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的轨迹（华夏文明的发轫及确立）

天籁

殷逝
0位粉丝
1楼


  
根据现代考古学可知，炎黄部落都发源于黄河及其支流附近。黄帝部落位于渭水流域，炎帝部落在黄河中游；而炎黄部落正是华夏民族及文明的主体。华夏民族赖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在于黄河的洪水，正是黄河频繁爆发的洪水把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部落逐渐团结在一起。奔腾跌宕的黄河给华夏民族带来的不是尼罗河泛滥后的沃壤，不是印度河谷地充沛的雨水，也不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间富饶肥沃的两河平原，更不是爱琴海边温暖宜人的空气。它带来的是恐怖性的毁灭，我们可以借由蒋介石在抗战时掘开花园口所带来的滔天灾难以及那次浩劫所遗留下来的照片，通过现实的对比来想象一下古人面对黄河洪水时无奈又充满恐惧的复杂感情。而和蒋同时代，但比蒋气魄更宏伟、更富有豪情的毛泽东在面对蜿蜒九曲的黄河时也只是留下了一句“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么一句无奈的语言；这在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中，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也是绝对罕见地面对自然界神奇的威力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无奈。正是由于黄河存在经常性的水患，我们这个民族被深深烙上了这条母亲河的印记。因是之故，也惟有黄河才绝对有资格可以称得上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在黄河频繁爆发的洪水面前，一切个人财产都变得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只有集中所有个人财产以及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和物力供有经验的强势领导人使用，才有可能避免出现家破人亡的惨剧。这加速了华夏民族形成的进程，但同时也在我们民族的个性里植入了一种权力崇拜情结；让我们模糊了公权力和私权力的界限，同时也模糊了个体和个体私权力的界限；并把强势的个体权力——这种被放大了的私权力，等同于一种公权力。于是，华夏民族注定了很难摆脱权力崇拜，甚至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必定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难以摆脱这种情结。我们知道私权力的申张是产生民法体系的根基，而华夏民族从其诞生开始就从来没有私权力的概念，当然也就更没有什么个体权利可言了；因此，华夏民族从古至今都没有完整的民法体系，有的只是刑罚。面对紧急的治水工程，是无能有什么固定且完善的审判形式的，因为等你审判完成，说不定就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了；所以一直没有产生过完善的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和其他的诉讼混淆在一起，其结果必然是以刑代法。同时，由于这种治水的烙印模糊了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界限，所以不会产生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而且由于缺乏私有财产概念，因此个体不可能有维护其私有财产的自觉；没有也不可能产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私权力思想，也就更不会产生民权思想。因为治水是一项技术工程，遇到的问题是具体的，这就需要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所以，华夏民族只善于归纳前人的经验，而无时间去演绎什么定理；因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去对待，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以上这种种无不反映在华夏民族的民族个性里，所有的这些和儒学（这里且不论儒学和理学的差别）无关。所以，数千载以后将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都归咎到儒学身上是显失公平的；因为导致华夏民族数千载以后落后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民族个性，是在儒学诞生前就已经存在了的。若硬要扯上关系的话，也不过就是儒学将华夏民族的这种种个性作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归纳罢了。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不止是个人，民族也一样；一个民族的命运也深受其民族个性的影响。
现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确定其存在的王朝是从商朝开始的，可以确认的信史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或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这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出现，周朝不是帝国，而应该是一种部落王朝国家形态。所谓部落王朝国家就是各个属国对王朝中的核心部落国家一种宗主权的事实上的承认，各个较小的部落国家通过向某个核心部落国家承认其宗主权，来换取其部落国家建立的道德和法理上的合法性；宗主国家至多只能维持其对属国有限的影响力。事实上，周王朝原来也不过就是商王朝属下的一个部落国家罢了。周朝建立后，作为一个部落王朝国家，如何维持周王朝的统治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当时的政治家面前。因为周朝实际的建立者周武王早死，留下幼子成王，显然其肇造王朝制度的历史责任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个孩子身上。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成了事实上孕育有近八百年统治时间的周王朝的整体国家制度的设计者。


