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衰亡与东迁

天籁

佚名



第一节 西周末叶的外族
本章所述，是厉王至西周末年。其中厉幽二代国命再绝。然而周衰实自夷王之世即已开始。《后汉书》“西羌传”引古本《竹书纪年》，夷王曾经命令虢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据《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时，淮夷入寇，厉王也曾命虢仲讨伐。宣王中兴，西北西南，频有戎事。综合《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及《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秦人的祖先秦仲，曾受命伐西戎，戎为之少却。又先后代太原戎及条戎奔戎，王师却都以败绩闻。晋人伐北戎于汾水流域，戎人则灭了周厉姜侯之邑。亘王曾征申戎，得到胜利。千亩之役，姜戎又败周师。宣王对西北方面，至多做到胜负互见。但《诗经》“小雅·六月”及“出车”，诗人颂咏尹吉甫及南仲的功劳。猃狁入侵，经过镐及方，直侵畿辅附近的泾阳。尹吉甫“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在北方修筑城堡，南仲也讨伐了西戎。幽王之世，据《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及《史记》“秦本纪”，幽王曾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而伯士战死，同时戎围犬丘，俘获了戍守西垂的秦世父。幽王自己最后被申侯与西夷犬戎连结，死在骊山之下。《史记》“周本纪”：“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而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掳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的终结，极为戏剧化。这位风流天子的戏耍，落得自己赔了一条性命，还送掉了西周的根本地盘。总之，西周的末叶数王，西北边患几乎未曾断绝。  


金文的记载，颇能补文献的不足。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和不■■三器铭文，都说到周与?狁之间的战事。兮甲盘：“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于■■，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王易兮甲马四匹，驹车。”（白川静，1970C：787）虢季子白盘：“唯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四方。薄伐■■，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子白，献■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爰飨，王曰伯父，孔显有光。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弓，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白川静，1970C：802—804）不■■：“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方■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余命女御追于■，……弗以我车■于囏，女多禽折首执讯，白氏曰，不窋女小子，女肇诲于戎工，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白川静，1970C：817—829）三器时代，考证家虽有异说，当以宣王之世为长。尤其兮甲盘与虢季子白盘均有年月、月相、干支，与宣王的年历相合。  


配合三器铭文，及“小雅·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四诗，?狁与周人之间的战事，大约有过两次。第一役在宣王五年四、五月至冬季。参加者是吉甫、南仲、张仲、兮甲诸人。战事在朔方、太原、焦获、泾阳、镐、■■诸地。南仲戍方，以为偏师。吉甫兮甲一军，败?狁于■■，北追至于太原；南仲一军，也北至朔方，二人分别筑城防塞。第二次?狁之役在宣王十一年，参加者有方叔、虢季子白、不窋诸人。战事在■、西俞、高陵、洛阳诸地，均在王畿西俞一隅。“采芑”诗中以荆蛮与?狁连举，大约二者之间，多少有些呼应，是以有“征伐?狁，荆蛮来威”的诗句，而虢季子白盘全篇叙述?狁战事，末尾却加上“用征蛮方”字眼。方叔是主将，兵力有三千乘，故“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虢季子是方叔部将，杀敌五百人俘虏五十人。不窋又是虢季子白的部下，是以十二年周王赏虢季子白，次年不窋受赏于白氏，志其转战西俞高陵的功绩（白川静，1970C：834以下）。  


由文献与金文的材料，综合言之，周对西北二方的外族，采防御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对于入侵的反击。“城彼太原”及“城彼朔方”，都是建筑北边的要塞，而?狁入侵的地点，可以深入到泾洛之间，直逼西周的京畿（王国维，1959：595—599）。  


周室对于东方与南方的外族，则采取积极的态度，开拓经营，不遗余力，已见第六章。周代南国范围，主要是召伯虎经营的地区。据傅斯年的意见，南国当是在厉宣二代逐步开拓的新疆土，地望在河以南，江以北，今河南中部到湖北中部一带。其中请侯即汉阳诸姬。申国建立于谢地，正处王畿与南国之间。南国文物，后来成为东迁后的文化凭藉。《诗经》中的“二南”及“大雅”、“小雅”，其中一部分当即南国文化的产物（傅斯年，1952：Vol.Ⅱ，34—38；丁山，1930；屈万里，1971）。  


西周中期，周人对淮上汉上，已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力。大约厉王之世，南方有一次极大规模的战事。有一位噩侯，先前曾降服于周人。噩侯鼎：“王南征，伐角■唯还自征，在■。噩侯■方，内丰于王，乃■之，■方■王，王休■，乃射。■方■王射。■方休阑，王宴，咸、酓，王亲易■（方）玉五瑴，马四匹、矢五（束），■方拜手■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乍■鼎，其迈年，子孙永宝用。”（白川静，1969：261—264）据考证，噩侯当即鄂侯，姞姓，曾与周王室通婚姻。有一件噩侯■，是噩侯为了嫁给周王室的王姑所作（白川静，1969：263；郭沫若，1957：107）。南征班师归来的周王，曾接受噩侯的招待，双方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噩侯却率领南方部族叛周了。禹鼎：“乌虖哀哉，用天大降大丧于二国，亦唯噩侯■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殷八■，曰：□伐噩侯■方，勿遗寿幼。■师弥■■■，弗克伐噩，■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百，徒千，曰：于■朕肃慕，■西六自、殷八自，伐噩侯■方，勿遗寿幼。■禹以武公徒■至于噩■伐噩，休，只厥君■方。”（白川静，1969：450—456）这一次战役，东国南国全为战场。周人动员了两京的常备部队。一枝分遣队由禹带领，即有戎车百乘步卒千人，斯■二百人。作战命令中，居然可以有“勿遗寿幼”（老少不饶）的严峻语句，战况大约也是残酷的，最后则噩侯被擒。徐中舒推断噩地望为西邓，即今日河南邓县；更由此推论，认为宣王中兴时，方叔及召虎的经营南国，以至讨申伯于谢，都由惩于这次大动乱的经验（徐中舒，1959）。  


