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辨伪

花雨

佚名


简介：《竹书纪年》凡十三篇，本战国人所著而出于西晋者。（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序》又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按“哀王”当作“襄王”，序误）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自魏逮唐，文学之士多引用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多引《竹书纪年》之文。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采《纪年》文尤多。刘知几《史通》、张守节《史记正义》亦尝述之。）大抵记东周事多与《春秋经传》相应；而自获麟以后，载籍多缺，观之尤足以证《史记》之舛误而补其缺漏。惟其纪述三代事多荒谬，余于《考信录》中固已辨之。（春秋时事，如会河阳，战洞泽之类，并见《杜序》。获麟后事，如晋桓公、田悼子之类，并详《史记索隐》。三代，若益、伊尹、季历、共伯和事，并详《考信录》中。）然自宋元以来，学士皆不之见，疑其经唐末五代之乱而失之，仅于前人所征引存千百之一二。（宋陈直斋《书录解题》，编年类五十二种，无此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编年类五十一种，亦无此书。）  
《竹书纪年》辨伪
崔 述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本战国人所著而出于西晋者。（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序》又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按“哀王”当作“襄王”，序误）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自魏逮唐，文学之士多引用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多引《竹书纪年》之文。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采《纪年》文尤多。刘知几《史通》、张守节《史记正义》亦尝述之。）大抵记东周事多与《春秋经传》相应；而自获麟以后，载籍多缺，观之尤足以证《史记》之舛误而补其缺漏。惟其纪述三代事多荒谬，余于《考信录》中固已辨之。（春秋时事，如会河阳，战洞泽之类，并见《杜序》。获麟后事，如晋桓公、田悼子之类，并详《史记索隐》。三代，若益、伊尹、季历、共伯和事，并详《考信录》中。）然自宋元以来，学士皆不之见，疑其经唐末五代之乱而失之，仅于前人所征引存千百之一二。（宋陈直斋《书录解题》，编年类五十二种，无此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编年类五十一种，亦无此书。）  

　　不知阿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禹受命于神宗及征有苗，本伪《尚书》。帝乙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本《毛诗传》。周公复政成王，本《尚书》伪孔传。禹杀防风氏，纣伐有苏氏，获妲己，俱本《国语》。纣命九侯、周侯、邗侯，本《战国策》。桀囚汤于夏台，纣囚文王于羑，俱本《史记》。）余自少年固已见之，以其疏略舛谬，不足欺人，稍有识者自能辨之，不暇为之纠摘。前岁余自闽还，过苏州，买书于书肆，见甘泉张君宗泰《校补竹书纪年》，因买归而阅之，见其征引之详，考核之精，纠其舛误，摘其缺略，其用力之勤亦已极矣。吾所见闻文学之士未有如张君之尽心者也。  

　　顾吾犹惜其不肯直黜其书以绝后人之惑，而但取其漏者补之，误者改之；岂遂谓其他文皆可信乎？夫他文之所以未经抉摘者，特周《水经》、《索隐》诸书未尝引之，无可考证其得失耳；使此书果真，何以与《水经》、《索隐》所引互异？既与《水经》、《索隐》互异，则非真古之《纪年》矣。举一反三，则其余皆其人之所伪撰无疑也。且此书之伪所以显然易知者，正以其与《水经》、《索隐》不同耳；补之改之使与《水经》、《索隐》文同，世之学者复何由知其伪？虽其补改之由悉注于文之下，然安知后人复刻此书，不有存其文而遗其注，如伪《尚书·武成篇》，淳于长《夏承碑》者；势且淆乱经文而失三代圣人之实。（伪《尚书·武成篇》宋蔡氏考定之，录于篇后。今坊本但载《考定武成》而删其原篇；浅学者遂以为梅赜所传之《尚书》本如是。广平府学有汉淳于长《夏承碑》，经乱失之。后人复取旧拓摹刻，而识其本末于后。其后拓者但拓碑文，不拓其后所识之语；四方见之者遂以为真汉人所刻也。）余深惧焉，乃于《三代录》成之后，详考杜序、《索隐》诸书之文，并采张君之说，而补辨之如左：  


2006-11-1 18:37 回复  
58.50.69.* 2楼


　　一，据杜氏《春秋经传后序》：“《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今此书乃起于黄帝，与《序》不同，或以荀勖述和峤言有“《纪年》起于黄帝”之语，为今书解。然使果起黄帝，杜氏亲见其书，何得谓之起自夏乎！杜氏之《序》与《春秋经传》并传，不容有误。和峤之言特出于荀勖之口，荀勖之言又仅见于《魏世家》注所引，递相传述，安知其不失真？不得据此而疑杜序也。且又安知其非纪夏之事而追述黄帝以来，若《左传》之于鲁惠公、晋穆侯然者，而遂以为起于黄帝乎？《晋书》亦云“《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今书之起黄帝，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一也。  

　　一，据《史通》引《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晋书》亦云“《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今书并无此文，而夏启二年云“费侯伯益出就国”，六年云“伯益薨”，然则唐人所见之《纪年篇》非今书矣。且经传称益未有冠以“伯”者；自班固误以益为伯翳，后人乃有称为伯益者。今云伯益，则是撰书者习于近世所称而不知秦汉以前之语之不如是也。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二也。  