2006-11-4 11:28 回复  

殷逝
0位粉丝
2楼

当时中国的国土面积对新建立的周王朝来说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部落国家从技术上、制度上组织其官僚体系的能力。因此，周朝各种制度的确立者——周公，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国家架构形式不足以支撑其在制度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帝国来统治全国；于是他巧妙地绕开了技术设计，直接沿用了商朝的国家架构体系并未作多大改动，而是着重以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为国家稳固的根基，并以此作为国家架构的切入点着手架构部落国家的官僚体系。这个制度其实就是在保证核心部落国家相对强势的基础上，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意识形态上的纲常主义，用祖先崇拜的形式从道德伦理的高度确立了周天子的崇高不容侵犯的地位；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其实只是在名义上间接的而不是通过具体的实际行政过程直接的去牧民天下。这就使得周朝的天子更多地扮演的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具体行政政策的执行者的角色；天子号令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伦理和政治上合法性的号召，天子通过利用其归属各部落国家的忠君思想和各国之间固有的矛盾，予以巧妙地平衡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国家制度设计大大扩大了周王朝的天子在政治上回旋的余地。
这种部落国家的制度架构虽然给了当时的周天子以极大的政治回旋余地，但是却也使其对名义上归其统治的诸个较小的部落国家影响力有限，从而导致周朝的天子无法运用畅通的行政手段集中使用其庞大的国力。而且作为天下仲裁者的周天子，其本身必须具备起码是在外表看来崇高的道德伦理修养，这样才能维持其以道德力量为根基的仲裁力；而一旦失去这种道德上的根基，则其统治能力就可能虚弱得无能运用任何行政手段调动任何属国。因此，中国的史书中经常有“某某年月，王失德”这样的记载，其背后隐含的政治含义是绝对不容后人低估的。数百年后，当烽火台的烽火被点燃，周幽王终于成功地赢得了褒姒那倾国一笑；而同时西周也在褒姒那无比妖艳的倾国一笑中灭亡；随着西戎攻入西安，周公的事业最后难免也开始归于落寞了。数千载以后每次想到那妖艳的一笑，我实在难以用笔墨去形容自己心中的感受；但一个伟大的制度设计终于在这个时候显示了它应有的威力，挽救了周王朝。于是，褒姒再妖艳的笑容也不能比周公那双洞察数百年的睿智的眼睛更吸引我的眼球了，可以说其后的东周之所以得以苟延残喘四百年，完全有赖于周公当初国家制度设计的成功。四百年，想想看，人类文明的历史又有多少个四百年？如果泉下有知，我想周公可以也完全有资格骄傲地坦然面对世界历史上任何出色的政治家。
平王将周朝东迁后，随着部落王朝的核心国家的实力的衰退，使其对各从属的部落国家的仲裁力量无法得以维持；于是一种崭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开始逐步酝酿成型，这种崭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就是——帝国。当时各个逐渐成型的帝国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于周王朝的旗帜下，但其实各个带着部落国家尾巴的帝国事实上是彼此独立的。随着核心宗主国家实力的衰败，文明伴随着野蛮奏响了一曲慷慨华丽的历史乐章；数千载的历史间隔，使我们可以完全抛开道德的倾向去仔细探究一下这个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春秋和战国——华夏文明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段时光，它那锐利夺目的光芒让其后数千载的中国思想界只能用虔诚的目光去仰视它；即使是在世界思想史上，如这般辉煌壮丽的历史片段也是不多见的。当时这些未经成熟的帝国，其统治的地域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所以它们能制定出相对而言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未成型的帝国疆域相对其行政架构管理能力来说也实在是过于庞大了，已经远远超越了其官僚体系的行政管理能力。这时维持部落王朝国家基础的井田制度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拓荒时代的来临，大量新的耕地被开拓出来。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铁器也逐渐地代替了青铜工具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上来，这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货币被大量使用，铸币权被各个国家掌握。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整个社会整体财富量大大增加了，导致并促进了货币流通量逐步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开始逐渐丰富起来。私人教育的兴起，第一次使文化从理论上来说不再是原有贵族的专利，这直接催生了思想界空前的活跃。于是这些因素又共同催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贵族的社会新贵，他们比腐朽的贵族更具进取心和野性，也完全不受以往意识形态的束缚；随着这些新贵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社会财富和资源第一次有被重新分配的需要，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新贵们迫切需要掌握国家的资源，尤其是行政资源。因此，各国内部是充满动荡的，整个国家体系存在着激烈的变革趋势，结构都不稳固。而在外部，各国需要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虽然人类这时已经演进到文明时代，但人类的文明时代也必须遵循野蛮残酷的丛林法则；春秋争霸和战国纵横都不过是这个时代国家间残酷竞争的一种表象罢了。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逼迫各国奋起寻求制度上重新架构的可能，于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究竟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哪一个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起到了一种更根本的作用，我想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本身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所谓得一士而王天下，管仲、乐毅、孙武等等，这一系列闪耀千古的名字本身就是答案；因为地还是那地，百姓也还是那些百姓，可是如果没有了这一个个闪耀千古的人物，君王们又何以能成就他们的霸业呢？


