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林 向)

花雨

林 向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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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与夏同源，有文献足征。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应作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但是，近代史家都有怀疑和否定的。早在五十年代，针对疑古史家的否定，徐师中舒先生指出："秦灭蜀前，蜀的历史，现在保存于《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纪》中，……是历代相传的旧说"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编入《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蒙师文通先生也引西汉褚少孙说来指证常志之说："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常朝献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1959年)，编入《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近来李学勤先生根据《大戴礼记·帝系》所记的先秦传说进一步指出："传说中的世系显示，蜀和虞、夏、楚有共同的先世。""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蜀与夏的确有同源关系。现在，笔者根据成都平原最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对蜀夏关系的地下证据作一点新的探讨，以求教于诸方家。?

一、宝墩古城与"夏鲧作城郭"  

　　考古学上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化"、"早期蜀文化"是从八十年代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城址与祭祀坑的发掘后，才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五十年代初发掘的以东周船棺葬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沿用了四十年代卫聚贤先生根据传世品--所谓成都"白马寺铜器"而命名的"巴蜀文化"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3卷4期，1941年。夏商的"三星堆文化"比东周的"巴蜀文化"早，故称"古蜀文化"。目前，虽然各家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看法有分歧，但三星堆遗址主要堆积有：龙山--夏商之际--殷商--殷末周初等各时代的文化遗存是没有异义的。九十年代后半期，成都平原又发现龙山至夏代的古城群，它们是直接与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相衔接的"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可分四期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4期。第一期以新津宝墩遗址(含城址)为代表，文化内涵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相同，碳十四测定年代约公元前2400年，已超出夏代(一般认为夏代相当于公元前2100～1600年)纪年，与古史传说五帝中的虞舜时代相当。第二期以都江堰芒城遗址为代表。第三期以郫县古城遗址和温江鱼凫城遗址的前段为代表。第四期以温江鱼凫城遗址后段为代表，其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相接近，后者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这大概是宝墩文化年代的下限，已进入夏代纪年的后期了。?

　　宝墩文化已发现的城址有6座：新津宝墩(图一)、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时代跨虞、夏之时。当时正是中国的洪水时代，"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涝"。因此，夏禹自述治水时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益稷》)，三过家门而不入。夏禹治理(黄)河的洪水时，曾由壶口而西到雍、梁二州，《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尚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岐山在雍州无疑，梁山一说在雍州(今陕西合阳至韩城一带)，或说在梁州(今陕南南郑县东南)。禹治理大江的洪水，是从江源(岷江)和汉水开始的，《尚书·禹贡》又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山番}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蒙文通先生引郑玄注说：岷山在岷江上游，{山番}冢山在汉水源头，"沱在郫县，潜出{山番}冢，蔡、蒙在汉嘉，和读曰桓，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是《禹贡》于梁州所详，偏在西北"。又说："《山海经》所载至广，而独于此岷江上游蕞尔之地载之至详。《史记·五帝本纪》又载黄帝之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其后皆有天下。是此岷{山番}之间古代本有梁州通中原之一道，故记之乃详也"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线路考略》，《古地甄微》187～188页，巴蜀书社，1998年。其说精当可从。王象之《舆地广记》卷30说得更具体："《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那么，作为岷江中游最大的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夏禹循江治水过此，也不是不可能的。并且成都平原曾累遭洪灾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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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古气候学研究，从距今80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暖热阶段，雨量充沛，年温比现在高2～3℃，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进入第一冷期为止。冰川考察资料表明，成都平原西面的横断山区当时受高温气候影响，在各较大的河流支谷口都形成巨大的由泥石流与洪积物组成的混合型台地。考古发掘表明，资阳黄蟮溪"资阳人"产地的河流冲积层中有冲倒的形成乌木的古树林，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约在距今6500年左右，孢粉组合有亚热带、热带成分，年温比现在高3℃以上《四川气候》第116～117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7。成都平原地处川西北山地河流支谷口的下游，为河流冲积扇平原，东有龙泉山脉斜亘，平原出水口只有东面的金堂峡和西南面的青神熊耳峡。夏秋雨量集中，据长年统计，盆西在5～10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的85～90%，故素有"西蜀天漏"之称《四川水旱灾害》第9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旦夏雨集中，水流渲泄不畅，必酿洪灾。如《蜀王本纪》载：杜宇(望帝)时曾遭到"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华阳国志·蜀志》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望)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隐焉"，特大洪灾还引发了政权更迭，改朝换代。所以，筑城防洪肯定是古蜀政权要首先考虑的。?