另一件虢仲?的铭文，说到周王曾命虢仲南征，伐南淮夷（白川静，1969：276）。此事可能即与《后汉书》“东夷传”所说淮夷入寇，虢仲征诗为同一役。但《后汉书》说此役不克，则是否和擒噩侯的战事为同一件史事，则未易考知。  


宣王之世，《诗经》中颇多对于南方开拓的纪录。“大雅·江汉”歌咏召虎经营江汉一带的淮夷，“式辟四方”，“至于南海”。“常武”记载周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以致“铺敦淮?，仍执丑虏”。然后，“徐方来庭”，出征的军人才凯旋北还。“常武”咏淮浦之役在先，接下去方才叙述“濯征徐国”，似乎同一枝军队，转战二役。形容师旅之盛，诗人以江汉为比。如比兴以有关之事为之，则徐夷淮夷也在江汉之间，正是后世荆楚之地。可能徐淮诸夷，犬牙相错，住居相间，也未可知。上节叙述噩侯之叛，以西鄂而率淮夷东夷同起，也可知居地相去不远了。  


宣王时，南淮曾内犯成周，及于伊班。据■■：“隹王十月，王才成周，南淮夷迁及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追御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长榜识首百，执■卅，夺孚人四百□于■伯之所，于■衣■，复付厥君。隹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庙。……王蔑■历，吏尹氏受，■■圭■□贝五十朋，易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敢对扬天子休，用乍■■，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白川静，1969B：471—477）■的战果是斩首百，擒获四十人，夺回被俘的四百人。杨树达考证，以为作战的地区在河南浙川、商县一带山地，淮夷显然沿着伊水河谷，深入到两周之间了（杨树达，1959：25）。此役的斩获不算多，但是周王在太庙献捷，■也受赐土田甚厚，主要原因殆在于淮夷深入，危及行在成周之故。  


淮夷在周室武力控制下，大约以贡赋方式，经常向周室进纳东南的出产。第六章已说过■父奉命索贡的事。西周末叶，淮夷入贡已视同当然的义务。兮甲盘：“王令甲政■成周四方赍，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畮人，毋敢不出其员其赉。其进人，其■；毋敢不即■即■。敢不用令，■即井■伐。其唯我者侯百生，厥■毋不即■，毋敢或入蛮■■，■亦井。”（白川静，1970C：790—796）师■■：“王若曰：师■■，淮夷■我员畮臣，今敢博厥众叚，反厥工吏，弗速我东■。今余肇令女，率齐币、■■、僰■、左右虎臣，正淮夷。即■厥邦■，曰冉，曰冉，曰铃，曰达。师■虔不窋，夙夜恤厥墙事，休既又工，折首执讯。无諆徒■，殴孚士女羊牛，孚吉金。今余弗叚组。余用作■后男□■■。其万年，孙孙子子，永宝用享。”（白川静，1970：601—609）两铭主要意思，都以淮夷历来有贡献的义务，兮甲盘铭是严令索贡。师■■铭则因淮夷叛东国而受命征讨，他索取的物资包括士女、羊、吉金，及南方的铜。  


略去其中细节不具论。可知者，周人视淮夷为利薮。这些财富似乎集中在成周贮存。兮甲即奉命主持收集四方的贡赋。淮夷若反抗，周人即大兵压境，俘虏其酋长首领。对照金文，则“小东大东，杼轴其空”的诗句，未必是谭大夫独具的感慨。倒颇可能是东方人士，包括淮夷在内，对周人剥削的哀鸣了。
  

第二节 宗周与成周的消长
周初建立东都，原为了控御东方。周室的真正基地，毋宁仍在丰镐。自从昭穆之世，周人对于东方南方，显然增加了不少活动。昭王南征不复，为开拓南方的事业牺牲了性命。穆王以后，制服淮夷，当是周公东征以后的另一件大事。西周末年，开辟南国，加强对淮夷的控制，在东南持进取政策。东都成周，遂成为许多活动的中心。卫挺生由成周的重要，创为新说，以为穆王以后，周室已经迁都洛阳。这个理论，仍颇多待商之处，兹不具论。但卫氏指出许多在成周的活动——例如发兵、锡命……则为对于古史的一个贡献（卫挺生，1970）。  


单以控制财富言，成周积存有不少东方与南方的委输。兮甲盘说到甲奉命管理成周的“四方■”。颂壶也记道：“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王曰：颂，今女官■成周■廿家，监■新造■用宫御。”此铭中的■，旧说以为当赐予解。但由前引兮甲盘铭，可知成周有积储。倗生■的“其■州田”又显然为征赋的意思。故白川静以为是赋贡（白川静，1968C：158—161）。是则颂壶铭文所指，当谓成周有储存物资的仓库。有大量的囤积，有常备的武力（成周八师），成周自然具备活动中心的实力。周王常来驻节，东南军事行动常由成周发动，则也是可以想像的事了。  


反过来看宗周的情势。西北的守势，未必能完全阻遏戎狄的侵略。上节所叙述周室所面临的若干战役，敌踪往往深入都城附近。幽王举烽火以博妃子一笑，其事颇涉戏剧化，然而至少也反映了■燧直抵都下的现象。  


