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的诗词成就

文潮

佚名

　
　　    举凡世间之事皆讲求机缘，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双巨手，把天下苦乐、悲喜、冷暖、逆顺揉捏于一处，方生出如此万般人生况味。
        农历乙酉岁末，出差于北京，候机的余暇闲逛于机场售书小店。偶然间，一本书封面上熟稔的黑白倩影照片从静态、昏黄中立体地折射出来，如磁石般吸附了我的目光。俊美、端丽、雅致、从容，这就是我的旧作《张伯驹和潘素》中的潘素摄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照片。
        机缘更为巧合的是，不多时日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电话，说他们正在组织出版“中国文化百年”系列丛书。张伯驹是中国现当代文人学者、收藏家中的翘楚，在百年中国文化历史中应有一席之地。他们选定了《张伯驹和潘素》，拟作为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我一面惊奇于机缘之巧，一面有些犹豫。的确，于张潘二位先生的资料研究和经营访察用去了我七八年的业余时间，而成书只用了一个半月，实为一部“急就章”。我一直等待着经历了岁月沉淀与淘洗之后再去理解和感悟，期盼着何时能潜下心来再重写一次。
源远流长、浩浩荡荡、无际无涯的中国文化，滋养出难以计数的大略雄才、仁人志士。而历数其间，张伯驹实为数千年泱泱文化精粹孕育出的当世“才”和“士”的一个典型。先生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早年曾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比肩民国“四大公子”之列；先生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于诗词、书法、绘画、文物鉴藏、戏曲色色俱精，集诸艺于一身，且臻于峰巅之境，如斯国学修养渊深之人，实世间罕有；而其作为一代艺苑宗师，尤以词之成就最高，他的诗词创作，“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与其格律相谐、化典圆熟的词作相配的是他的书法，超拔脱俗、独步高标，世称“鸟羽体”；他在戏曲上，尤以京剧功力精深，当年名伶傍戏，盛极一时，“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先生身为贵胄门第，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典质借贷抢收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现存最早的山水画珍迹隋朝展子虔《游春图》等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宝，终以悉数捐公，而于国家奖励的２０万元分文不取。随后被错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他对此漠然一笑，淡然处之。先生虽出生富豪之家，却一生坎坷多劫、苦乐兼备而苦多于乐；但其性情与心怀坦荡超逸，博雅通脱，慷慨率真，不因时世迁移，不因境遇更改，本性一生、本色一生，堪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啊想来，中国“士”的精神最基本的要义是学识和道义。先生作为一代高流名士，他的多才不仅仅是中国文化薪火传承的表象，他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禀赋、学识、涵量，更传承了中国“士”的精神——大仁、大义、大德，尤其是“士”的精魂——重道、崇道、循道。这样在文化领地、艺术苑圃和精神境界俱臻高峰之人，竟为世人罕知，渐次在国人记忆中走远，岂不悲哉！
        我于改革开放初期动意为先生立传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至今也已有二十余载的光景。回想改革肇始之时的中国大地，举目萧疏，百废待兴，看今日神州繁华昌茂、欣欣向荣。物力的增长、国力的攀升扶摇直上。但其间精神家国、价值取向的变迁也有些沧海桑田。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国学传承面临挑战，民族文化精神被消解。我们的精神家园迫切需要民族精神、优秀文化琼浆圣水的浇灌。令人欣慰的是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和政府愈加重视并不断推出重大举措。不仅国人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专注与日俱增，且全球范围内也一次次掀起尊崇和传播中国文化之风潮。而正如一些方家所言，在当今时代研习国学、光大国学则不能不了解张伯驹、不能不学习张伯驹。拙作的再版如能让先生高风不泯、世代永志，让晚生后辈“知今世有如斯大妙人实千秋江山之福祉也”；如能让我实现夙存于胸的梦想——为中国文化之传承和复兴添砖加瓦而尽一己绵薄之力，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