和谐社会的美景必将早日到来！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道不远人”，但同时“道”也是可望而不可即，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艺”乃技艺技能技艺术数之类，在传统中并非重中之重，大抵处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的“子部”“集部”中排名靠后而被视作“小道”，仅仅“可观”而已。可以说“赋”体作为文学中的边缘化体裁，但是“技近乎道”，这一文学形态仍在表现大国气象和人生内在豪情上，颇具独特高迈之视野，在如今大国崛起的振兴气象和文化创新中有其重要价值。

中国精神体现在“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可谓无所及而又无所不及，这是已不仅是“道问学”的问题。这位才子市长吸收了历代贤哲们的文化内涵，吸纳了传统经典深厚的智慧而不断精进，创作出具有如此深刻文化内涵和立意深刻的大作。其在“做赋五诀”上达到了形式之美：题旨高迈独特，立意广大精微，择事出经入史，琢句骈骊相间，韵律飞光流彩。

尤其具有跨文化意蕴的是，董洪运先生将《吕梁赋》请五位书法家分别按照篆、隶、正、行、草五体书加以书写，充分体现了这本赋的艺术内涵。中国称“书法”为“法”，具有一种质朴无碍的“道”的精神内藴其中，可以通过艺术触及道体的光辉，谈艺而言“道”，不难在《吕梁赋》中找到余音回响。在书法的再创造中，书之法可在视觉艺术的线条墨色无穷变换中提升个体的心性价值，达到文与书、墨与情相融的高妙境界。“五体书”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审美形式，在空间张力、视觉冲击力、铁划银钩的干劲清纯、枯笔渴笔的高古中可展现书法家们心中的吕梁形象。

《吕梁赋》五体书家整体素质的相对整齐，保证了其书法的文化水准——其书写的是一种古代延伸而来的文字，文字后面连接着的是历代思想，思想后面连接的是当代人的精神。五体书创意的文化含义使得其成为思想和精神、历史和当下的直接呈现。在《吕梁赋》的审美书法创作中，文字与书法，意趣与书境相沟通，使得当代人能够突破文言的外壳，而将赋体与书法整合化审美化，于是，吕梁人的情怀从个体到他者、群体、社会、世界等一一联系起来，并使得赋这一题材在新世纪显示出新的生命力，进而将在东方文化的世界化趋势中突显中国元素而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