　　一，据《史记正义》《殷本纪》注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书“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文丁元年，王即位居殷”，是都已三徙矣，张氏何以谓之更不徙都？且今书盘庚于十四年迁殷，历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陟，又历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纣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二年，其年数亦不合，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三也。  

　　一，据杜氏序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又云：“晋国灭，独纪魏事，下至魏哀（当作“襄”）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然则此书纪晋事必以晋纪年，记魏事必以魏纪年，明矣。故《史记索隐》引《纪年》文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三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正与《春秋》以鲁纪年者同。于他国事尚以魏年纪之，况魏事乎！今书既以周年纪之，而晋自殇叔以后，魏自武侯以后，但旁注其元年于周王之年下，与杜序所言者迥异。其尤不通者，《水经注》引《纪年》文云：“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今采其文而系之于周显王十九年之下，书云“王如卫，命子南为侯。”不知所谓王者，周王乎？魏王乎？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四也。  

　　一，据杜氏序云：“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则是庄伯即位之年先于《史记》二年，所纪之事皆当先于《春秋》二月也。故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谓在“九月十月之交”；绛县老人以周三月生，而自言为“正月甲子”。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晋史之文而未及改。故申生之杀，卓子之弑，《经》皆在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九月壬戌，《传》在七月壬戌。然则《纪年》之文亦当如是。今书，鲁隐公之元年乃庄伯之九年，与《史记》同；然则是作书者采《史记》之文，而不知其与本书之年不合也。庄伯之世仍以平王纪年，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与《春秋》同；然则是作书者采《春秋》之文，而不知其与本书之月不合也。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五也。  

　　一，据《史记索隐》之文，今书漏者甚多。《宋微子世家》注云：“《纪年》云：‘宋剔成盱废其君壁而自立。’”《赵世家》注云：“《纪年》云：‘召公子■于韩，立以为燕王。’”《田敬仲完世家》注云：“《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云：“《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刻立；后十年，齐田午拭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又云：  

　　“《纪年》，齐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宜王八年，杀其王后。”今书皆无此文。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六也。  


2006-11-1 18:37 回复  
58.50.69.* 3楼


　　一，据《史记索隐》之文推之，令书漏者尤多。《燕召公世家》注云：“王劭按，《纪年》，简公后，次孝公，无献公。”又云：“《纪年》，智伯灭在成公二年。”《魏世家》注云：“《纪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田敬仲世家》注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然则列国诸侯之年与世，及智伯之灭，皆当载于此书，然后可以考而知为何君何年，而梁惠王之十三年必有齐威王事，易见也。今书一概无之。彼司马贞何所据而推之历历如是哉？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七也。  

　　一，据《史记索隐》之文之义例推之，今书所漏者盖不可胜数。《燕世家》注云：“《纪年》，成侯名载。”《宋世家》注云：  

　　“《纪年》作桓侯壁兵。”田侯剡之立，田侯午之生，皆见于《田完世家》注所引。度此书必不独私此数人而详之也，然则诸侯之名与谥皆当有之；生、卒、废、立，皆当载之。《晋世家》注云：  

　　“《纪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度此书必不于韩、赵独载此二人之年也；然则韩、赵前后诸君之卒之年亦必皆备列之。由是推之，《纪年》之文盖多且详，其纪战国之事当与《春秋》相埒，而今书乃寥寥数语，年或一事，或无事，诸侯之名谥卒年率略而不见。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八也。  

　　一，今书虽亦颇采《索隐》所引《竹书》之文，然亦多与原文不符，有采其文而缺焉者。如《田完世家》注云：“《纪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邱叛于赵；十二月，宣公薨”。今书止有公孙之叛而宣公薨无文，是也。有采其文而误焉者：如《晋世家》注云：“《纪年》，夫人秦赢贼公于高寝之上。”今书作大夫秦赢是也。有采其文而年与之异者，如《韩世家》注引《纪年》文，韩灭郑在魏武侯二十一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在魏武侯二十三年，今书灭郑八年之后始邑哀侯于郑，是也。不知采辑之时何以舛漏如此？然要之必非原书则较然无疑，九也。  

　　一，凡灾异，记则当尽记之，否则概不之记。自夏、商逮西周，日食多矣，何以独记仲康五年日食？然则是作书者见伪《尚书》之有此事，故采而录之，其余不见经传，故无从知之而录之也。春秋时，日食书于《经》者亦不乏矣，何以独记平王五十一年日食？然则是作书者因日食在春秋之初，故忆而录之；其他不复记忆，故无暇考之而录之也。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十也。  

　　右共十则，书中舛误缺漏如此类者尚多，逐事辨之则不胜其辨，而其浅陋亦殊不足辨，略举数端，以见大凡。其于战国时事，诸书所征引咸昭然耳目间，犹且乖谬如是，况三代以上，尚有一二之可信者乎！然则此书之伪更无疑义，所以《三代考信录》中概不之齿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