周人为了防守京畿，必须厚集兵力。有些原在东方，而未必属于周人嫡系的武力，大约也会调集畿辅左右。《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前世，是原来世居东方的嬴性，属于风偃集团。秦人祖先犬丘非子，以善养马见知于周孝王，非子遂主持汧渭之间的养马工作。非子的父亲大骆曾娶申侯的女儿，生子成，其时已为大骆嫡子。申侯因不愿周王以非子夺嫡，向周孝王进言：“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孝王于是封非子为附庸，号为秦嬴，但不废子成，“以和西戎”。可注意者，申侯、犬丘与西戎之间的婚姻关系，成为安抚西戎的重要因素。厉王之世，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其子五人率周宣王授与的兵力七千人，破西戎而复仇，为西垂大夫。后来秦襄公又以其女弟妻丰王——丰王据说是戎王荐居岐丰的名号。襄公的伯父犬丘世父，曾一度被戎人俘虏，旋被释放。犬戎、西戎与申侯袭杀幽王于郦山之下。秦襄公将兵勤王，战斗甚力。平王东迁，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以岐西之地，答应秦能攻逐戎，即为其地诸侯。  


由这一大段叙述，可知周人戍边的诸侯或将领，无论是申，是秦，都与戎狄有婚姻关系。平时，边疆可以困此平静。但是一旦内外相结，周人不免遭逢噬脐之患。上文述及西戎与申秦联姻，及戎王可以在岐丰立足。由这两点推论，戎狄浸湿渗透，大约已深入内地。这番情势，殆与西晋未乱前，戎胡已在边地繁殖的现象类似。《后汉书》“西羌传”谓：平王之末，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至于伊洛。所谓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有扬拒泉臯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诚可说处处有戎迹。虽然《后汉书》记载这些戎人的分布，属于平王之末；然而由上文秦与西戎的关系推断，戎狄入居当不由平王之世始。  


秦人先世为西垂大夫，父子兄弟昆季相继与西戎周旋，当是以部族为战斗单位。周人军队中原有秦夷一种，与其他夷人同列，似乎都是作战单位，或后勤服务的单位。金文中至少有两器铭文，提到这个周人以外的族类，一件是师西殷：“佳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公族■厘入，右师西立中廷，王呼史■，册命师酉，■乃且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身夷。”（白川静，1970：555）另一是询■：“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且奠周邦，今余令女啻官■邑入，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夷，师笭侧新，□华夷、由□夷、■夷、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白川静，1970B：702）两器时代值厉宣二代，师西与询似乎不是父子，即是叔侄，所管的军事单位，是他们家庭世袭管领的武力。询■提到的单位，比师酉■更多，而且明说有降人服夷。举一反三，其中当也有不是降人服夷，而是调来的少数民族战士，如秦嬴之属。以后世史事推论，汉有胡骑、越骑，明有士兵、狼兵，清有蒙旗、汉军，以及回子牛彔；则周人部伍中，杂有诸种外夷戎狄，也并非不可能的事。若周人为了捍卫首都，大集东南降夷，“熟番”，以抵抗西北戎狄，则畿辅之内，民族成分难免复杂了。与成周的兴旺对比，宗周虽然号为京畿，周室倒未必能有坚实的掌握与控制。  


此种情形可由散氏盘铭文观之。散氏盘是周金中的名器，记叙久人侵散失败，于是久人割地付散，正其疆界。两家处置的土地均在渭南，包括眉豆等处田地。铭辞中参加划界的人有久人的有司十五人及散人的有司十人。铭辞的末尾，由久及有关人员盟誓，不再爽约，至以地图交授史正仲农，显然留作纪录，以资信守。此铭中■称王号（白川静，1968C：193—203）。  


王国维由散氏盘中矢散二国在厉王之世的情形，论及周室的式微，认为南山的古代微国，及周初所建井、豆、■诸国，己为散久两国并为领地。天子亲信大臣膳夫克，其分地跨渭水南北，原是岐下强族。■攸从也都是能自达于天子的人物。而二人皆受胁于散氏，列名有司，失去王臣的地位。矢器出土，铭文自称久王者，除此件外，还有数器。王氏以为周室及渭北诸国，困于?狁，仅堪自保。久散两国，依据南山，旁无强敌，遂致坐大，于是久居然在辇毂之下，僭称王号。散人因■人侵轶，而力能使之割地，亦不是弱者。邦畿之内，兼并自如。两国签约，也目无王纪。王氏因此叹息，“周德之衰，于此可知矣”（王国维，1968：2023—2044）。  


综合本节，成周围东南的开拓而日益重要。相对言之，宗周原是周室根本，却因逼于戎狄，四郊多垒，仍难免戎狄的渗透，甚至有戌狄与边将通婚姻的事。畿辅之内的诸侯，也有专擅自恣者。周室在东南的成功，竟未能对于王室的式微，发生强心的作用。



第三节 西周的末叶的封建制度--国 邑与田　　
周初的分封制度，已在第五章中论及，基本上是“封人”的授民制度。疆土倒不是原始分封制度下的要件。本章前节引证师酉■、询■二铭，列举邑人虎臣及诸种夷属，可知二人继承的祖业，以领属的部族为主要成分。邑人当指周人组成的“周人”。虎臣是虎贲士一类的亲卫，而西门夷之属，正同第五章所提的殷民六族、七族、商奄之民、怀姓九宗之类。是以到了周代末期，“授民”的特点依然存在。  


