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2） 何炳棣

花雨

(美)芝加哥大学 何炳棣  
马中 译


3．田间农业

在分析仰韶农业制度的主要特征之前，似乎有必要先简略地讨论和推测一下仰韶人的人种学和地理学起源。仰韶人之为原始的中国人是很少有争议的。但对于他们来自哪里却知之甚少。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位英国学者罗克斯比(Roxby)（134）和斯马利(Smalley)（136）对仰韶人的地理起源作了明确推测。他们两人都认为仰韶人是在冰期时期以后从北方进入黄土高原东南部的。他们提出的主要根据是就在仰韶文化在黄土高原出现的前几千年里，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为冰川所覆盖。他们猜测，导致仰韶文化突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从北方迁来的人们面临着黄土沉积的挑战；他们用定居和发展文明来回答这个挑战”（136）。

如果现有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中国南方确曾为冰川覆盖，而且这样一种“大陆”类型对于人类在南方的定居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那么仰韶人北方起源的假设将具有一定的可信程度。但是，现有的科学证据表明冰川作用在中国并不是大陆型的，它主要限于山脉，而山脉冰川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都存在（57）。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现的1，120个冰川和冰川遗迹中，30％以上位于秦岭山脉以北中国的高原地区（46）。

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科学证据表明中国在更新世内山脉冰川虽曾反复出现，但却从未出现过大陆冰川。中国北方和南方许多地区的土壤是从白垩纪(140，000，000到65，000，000年前)和第三纪(65，000，000到1，800，000年前)的岩石变化而来。因为多冰川期准确地说是近100万年间的地质现象，而中国许多地区的土壤是早在大冰川期之前很久就已经形成了，这说明中国冰川主要限于山脉，这个国家总的来说从未覆盖过大陆冰层（7）。

植物地理学的证据对中国南半部在更新世内曾数次冰封的观点提出了更有力的反驳。有位中国植物学家曾这样概述中国南部主要的植物地理特征：

“东亚木本植物种类非常丰富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1935年报告说中国的木本植物不少于959种，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它北温带地区的总和，是在植物比较稠密的北美发现的种数（313)的三倍多， 由于最近的发现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1，000种…东亚，特别是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要归因于这个地区地形、气候和生态条件的巨大差异。 从历史上说，因为在更新世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冰河作用， 也使得许多以前广泛分布但后来在世界其它地区灭绝的树种在这里保存下来。”（119）

因为在北半球其它温带大陆存在过的大陆冰川没有在中国出现，所以在中国一直大量生存有所谓残遗植物，象仅存的裸子植物银杏(Ginkgo biloba)和唯一的原始残遗针叶树种水杉(Metasequoia)。它们不仅是最著名的活化石，而且是中国没有出现过大陆冰川的活见证（118）（120）。

通过以上科学证据，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最后一个冰川期内，对于原始人类来说，秦岭以南的山谷、盆地、低地一直是比秦岭以北地区，从气候上，特别是从人类野生食物资源的易取性上更宜于人类。

我们认为仰韶人可能是从秦岭以南某地进入黄土高原的。支持这个观点的根据主要来自体质人类学。近年来，对从陕西渭河流域半坡、宝鸡、华县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人体骨架进行了研究（70）（71）（72）。同蒙古人种的一些分支相比较，仰韶人最接近现代中国南方人和现代印度支那人，然后是现代中国北方人。他们的体质特征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满州的通古斯人、西藏人、贝加尔湖地区的蒙古人显著不同。根据大陆的中国学者采用的苏联人类学术语，仰韶人属于“蒙古人种的太平洋支”或“南蒙古人种”，有别于贝加尔湖地区的原始蒙古人和满州的原始通古斯人，这些人属于“北蒙古人种”。另外，还有语言学的证据。自古以来， 中国语言一直同各个“北蒙古”种族所说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凝聚的语言有根本的区别。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根据都指明了仰韶人的“南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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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品和文化上也同样可以发现仰韶人来自南方的有力证据。拉里科夫(V．Y．Lar- ichev)是很少几位对东北亚和中国考古学都很熟悉的苏联学者之一，他从亚洲史前期的前后关系上研究了仰韶制品的特征：

除开类型特征之外，仰韶石器最显著的特征是工具普遍磨光。这个文化的人们还不知道剥落和削凿的技术，在制造斧、矛、箭、镞、犁、镰和打孔时，他们采用磨制法。这表明了仰韶文化独特的传统和来源，它们显然同流行打制法的北方没有关系，而是渊源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109)

