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定居农业生活方式

天籁

佚名



一、引言

  
红山文化上承兴隆洼文化下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仰韶、龙山文化大同小异，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体现了典型的定居农业生活方式。考古学家描述了红山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的细微差别，人类学家更关注它们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红山与仰韶、龙山文化的主人使用类似的生产工具(斧、铲、耜、锄、刀、镰、磨棒与磨盘或杵与臼)，播种同样的作物(粟、黍或稷)，饲养同样的家畜(猪、狗、水牛)，居住类似的半地穴式房子，陶器亦大同而小异，都营以粟作农业为核心的定居生活，程度不同地兼营采集和渔猎。

以定居农业生活为基础的红山文化的主人形成了“女神男巫”、“有祀无戎”的和平社会。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后台子石雕孕妇像、西水泉陶塑女神像表明女神崇拜源远流长，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神庙标志着女神崇拜达到了顶峰。女神像、神庙、祭坛主要出自男人之手。牛河梁发掘的大墓多为男性亦表明祭祀的对象是女神，但主持祭祀活动的多是男人。“女神男巫”，红山文化社会男女处于相对平等状态。祭祀是红山文化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尚未发现有大规模征战的迹象。“有祀无戎”，红山文化仍然处于自然和平的时代。

欧亚大草原西端的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Tripolye-Cucuteni Culture)与红山文化时代相当，生产工具、居住方式、陶器亦类似，但播种的作物(小麦、大麦、粟)和饲养的家畜(绵羊、山羊、黄牛、马、狗、猪)很不一样。绵羊可以剪毛、黄牛可以挤奶、马可以骑乘和拉车，都是可以再度开发的动物。库尔干人逐渐改变了衣、食、行、住即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的道路。青铜兵器的发明使他们如虎添翼，形成了以父权占统治地位的好战的印欧人游牧社会，不断向欧洲、西亚、南亚、东亚扩张，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文化格局。“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夏家店下层文化反映了青铜与游牧文化的影响。

红山文化是东亚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不太可能孕育游牧文化。由于气候和环境变迁等导致红山文化的衰落为游牧文化的东进提供了机会。



二、定居农业生活方式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从自然状态向文化状态过渡的时代。从中国北方已经发现并经过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粟和黍是主要农作物，可能还播种油菜等蔬菜；斧、锛、锄、耜、刀、镰、石磨盘、石磨捧、杵、臼是主要生产工具；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与锄耕农业并存；主要家畜是猪和狗，可能还有水牛；住房以圆形或方型半地穴式单间住房为主，偶而可见吕字型套间;陶器以手制为主，钵、罐最流行，鼎、鬲最有特色，晚期已采用轮制；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亦有少量石板墓。同时具备上述要素的红山文化遗址还没有发现，但不同地点的遗址中发现了这六类要素，红山文化仍然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

粟(Setaria italica)，俗称小米，其野生祖先(Setaria viridis)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与麦和稻相比，粟的主要优点是耐旱，主要弱点是产量低，特别适合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种植。何人何时何地最早驯化粟还不得而知，大约八千年前粟已经成了黄河流域的主要作物。磁山遗址上十万斤碳化粟的发现表明粟已成为当时居民的主要粮食。黍(Panicum miliaceum)，俗称小黄米，其特性和地理分布与粟相似，都是C4类植物，亦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粮食作物。在赤峰蜘蛛山、北票丰下[iii]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粟出土的报道。赤峰四分地东山嘴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一只甗中盛有炭化的谷子，其形态与大小与现代小黄米很相似[iv]。与红山文化时代相当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亦不时有粟或黍出土。从东北亚农业发生和传播的大背景来看[v]，红山文化种植粟和黍是完全可能的。最近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和黍，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点。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居民是以C4类即粟、黍类食物为主食的。人骨测量结果表明兴隆洼、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标本的 C平均值分别为千分之-8.91、-5.43、-4.132，所对应的C4、C3类植物的百分比为85.3、14.7，100%、0%，100%、0%[vi]。这意味着红山文化居民是以粟、黍类为主食，不太可能食用水稻、小麦、野生坚果等C3类植物。 N测定结果表明兴隆洼人肉食的比重较大，殷墟人较低，红山文化人介于两者之间。这说明红山文化狩猎或畜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还没有发展到精耕细作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