　　从地下发现看，成都平原当时至少有2～3个古城是同时并存的，还不计那些已破坏无存的、埋藏地下尚未被发现的，例如最近(1998年初)在三星堆遗址的夏商城址内的月亮湾地点，就新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城墙基址，犹待进一步发掘。成都平原是套在四川盆地西部的小盆地，面积满打满算不过9500平方公里，其中心地段不过二三千平方公里，在如此狭小的地区内，在相当于虞夏时代有如此密集的城址，其功能的多样性，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古代的城，徐中舒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崇在古代又为有崇伯鲧之国，鲧是夏禹的父亲，为夏之所自出。西汉人屡称'大禹出西羌'，而《世本》又言'夏鲧作城郭'，是城郭之建筑，在居于山岳地带的羌姓或羌族中，也必然有悠久的历史。"他认为"庸之本义为垣庸，为城垣"，"邛笼即庸之合音"，"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先生进一步发挥："综此诸义言之，庸之与戎，就其所居言则为庸，邛笼就是它的最适当的说明；就其所用的武器言，则为戎，板蛮就是它的最适当的说明"。这里对巴蜀民族与夏族的同源关系作了极为重要的揭示。先生对城垣的功能作了分析：(1)在平原低地"为防水的必要设施"；(2)"在山岳地带也为防御猛兽侵袭的屏障"；(3)"戎族中亦必以具有高大的城墉作为联盟大酋长的标帜"；(4)在阶级社会中，作为保护统治阶级自己，"并为镇压居住在他们四周原野上的被征服部族之用"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这些真知灼见，是我们在分析成都平原古城的功能时要认真综合考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宝墩文化二期的都江堰芒城与崇州双河古城都是"回"字形的双圈城垣，这是十分罕见的建城特征。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代的都城，但没有发现城垣遗迹，只有在二里头夏文化的晋南东下冯遗址发现"回"字形双圈环壕聚落(参见《中国考古》2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目前只有这两者差可相比，不过一个是地面上建筑的城垣，一个是地面下挖掘的壕沟。这种筑城方式的相似，肯定与"夏鲧始筑城郭"的传说有关系。?

　　宝墩文化本身并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中间似无间断。广汉三星堆遗址已知为古蜀文明的都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的二、三、四期)是古蜀文化。那么，把宝墩文化(含三星堆遗址的一期)看成是古蜀文化的开端，或是先蜀文化又有什么不可呢?因此，我们可把《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所记古史传说的蜀国世系，分为三世：(1)蚕丛、柏*?为开国之世，进入成都平原发展成早期国家(或曰"酋邦")，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乃其遗迹。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后期到夏禹开创的夏代。(2)鱼凫、杜宇为鼎盛之世，标志是以三星堆都城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圈的形成。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到周初。(3)开明(鳖令)为扩展之世，巴人受楚迫西进，与蜀文化相冲突、融合，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巴蜀文化"，新都马家出土"邵之食鼎"的甲字形土坑木椁墓，被认为是荆人鳖令之后开明世某王的陵墓，是有道理的。相当于中原西周至东周林向：《古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寻根》199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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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于虞夏时代的宝墩文化，在本地已历年久远，它的发展渐变为三星堆文化，我们可因它们在发展的阶段上的不同而分别命名，其实两者之间一脉相承并非出现另一种什么新文化。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夏末商初，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址"之说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1期，就不能成立了。夏与蜀本是同源的异地文化，他们之间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断联系与交往，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二、夏蜀交往的地下物证

　　蜀与商、周的交往频繁，在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中均有记载，殷商时有"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蜀御"、"蜀射"、"在蜀"、"示蜀"等等；西周有伐蜀卜辞藏诸宗庙林向：《周原卜辞中的蜀》(1985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夏的文字因尚未发现，蜀与夏的交往只得依靠对地下出土物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而间接求得。我们认为一般来讲，考古学文化是历史上"人们共同体"(氏族、部族或民族)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文化因素的相通，意味着"人们共同体"在文化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大量的或主导的文化因素相同，则表示"人们共同体"之间可能存在着族属成份上的亲缘关系。?