当仰韶中国人掌握了原始的削凿技术时，拉里科夫的比较类型说依然站得住脚。

最近由中国考古学家建立的文化年代表为仰韶文化南方来源说提供了最为明确的证据。根据这个年代表，秦岭南侧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村遗址代表着仰韶文化的最初阶段。李家村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形状上相似于其它仰韶文化遗址，但有两点显著不同，就是条纹陶非常普遍，没有彩陶。在秦岭以北渭河之滨和河南西部许多仰韶文化遗址，含有李家村型陶的文化层紧压在含有独具特征的仰韶彩陶文化层的下面(17)(58)。

因为亚洲南部和东南部太平洋沿岸和中国南方许多地区早期陶器都绘有条纹，还因为李家村位于秦岭南侧，汉河上游，地系陕西与长江中部，仰韶人继承了某些南方文化传统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当然，仰韶文化极有可能的南方传统并不能抹杀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仰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是黄土高原的产物。这就清楚说明了为什么仰韶文化同从仰韶时代之前到有史时代初期曾在自满州起经内蒙古大草原到甘肃、新疆最西部的广大区域内繁荣一时的细石器文化绝少共同之处．

因为秦岭以南的考古调查没有黄土高原广泛，所以对繁盛的半坡阶段之前的仰韶人的文化进化知道的不多。李家村遗址的手工制品包括条纹陶器、石斧、扁斧、铲、凿、坠和磨石等。斧和凿代表了木头的砍削和修整；石坠代表了深水捕鱼；铲和磨石代表了一些原始的农业生产，但详细内容不能得知；陶器的使用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喜欢过某种程度的“定居”生活。可以设想，将来某时会在秦岭以南紧邻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心脏地区的陕西南部、四川北部或汉河中游的某个地区，发现已非常发达的采集经济阶段的重要线索，而这个阶段将是早于半坡阶段以后出现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农业的。

虽然我们不太清楚仰韶人文化进化早期的明确特征，但是我们能够举出一些基本原因，说明为什么农业和成熟的定居村落公社的出现在秦岭以南要比紧邻的以北黄土地区困难得多。实际上，秦岭以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更利于集约的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 但是，原始人类在这里也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满山遍野的树木森林和南部平原长着茂密野草的重粘土。虽然许多原始人类用剥树皮、放火烧的办法来清除森林，但是史前期和有史初期的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就是不愿意用这样一种简单的、任意的方法毁坏森林((12)： P85—106)。显然，南部平原的重粘土也给原始农具造成了很大困难。这些摆在秦岭以南原始中国人面前的发展农业的困难，可以从其它农业的发展过程得到印证。 哈兰(Jack R．Harlan，私人通信)指出：“在非洲实行的是锄耕农业，重土全都避开， 或是通过烧草和在雨季末插秧来耕种。”他们下面一段话更有说明力：“同普遍的看法相反，在这个潮湿的热带和亚热带发展农业是困难的，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发展得比较晚。”

根据历史的观点，世界上最持久的、一直完全是按照中国文明的不朽特征发展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元前5000年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奠定的。这个非凡的农业制度的建立是仰韶人对自然条件做出的回答。这里的自然条件虽然具有某些局限性，但也有其独具的有利的一面。自然条件的局限性表现在气候恶劣、降雨量少、植物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地块零乱不整。由于黄土受侵蚀后形成直壁，所以在渭河流域和其它厚黄土地区往往沟壑纵横，其间只有一小块平地。至迟从周初起这个地区的人民将其称之为“塬”。仰韶农民就是在这零散的河滩、山岗上首次露面。仰韶文明赖之以发端的地理条件不仅不同于旧世界其它发明农业的地区，而且在这种小块土地上也不可能采用具有热带农业特征的“刀耕火种”、“轮作”等古典耕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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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最可宝贵的大自然的恩赐是黄土，黄土的价值弥补了这个地区所有的缺憾和不足。美国地质学家普姆皮利(Raphael Pumpelly)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历史感的黄土研究的先驱者，1904年他曾率领一支考古远征队来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普姆皮利指出，黄土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的黄土：