东亚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以石、骨、木、蚌为原料，按其功能又可分为整地、收割、加工三类。石斧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可用来砍伐树木、开辟土地，亦可用来制造工具。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石斧较原始，磁山遗址出土的石斧很多。仰韶、龙山文化时代石斧的数量相对减少，这是耕作方式由刀耕火种向锄耕农业过渡的结果。锛的形状和功能与斧相似，亦经过了同样的过程。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穿孔石斧可以作为东亚石斧的代表。耒和耜是两种古老的挖土工具，是由采集经济时代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发展而来。红山文化的叶形石耜独具特色，亦有人称之为石犁。铲和锄是另外两种整地工具。赤峰药王庙的骨铲和石锄，蜘蛛山、西水泉的石铲，东山嘴的石铲和骨铲以及巴林左旗和宁城南山根的石锄表明铲和锄亦是红山文化居民主要的整地工具，标志着他们进入了锄耕或耜耕农业阶段。

石刀和镰是主要的收割工具。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刀有两孔，可以更好地固定在手上，提高劳动生产率。镰主要有石镰和蚌镰，在蒙古地区还发现了一些“骨柄石刃刀”，亦具有镰的功能。西水泉的桂叶形双孔石刀和蚌刀是红山文化典型的收割工具。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的石磨盘，石磨棒实际上是旧石器时代的发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杵和臼逐渐增多，有取代石磨盘和石磨棒的趋势。敖汉兴隆洼、巴林左旗那斯台、敖汉小山、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都出土了成套的磨盘和棒，表明它们是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时代主要的粮食加工工具。林西和夏家店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杵，表明红山文化的居民亦开始使用杵与臼加工粮食。




从作物和生产工具来看，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龙山文化没有明显区别。主要区别在于蒙古地区新石器遗址细石器较多[vii]，这与狩猎有关，说明狩猎在该地区经济生活中占的比重大一些。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均未发现农作物遗存，也没有出土配套的农具，尤其缺乏收割工具，祭祀活动亦多与狩猎有关[viii]。富河文化没有发现家畜遗存。兴隆洼、赵宝沟、富河文化可能仍然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定居文化。只有到了红山文化时代，大量石耜和成套生产工具的出土才标志着欧亚大草原东端形成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

以耜耕农业为主的红山文化并不排除兼营畜牧、狩猎、采集的可能。只是刀耕火种使森林和草原变成了耕地，必然会影响狩猎和采集，但也为猪和狗的驯养提供了条件。猪和狗早在八千年前的磁山文化时代就已驯化[ix]，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民的主要肉食来源[x]。兴隆洼文化中有以猪陪葬的习俗，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猪首玉龙，表明猪在兴隆洼、红山文化居民精神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不能排除他们有牧猪或养猪的可能。其次可能还有狗和水牛。

住房是定居的主要标志，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住房多为半地穴式，且有由半地穴式向地面建筑发展的趋势。红山文化的住房也不例外。奇怪的是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住房有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兴隆洼的住房大都是20-60平方米，而红山文化大都只有10-20平方米。这可能与人口增长，资源逐渐短缺有关。

大量丰富多彩的陶器和陶窑的发现亦可作为定居生活的佐证。在四棱山遗址发现了一批陶窑，由窑室、火道、火瞠组成，有单室窑和连室窑之分。显然这是一个陶器生产制作中心，可能已有专门的陶匠，才能制作出风格相对统一的红山文化彩陶器。特征陶器筒形罐和筒形器笨重而无耳，只适合定居生活者使用。

红山文化中的作物、生产工具、家畜、住房、陶器五个方面与中原仰韶文化相比都是大同小异，最大的差异是墓葬。东亚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土坑墓，一般以石器、陶器、畜骨陪葬。红山文化墓葬异常特殊，多为石板墓，很少陪葬石器、陶器、畜骨，多以玉器陪葬。石板墓或积石冢在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很流行，一般认为与游牧文化有关。金芭塔丝将积石墓或石板墓作为了库尔干游牧民的一个特征[xi]，石板墓亦随印欧游牧民传播到了印度[xii]。童恩正曾将石板墓作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一个要素来论述[xiii]。现在看来石板墓亦不是游牧民的发明，而是定居农民的创造。在西亚亦有古老的积石冢或石板墓[xiv]。