2006-11-4 11:28 回复  

殷逝
0位粉丝
3楼

这个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乱频繁——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同时内部也动荡不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而这些也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和野兽之间的竞争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甚至更为残酷血腥。这个时代也有 “礼崩乐坏”，这就是属于人类文明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了；所谓的“礼崩乐坏”未必就是坏的，它代表了过去意识形态体系的瓦解，其实就是隐含着对过去的一种否定——这是个言利而轻礼的时代；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否定，重新架构国家组织形式才有了其道德上的根基。历史在这时走到了它的一个拐点，面对未来国家的新的组织形式，华夏文明的先贤们，用他们睿智的大脑不停地思索着从制度设计到个人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最终催生了华夏文明的帝国形式于动荡慷慨的春秋时期发轫，并在豪迈血腥的战国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在使命和个人利益共同的召唤下，号称“诸子百家”的中国古代先贤们终于合力完成了其后华夏民族赖以屹立千年不倒的思想储备。深受民族个性和现实利益的影响，所谓的“诸子百家” 都没有试图去谋求玄妙高深的理论，除道家外（即使是道家也带有明显的入世色彩），其他都明确标榜其入世的原则。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纯理论上的思考最后难免沦入一种形而上的极端；联想一下古印度的思想界、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古埃及以及为了思想而思想的古希腊后期；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入世主义倾向的可贵。华夏民族思想上的这种整体的实用主义倾向，给了在它们理论基础上架构的后继帝国们自由发挥的广阔的选择余地，让帝国的统治者们可以轻易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按照他们的需要，用灵活的手腕来解决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个时期，华夏文明的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士，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汉语词汇来给这个字所代表的群体一个贴切的定义；但是有一点勿庸置疑，士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最菁英的一个族群。他们带着他们各自的理论，奔走游说于各国之间，希望君主们能采纳他们的理论，以实现他们个人的抱负，成全他们出将入相的理想。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墨子、韩非子、苏秦等都是奔走各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理论来重新架构国家体系。通过他们的著述以及后人辑录他们言行的文字，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他们不虚伪、不矫情的可贵、可爱的坦率；这种率真的性格，即使是在后世不断为其加上一个又一个夺目光环的孔子身上也有很滑稽的体现。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和孔子辩论一个问题，但孔子没有能说服那个学生，他又气又急，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大骂那个学生“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又有一次他去见卫国的夫人，可能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于是他的学生怀疑他和这位女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竟然赌咒发誓自己和那位女士是绝对纯洁的男女关系，但是他的学生也未因他的赌咒发誓就信了他的话，甚至还是对他明显充满着怀疑；更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美女，想接近她却又顾虑重重，回来后自己很是黯然神伤了一回，妙就妙在他竟然还发牢骚道“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以上这种种无不反映了孔子率真且有点懦弱的鲜明个性，是个活生生的人，与后世那个被塑了金身的孔子实际上有莫大的差别。之所以在这里展开来说孔子的个性，其实是为了很好地说明中国古代圣贤们其实都是富有人性化存在的个体，而不是像后世理解的那样狭隘；后世笔下威严如神明般存在的孔子都是如此，遑论其他诸子了。正所谓朝秦暮楚，骄傲的士们没有固定效忠的对象，而是讲究货卖帝王家，期望君主们能给他们一展政治才能的平台和空间，实践他们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没有所谓的“国籍”限制。后人曾有诗用讥讽的口吻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诘问：“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其实恐怕是发出如此诘问的人，自己把书读歪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并没有一味的去强调什么血统论，而是更多的是强调的一种“仁”的思想。他们认为只要能让实现国家的富强谁来统治是无所谓的；对于这一点，被后世奉为“亚圣”的孟子的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明确表达了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不论这些士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重新架构国家体系的理论已经对华夏文明其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同时，这些“诸子百家”关于重新架构国家体系的理论并不是完全停留在纸面上或先贤们的大脑中，而是在他们实现人生抱负的过程中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有三个理论对新的国家形式——帝国及其国家架构的形成产生了最为关键的影响，它们就是儒家、法家和道家。儒家的尊王思想确立了帝国统治者统治的道德伦理根基，使帝国的统治者们得以轻易占据要求民众服从其统治的道德制高点，并使菁英阶层乐意为其服务，以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抱负；法家的刑名之术和重视制度设计的思想使帝国的国家形态架构最终趋于稳定状态，其实就是以制度为根基并以刑罚为准绳，从根本上规范了帝国统治原则和国家制度；而道家清净无为的玄妙理论可以让国家的菁英阶层在不得申张自己的抱负而面对人生的苦闷时，可以在虚无主义中寻求所谓自身精神上的解脱，而不是选择去试图和国家机器对抗。