授民的分封诸侯，其“国”中的成分，因时而异。但一个诸侯管领的属民，至少是二分（周人及殷人），甚至是三分（周人、殷人及土著），是即杜正胜所谓“武装殖民”的邦国（杜正胜，1979A：22—31）。“国”即是由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国的原意不是疆域，也不是仅指首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郭。……公闻其入郭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焦循据此，以为郭以内方为国。焦氏遂以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焦循，1888：1/13—14）。这三重意义，大约城邑为国的用法最早，而邦国的用法最晚。三重意义象征了封国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殖民队伍的筑城邑自保；第二阶段扩充管内的领地到近郊；第三步则封国与封国接界了，界内的领土就都认为国中的土域。  


国的意义在第一阶段时，国人或邑人也就是原先殖民队伍的成员及其子孙。对于分封的国君，这批人是亲信的自己人；对于当地原来的居民，这批人是统治者。君子野人有别，“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则到孔子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分野仍旧存在。杨宽以此观点，讨论乡遂制度，指出了西周及春秋时代国野两分的现象，邑与野（田）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杨宽，1965：145—165）。杜正胜则用“城邦”一词称周代的封国，国人与邑人并有问政的权力（杜正胜，1979A：29—35）。杨、杜二人都以为都邑以外的田野、聚落是在古代村社，或古代“氏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农庄。这种农村，也叫做邑（杨宽，1965：124—129；杜正胜，1979A：56—64）。  


诚然中国古代的城邑，具备了城市国家（城邦）的性质。李宗侗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时，即往往引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为比证（李宗侗，1954）。然而西周邦国城邑，实与希腊罗马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罗马城邦与两河流域的古代城邦，属于同类，在统一帝国崛起前，个别的城邦都是独立的政治单元，上无统属，下无分支。西周的城邑则不然。由姬姜分封而产生的封国，固是周王朝体系中的一部分。即使原来独立的中原古国，在西周建立之后，也从此纳入王朝的体系。春秋时代，王纲不振，诸侯纷纷竞争，王朝体系已无约束力。但是这些事实上已独立的邦国城邑，均已是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发展的方向更是走向战国的君主制的领土国家，其情形不能与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相提并论。如有可以比较处，大约也只是古代城邑残留下的一些遗存（宫崎市定，1965：155）。  


西周的邦国城邑，不仅上有统属，而且还下有分支。《左传》庄公廿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以都与邑无极大的差别。邑为分封的基本单位，一个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有数十邑及至数百邑，不为罕见。这种邑当只是很小的聚落，可以小至十家之邑，也可以大到百家之邑（杜正胜，1979A：57—59）。春秋之初，都邑之中，有些地位特殊的邑，或因地居冲要，或因次级分封出去的小贵族较善经营，诸侯的封国之内“大都耦国”（《左传》闵公二年）的现象十分常见。《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正是为了郑国国内有了足以与都城颉颃的大邑。《国语》“楚语上”：“国有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衙。”一个诸侯的领地内，已至少有了两层城邑，构成了行政系统的层级。晋献公派遣儿子们分别出镇重邑，“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左传》庄公廿八年）。正是反映晋国城邑的属级化。鄙，又在邑的下一级，则晋国至少有三级城邑了。  




春秋时代初期的城邑层级化，在西周末叶已有其萌芽。如在第五章讨论官制时曾提过，王官中已有若干管理地方城邑的官员。“五邑”虽不知确切地望，但有金文中五邑祝、五邑走马，及五邑甸人（白川静，1970B：752，737；1971：899），也有管理“直鄙”的专人（白川静，1978A：252）。  


有名的散氏盘铭，记载矢散划界事，双方参加的有司，包括“■人有■，眉田鲜且、■、武父、西宫襄、豆人虞考、录贞、师氏右眚、小门人■、原人虞■、淮■工虎、孝■、丰父、■人有■荆考，凡十又五夫。正眉■舍散田，■土屰寅、■马■■、■人■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父、效■父、襄之有■橐州■、焂从■，凡散有■十夫。”（白川静，1968C：199）廿五人中，大半系地方，如眉、豆、原、■、■、淮、襄，这些地名即是矢与散在接界地区的邑。尤可注意者，双方都有眉田。若不是指一方将接收地区的官员与另一方原任官交接，即是边界两方都有地名为眉的田邑。散氏盘铭中还说“眉邢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邢邑封道”（同上：198）。邢邑，当即是大克鼎的“邢家■田”（白川静，1969C：505）。是则邢侯旧地，改变隶属很久了：仍以邢邑为号。这个“邑”字不能再以“采邑”为解，只能作为“城邑”的意义了（伊藤道治，1975：185—195）。  


伊藤道治又讨论■从?铭。此铭中也是土地交换的契约，牵涉十三个邑，田邑都分言：“章厥■夫□■从田，其邑□□□，复友■从其田，其邑复■言二邑■■从。复厥小宫□■从田，其邑彶■句商儿■讎，?复限余■从田其邑竞楙才三邑州泸二邑，凡复友。复友■从邑十又三邑。”（白川静，1970：615—622）田谓田野，而必须指认所系的邑名。是则田邑并不是对立两分，事实上，田属于邑，邑属于封主的“家”。田是由邑为中心展开的农耕区，而邑则是管理田野的治所（伊藤道治，1975：198—200）。  