总之，红山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没有发现任何游牧的迹象。这种定居农业文化与中原乃至中亚或西亚定居农业文化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主要是当地土著所创造。在此基础上他们形成了独特的“有祀无戎”社会，确定了中华文化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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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ii] 《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

[iii]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漂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iv] 辽宁省博物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v] 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vi] 张雪莲等：《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vii] 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viii] 刘国祥：《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01年第9期。

[ix] 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赅》，《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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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xi] Gimbutas ,M. : The Prehistory of East Europe，Harvard University Bulletin 20，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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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Leshnik，L.S.: Pastoral Nomadism in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 and Pakistan, PP150-166,World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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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童恩正：《我国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出版社



三、“有祀无戎”的社会形态


女性雕像或女神像是红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生殖崇拜或女神祭祀是红山文化先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女性雕像多见于欧亚大陆西端，从旧石器到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艺术史家称之为史前“维纳斯”，人类学家多称为“生育女神”。中国到八十年才发现有类似雕像，在东北、西北[ii]和中原[iii]均有出土，唯有红山文化中女神崇拜或生育崇拜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山嘴和牛河梁是两处典型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女神崇拜是红山文化先民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东山嘴遗址发现陶塑人像残块二十余件，可以辩认小型孕妇塑像两尊，大型人物坐像一尊[iv]。牛河梁“女神庙”是一座多室建筑，已发现的人像残块约分属五、六个个体，她们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是一组女神群像。其中一件真人大小的女神头像保存较完整[v]。这种隆重的女神祭祀可能是一种丰产巫术或祖先崇拜的表现[vi]。

红山文化女神崇拜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赵宝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女性雕像亦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衍变过程。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一尊残缺的泥质褐陶人形塑像，胸部乳房突起，应是女性[vii]。河北滦平后台子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过六件石雕像，其中五件是裸体孕妇形象[viii]。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一座半地穴式房子的灶旁立着一尊高35.5厘米的石雕女神像，亦隆腹鼓乳，双手抚肚，屈腿蹲坐[ix]。这些家中的女神像可能是生殖崇拜的表现。

牛河梁女神庙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女神，但从事祭祀活动或掌握社会权力的主要是男人。这可从女神庙周围墓葬发掘情况得到部分说明。从公开发表的几座重要墓葬来看墓主多为男性或性别不明。

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墓主即是一成年男人，其头、胸、腕和手部随葬精美玉器共七件：璧(2)、鼓形箍(1)、勾云形佩(1)、镯(1)、龟(2)[x]。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大型墓墓主亦是一位成年男人，随葬玉器20件：璧(10)、勾云形佩(17)、镯(1)、龟(1)、箍状形(2)、菱形饰(1)、双联璧(2)、兽面牌饰(1)，竹节状器(1)。这两座墓没有其他陪葬品，体现了以玉为佩、以玉为祭，以玉为葬的传统，是典型的红山文化“唯玉为葬”墓[xi]。这些大墓的主人可能是部落首领或祭司。

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有二座比较古老的筒形器墓，墓主亦为男性或性别不明。环绕墓穴摆放一圈手制彩陶筒形器，墓中陪葬一件轮制彩陶罐。筒形陶器是兴隆洼和红山文化常见陶器，具体用途不明[xii]，但肯定与祭祀有关。轮制带盖彩陶罐非常罕见，很可能是祭司或萨满的特殊法器，或专用祭祀器物。这三座墓没有陪葬玉器，也没有陪葬生产工具、兵器和象征政治权威的器物，表明墓主亦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专业祭司或萨满。

从牛河梁遗址第二、三、五和十六地点发掘的61座墓来看，只随葬玉器的墓26座，随葬玉器又随葬石器或陶器的墓各1座，只随葬陶器的墓3座，其他30座墓没有随葬品或已被盗走。其中中心大墓或大型墓只葬玉器，随葬石器或陶器的墓均为中小型墓，小型墓或附属墓中基本上没有随葬物[xiii]。这表明红山文化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从事祭祀活动的人多为男性。不难推断男人主持祭祀活动，并且建造了神庙、祭坛和积石冢。