2006-11-4 11:28 回复  

殷逝
0位粉丝
4楼

在这三种思想中儒家是从道德伦理上确认了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根基，法家则在制度上维持了国家制度的整体架构上的相对成熟稳定机制，而道家是在个人意识形态修养上为一个不得志的群体集体解了套。这三种思想的成熟为华夏文明的帝国形态的最终形成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最终在战国后期，在这三种理论合力地作用下，一种崭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帝国，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华夏文明终于在酝酿了千载后正式形成了，并以其独特的文明形式而有别与其他文明形态；直到数千年以后的今天，华夏文明虽然已经不是最强势的文明，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弱势的文明。
论述完华夏文明主体地形成，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向南移动，毕竟华夏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的，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出了古老的文明。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华夏文明的主体发生了关系，有了交流；楚部落兴起以后，逐渐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通过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楚部落最后也终于皈依了华夏文明，同时也因为其文化所富有的鲜明的特色给华夏文明增添了不少色彩，如《楚辞》（本人就最喜屈原的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并将其作为我一生行动的指南）。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部落国家，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也曾有向北取得中原的志向。战国时期，楚向东挺进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吞吴灭越，使其势力东临大海；而向西版图一度可以深入汉中；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也曾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换言之，在当时的各国中惟有秦、楚两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虽然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国虽然灭亡了楚国，但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最后楚地的反秦军队成为导致秦帝国崩溃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不论是刘邦又或是项羽，他们都是楚国人，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是楚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历史轨迹竟然是如此的神奇。
但是，最后为什么如此强大的楚国还是被秦国灭亡，对此我无能给出一种肯定的答案；因为我的历史观告诉我：一切所谓历史的必然都不过是后人对历史偶然的一种无奈的承认罢了。如果没有秦始皇会怎样，华夏文明的历史又会如何演进？或许中国根本就一直无能形成一个如此庞大的统一的帝国，或许中国也如欧洲一般诸国林立；又或者在诸国林立的情况下，虽然国家间血腥的战争会长期存在，但是一切技术和思想上的发展也会通过那些货卖帝王家的士们那充满功利心的睿智的大脑不断地思索，并在这种思索中被不断提速。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整个东亚史，甚至整个世界史都要重新写过；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是无法去架空的。虽然历史的轨迹存在无数个可能的拐点，我们也无能力去把握历史拐点转向的方向。但是，对已经明白的轨迹还是可以去探究一番的，就算这也是种管中窥豹，但我们也窥到了那只豹真实的一部分；这起码比明明知道那里存在一只猎豹，却视而不见，还硬要说什么豹非豹来得实在吧。
关于楚国，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南方的经济条件与北方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天然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对楚地有如下的记载：“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左传》记载重耳奔楚时，他对楚成王有过这样一段话：“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这至少说明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赶上甚至超过北方各个国家了，千载后，这段记载至少可以让我们从中对楚国的富庶真切地窥见一二。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时代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所产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更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同时据历史记载，楚国还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最多的国家，虽然对此说法目前史学家们还无定论，但屈原在《招魂》中描绘的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其实已经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脚；这些繁华奢靡的景象背后当然需要雄厚财物作为基础。这种种文字记载和现实的考古发现无不证明了当时楚国的富庶程度。但是，楚地的富庶也产生了一个矛盾，因为在南方谋生相对北方而言比较容易，途径也多，更没有频繁泛滥的黄河洪水，所以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的威胁，以维护族群的生存。也由于楚国远离当时华夏文明的中心黄河流域，更兼个人富庶程度非常之高，所以楚国的贵族得以拥有也有能力拥有相对其他北方国家比较独立的势力（《韩非子》）；也就是说到战国时代，楚国是各国中最接近部落国家的未成型帝国。在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下，直接导致了楚国相对于其他北方诸国来说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持整个国家正常运作的行政架构上不及北方国家完整周密，社会动员能力较北方国家而言比较逊色。这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楚国在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中，空有庞大的国力而无法很好的运用，导致其往往处于不利的被动局面乃至最终灭亡的原因。

