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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赋》呈现中国精神情怀(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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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4 16:11: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东方

文化指纹乃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生命特征表征,作家作品大抵部分地呈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基本文化编码。如今,我欣喜地读到董洪运先生的《吕梁赋》,为其纵横捭阖、大气混成的精神高位和大文化启示而震撼,同样也为其尽呈赋中的拳拳爱国心殷殷爱民情而感动。一般而言,“汉赋”这种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地位一直不高,同形式主义空洞无物相伴随着。而董洪运先生精心结撰的《吕梁赋》却文字洗炼,精神通达,相当深邃典雅地表达了这位才子市长的心声。可谓难能可贵。

中国“赋”体现了了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不仅在赋、比、兴的《诗经》创作手法上,而且体现在威震一时的“汉赋”体裁宽博高远上。可以说,汉赋是汉民族文化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历经两千年而仍有相当旺健的生命力。在我看来,赋体文学有着曲折漫长的进化史,战国中晚期乃至汉初是赋体文学形成期,表征了中华民族喜大求全的审美理想和“假象尽辞”的抒情方式,其铺陈扬厉大气盘旋的风格美,使得刘勰高度赞美之:“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文心雕龙·诠赋》)。实在是精辟之论!

然而,赋体作为“宫廷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全盘西化时代受到致命冲击,建国后在政治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辞赋作为旧文学中“御用文学”和“形式主义”文学,受到空前的贬抑与批判。然而,新时期以来伴随中西会通和大国文化的再发现,中国文学精神当代重估呈现出的新态势,赋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出现了再度兴盛的局面。所以,饶宗颐认为:“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学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思之奇幻(Fantastie),溯原诗骚,而变本加厉。汉人取其体以咏物述志,牢笼山川,驱遣风物,益以文字、词汇之递增,遂肆为侈丽闳衍之辞,浸以涓流,蔚为大国”。(《辞赋大辞典·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不难看到,赋体铺张凌厉、大气盘旋的体裁在沉寂了百年之后,随着全球化时期大国崛起文化创新又再次走上中国文化的高端平台,成为众所瞩目的文学形态:《光明日报》近来开设“百城赋”新栏,刊出《西安赋》、《宜宾赋》、《酒泉赋》等五十多篇赋文;其后,著名辞赋家潘承祥开启《千城赋》征文活动,《成都赋》、《桐城赋》、《舟山赋》等八十余篇名播海内,在全国掀起创作名城名市赋热潮;著名画家范曾创作《炎黄赋》,并为之书法成长卷碑刻于炎黄二帝广场;著名辞赋家贾玉宝创作《深圳赋》,将汉赋、书法、工艺品创造性地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辞赋推广的新模式;辞赋家王金铃撰写2008字的《奥运赋》,书写成书法汉简并制作成一口七吨重的大钟捐赠给北京奥组委;著名辞赋家袁瑞良赋文集《神州赋》出版,共计《十赋黄山》、《十问黄河》、《十叹长江》、《十望长城》四卷,而袁瑞良为此被誉为“才子市长”。

在我看来,赋体在新世纪的再度辉煌说明:这种古老的文学形态——赋体——在21世纪中国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赋体不再是文人之间的文学把玩品,或者被权贵者赏识后的进身之阶,而是在新的国际文化语境中将赋体与书法完美结合,成为当代人公共艺术的重要部分;赋体不再是空洞无物的无病呻吟,而是山川历史风物之美溢于言表,显示中国巨变之审美话语的抒情写照。

董洪运先生《吕梁赋》热爱家乡田园,对山水风土本土人情体悟尤深:“千峰横空,万壑纵地。云崖雾谷,皆隐藏宝之门;长阡短陌,广通致富之路。春风一拂,陂绿花开,宛若桃花源中;天寒地冻,河锁雪飞,景应沁园之词。林壑深幽胜太行,收罗眼底不辞忙。此邑也,春秋为晋国之疆,战国乃赵君所辖。属隶频变,胡汉交融。永宁汾阳,兵家必争。吴城军渡,古多战事。雄关险隘,旷古烽火;美谈悲忆,不绝史书。”没有一片赤子之心难有如此历史情怀,没有对生养死葬大地的深刻大爱难以有如此黄钟大吕般的豪迈。在山川神奇俊秀中,体现的不正是中国人的畅神山水的情怀?讴歌的不正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么?!