女神男巫，红山文化社会男女关系非常微妙。女性雕像或女神崇拜并不表明红山文化处于母系社会或母权社会，相反大型的祭祀遗址和墓葬表明男人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通过祭祀来控制和整合社会，女性仍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自然状态。社会崇拜女神、尊重孕妇，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也未开始。因此，红山文化先民男女之间仍然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其家庭结构既可能是母系，也可能是父系，或处于尚未分化的状况，女权不占优势，男权亦不占统治地位。

生殖崇拜或女神祭祀只是红山文化先民宗教生活的一个方面。他们还崇拜天地，敬畏大自然，偏爱龟、龙和鸟(凤)，对山川的祭祀和崇拜亦不能排除。


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积石冢总体布局平面呈圆形，由三个长条状多棱形石柱组成的同心圆圈构成，直径分为20米、15.6米、11米左右，外圈最低，内圈最高，三层递收迭起，构成一个简朴的“天坛”形象。冯时注意到这三环石坛的天文学意义，认为它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是一幅与当地真实天象“完全相符”的“实用盖图”[xiv]。三环石坛与《周髀算经》中绘载的七衡六间图部分相似，但并不是精确的几何数学图形，不可能准确反映天体运行状况，因为三个圆圈并不太圆，只不过是示意而已。这个三环石坛可能是原始的天坛，与天崇拜有关，亦反映了红山文化先民“天圆地方”的观念。

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是一处方园结合的祭祀遗址,由中心、左右两翼和前后两端构成。中心部分是一座长方形(11.8×9.5米)基址[xv]，可能是祭祀地母的祭坛[xvi]。地母崇拜始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近代，东山嘴这座石彻方坛可能是原始的地坛。

红山文化有专业的祭司队伍，率民以祀神，唯祀为大，未发现政治权威人物的踪迹和战争的迹象。红山文化先民与其说是政治动物，还不如说是宗教动物[xvii]。他们祭祀是出于对天、地或宇宙自然的敬畏，或为了生殖、丰收和安康，没有发现为了战争而祭祀的行为，亦未发现围城或防役工事[xviii]；以人为牲，以人殉葬的风气尚未形成。

红山文化墓葬发现不多，几乎没有发现陪葬兵器的。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红山文化层发现了一批早期红山文化墓葬，位于山顶的中心大墓为长方型的石板墓，其余皆为积石墓，有一座成人合葬墓，陪葬皆为装饰品，有玉块、玉管、玉蝉、穿孔贝壳、石臂钏、石珠等[xix]。辽宁阜新胡头沟发现了一处典型的红山文化墓地，M1位于彩陶筒形器和石圆圈的中央，深达4.5米，陪葬玉器至少有十五体：勾云玉佩、玉龟、玉号、玉鸮、玉璧、玉环、玉珠、玉棒诸全。M3位于圆圈之外，深约1.5米，分为五室，葬有六人。其中三室分别葬一位成人，只有一位随葬鱼型坠一件；第4室葬有成人两位，随葬三联璧一件，第5室葬小孩一位，亦随葬鱼型坠一件[xx]。这批墓葬“唯玉为葬”，体现了红山文化先民崇尚玉的宗教情怀和有祀无戎的社会风尚。

红山文化作为一种较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地方文化，有祀无戎是完全可能的。《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叙述更为具体：“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一些古老而原始的部落一直不知道战争为何物。本尼迪克特在印第安中发现过从未经历过战争的部落。“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根本没有战争这个观念可以存在的基础……他们恰恰就没有一个用以区别这两种不同情况的文化模式。”[xxi]因纽特人以食生肉著称(亦称之为爱斯基摩人，意为吃生肉的人)，似乎很生猛，但他们从不相互发动战争。而居住在格林兰岛的土著更是打架、斗欧都不会。一位丹麦传教士注意到：“争斗与口角，憎恶与虐害，在他们里面几乎绝迹。他们看见我们的水手打架，他们说，这些人好象忘记自己是人了。”

女神男巫，有祀无戎是红山文化社会的两大特点。表明他们仍然生活在男女相对平等，人神共处的和平状态。只有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之后，自我中心主义日益严重，人类才能发动“名正言顺”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相对渺少和微弱的，亦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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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

汤池：《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文物》1992年第11期。

[ii]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陈星灿：《孔雀河古墓沟木雕人像试析》，《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

