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场与守正创新（王岳川、时胜勋）

妙音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时胜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后）



一、文艺理论研究的多元视界



时胜勋：王老师您好！作为一位具有前沿拓展意识的著名学者，您的研究并没有固定在某一领域，而是不断扩大、回旋往复，并且还奔走于社会文化实践领域张扬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思想，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多元化的身份的？

王岳川：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朱熹解释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也就是说，君子的意义在于他不命定般地将自己定型在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心怀天下，乃至于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因此，我没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在文艺理论领域，尽管它是我的专业。我认为，专业之外还有大的人文关怀，在今天学科化体制化日益促狭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时胜勋：您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的大学生，这一代大学生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请问您是如何度过大学时光并走向文艺理论研究的，它对您今天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王岳川：我是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作为这一届大学生，由于亲身经历文革知识匮乏的时代，因此，这一代学者有比较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认识到大学四年应该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能量储备期。为了写作《杜甫诗歌意境美》的毕业论文，我经常枯坐在图书馆善本书室，苦读苦写，而最后竟然不知不觉间写到了9万字。这应该是我文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思想的积累。思想的积累就是要做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极高明”要求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地步，无论是全面、透彻或是综合。虽然数量不代表一切，但是我坚信，伟大的学术成就必然是由数量作为台基的。因为金字塔没有宽阔的底座就无法保证它的高度，如果没有日积月累所思所写的数量累积而达千万字，马克思、海德格尔、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要成为“从量变到质变”的大家是不可能的！故尔，我也不愿做那种“一本书主义”的所谓专家。



时胜勋：您的时间、思想的两重积累的看法是很有启发性的。没有这两者的积累，做大学问是不可能的。我注意到，您做学问还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的延伸，您认为这样的延伸对您而言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王岳川：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这个问题。一般而言，一帆风顺的学术往往是不存在的，很多时候，每个人的学术都经历了不同的调整深化。这种延伸有的是学术的，有的是思想的，有的是个人的。就我个人而言，经过了长达近20年的西学研究后，延伸到研究当代中国文化思想，逐步确立了以发现东方、中西会通为原则的学术文化立场。这个学术深化主要是我对中国文化世界化看法所致。在大国崛起时代，学者的使命当然应该是具有超越性的。就学术而言，我是从中学推进到会通中西，从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推进到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是顺理成章，其中心就在于追求中西文化的互动互释和守正创新。



时胜勋：2001年您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请问中国文论在您的发现东方的框架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现在的进展如何？

王岳川：“东方”作为一个问题似乎很早就被讨论，但这个问题的关键处在于，东方究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基，还是仅仅可供谈论、研究的对象？实际上，东方问题日益凸显了其实践论的层面。东方不仅仅产生着知识，还产生着主体。当然，东方问题并不是突然跃入我的视野的，而是在他者镜像的读解与反思中逐渐浮现的，这必然涉及东方合法性、文化身份等问题。从文化高度着眼，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建有着重要意义。

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浩大工程中，中国文学艺术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做的比较多的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输出。现在又深入到对中国文论的发现上。我在90年代曾经主编了100卷的20世纪学术文化随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理论家。最近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文论家美学家评传文丛”，第1辑共10部：《朱光潜评传》、《宗白华评传》、《蒋孔阳评传》、《杨晦评传》、《季羡林评传》、《李泽厚评传》、《胡经之评传》、《钱中文评传》、《童庆炳评传》、《叶朗评传》，想系统稳步地向世界推进中国20世纪的文论大家和美学大家。文论的发现和输出既需要研究整理，也需要翻译推出。上面的这些活动就是我发现东方文论价值的具体落实。我相信，中国文论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的西化之后，一定能形成自己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论和美学大家。



二、西方文论研究的前沿视野



时胜勋：在学术界，您是以研究西学为主的，既然您后来延伸到中西文化研究，那么西学对您的文艺理论研究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当时您为什么要研究西学呢？

王岳川：在我这里，西学主要是“后学”，也就是后现代主义，在宽泛意义上也涵盖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这一风靡西方文学理论界、哲学界、艺术界、文化界的思潮，彻底改变了人类20世纪的思想文化走向。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后现代，西方当代思想文化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研究西学是时代的思潮。当然，研究西学也在于只有认真研究西学，知道西学的来龙去脉，才可以更好的理解传统。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仅仅一味地固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



时胜勋：您在后学研究方面是可谓独树一帜的，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推动中国后学的研究的呢？

