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秩序的发展与重组

花雨

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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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地方文化与融合

　　在公元前771年，西周王室覆亡，平王东迁，号为“东周”。从此到秦帝国统一，中国地区经历了500多年的转变期。这一段历史，传统上被切割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然而，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其实是一直线的延续，中间不必如此分割。这一时期，五霸、七雄的政治历史，一般古代史都有讨论，此处无须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毋宁是伴随着西周封建制度崩  
  
  
溃而衍生的一些现象。

　　西周覆亡，正如古籍所谓“礼坏乐崩”，意味着一套文化秩序的崩解，对于当代的影响，自然十分重大。为了探讨这一变化，我们仍须回顾西周封建制度鼎盛时的文化秩序。上一节曾经提到，西周封建制度，具有戍守与管理的功能，为了凝聚这一封建网络，西周的君权与宗族制度，实如一体的两面，而又由一套礼仪维持了封建体系的运作。这一套礼仪，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各方面的礼节，也可说是封建体系内上层阶级共有的文化。西周分封的诸侯，出封时通常有周人、商人，以及随同赴封国的姬、姜以外的外姓人员，当地原有族群的上层，无疑也参加这些封国的统治阶层。一个封国的上层，应有相当复杂的多种成分，例如：鲁国有周人及商人、奄人三种成分；晋国有周人、夏人、商人及戎人多种成分。

　　周人贵族社会上层，有其共同的文化

　　然而，经过四五百年的涵化，周人诸侯的上层，有了共同的文化。从考古资料看，墓葬中所见的列鼎制度由九鼎、七鼎、五鼎……单数排列，配上八簋、六簋、四簋的双数排列，再加上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品之丰俭，都反映了相当整齐的层级规矩。各处出土青铜器皿，花纹大致有几套配合使用，铭文文字是一样的，铭文词句格律一致，反映的思想也相当一致。从《左传》引用《诗经》的情形言，周代的贵族子弟，彼此可以引诗赋诗，作为社交的媒介，或据以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或牵涉在该事件中的人物进行批评、议论，显然贵族社会有相同的教材。《左传》引用《诗经》处，共有257条，以大、小雅为多，占了164条，而未见于《诗经》的逸诗，为数甚少，足见这一套上层社会的经典教材，内容已相当固定。如果结合青铜铭文及古代经典看，周代封建社会的上层，因为君统与宗统的叠合，政治伦理与亲族伦理也为此合一。于是，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规整为忠孝仁信礼义……诸项德目，成为封建社会理想的行为规范。凡此，都可归属于周代封建层级系统的上层文化。

　　社会变动实质上重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

　　东周只是西周名义上的延续，实际上东周的君权已不再能控御东方庞大的封建网。礼坏乐崩，不是形容仪节的失落，也不是政治权威的衰退，而更意指文化秩序的解体。春秋时期的诸侯，在政治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王室已不能控制诸侯。于是，春秋时期的前半段，各国之内，也有其权力下放的分封，几乎是西周封建亲戚的地方型翻版。到春秋中期，鲁有三桓，郑有七穆，齐有国、高、崔、田，卫有孙、宁，晋有六卿……各国之内，都有了次一级的封君——卿大夫。春秋中期以后，政治权力又下降到这些卿大夫的属下。相对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不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卿大夫的家人部属，失势之后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与经济资源。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动，实质上重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这些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就带着其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

　　孔子是失势贵族的一分子

　　孔子就是这一类失势贵族的一分子。他的七世祖是宋国的正卿宰执，六世祖是宋国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流亡在鲁国的父亲不过是以武艺勇力著称的武士。孔子自己是庶出的孩子，只是鲁国的“士”一级人员，位置在官民之间。孔子这一类人士，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却又娴熟贵族的文化。于是，这些人士遂将上层文化，传播于社会的中下层。孔子是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位失势贵族，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再阐释，上层文化理想的伦理与道德，遂获得新的普世意义。

新富人以财富取得地位，发展另一文化

　　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不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上层文化逐渐下达，经济结构也有所变化。相对于庄园制的农业经济，春秋战国时期，新开发的资源不少，资源也趋向自由流通，都市化与商业化孕育了前所未见的新富人。他们以财富取得社会地位，也因此而能从旧日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另一文化。

  
  
  
　　兹以山东齐国青铜器的演变为例。齐国以姜姓大国，分封在山东半岛。由于齐桓公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齐国富实冠于一时。齐都临淄，是春秋战国最富庶的大都市。田氏能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也与田氏善于利用经济资源，厚植自己的政治实力有关。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青铜器皿，在山东各处出土者不少。大致可见的趋势，齐器中的礼器越到晚期越少，日用器则相对地日益普遍；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并且越晚越多装饰性与趣味性。这一趋势，可以视作文化的世俗性色彩代替了礼仪性，也可以说是由神圣性走向庸俗性的时代风尚。齐地青铜器所反映的趋势，其实也可在其他地区见到，这一趋势，毋宁是和封建解体相应的。春秋以后，齐国墓葬中，常有人殉——以人殉葬。周人改变商人的人殉，是商、周礼制的大不同处。齐国忽然又出现人殉，也许正是东夷用人为牺牲的旧日习惯，在周制崩坏后，再度浮现了。

　　文化交融具有两元特质：主流性和地方性

　　从另一角度言，封建上层文化，曾有其相当程度的同构型。举例来说，北方诸侯，不论何处的礼器，基本上，都呈现一致的风貌与规格。春秋战国的礼器，则逐渐出现各地的地方色彩。燕国位在北方的边远地区，又长期与中原隔离，其礼器风貌，遂有北边戎器的色彩。晋国的封地，原在汾水下游。春秋时期，晋国逐渐扩展，晋文公以后成为春秋霸主，维持霸权逾百年之久。晋国在三家分晋前，疆域所及，早已包含山西的不少戎狄族群，公室颇与这些土著通婚姻；更不论战国的三晋，奄有北方不少族群，也因此接纳了不少异质文化。三晋制度，颇多融合华夷之处。最后，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为著称于史书的文化转变。

　　地方化的趋势，也有逆转的个案。战国时期，位于今日河北的中山国崛起，成为北方的中等强国。中山国是由鲜虞族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遗存，当然有浓重的戎狄色彩，帐幕、行炉……都显示其北边行国的文化本色。然而，中山国国君夫妇的墓茔，则完全按照周人贵族的体制建造。这一个例，因为有了相当数量的考古数据，使我们得以窥见其文化交融的两元特质。在其他地方文化或族群文化较强的地区，当亦有强势的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并存的类似现象。

　　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社会上层文化的下达，浸润于社会下层，使得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相伴而来的，又有各地地方性文化露头的现象，以及都市化与商业化导致的世俗性文化。北方如此，南方也如此，后者的融入中原所代表的华夏文化，当于下一节讨论。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承商周文化的传统，下启秦汉统一中国后的文化融合与透浸。主流文化的同构型与地方文化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也与日常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相悖。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成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