　　古蜀文化或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典型陶器群是：小平底罐或钵、高柄或圈足豆、高领小平底大罐、袋足或管足封顶、鸟、兽头长器把、高颈壶、瓶形杯、平底盆、三袋足炊器、尖底盏、敛口瓮、大口缸、器盖、纺轮等等。它们都自有特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标志。但是，有两种陶器却与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十分相似，它们是高柄豆与袋足封顶。蜀地本流行圈足豆，从宝墩文化开始延续到三星堆文化，由盛而衰却不绝；高柄豆则由少增多，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高柄豆并不如有人说的是从二里头夏文化那边传过来的，在宝墩文化一期晚段已出现一种浅盘豆，柄、盘间有明显的界分；到二期柄部变细，作为三星堆文化高柄豆的前身是无疑问的，它们的纪年早于二里头文化也是肯定的。但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高柄豆的确与二里头遗址有关，三星堆遗址的一件高柄豆(AaT4①：39)，大浅盘，柄部有镂孔和突棱，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很相似。另一件高柄豆(BaT1②：36)圈足上有一个"目"字刻符，更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物所常见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1期。两地相似的高柄豆上有相同的刻符，反映出两者必有交流，认为它们是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文化因素亦未尝不可。不过，三星堆文化的高柄豆有纺锤形、竹节形、麻花形多种豆柄，自成系列，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并不占主要地位。?

　　能够肯定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是袋足封顶。关于封顶的问题，杜金鹏先生作过比较研究杜金鹏：《封顶?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他认为："四川地区的同类器物的年代，不会晚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是，因为他是主张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的，所以把封顶的迁播与商汤伐桀灭夏，夏遗民的大迁徙相联系，那就有待商榷了。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期，并不见有任何衰败之势，当此时封顶等文化因素向周围地区传播，说它是因国破人亡时的四散逃窜的传播；实不如我们说它是因夏国力强盛，文化影响力四射的传播，更有说服力。古蜀文化在接受封顶这种外来文化因素时，并不完全照搬而是作了改造，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封顶一般显得瘦高，身高超过足高，特别是三款足似管状细长，上下一般粗细；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封顶，矮胖而肥裆尖足，大相庭径，别有情趣，反映文化的交流不可能是一味单向被动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相似的，如玉锛、玉戈、玉圭、玉石牙璋等。关于牙璋的问题，笔者曾作过比较研究，在分析了全国各地出土的34件牙璋标本后，论述了牙璋的渊源、类型、年代、流布和三代用璋的不同特点林向：《古蜀牙璋新论枣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1994年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编入《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现可补充申述如下：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很可能是牙璋的最早的发源地，因为：(1)年代有最早的，有早到夏代前期，公元前1700年以前的；(2)典型器物多，变例也多，数量在80件以上，可分为Ⅰ、Ⅱ、Ⅳ三型6式；(3)其用途与社会功能最清楚，是祭祀山川的专用品(有祭山图牙璋K2③：203附4可证)。中华牙璋有两个渊源系统：(1)大汶口文化的獐牙器发展成"装配式牙璋"，即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最常见的"柄形器"及作为附件的小玉饰；(2)红山文化的丫形器发展为"独体式牙璋"，即三星堆文化等遗存中常见的整体分为柄、阑、身三段的"中华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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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里头夏文化中最常有的是"装配式牙璋"，其特征性的遗物即在二里头文化遗存随处可见的"柄形器"。相反，"独体式牙璋"则极少见，在二里头遗址中总共只出土了3件(三期)，另有采集的1件(四期)，均出自墓葬。在河南其它地方还发现2～3件，我们认为后者都是出于二里岗时期(商代前期)的夏遗民墓葬。其中二里头三期墓葬VM3出土2件Ⅰ型牙璋，它们与玉钺、"柄形器"等同出，我们认为该墓主人很可能是夏王室的巫祝之类，所以用这些法器随葬。这2件"独体式牙璋"的形制几乎与三星堆文化早期的Ⅰ型牙璋完全相同(较祭祀坑出土的为早，如1929年燕家院子出土的几件，及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期出土的残件)。在二里头夏文化里"独体式牙璋"年代晚、数量少，十分稀罕，应是古蜀文化的交流物(贡礼品或商贸品)，《周礼·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以祭祀山川的牙璋作为馈赠的礼玉，是十分相宜的。?