“它的肥力似乎是用之不竭的。正如里奇瑟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说，这种性质部分是由于黄土的厚度和结构，部分是由于雨后，盐份通过腐烂的草茎留下的管道由毛细吸附作用带到地面积聚起来，部分是由于新鲜的土壤不断被风从内地带来。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多施肥料，但收获却一直不断提高，这个事实说明了土壤的自肥能力。也正是不断增加的稠密的人口限制了这些土地供养生命的巨大能力。”(128)

因为热带的“刀耕火种”方式如果土地不长期休闲肥力就不足，而中国的黄土高原具有著名的自肥能力，所以仰韶农业制度不是通常意义的“刀耕火种”，甚至在它创立之初也不是。

仰韶农民大概是先用火烧去杂草，再用石锄和石铲开垦处女地，他们也可能使用掘土木棒（14）。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在开出荒地之后紧跟着播种。可是他们可能不久就发现第一年的产量要低一些，第二年、第三年产量就多得多了。这是因为第一年土壤中的氮大部为各种微生物消耗了，而正是这些微生物使得植物残体腐烂。到了第二年，植物残体已经腐烂，微生物也转化为氮，这时就有了足够的养料供给农作物生长。这种不同产量的现象可能很自然地引导仰韶农民发现新开垦的土地应该休闲一年，从第二年起再种谷子。

我们也可以猜想，仰韶农民初期没有经验，可能在一块土地上连年种植谷子。对保水性能好的黄土来说，连年种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保水性能不太好的黄土，连年种植就可能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尤其是在降雨量不正常或严重干旱的年份，这不仅是因为土壤肥力减退，而且因为水份不够。减产或绝收的土地自然应该暂时休息一下。仰韶农民可能也认识到了如果休闲的地里长出草来，那么他们将前功尽弃。根据黄土的类型，这种不长杂草的土地可以在一、两年内保持足够的水份，使得种植得以进行。仰韶农民从经验上知道了定期休闲土地的必要性，因此诞生了他们原始的土地休闲制度。

典型的“刀耕火种”方式需要长期的休闲以储存土壤的肥力。仰韶方式则不同，它似乎只需要很短的休闲期以储存土壤中的水份。从农学基本原理看，仰韶短期休闲制度几乎同《诗经》和《尚书》中提到的陕西的休闲制度一模一样。周初著作中关于农田有三个重要的词，即：菑、新、畲。菑字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草字头， 中部为古代意为“带来灾害”或“杀害”的宇形，下部意指土地。从中国古代词源学家的各种注解中，我们知道菑有两个基本含意，第一，指在荒地开垦以后，草的残体还田的过程。第二，还不准备种植的头年荒地。因此，苗是由于草在地里腐烂所以要等一年才能种植的新开垦的荒地。因为《尚书》中提到菑的两章肯定是写于周初（114）， 那么这种最早的土地准备方式的出现无疑要比公元前1000年早得多。

新这个字指的是已准备好在第二年可以播种的土地。新从字面上理解是旧的反面，因为它是实际种植的新土地。畲字意指开垦后的第三年已整治得很好的土地，已很适于种植。这两个字历史上在中国诃源学家中从来没有不同意见。《诗经》中年代最早的一首诗，第275首诗中描述了在陕西谓河流域周天子的领地耕作的情形：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
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何文引的是《诗经》英译本，见（115）。上文引自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原诗最后还有三句，何文未引。——译者注)

在这首诗中反映的谷物只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土地上种植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古代词源学家对苗这个字的正确解释，第一年的土地还不准备实际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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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休闲、耕种的三年循环期也反映在《周礼》关于土地分配制度的概述中。因为《周礼》中既有珍贵，可靠的周初史料，也有汉代时的伪窜，使得《周礼》中各个篇章段落的历史价值很不相同，因此每一段都应同周代史料加以对照。关于周代土地分配原则《周礼》写道：“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6）

周代很可能有这个土地分配原则，因为各种周代典籍都表明一个农户100亩土地是一个标准的土地分配单位。《周礼》中指出的休闲制度同《诗经》中提到的土地使用的三年循环期完全一致。甚至《周礼》对“不易之地”的旁注，不休闲连续种植的土地，也不会使熟悉黄土性质的农学家和东方文化的研究者感到惊奇，因为在近东史前时代有些土质很好的土地也能连续种植。

总而言之，从仰韶时代起，自给自足就是中国北方农业的根本特征，黄土高原更是如此。而对于中国南方的农业来说，则是由于人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保存并具有高度的生产率（100）。历史地看来，中国农业最为非凡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持久性，而这个持久农业的根源必须追溯到仰韶时代。