总之，西周的城邑，当是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宗周成周是顶点的大邑，诸侯的国是次级的邑，国以下有贰宗大都，有卿大夫的家邑，最下层则是直接控制田野的邑，如散氏盘、鬲从?二器铭文所代表“某”地的邑，这种层级结构，与分封制度相伴而生。随着封国由中心城邑向四周扩散，一级一级的次级城邑也陆续控制了原居民的田野。城邑的扩散，在春秋时犹继续不断进行。比较西周城邑的分布、春秋城邑与东周古城遗址的分布，其变化立刻可见（图67、68、69）。然而西周的城邑分布也不是由开始即是如此的，附图所示，也是数百年演变的结果。当然，许多金文中的次级城邑及更小的田邑，事实上根本无法确定其位置，势难在附图中容纳城邑层级分化的现象，也正反映了授民的封建已渐渐转变为授土地的封建。揆以人情，诸侯在当地定居日久，不再以驻防自居。据《礼记》“檀弓”，大公封于营丘以后，“五世皆反葬于周”。第六世以后，显然已与当地“认同”了。城邑日多，田野日辟，由点而扩展为面。旧日国都与国都之间，榛莽遍布，点与点之间，不必有清楚的分界。西周末叶的封建，由《诗经》与金文的史料观之，授土地的观念，已比授民观念强烈。《诗》“大雅·嵩高”与“韩奕”两篇，都是韵文的锡命策。“嵩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遗其行。”其中固有“因是谢人”及“迁其私人”，代表授民的意义，也强调了“彻土田”，“彻土疆”的意义。“韩奕”：“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懈，虔共尔位。朕命不易，于不庭方，以佐戎辟……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韩侯再受锡命，未见授民，倒是强调了对田亩与赋役的权利。两诗对于土地与人民的语气，已异于以前徵引周初策命之偏重授民了。  


西周末克氏作器传世颇多，克?：“佳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康穆宫，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大克鼎：“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内朕令，今余隹■堇乃令，易女叔市，参冋■悤，易女田于埜，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田于■，以厥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钟，易女井■■人■，易女井人奔于■。敬夙夜，用事，勿灋朕令。”（白川静，1969C：486，501—504）这二铭中，土地人民都在赏赐之列。至于锡土地的仔细明确，竟是一片一片田土列举不遗。据王国维考证，克的领土，建都渭水南岸，然而其封地远在渭北，北至泾水，奄有渭


上节曾说到散氏盘所记矢散立界约的事，铭文详记各处分界线，由一个定点分述向东、南、西三方面的界限。以封为界标，以陵泉、道路为界线，并说明邻封接界的田邑。散矢的田邑接壤比邻，界线势须清楚，然而也正因如此，才有侵夺行为发生。  


时代可能稍早的舀鼎，记载舀与匡争讼的事。据说“昔饥岁，匡众厥臣甘夫，寇舀禾十秭”（白川静，1968B：131）。原铭中未记寇禾经过，可能是偷粮仓，也可能是抢割田中收成。如属后者，则舀与匡领地之间的田地，也应接界，始有可能。原史料不详，未宜妄说。  


琱生殷文辞佶屈，不易通读，但大意可知：格伯与琱生，以良马一乘（四匹）交换卅田的事。接下去是按行甸野，经过一串地方，地名均是山林川谷，大约也是勘定四至，然后以契约存放史官，与散氏盘的格式一样。文未谓格伯的田已“典”，当指已经“登记在案”（白川静，1967C：426—432）。此铭可谓土地买卖的证据。田地可以买卖，一则田地代表财富，二则领主己有充分的处置权。封建制度下，周王应是天下共主，一切封土的最高所有者。封君自己买卖田地，未尝不表示周王最高所有权及封建体制，己有了极大的转变。  


岐山董家村新出土的裘卫诸器中，卫盉与五祀卫鼎两铭都提到“贮”或“贮田”的字眼。两铭方出现时，各家的注释即有出入（林甘泉，1976；唐兰，1976A，1976B；周瑗，1976）。大致以贮为租，唐兰主之；一以贮为贾，林甘泉、周瑗二人主之。卫盉（图70）铭文如下：“佳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丰，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才八十朋，厥■，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两、■■两、■韐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裘卫乃彘告于白邑父、■白、定白、■白、单白，白邑父、■白、定白、■白、单白乃令参有■，■土■邑、■马单旟、■工邑人服，■受田：燹、■，卫小子騺，逆者其飨。卫用作朕文考惠孟宝盘，卫其万年永宝用。”（岐山文化馆，1976：27；白川静，1978A：257—259）五祀卫鼎（图71）铭文如下：“惟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井白、白邑父、定白、■白、白俗父曰，厉曰余执王■恤工，于邵太室东逆■二川，曰余舍女田五田。正乃■厉曰，女■田不。厉乃许曰余审■田五田。井白、白邑父、定白、■白、白俗父乃■吏厉誓。乃令参有■：■土邑人■、司马■人邦、司工附矩、内史友寺刍，帅履裘卫厉田四田，乃舍寓于厥邑，厥逆疆■厉田，厥东疆■散田，厥南疆■散田，■政父田，厥西疆■厉田。邦君厉■付裘卫田，厉叔子夙，厉有■■季、庆癸、燹表、荆人敢、并人倡屖，卫小子者其飨朕，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佳王五祀。”（岐山县文化馆，1976：27—28；白川静，1978A：262—263）黄盛璋根据铭文口气，确定■田既不是出租，也不是价购，而只是以田地交换另一片田地，或者别的物资（黄盛璋，1981A）。  