　　目前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牙璋起源于陕北或山东王永波：《耜形端刃期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其实不然。陕北神木石峁的牙璋约35件，其阑部与三星堆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不一样，我们分它为ⅠB亚型，其余的都属于阑部简化的Ⅲ、Ⅳ、Ⅴ型，时代不可能如后来所说的早到龙山时代，还是以夏鼐先生说的出于"商代墓葬"为是(《考古》1983年5期)。山东临沂、五莲、海阳地面采集的4件，属于阑部简化的Ⅲ、Ⅴ型，时代亦不可能早到龙山时代。两湖、闽粤出土的几件，情况亦复如此。香港南丫岛东周墓M6出土的Ⅰ型牙璋；越南Ren和Phung Nguyen冯原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的2件Ⅰ型、2件Ⅲ型牙璋，其年代相当于我国商末周初，它们都可能是自发源地的蜀中向南传播的。过去讲蜀中与东南亚红河流域的交通，都认为与《交州外域记》所载的蜀开明氏后裔王子泮"安阳王"在秦灭蜀(公元前316年)后南奔，于该地建"瓯雒国"的史实有关(见《水经·叶榆水注》)，现可知早在商代古蜀文化已辐射至红河流域，冯原文化出土牙璋即是一例。?

　　根据殷墟西区939座商墓与周原6座周墓的出土物分析，牙璋为夏商之方国通用，而殷商不用；商人习用的半圭璋，而周人不用。更透露出三代礼制异同的信息：古蜀文化与夏文化关系似比与商文化更为密切。礼制是深层次的文化传统，表明蜀与夏的确可能是文化同源的南北两大支族林向：《古蜀牙新论枣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编入《巴蜀文化新论》。

　　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群的真武仓包包发掘一个玉石器祭祀坑，出土玉瑗、玉凿、石璧数十件。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2件长方形镂空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几乎完全相同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2期。蜀夏间的紧密交往又得一坚实的地下证据。
?
　　由上可知，夏与蜀既是文化同源，又各自独立发展，在发展中又不断交往交流，当然，文化交流常是双向的，尤其是在实力相当时，文化传播的辐射力也会旗鼓相当。中舒先生说得好："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我们也曾说过："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与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蜀应该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林向：《巴蜀文化区导论》(1992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现在，我们又可补充：蜀是夏的异地同源的亲缘之邦，是周初的西南强国，古蜀文化是我中华远古文明中有机构成的重要部份。?

三、"禹龙"与"蜀虫"  