我们下面把注意力转向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早期中国的种植体系。植物栽培的起源长期以来一直是植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热门话题。对此西方虽有大量文献，但对于中国原产和首先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却未给予系统研究。由于巨大的语言和技术障碍，西方科学家对于大批关于粮食作物的中文文献知之甚少，而中国植物学家对此也缺乏系统利用。根据最近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以及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我们能够讨论中国各种原产和引进农作物的起源，并可能对那些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西方观点提出修正。谷子、稻谷、小麦、大麦、大豆、大麻和桑等粮食作物和工业用植物将依次进行讨论。

中国谷子是野生粟属(Setaria)和稷属(Panicum)的驯化种。主要有粟(Setaria italica)和黍、稷(Panieum miliaceum)。但是对于这种植物分类，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词源学家和草本植物学家当然不会非常清楚，可以说中国自从有史以来谷子的命名一直有些混乱。新石器时代的谷子一直称为粟，而在商代的甲骨文和《诗经》中主要的粮食作物又是黍和稷，可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和8世纪编纂的古书中，粟又重新占具了主要地位((12)：P123～135)。粟和黍、稷的地位的交替变化只能解释为命名上的某种混乱。

我们现在已经确切知道，粟在仰韶时代的黄土高原曾广泛种植。最重要的考古证据是在典型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半坡的几处窖穴里发现了成堆的粟壳。谷子的数量，大量农具以及完整的村落确证粟是一种由人种植和收获的谷物（14）。粟壳在陕西、山西南部的另外三处仰韶文化遗址和甘肃永清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也有发现。虽然史前谷子遗存发现多为粟属，但据报在山西南部荆村也有稷属谷子发现（80）根据表土列出的年表，半坡的谷子农业应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之后不久。

由美国植物学家单独进行的两个试验表明，在一般谷类作物中，粟的“蒸腾效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最耐干旱((107)：P180，表4)。虽然没有对黍和稷进行类似的试验，但它们的抗旱能力也是很著名的。《诗经》中提到的谷子有红、黑、白、早熟、晚熟、不粘、粘之分，可谓种类繁多，甚至今天在黄土地区也能发现野生谷子，所有这些证据以及谷子悠久的栽培历史，应当肯定粟属和稷属谷子是中国原产植物。

两位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者迪肯道尔(Alphonse DeCandolle)和瓦维洛夫(N．I． Vavilov)都认为粟属和稷属原产于中国。但是关于它们的原产地的说法仍然相当混乱。例如《A．Engler’s Syllabus der Pflanzenfamilien)（90）一书认为黍和稷原产于印度。印度一位著名的谷子专家克里施奈斯瓦米(Krishnaswamy)认为一般说来谷子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而不是中国（108）。一位研究干旱地带的地理学家威斯曼恩(Hermann von Wissmann)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谷子起源于印度西北部((142)：P285)．众说纷纭，远不只上述之数，这些现象说明应当从世界发展史的角度来重新验证谷子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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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世界，黍和稷曾在希腊的阿吉萨(Argissa)史前遗址有所发现，年代是在距今7950—6960年之间(132)。 在新世界，粟的大穗变种在大约5950至5450年前曾是墨西哥塔曼利帕斯地方人类的主要食粮，当时玉米还没有在这里出现(86)。但是在这些地区，谷子不久就被其它粮食作物取代了，谷子在近东和中美洲发挥的作用从未象在仰韶中国那样重要。  

当然，瓦维洛夫也指出可能还有不同于粟属和稷属的谷子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它们是Eleusine coracana和Pannisetum spicatum(141)。最近有关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些非洲谷子可能是为公元前第2000年期间某时属于“石碗文化”的人们所种植(88)。当然，由于种类不同，而且年代较晚，这些非洲谷子同我们研究中国谷子的起源毫不相干。