王岳川：1989年，后学研究在国内还无人做专门的研究。我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需要对后学做一全面的描述和说明，这就是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本书写于1989-1991年，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反映在思想、哲学、文化、诗学、美学等领域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一部学术专著，对后现代做了全景式的扫描，这本书很快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台北淑馨出版社1993年版），影响还比较大。仅仅描述和说明还是不够的，我同时着手编选翻译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资料工作，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本书选译了西方后现代主义重要思想家的代表著述，目的是想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提供一个学术参照。这两个方面都是别人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当我们讨论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我就想，中国与后现代的关系如何，中国如何接受后现代主义呢？接受过程中有哪些变异、启发和经验教训呢？出于这个想法，我出版了《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面清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话语，讨论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情况的著作。然后编选《中国后现代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集中展现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中国自身的后现代话语模式及特征，可以视为《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的配套资料。同时研究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衍生形式后殖民主义，特别是在文艺理论领域，我出版了《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对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后殖民文论家做了重点研究和理论透视。评介、翻译、接受、本土、衍生大概是我的后学研究的几个较大的方面。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情况大体都呈现出来了。



时胜勋：由此也可以看出，您做学术不是局限在某一方面，而是力求对某一问题作出全面的研究。正是因为这种全面系统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使您成为当代中国后学研究的重要代表。那么，您认为中国与后现代的关系如何？对其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王岳川：凡是学问都是批判性的，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样需要采取批判性的态度。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否定精神和异质多元的文化意向，这是积极方面，但是，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艺术裹挟的丧失超越精神的虚无观念和与生活原则同格的平面艺术观，是应当警惕的。后现代主义不是人类精神的最后归宿，它仅仅是世纪之交人类精神在突围而不得时陷入的意义缺失的境地，现在应当做的就是在世纪末的荒原中，建构人类精神的新维度。我研究后现代主义，是坚持寻求全球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出路，研究后殖民主义，是要超越后殖民主义，强调一种“后东方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



时胜勋：后学作为您的主攻专业，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学术成就，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您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这部五十万字的书迥异于一般的西方文论史，尤其是“哲性诗学”的提法。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如何从后学专题研究转向历史研究，并提出哲性诗学的概念呢？您又是如何做前期的理论准备的呢？

王岳川：我在1984年到北大后就对20世纪西方文论加以研究，主编出版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我认为要对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诗学思潮做出体系性与理论性的说明，颇为不易。这首先在于西方20世纪哲学思潮涉及众多哲学、诗学流派，要想获得其整体性的疏理必须下大功夫，其次，对其疏理描述还不能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论，这就要求对这些流派有独到的体会和理解，这就是叙述框架问题。这个叙述框架我选择的就是哲性诗学。“哲性诗学”强调的文艺理论与哲学、美学的紧密关系。实际上，20世纪的文论思潮已经深刻地同哲学密切相关，如果要离开哲学与文化背景而获得单纯的文论知识，那么，这种文论就丧失了其原生性而没有活力。提出哲性诗学后，20世纪西方文论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使对20世纪哲学、诗学的体系化研究成为可能。后来，我注意到，西方学者也于同年写有《现代文学理论的哲学》（Peter Zima,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Literary Theory, Odon and New Brunswick NJ: The Athlone Press, 1999.），这似乎证明了哲性诗学方法的世界范围内的特殊的学术意义。不过，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哲学》回溯古希腊、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不同的是，《20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诗学发生的当代哲学语境和文化场域之中，追求诗学发生的现场感与时代感。

作为历史研究，需要做细致的学术准备。如果说后学话语是20世纪后期的主线，那么，现象学就是20世纪前期的主线，现象学是解释学、接受美学、存在主义等哲学诗学思潮重要的思想源头，对现象学的研究构成我的西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现象学文论研究专著——《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还翻译了国内第一部现象学文论专著——《文艺现象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现象学的原则是“面向事情本身”，其实就是做“减法”，强调悬隔、去蔽、还原、原初的重大意义，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中“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有相通之处。现象学方法也成为我以后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除了后学、现象学外，另一学术准备就是本体论。写于1985-1988年的《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可以说是我早期学术准备之作。现在可能觉得艺术本体论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大家都谈本体论，但是在80年代，反映论、认识论还居主流的时代，本体论问题还是被人视为禁区的问题。但本体论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追问事情本身。在《艺术本体论》一书中我提出了“人的审美活感性生成”这一命题，将本体论的生命维度加以开显。其实，在我看来，本体论无不是同人的终极意义联系在一起的。



时胜勋：写作出版《20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您最近又出版了近60万字《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本书，又是什么促使您继续开拓西学研究呢？

王岳川：由于致力于国际语境中的中学研究，但对西学语境问题仍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是我多年西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当然，最重要的是追踪西方学术前沿思考。我在这本书里有意识地将盛行当代西方的三大文论最新思潮——文化研究、生态批评与后理论思潮加以考辨，这一点在国内的文论研究著作中还不多。同时，我也将自己曾经做过研究的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哲学诗学思潮进行了凝练化的提升和组织，力求更加具有学理性和体系性。