[iii]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第五次发掘》，《文物》1992年第11期。

王建新：《陕西扶风案板出土的陶塑人像》，《文物天地》1992年第5期。

[iv]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v]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八期。

[vi] 陈星灿：《丰产巫术与祖先崇拜——红山文化出土女性塑像试探》，《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vii]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viii] 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等：《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ix] 汤池：《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文物》1992年第11期。

[x]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xi] 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化起源特征与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xii] 陈国庆：《浅析红山文化筒形器》，《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xiii] 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化起源特征与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xiv] 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园丘与方坛》，《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xv]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xvi] 俞伟超：《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xvii] R·克拉克和G·欣德利《原始人的挑战》第四章中将亚里士多德“人为政治动物”修正为“人是宗教动物”。他们发现仪式与宗教行为在原始人生活中是必要的，它们具有调节人与自然，整合人与社会的作用。正是由于人类逐渐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敬畏之情，才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和人祸的不断发生。Robin Clarke and Geoffrey Hindley: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 London, 1975。参见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的“原始情结”》。

[xviii] 任式南：《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xix]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xx] 方殿春等：《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xxi]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34页，三联书店，1988年。

[xxii] 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泽：《文明与野蛮》，第291页，三联书店，1984年。


四、游牧生活方式的起源与传播

红山文化是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与同时代欧亚大草原西端众多考古学文化有许多类似之处，特别是生产工具、陶器、住房和墓葬方面，最大的差异是家畜种类不同，且西端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或早期青铜时代。大约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发展到了顶点，绝无孕育游牧生活方式的可能，而西端游牧文化呼之欲出。

例如特里波利耶一库库泰尼文化(Tripolye-Cucuteni Culture)是欧亚大草原西端森林草原地带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与红山文化绝对年代相当。居住区多位于河流两岸，既有小型园形半地穴式位房，亦有300平米的地面建筑，个别地区还出现了2-3层的楼房。陶器亦手制平底，以钵和罐为主，晚期出现了连室陶窑和专门的制陶区。墓葬多为土坑墓，亦有少量积石墓或土堆墓。居民经营锄耕农业，以小麦、大麦为主，亦兼种粟或黍。工具以石器为大宗，有斧、刀、锄、镰、磨盘、磨棒等，并出现了战斧、权标和骨制匕首或短剑。遗址中常出现陶塑，多为女像和动物雕像。女像性特征明显，据推测系丰产女神；动物像多为牛、羊、猪、狗等。大约五千前顺利进入了青铜时代，器类有斧、锥、刀、凿、刀、短剑、渔钩及饰物等。

特里波利耶—库库泰民文化和红山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家养动物。除了猪和狗之外，他们还放养山羊、绵羊和黄牛。他们不仅食肉寝皮，而且开始利用羊毛和牛奶。在此基础上库尔干人(the Kurgan)或原始印欧人开始了驯马活动[ii]，并且改进了车辆，从衣、食、住、行四方面改变了定居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游牧生活方式。

马的驯化和车辆的改进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的关键。安东尼等对此进行了二十余年的不懈探索，初步阐明了马的驯化[iii]与马车的起源问题[iv]。游牧生活方式的起源实质是对动物进行再度利用的结果[v]，从食肉寝皮到利用活动物的毛、奶，牵引或骑乘能力使游牧成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方式。游牧兴起之后，库尔干人开始向四方迁徙，欧洲、西亚、东亚、南亚都不例外。夏含夷等阐述了马车由西向东传播的历程[vi]，王海城等亦论证了中国马车来自中亚或西亚[vii]。欧亚大草原上早就存在一条沟通东西的“车马之路”。与此同时养羊与羊毛加工技术、养牛与挤奶风俗亦传播到了东亚。游牧文化可能早于游牧生活方式进入东亚[viii]。

新石器时代东亚的主要家畜是猪、狗[ix]和水牛，红山文化也不可能例外。猪、狗、水牛虽也是有毛哺乳动物，但既不适合挤奶也不适合剪毛，它们只能作为农民生活的必要补充，不可能作为牧民的主要衣食之源。古生物学和驯化地理学[x]研究表明绵羊、山羊、黄牛、家马的野生祖先均分布于西亚或中亚，东亚和新大陆一样没有驯化绵羊、山羊、黄牛、马的可能。在东亚类似的野生动物是普氏野马、黄羊、盘羊和水牛。除水牛被成功地驯化为家畜之外，普氏野马、黄羊、盘羊均是不可驯化的野生动物。因此，不仅是红山文化，而且整个东亚新石器时代均不可能孕育游牧文化。