　　"禹"字(图二)，《说文》："虫也"，段玉裁注："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甲骨无此字。金文《叔向簋》、《禹鼎》、《秦公簋》等均从"虫"。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的《鲧禹的传说》说："'禹'是有足的虫类，据近人考证，确是龙螭之属"《古史辨》七(下)，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闻一多先生《伏羲考》举七事以证"夏为龙族"："传说禹自身是龙"、"传说多言夏后氏有龙瑞"、"传说夏后氏诸王多乘龙"、"夏人的姓和禹的名，其字都与龙有关"、"禹的后裔多属龙"、"禹与伏羲同姓"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7年。言之确凿，可从。《山海经·海内经》："鲧复(腹)生禹"，郭璞注引《发藏启筮》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22引作："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那么，这条黄龙就是禹是无疑的了。刘师培《姒姓释》说，"姒""巳"同文，夏为姒姓即巳姓，"巳""蛇"古同字，且"巳"古读通"已"，"己""禹"双声。声近则义近，所以夏禹姓名均与"蛇"相联系。蛇与龙相通，因为蛇乃"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见《洪范五行传》注)。"蛇"可化为"鱼"，《山海经·大荒西经》："氐人之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此据《吕思勉读史扎记·鬼方考》引，断句)死即复苏"，此"鱼妇"与"颛顼"相连称，使人联想"鱼"与"禹"之音转。"有鱼偏枯"者，"鱼"即"禹"也；这害"偏枯"之病的就是"禹"，《尸子·广泽》载："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足无爪，胫无毛，偏枯之病?/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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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荒芄???挥聿?quot;。据《玉篇》载：禹之父的"鲧"本即大鱼。《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由自此山东，虫为蛇，蛇号鱼。"郭注："以虫为蛇，蛇为鱼也"。可见夏禹与龙、虫、蛇、鱼，一也。?

　　我们知道周原卜辞中有个"蜀"字，从"虫"，是个合体字，象个纵目之人，曲体裹虫形徽记林向：《周原卜辞中的蜀》(1985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纵目人是古蜀国蚕丛氏之特征，《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岷江上游茂县北有蚕陵山，《成都记》称："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这一带地下有大量古代的石棺葬遗存。当地羌族认为是"戈基人之墓"，与羌人无关。这种人纵目、有尾、居石洞、葬石棺，当为氐类之一种，蜀蚕丛氏本即氐族之一支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1984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魏略》："(氐人)其种非一，称{般木}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冉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据闻一多先生研究："'{般木}瓠'与'包(伏)羲'字异而声义同，在初本系一人为二民族共同之祖先，同祖故同姓"。那么，虫之类的氐族"蜀"与龙族的"夏"正好攀上了同源的亲戚关系。?

　　"蜀"字从虫，过去说者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说此字象以蚕为神圣图腾的民族。如朱逖先认为，蜀之得名于最早养蚕蚕丛氏朱逖先：《古蜀国为蚕国说》，《时事新报·学灯》44期，1939年。另一说此字乃象形似蚕的毒虫，"是商代统治者用一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可能是一种贱称"童恩正：《古代的巴蜀》，5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今可知这带有"虫"形徽记的蜀人乃是出于颛顼的龙子龙孙，是夏禹的龙亲戚。这"虫"形徽记乃是高不可攀的"龙"标帜。?

　　由上可知，"禹"和"蜀"均属"虫"，这个"虫"符也就是"龙"符。?

四、"禹龙"与"建木"  

　　夏禹的历史伟绩在治水，他就与上古神话传说中会弄水的神龙枣"句龙"和"应龙"挂上钩了；或者说大禹在古人的眼里本是一条会治水的龙。《山海经·海内经》："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22："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那么，这条黄龙就是禹了。所以，顾颉刚、童书业先生说："'句龙'即是'禹'字义的引伸。"《古史辨》七(下)，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杨宽先生说："禹和句龙既是一神，禹与应龙又是一神，……禹和句龙的功绩在治水，而应龙也能蓄水，……其实神龙就是禹的本身呀!禹在神话里本是从上天降到下土来的，应龙也一样的从上天降到下土，本来天地有着相通的道路，神人可以来往的，自从重黎'绝地天通'之后，禹始终在下土做社神，做着'恤功于民'的事业"《古史辨》七(上)，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神话传说本是古代历史折射的影子，"夏禹是龙"的传说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古之后人把祖先异化为神物，并不是抹黑，而是顶礼膜拜，这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物中得到印证。?