三、发现中国文论的世界性价值



时胜勋：如果说西学是您学术的一翼的话，那么另一翼就是国学。请问您是如何结合西学与国学的呢？

王岳川：在一般人看来，将国学研究纳入到一位以西学研究为主的学者思想体系中是困难的。这必然涉及到文化身份与文化价值选择的问题。大部分西学研究者往往终其一生地进行西学研究，对国学则无暇顾及。在我看来，国学与西学的结合首先要超越学科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这主要是我意识到中国文化与文论身份重建的重要性。



时胜勋：那么，您的国学文论基础是如何打下的，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王岳川：我很早就开始研究国学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杜甫诗歌意境美》（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12期），是古代文学方面研究。当时对杜甫诗歌的研究多从作家论、社会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研究，很少从美学角度研究的，另外，我还从中国意境论角度考察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规避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论、扬李抑杜论，这样既突出美学论重点而有富有中国境界论新思路。后来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的整理、学习、体悟上。后来（1985年）参与三卷本《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的资料梳理出版工作，对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论有了一次系统的学习、研究与体会。其后从1986年开始进入中西文化和美学长期比较研究之中。1998年我在日本任客座教授两年期间系统地研究《论语》《老子》等中国经典，并给日本的博士生讲授《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回国后近十年担任季羡林先生助手期间，得以近距离地体悟东方学大师人格和学问，编出《季羡林学术精粹》（四卷），写出《季羡林评传》。还有一点就是，要对古代中国艺术进行文化的传播。文化传播是文学艺术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文学艺术独具特色的就有书法、音乐等。就书法而言，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审美表征。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华夏审美人格心灵世界，并且，以其特立独行、源远流长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中国书法是中国美学的灵魂。意趣超迈的书法表现出中国艺术最潇洒、最灵动的自由精神，展示出历代书家空灵的艺术趣味和精神人格价值。正是书法艺术这一独特的魅力，使之在众多的东方艺术门类中，成为最集中、最精炒地体现东方人精神追求的东方艺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与金开诚先生合写了《书法艺术美学》（1994），主编了《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其后撰写并在韩国出版了《中国书法文化精神》（2001），在北大出版了《书法文化精神》（2008），《书法身份》（2008），《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2008），《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2008），荣宝斋出版了《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书法精品集》（20本，2007-2008）等。



时胜勋：最近您撰写并即将出版的四卷本专著《中国思想精神史论》，除了《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思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之外，还有一部书是《中国艺术精神》。在此能否谈一谈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呢？

王岳川：我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中国艺术精神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史的描述，二是艺术精神的提炼提升。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艺术精神的提升提炼不能没有艺术史的描述作为基础。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栏目中担任《书圣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明清印文化》等专栏的撰稿与主讲，对以书、画、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与魅力有了比较系统的体会。第二个方面就是艺术精神的提炼提升，这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主题，探讨中国艺术精神的时代嬗变、考察中国艺术精神与中国文化命运，梳理中国书法篆刻、建筑、绘画、戏剧、音乐、舞蹈、诗词艺术精神内涵，确立艺术存在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密切关系。这部《中国思想精神史论》的目的在于清理自身的文化资源，重新阐释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优秀内涵，进而不断审理全球化文化生态失衡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意义流失，并进而对网络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正负面功能加以清算，调整并重建人文精神生态平衡。



时胜勋：您在新世纪初出版了《发现东方》，《全球化与中国》等著作，引起学术界不小的反响。最近您又推出了三部著作《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发现东方：中国文化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是否是一种东方学术思想的延伸和身份意识自省？

王岳川：是的，我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提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方法论，关注中国文化身份研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我对西方金融危机之后东西方文化战略均衡有自己的考虑：无论是从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输出上看新世纪世界文化走向，还是从思想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无论是从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重新确立，还是从避免文化战争而强调太空时代的“三和文明”，无论是从传媒发展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平面化问题，还是从文化转型中看全球化是否存在“世界文化”来临或使全球文化碎片化问题，都能发现新视角和新问题。可以说，我尽可能从新的角度发现问题，触及到当代学术复杂性和前沿性，体现出中国崛起中的大国文化安全意识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根基和情怀所在，也是超越可赛义德“东方主义”之后的“后东方主义”中国文化战略的重中之重——守正创新与文化输出！

在超越“东方主义”精神高度上，我深切地感到处在中西两套话语体制和两种语言中心的夹缝中的当代学者的尴尬，在新世纪的应超越东方主义文化视野，具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冷峻认识，既不是一味地走向西方学术体制，也不是民族主义地自我膨胀，而是对着中国文化长期后殖民处境和后殖民心态有意识地加以审视和批判，从而坚定不移地走出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新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不能一味跟随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标新立异的文化走，“守正创新”是自身文化生命精神正脉坚守与提升，而“文化原创”是文化生产力大幅提升的标志。只有守正创新和坚持“正大气象”，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厘定中国“文化身份”，才能打破妖魔化而向世界呈现大国文化美好形象。中国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审美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文化形态，将使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而成为人类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