东亚不仅没有孕育游牧文化，而且对游牧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抵抗。首先是东亚蒙古人体内普遍缺乏乳糖酶(lastase)，不能消化动物乳中丰富的乳糖(lastose)。乳糖酶缺乏的人饮用新鲜牛奶会出现胃涨、恶心、腹泻等副作用。这种现象医学上称为乳糖不耐(Lastose intorlerance)或乳糖酶缺乏(Lastase-deficient or hypolactasia)[xi]。对于具有乳糖酶的大多数印欧人来说牛奶就是营养丰富的完美食品(Perfect food)。乳糖酶是与基因突变有关的一项人类遗传特征，影响了东方和西方人的饮食传统。匈奴和蒙古人都偏爱酸奶和奶酒,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不喜欢饮用也不能消化吸收新鲜牛奶。

其次东亚在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种桑养蚕技术，绫罗绸缎等丝制品逐渐成了东方人的至爱，使他们不容易对毛制品产生浓厚兴趣。匈奴与蒙古等游牧民也只掌握了简单的制毡编绳技术，羊毛和毛制品在古代东亚一直没有盛行过，没有象西亚和欧洲一样成为大宗商品。这也抑制了或者说没有促进畜牧在东亚的发展。



第三史前东亚是一个崇尚“玉”“帛”的地区。并且有化“干戈”为“玉帛”的传统。“禹会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游牧民崇尚战斧和刀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东亚很早就通过游牧民的活动吸收了羊、牛、马及相关技术，但红山和龙山文化发达地区从来没有彻底游牧化。蒙古草原亦到春秋战国时代才游牧化。

总之，红山文化是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不可能孕育游牧文化。游牧文化的东进与红山文化的衰落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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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mbutas ,M. : The Indo-Europeans: Archeological Proble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65,No. 4, PP815-836,1963.

[ii] Anthony, D. W.: The "Kurgan Culture", Indo-European Origin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Horse: A Reconsideration , Current Anthropology, No.4,1986.

[iii] Anthony，D.W. Eneolithic Horse Exploitation in the Eurasian Steppes: Diet, Rital and Riding, Antiquity, Vol74,2000.

[iv] Anthony，D.W etc: The Birth of the Chariot,Archaeology, Vol.48,No.2,pp35-6-41,1995.

Anthony，D.W.: Horse,Wagon &Chariot: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Archaeology,Archaeology,Vol.69,1995.

[v] Sherratt, A.:The Secondary Exploitation of Animals in the Old World, World Archaeology, Vol15,No1, pp90-103,1983.

[vi] Shaughnessy, E. 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riot int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y,Vol.48,No.1, PP189-237，1988.

[vii]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面，2002年。

[viii] 易华：《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研究》第三章，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ix]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3期。

[x] 埃里奇·伊萨克著，葛以德译：《驯化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

[xi] Sahi,T.: Genetics and Epidemiology of Adult-type Hypolactasi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Supplement 202,pp7-20,1994.

[xii] Huang,H.T.: Hypolactasia and Chinese Diet,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43, No5,2002.

他们饮用的大多是酸奶或无乳糖奶。例如号称纯牛奶的“蒙牛”奶就是去乳糖的，否则会给饮用者带来不快。100%的纯牛奶在中国不可能有大市场。



五、结语


红山文化和仰韶、龙山文化一样是东亚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女神男巫、有祀无戎的社会，可能是古代东亚众多“玉帛”古国之一。红山文化没有孕育游牧文化的可能，也没有好战的证据即“戎”的传统。

游牧文化是在欧亚大草原西端孕育和形成的。青铜时代库尔干人或印欧人将游牧文化和好战的传统传播到了欧洲、西亚、南亚和东亚。“有祀无戎”的定居农业文化与好战的游牧青铜文化相结合开创了东亚王朝的历史，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双重基调。不过，这过程发生在红山文化衰落以后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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