　　三星堆出土珍贵文物甚夥，尤以举世无双的青铜树为最《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图37、38、39，文物出版社，1994年。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残件很多，树根、干、枝、叶、果铺满坑底，与海贝、玉石礼器、鸟蛇饰件相混，据清点约有6株以上，有的树枝上裹有金箔，是货真价实的"金枝"。二号树根的底盘三方有三个神巫跪守，可见这些神树是古代蜀人最神圣的崇拜物。其中修复的一号铜树最大(图三，1)，残高384公分(树巅无法复原)；树根立在三叉支架的圆盘基座上，座上纹饰是云气缭绕；树干粗壮挺拔，分几节有四道圆箍插接；树干上有树枝三层，每层三枝，枝桠上有萼托孵(栾)形果，两垂一昂，在昂果上各站一钩喙大鸟，生动地表现其在展翅前后的一瞬间的动态；在垂果的萼托旁有镂孔如罗网状的宽大叶片，叶片下缘有三个小孔，可悬挂三叉铜丝圆架，架下有各不相同的小悬饰，如天空星辰的圆牌、或如海洋扇贝的直棱牌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树干表面有一巨龙蜿蜒而降，龙头昂起在下，龙尾高翘在上，后半部已残；龙头长方形，似有两根肉须(?)，怒目定睛，龇牙裂嘴；龙躯细长，呈绳索状虬曲；龙足更奇特，如人的张肱曲肘，有龙爪如伸手的人掌，粗短的拇指与细长的四指分开；龙身还有些分支断残不清，至少有一支上长的是牙璋。?


2006-11-3 17:17 回复  

先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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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株树的性质，笔者研究认为是蜀地神话中的"建木"林向：《蜀酒探原》(1987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今再申其说：根据袁珂先生校注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载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网)，其实如栾(孵)，其木若{艹区}(刺榆树)，其名曰建木。"《海内经》载："(九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木属}(枝回曲为{木属})，下有九枸(根盘错为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日皋}爰过(上下于天)，黄帝所为(造作)，"可见其来头不小，法力很大。又《淮南子·地形》载："建木在都广(应作广都，指成都平原)，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地下。"那么，这棵铜树还可能兼容"若木"的传说在内。?

　　据袁珂先生校注的《山海经》，所述建木的特征与三星堆铜树相吻合，笔者关于"建木"的推断至今认定不误。但其中有两点今天可作补正的：其一，今本《海内经》说建木"百仞无枝"，似文句有错乱，因与下文"上有九{木属}，下有九枸"不符合；或可说成树干中段有百仞是无枝的，树顶上是有九根弯曲的枝桠的，树下有九根盘曲的板根，两说均可通。前有学者以"百仞无枝"来否定它是"建木"，那是出于误解。其二，《海内南经》"引之有皮，若缨、黄蛇，"郭璞云："言牵之皮剥如冠缨及黄蛇状也"，故袁校本将缨与黄蛇断开。笔者对照三星堆铜树细味此文，以为可作另解。"引"，此处不作"牵引"讲，而作"在前"解，还有"伸长"义，(见《经籍篡诂》42)。"有皮"既作"树皮"讲，也作"表面"解，如"皮相"。"缨"，在此可作"绳索"，或"缠绕"讲，(见《文选》谢灵运《述祖德》注)。"蛇"与龙相通，因为蛇乃"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见《洪范五行传》注)。依拙见此句可作新解："伸展在树皮表面上的(引之有皮)，是绳索状缠绕的无角黄龙(若缨黄蛇)"。若拙见不诬，则三星堆一号铜树上的巨龙，也是"建木"上的应有之物，这条龙就是夏禹化身的神龙。因为"建木"既是古蜀人心目中"天下之中"的社树，作为社神的"禹龙"，理所当然的要出现在"建木"之上。?

　　准此，三星堆一号铜树之所以如此崇高，供奉在庙堂受人膜拜，是因为在蜀人心目中，那株供众神上下于天地的"天梯"枣建木，乃其远祖黄帝所创建，大有灵验。"西蜀天漏"，成都平原屡遭水患，他们盼望善于治水的祖神夏禹，化作黄龙从天缘树而下，来保佑蜀地子孙后代能永享丰年。这大概是古代蜀人的原始宗教思维所能设想的最佳寄托了。当然，神话归神话，宗教归宗教，当夏禹的远房子孙在杜宇时遭到《蜀王本纪》说的"若尧之洪水"的危难关头，会治水的夏禹的偶像因失去灵验，被埋入地下；而会治水的同样是夏禹远房子孙后代的荆人鳖令，因此取得政权，建立了开明王朝。?