黄说比较合理，因为在封建制下，土地只能由周王颁赐，不能由私人买卖。租赁制度也与西周封建的贡赋体制相当混淆，会发生领主身分变易的问题。只有交换，有买卖之实，而无买卖之名，比较能在已建立的封建制度下发生。西周分封，如第五章所述，主要发生于文武成康四代。麦鼎记载井侯的侯于井，及伯晨鼎所记■侯封■，都是承袭祖业。《诗经》“大雅·嵩高”与“韩奕”两篇，分记封申封韩事，也似乎是承袭。周人开辟南国，可能在汉上又分封了若干诸侯，大体言之，到了晚周时，可封的土地已封尽了。尤其畿内的领土，又加上许多防边的新来武力。分封土地己不可能。是以若干旧封君的土地，如上文所举邢侯的■田，即不免改封给别人。新起的有势力的豪家大族，要获得土地，除出之交换的方式外，别无他法。交换行为刚开始时，双方必须报告执政大臣，执政们也慎重处理，派员勘查，纪录存付史官。倗生■与五祀卫鼎的铭文，正说明这种手续。甚至散氏盘记载的划界，也还交付史官存案。不过，一旦这种交换事件多了，王室大臣不胜其烦，也就不能一桩桩，一件件，全经报备、勘查、存案的程序进行。同样在董家村发现的九年卫鼎，也有土地与物资的交换行为，约中既未有王官出席，甚至没有报告王室的大臣。五祀卫鼎是共王时代器，大约正是土地交易行为方兴未艾之时，遂有此过渡现象。  


在东方，诸侯之间是否也在进行换田易土的事，因史料不足，无法讨论。不过据《史记》“郑世家”及《国语》“郑语”，郑桓公原封在京兆，后来寄孥于虢郐之间，东迁雒东。虢郐二国无缘无故献出土地，必有所报偿，基本上当也是一种交换土地的方式。又，《左传》桓公元年，郑以壁假鲁国的许田，又以泰山之祊田易许田，所谓以壁假田，及易许田以祀周公，大致都是门面上的交代。郑鲁交换土地，是此事的实际内容。  


本节所说，大体谓周代诸侯，已由“点”的戍守，逐渐演变成“面”的主权。诸侯成守驻防，有赖于彼此的合作。诸侯各为领有地区的主人，情形就不同了。农田开拓，一旦两片领地接壤时，比邻之间的关系，遂不免由互相支援转变为彼此竞争。周代封建网维系的秩序，于是也面监严重的考验。宗周哉内，情形更严重。地方有限，而王臣一代一代都势必占有土地，日积月累，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晚周之际，边患日亟，许多新领主，原为保卫京畿的驻防，其由驻防而变成割据，对于西周王室的实际力量，当然也构成严重的影响。厉王之世，又经过一番内乱，国力受损，王室权威更受打击，宗周王畿内外所伤，东方诸侯离心离德，西周的覆亡，真可说朝不保夕了。



第四节 西周末世诸王
厉王之世是西周崩溃的开始。《国语》“周语”记载两节厉王的故事，一条谓厉王虐，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察谤者，用死罪来止谤。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规劝，王不听。又据说厉王信任荣夷公，为他敛财，芮良夫因此感叹：“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终于诸侯不享。三年后，国人放逐厉王，王奔于彘。周室的统治有一段由贵族集团执政，号为共和。这是中国有可靠纪年的开始，是西元前841年。  


“共和时代”的执政者，《史记》“周本纪”说是由王室重臣召公和周公二人联合，这是传统的说法。但《史记索隐》引《汲冢纪年》：“共伯干王位”，而《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开春篇”，及《史记正义》引《鲁连子》，都说在厉王奔彘期间，有一位共伯和担任执政。厉王死后，共伯奉王子靖为王，是为宣王。共和究是周召共同执政抑是共伯和执政？周召执政之说，在金文史料中，未见佐证。至今还未见西周晚期金文中有大臣周公。只有召穆公（召虎）确是当时重要人物。另一方面，共伯和执政的传说，至少有一点金文的线索。师■■：“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师■，乃且考又■于我家，女有佳小子，余令女死我家，■■我西■东■仆■百工牧臣妾，东■内外，毋敢否善。……■拜■首，敢对扬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仲将殷，■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白川静，1970B：741—749）由本铭“白龢父若曰”的口气，白龢父有可能即是代王执政的共伯和（郭沫若，1957：117；杨树达，1952：138，225）。此说尚不能认为定论，杨氏诸人的意见，还有人置疑（白川静，1970B：745—747）。然而较之周召共同执政之说，此说仍比较可信（屈万里，1971：784—785）。  


厉王的罪名中，“专利”一项，《国语》本文并无正面交代。但细玩文义，有数点可以析出。第一，利大约指天然资源，是以谓之“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第二，利须上下均沾，是以王人“将导利而布之上下”。惟有以赏赐的方式，广泛的分配利源，始使“周道”延绵至今。第三，荣夷公专利的结果，是“诸侯不享”。循此推测，周人在分封制度下，山林薮泽之利，由各级封君共享。即使以赏赐或贡纳方式，利源仍可上下分治。厉王专利，相对的也就使诸侯不享。本文上节曾指出，西周王室颇有紧迫的情形。外有国防需要，内有领主的割据。周室可以措手的财源，大约日渐减少。费用多，而资源少，专利云乎，也许只是悉索敝赋的另一面。这是时势造成的情况，厉王君臣未必应独任其咎。然而，这种情势，也意指封建领主间，那座宝塔式的层级分配制度，已濒临崩解了。  