历史风云在眼,经验总结在心:“碛口古镇,千年风云。盛衰荣哀,百大濒危。太平之岁,商贾云集,战乱之秋,戎马倥偬。水旱码头,最堪凭栏,洪波涌动,沙风苍凉。涛声依旧,不闻船号棹歌;残仓破铺,何见茶马风霜。青莲之笔,难状其景;子美之襟,岂抒关怀?”在这怀古之幽情中,我们体悟了千年风云中的盛衰荣哀,更在李白杜甫的诗情中,感悟了生命的情怀。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位才子市长立下“治市大要”及其自我定位。在那古色古香的典雅文字中,升腾起一片忧国忧民的人文祥云,一片绵延文化的精神传承之心:“立产业,构民生之根基;兴教育,造振邑之英才;开门户,徕天下之要素。铁路飞架,苍龙舞长空;公路廻峰,猛蛟起大渊。建机场,辟云衢于青霄;通航线,翱银鹏于九天;畅物流,谋货殖于万国。公明廉威牢记,允执厥中不忘”。以经济产业为先,大兴教育,广开门户,推进文化输出,这是多么朴实而坚定的战略计划,而公明廉威允执厥中,又是多么高迈的从政要求和人生自律的境界。

自我定位冷静而清醒,指定的目标清晰而又颇具开拓精神:“仆出蓬门,民艰尽悉。虽年届天命,而锐意风雷。为政虽居一邑,兴衰牵于一国。敢不诚竭驽钝,以七尺微命,效之三百五十五万人民乎?方今吕梁,百业正举,上下同心,共谋发展。三大工程,宏韬伟略,双百双千,广厦之基。励精图治,争雄三晋不远;开拓奋进,笑傲神州有期。” 我想到,如果我们几千位县长和千名市长都能如此“励精图治、开拓奋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大大推进,和谐社会的美景必将早日到来!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道不远人”,但同时“道”也是可望而不可即,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艺”乃技艺技能技艺术数之类,在传统中并非重中之重,大抵处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的“子部”“集部”中排名靠后而被视作“小道”,仅仅“可观”而已。可以说“赋”体作为文学中的边缘化体裁,但是“技近乎道”,这一文学形态仍在表现大国气象和人生内在豪情上,颇具独特高迈之视野,在如今大国崛起的振兴气象和文化创新中有其重要价值。

中国精神体现在“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可谓无所及而又无所不及,这是已不仅是“道问学”的问题。这位才子市长吸收了历代贤哲们的文化内涵,吸纳了传统经典深厚的智慧而不断精进,创作出具有如此深刻文化内涵和立意深刻的大作。其在“做赋五诀”上达到了形式之美:题旨高迈独特,立意广大精微,择事出经入史,琢句骈骊相间,韵律飞光流彩。

尤其具有跨文化意蕴的是,董洪运先生将《吕梁赋》请五位书法家分别按照篆、隶、正、行、草五体书加以书写,充分体现了这本赋的艺术内涵。中国称“书法”为“法”,具有一种质朴无碍的“道”的精神内藴其中,可以通过艺术触及道体的光辉,谈艺而言“道”,不难在《吕梁赋》中找到余音回响。在书法的再创造中,书之法可在视觉艺术的线条墨色无穷变换中提升个体的心性价值,达到文与书、墨与情相融的高妙境界。“五体书”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审美形式,在空间张力、视觉冲击力、铁划银钩的干劲清纯、枯笔渴笔的高古中可展现书法家们心中的吕梁形象。

《吕梁赋》五体书家整体素质的相对整齐,保证了其书法的文化水准——其书写的是一种古代延伸而来的文字,文字后面连接着的是历代思想,思想后面连接的是当代人的精神。五体书创意的文化含义使得其成为思想和精神、历史和当下的直接呈现。在《吕梁赋》的审美书法创作中,文字与书法,意趣与书境相沟通,使得当代人能够突破文言的外壳,而将赋体与书法整合化审美化,于是,吕梁人的情怀从个体到他者、群体、社会、世界等一一联系起来,并使得赋这一题材在新世纪显示出新的生命力,进而将在东方文化的世界化趋势中突显中国元素而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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