　　龙既是大禹的化身，二里头夏文化有不少龙的形像，如有一头两身、两头一身的都有。值得注意的它们都是无角、细长身，作龙蛇像见《考古》1965年5期图版三。(图三，3、4)。有同志认为夏族的图腾是"交龙"，是有道理的邹后曦：《夏族"交龙"图腾说》，《巴渝文化》(1)，重庆出版社，1989年。所以，在与夏有亲缘关系的古蜀文明里，龙的形像也同样显赫，引人注目。三星堆二号坑里与铜树一起出土的还有龙形铜饰片2件，如标本(K2：203)，龙的细长身躯已残，怒目咧嘴，似无角(图四，3)。另有3件铜蛇，如标本(K2：87)，三角形蛇头上昂，也是怒目呲牙，尾残，身上布满菱形纹和云雷纹，华贵神秘(图四，4)《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我们以为这三件不是一般的蛇，而是"龙无角曰蛇"。?

　　同坑出土的举世无双的大型立人铜像(K2：149、150)《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遣迹》，图4～7，连座通高260厘米，突出巨大的双手握手，作奉献状(图四，1)。其身份当为古蜀酋邦的首领、宗教仪式的主祭人、群巫之长。他的衣袍上的主体花纹正是四条飞龙，最明白的是这些龙都有人手形的龙爪，不过它们是握成拳头的。这给我们以启迪，很可能古蜀人是把"手"当作大禹神龙无比法力的符号来运用的，当需要祈求大禹神龙的护佑时，就能看到"手"的符号出现。如在同坑出土的玉石"祭山图牙璋"《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遣迹》，128页上图 (K4：201附4。或称边璋，不妥)的图景表现(图三，2)，在群巫致祭的山头，有8只从天而降的巨手握拳，用拇指紧压大山。过去我们不清楚，现在知道它的含义就是：夏禹神龙的神力镇山川。进一步可知，东周巴蜀青铜器的图徽上有许多"手"纹，乃与手的组合图象如"手心"纹(图四，5)，其数量之多不可胜计，过去学者作过种种猜测，终觉不安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现在恍然大悟，"手"就是夏禹神龙威力的法符。至于"心"，笔者也倾向于是"龙(蛇)头"的意符，你看它与二里头的龙头图象有多相似(参见图三，3、4)。"手"与"心"符分开出现，分别表达"龙"的法力；组合起来则是"龙头"加"龙爪"的双重法力，也许还表达颛顼的两地后代对"禹龙"法符的复合崇拜。由此可见，与禹夏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古蜀文化，对夏禹神龙的崇拜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一号坑也出土龙的图象，如爬龙柱形器(K1：36)《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图39，其实就是一根杖头，它与金杖(K1：1)同出，很可能是一根权杖的两个部份(图四，2)。权杖头圆雕一条全龙，顺杖爬上顶，后脚和尾巴拖在杖壁，上身与前脚已撑在杖顶，龙头昂起，怒目张牙，十分威风凛凛，龙有长耳，有小角一对，下颌有山羊胡子一小撮。总观全象，这是一条长着羊头的神龙。龙的形象或说象猪、象鳄等等参见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而此龙则象羊，透露出是与众不同的羊种民族的神龙传说。羌、姜均从"羊"，相传"禹兴于西羌"，如此看来，这正是兴于西羌的夏禹的亲族枣蜀王所有的羊头龙金权杖!?

　　总而言之，从考古文物来看夏与蜀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古城，还是字符，或者是对龙的崇拜，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夏禹与蜀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由此可见，夏蜀同源问题既于文献有征，又得地下出土物的印证，有了这"两重证据法"的证明，确是有案可查，是无须怀疑的了。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这儿只是抛砖引玉，讹漏之处，敬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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