宣王接位，西周号为中兴。南征北伐已见前节。西周的国力，无疑因征讨而受损。《国语》“周语上”记载了宣王料民的故事：“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好，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衣于藉。搜于衣隙，耨获亦于籍，弥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仲山父的一番议论，透露了若干消息。一方面，他指出“古者”如何如何，说明不必经过户口调查，人口统计的资料，已在掌握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户口的数字已经少了，何必再大举调查以示弱。实则宣王为了丧师之后，要作一次“国势调查”，若仲山父议论的古制仍来失去功能，宣王自然不必多此一举。大约实际人口与官府纪录，己有了差距，宣王始不得不“料民”。很可能仲山父也预见“料民”的后果是人口太少，或人口减少了，遂有何必示人以弱的议论。由这一段史料推论，宣王时，周室可能经历了户口减少的危机，至少也是周王室直接控制下的户口，比应有之数为少。  



户口减少总不外两端：或由天灾，或由人祸。人口增殖趋于负值，也可能由于人口的逃避登记。前者目前无史料可为讨论依据，兹不具论。后者的可能则有一段金文可为佐证。大克鼎的铭文列了一连串赏给克氏的田地人夫，其中有一项是“并人奔于■”。白川静以为可解释为原属邢氏而逋播的臣仆（白川静，1967C：507）。这段解释如果成立，则不仅有人逋逃，而且缉获之后，逃户可降为赏赐的人口。至于料民之举是否也隐含缉捕逃户，则史料不足，未敢妄说，又有人以为宣王料民与另一件不籍千亩的事都指宣王解放了奴隶，使他们变成了有户籍、纳地租的农奴（李亚农，1962：743—755）。但是史料原文，实无丝毫可以引申为此种“政治改革”的证据。增字解经，学者所不取，故亦置而不论。  


宣王之后，幽王即位。在幽王手上，送了西周的终。幽王二年，周地有一次巨大的震灾，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流都曾涸竭。岐山也有崩塌的地方。《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形容一时罕见的天灾：日蚀、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崩摧，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人以为“十月之交”一诗可能属于厉王之时（刘启益，1980A），但以各项史料配合而言，仍以幽王之世为合理。《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所谓“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显然意指因水源于竭而造成旱灾，妨碍了农业生产。西周地处陕西的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汲水必须下达河谷，始及水源。如无灌溉系统，农耕用水，即需依仗黄土层的毛细作用，吸引水头，上达地表。地震可使三川塞竭，岐山崩坍，地层变动，则地下水分布的情况，也必受极大的干扰。西周时代的农作物，以黍稷为主。黍稷即使比麦类耐旱，仍须吸收相当水分。地下水不足，就只能依靠天落水。于是，雨量稍不足，便造成旱灾了。古人对于天灾极为畏惧，总认为天灾是上帝对下民的惩罚。天灾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打击，往往比实际的经济效果更为沉重。《诗经》“大雅·云汉”一诗，据诗序属之宣王之时。但其中所提到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大约与“十月之交”一诗中的近臣是同一批人物，而且“周余黎民”一语，也像骊山之难后的口吻，不像是宣王中兴气象。如此，“云汉”所咏叹的旱象，也当是幽世大乱前后的事。呼天不应，先祖的神灵也不施援手，诗人只有悲叹“旱既太甚”，“饥馑荐臻”了。“召旻”一诗，蹙国百里，必须是幽王时代的现象，诗人也提到“池之竭矣”、“泉之竭矣”，草也枯槁，以至“癫我饥馑，民卒流亡”。描写灾荒，至为痛切。  


若只是西戎在骊山下袭杀幽王，一旦戎人退却，新王即位，西周非不可收拾。然而周室治下的京畿，天灾人祸之外，原有的社会秩序，也正在逐渐改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不单是震灾的描写，也是社会大变动的比喻。最近岐山董家村出土的一批铜器，其铭文颇可表现矩伯裘卫两个系族的消长，及其在周室封建社会秩序上的影响。  


这批铜器，出自窖藏，属于一个家族屡代的制作。铭文中的器主，裘卫是最早的一代，公巨大约是第二代，旅伯、旅仲和■是第三代，时代最晚的是荣有司爯。裘卫的职务，根据铭文中提到的不少皮件，大约是西周中晚期掌管制皮作裘的小官。属于裘卫的四器，大约在共王、懿王时代。公臣可能与裘卫世代相接。旅伯的官位是膳夫，旅仲是其兄弟，他们的时代是宣王时。■匜中的伯扬父也是西周晚朝人物。荣有司爯则在幽王时。这个家族，由其嫁女媵器的铭文判断，属于赢姓。秦赵的先祖都是赢姓，如前节已说过，这一姓族，可能是由东方调来防边的部族，与畜牧事业有相当的关系。制作皮裘，也就很可能是嬴姓畜牧工作中的一个部门（周瑗，1976：45—46）矩伯是周室的贵族，号为邦君，又有“矩内史友”，足见是周室的重要大臣。这位矩伯却穷得必须向裘卫家借贷。卫盉的铭文，已见前节征引。主要的意思，周王建旗大典上，矩伯必须到场，矩伯用田地向裘卫家换来了必须用的瑾璋和几件虎皮、鹿皮的皮饰。这些物品显然很贵重，玉件价值八十朋，皮货价值廿朋。交换的物品是田地，可是却用货贝的数量来计算代价。两年以后，五把卫鼎的铭文又记载了第二件交换行为。铭文也已在前节征引，不再举。铭文主要的意思，裘卫为了替王室服务，得到了“邦君厉”的同意，用五片田地，换取后者靠近两条河川的四片田地。  