2006-11-4 11:28 回复  

殷逝
0位粉丝
5楼


关于楚国带有更浓厚的部落国家倾向这点，其实在灭亡秦国的项羽身上就有充分体现。项羽是楚国贵族的后代，这点要特别注意；这位楚国贵族的后代在灭亡秦国，成就一生霸业后，抛弃了秦始皇成熟的帝国架构，而是大封诸侯。可是他的制度设计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他的个性太刚愎自用了，没有能真切理解周公当初那样架构国家体系所依据的根基所在，所以他无能扮演一个出色的仲裁者的角色。再加上秦始皇这时已经真正统一过中国，这无疑给所有的野心家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当原来认为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遥不可及的梦想，蓦然变成一种真切地触手可及历史真实的时候，所有野心家们的政治野心都被充分激发起来了；所以他不可能安然端坐在彭城的宫殿里去仲裁野心家们那一颗颗已经沸腾了的炽热的野心。关于项羽这个人物，几千年来对他也没有准确的历史评价，总体上算是毁誉参半吧。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理解他；所以他有时候是个英雄，有时候却是个莽夫。甚至有人说他眼界狭隘，逆历史潮流而动，不顾当时的人民需要统一的迫切愿望，妄图恢复部落国家的落后的国家架构，分裂国家，所以必然归于败亡。对此，我不禁哑然失笑。人民这一含混的概念又一次被强奸了，因为它是个实在一个太过宽泛的概念了。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行动真的是人民的愿望的话，那么江东子弟和其他各国的反秦军队是从何而来的？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而战？如果鸿门宴上项羽听从了范增的意见，杀了刘邦，那历史又会怎样演绎下去呢？历史的轨迹真的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另一个王邦、李邦或张邦之类的人物必然地登上历史舞台，打败项羽，然后一切继续运行吗？我想是不会的，历史是无比玄妙的，空费笔墨在此实在是没有那个必要。
关于对项羽的评价，或许身陷十面埋伏中的项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对着他心爱的美人演绎的那首传诵千古的古风就是对他最好的定论。“力拔山兮气盖世”，百战不殆且无一刻停止征伐，并成就一生霸业的他，的确已经无愧于英雄称号了。“时不利兮骓不逝”，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一个阴谋家比一个英雄更容易在交锋中取得胜利，这一次也没有例外。“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一句异常值得玩味其中的涵义。一个勇冠天下的豪杰在面对人生中最暗淡的命运的挫败、在他生命中最无奈的时刻，想到的不是什么微言大义或去总结什么失败的教训，更或是像无聊的导演们安排的拙劣的剧情那样——卖力地表演一翻他的满心愤懑或慷慨激昂；却是用如此缠绵悱恻、动人心魄的语调，向一个柔弱的女子发出个人面对神奇莫测的命运时的近乎无奈地哀号和诘问。如果一切就此打住，或许可以赚取无数女子与情人的眼泪，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历史上的失败者实在太多了。但是，历史仿佛在这里非要给我们说明一些什么似的，她把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又一次交还给了项羽；在“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声中，项羽自杀了；于是英雄死了。究竟当时项羽是出于何种心态，让他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已经无从探究了；生命是如此的美好，甚至连莎翁笔下的戏剧人物也不禁要反问自己道：“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更何况现实中的英雄，而且他当时也并非是完全的穷途没路，但他还是固执地选择了死亡。在我看来，这正是英雄对战争目的的回答；英雄的战争是在人类文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杜绝战争行为的程度时，为了他所属的族群可以更长久地享受和平而被迫选择的一种极端方式。
说了这么多关于楚国的废话，其实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眼界悄悄放大一些，看看古印度的历史。富饶的印度河谷地和恒河平原赐予了印度人富饶的生活，但还给了他们什么呢？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势帝国，基本都停留在部落国家这一国家形式上，随后而来的是一次次被征服的命运。这和楚国的历史难道就没有一丝相似之处吗？或许历史在她那悄然无声划过的轨迹中早已经给了我们明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