九年卫鼎（图72）的铭文，则是裘卫矩伯间第三次交换的纪录。“佳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才周驹宫，各庙，眉敖者肤为吏，见于王。王大黹。矩取省车：■、■■、虎■、■徫、画■、鞭、■、■、帛辔乘、金麃■。舍矩姜帛三两。乃舍裘卫林■里。■氒隹■林。我舍■陈大马两，舍■姒■■，舍■有■寿商貈裘、盠■。矩乃■■粦令寿商■意曰：■。履付裘卫林■里。则乃成夆四夆。■小子具■夆，寿商勠。舍盠冒梯■皮二，纵皮二，■舄■皮二，朏帛金一反，氒吴喜皮二。舍■■■、瑈■■■，东臣羔裘、■下皮二，■受。卫小子家逆者其賸。卫臣■朏。卫用乍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岐山县文化馆，1976：28）。铭文细节，因有不少奇字，不能完全解释。主要的大意：周王接见眉敖献俘的使者，矩伯又向裘卫索取了车辆、车马用的皮革饰件和用品。裘卫又送给矩伯的夫人三两帛，换取了裘卫在颜林中猎兽的权利。裘卫又送了颜林的直接领主夫妇两匹马和不明物品为礼物。颜家的有司（管理人员）帮助裘卫猎兽。事毕后，裘卫又赠送这些有司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皮货（周瑗，1976：48）。  


由这三次交换看来，周室的大臣穷乏不堪，甚至不能拥有像佯的车马、玉饰、衣著。为了撑场面，矩伯必须用田产和山林的狩猎权，向不足称道的小官，交换来贵重的物品。裘卫是暴发户，不仅能供给封君所需的物品，并且还可以制作铜器，以为纪念，其实际的财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裘卫的后人，地位一代比一代高。旅伯是旅邑人膳夫，当已是旅地的地方官员。如果是王室的膳夫，则更是出内王命的内廷高官了。公臣是虢仲手下“司朕百工”的大总管，而虢仲正是厉王时代的执政，荣有司爯则是荣公手下的家臣。荣公当即《国语》中的荣夷公，是厉王极为信任的大臣。旅伯的妻子是毛仲姬（旅伯鼎），裘卫的曾孙女（或孙女）浸嬴嫁给成伯孙父（成伯孙父鬲）。毛伯与成伯，都是西周姬姓的头等世家。裘卫一族以司裘小官起家，数代之后，竟然能与毛成通婚，其社会地位之高，已可想见（周瑗，1976：49；杜正胜，1979：586—587）。


第五节 结论
急剧的社会升降，好处在新陈代谢迅速，社会增加了活力；坏处在社会成员一时会有失调的感觉。社会结构中居领袖地位的旧时贵族，更会为此失去信心，新兴分子中不能得到预期升迁的人，则又不免有怨望之心。西周末叶，正是这样的时代。《诗经》中抱怨的诗歌，多在末世，殆是此故。西周上层社会成员，在晚期已颇有逃难的想法。“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窋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屈万里解释为皇父预先安排避难之所（屈万里，1971：12）。同样的情景，也可由郑伯早作东迁之计一事观之。《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终于迁国在虢郐之间。  


有一些未作充分准备的西周贵族，大难来时，惟有仓促逃难，而将重器宝物窖藏在地下。若干窖藏到今天又重见，仍完整如新入土。早在1940年时，陕西扶风有农民发现一个深洞，内藏各种铜器百余件。据说深洞是一有建筑性的悬坑，不是埋藏的土穴。诸器整齐排列，金色灿烂，俨然如新，据推测是宗周贵族遭遇变乱时的窖藏（不著撰人，1951：143—144）。196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铜器53件。诸器时代不一，有早到成王时代的，有在西周中叶或更晚的。诸器也并非作于一家，有作于他姓，似为媵赠。埋藏情况，不似殉葬，而是窖藏（郭沫若，1961）。上文已征引的裘卫诸器，1975年出土于岐山董家村，是一批37件铜器的窖藏。诸器作于三四代，时限由西周中期到宣王幽王之时（岐山县文化馆，1976：26）。扶风县庄白的微史一家铜器103件，也是窖藏（图版50），时代由共王时起，下限在西周末（周原考古队，1978：1）。凡此窖藏，若是厉王奔彘时所藏，宣王复辟，一切恢复正常，原主会启封。惟有幽王郦山之祸，有些贵族仓猝逃难，窖藏才永未再启。  


《诗经》“大雅”和“小雅”中，颇有一些忧愁怨叹之词。若抛开诗序的刻板解释，有不少诗句显然是描述逃难的痛苦。这些周余黎民，在颠沛流离中的心情，颇可以“小雅·小弁”的几章作为代表：“弁彼■斯，归飞提提，民莫不窋，我独于罹。”自己的命运，比不上有巢可归的乌鸦，难怪他要仰首向天，问自己“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平易可行的周道，已长满了茂草，自己却不得不离开桑梓，离开父母。流亡生涯，譬如河上飘浮的小船，不知何处可以届止。末尾两句，“我躬不阅，惶恤我后”，大约所有流亡的人士都不难有此体会。在“大雅·桑柔”一诗中，难民的感叹亡国之痛，无人能先去兵寇之害，“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人民栖栖皇皇，不知何往，“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自西徂东，靡所定处”。他们怨叹天道的无情，降下灾难，他们也诅骂人谋的不臧，及执政的非人。例如“大雅·瞻昂”、“小雅·雨无正”、“小雅·北山”诸篇，都充满了呼天不应，不免怨恨人事的情绪。终日不得一饱，流亡的人会兴起“生不如死”之感。乱世之音怨而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西周的覆亡，当时人的哀伤，由不朽的诗句，长为后人有相同经历的人掩卷悲泣：“知我如此，不如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