稷属原产于印度的观点也经不住仔细推敲。一则印度植物学家也承认在印度次大陆没有野生谷子存在(93)，二则在印度，在含有印度最古老的谷物—小麦和大麦的文化层里从来没有稷属的发现。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更是进一步雄辩地证明印度不是谷子的原产地。黍和稷的梵文名称Cinaka(音)意为“中国的”(111），印度语名称Chena和Cheen，孟加拉语名称Cheena和古吉拉特语名称Chino在发音上都非常接近(英语的)China(中国)（83），而另一个变异的孟加拉语名称bhutta则清楚地表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国不丹是从中国长途引进谷子的一个落脚点(Edward C．Dimockl969：私人通信)。另外还有许多从中国引进的栽培作物，它们的梵文名称也忠实地反映了它们的来源。例如桃子称为cīnaní，意为中国的水果，梨称为 cīnarōjaputra，意为中国的花冠王子（111）。黍的波斯语名称*（上为兹的上半部，下为su ）*（上为兹的上半部，下为su ）无疑是从中文黍黍(P．ni- liaceum glutinosa)派生出来的。这也表明这种谷物是从中国传入西亚的（111）。

当然，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不能单靠语言学的证据，但是我们的证据不单是语言学的，我们还可以举出考古学、植物学、历史学，以及地质学和孢粉学的证据。在我们前边提到的编年史式地概括了过去100万年的山西午城剖面的禾本科植物中一直实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只有粟属和稷属。确实，自从有农业以来，黄土高原的聚居生活是如此依赖谷子，甚至周族传说中的祖先—后稷的名字意思就是“谷神”。

1921年在仰韶村被J．G．安特生发现并带回瑞典作进一步研究的各种新石器制品中，最有意义的一项发现是两位瑞典植物学家对印在一块陶罐碎片上的栽培稻谷(Oryza sativa)的形象的鉴定（89）。用安特生的话说：“这项发现是非常惊人的，这不仅因为它把稻谷的历史向前推了一大段时间，而且它指出了稻谷的故乡不是干旱的亚洲中部，而是多雨的亚洲南部（78）。”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虽然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新石器文化的名称得之于仰韶村，但是在这个村发现的文化群在年代上要比半坡晚得多。

1949年以后，在中国史前期稻谷的发现非常丰富。虽然1921年在豫西仰韶村的发现一直是黄土高原东南部稻谷文化的仅有证据，但是在淮河以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现了十多处史前稻谷遗存，这些地区全都不在新石器文化中心地区的范围之内。如表工所示，现属上海市的青浦县崧泽青莲岗文化遗址的稻谷遗存，据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5195±105年，换算年代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崧泽稻谷经鉴定为早熟长粒的“热带”亚种—籼(Oryza sativa indica)。从浙江北部太湖南岸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遗存，经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4568±100年(换算年代：公元前3300±100)。这两处稻谷遗存的发现不仅互相证实了年代的可靠性，而且后者因为既含有籼又含有粳(圆粒晚熟稻，即japonica亚种)，在科学和历史上更具价值。这些证据也肯定了我以前单凭文字和当地历史记载研究的结论：虽然一直到大约公元后1000年在中国种植的稻谷大多是高产晚熟的粳稻，但是中国南方的原产却是籼稻（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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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下游三角州地区的吴县草鞋山遗址和无饧仙蠡墩遗址最下文化层中也发现了稻谷遗存，这两处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在地层学上相当于马家浜期，即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最早阶段。正如我们在年表中作介绍时所指出的，青莲岗文化这两处遗址已知的放射性碳年代(5785±105B．P．和5345±105B．P)可能代表着这个文化早期阶段比较靠上和靠下的年代界限，可以设想在长江下游地区将会发现比崧泽稻谷遗存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早几个世纪的稻谷遗存，长江下游稻谷文化的起源根据树轮年代计算的话很可能是在公元前第6千年的后半期。(编者按：后来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左右的碳化稻粒，证明何炳棣教授的预测是正确的。)

除长江下游以外，在属于屈家岭文化的湖北几个地区的红烧土中也发现了很多稻壳。从稻壳的数量看，稻谷种植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是这些发现的年代可能只能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的早期。

这些考古发现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对到目前为止植物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观点认为稻谷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特别是瓦维洛夫的说法广为流行，值得抄录如下：

“尽管热带的印度在(栽培作物的)种类上要少于中国，但中国的稻谷却是从印度引进的，并且千百年来在中国一直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这就显得印度在世界农业中更为重要。印度之为稻谷的故乡，证据是那里有许多种野生稻和象草一样野生的普通稻，这些普通稻具有野草一样的特征，即成熟时掉粒以保证自播。那里也发现了一些介于野生稻和栽培稻之间的中间品种。印度栽培水稻的品种差异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尤以那些粗劣的原始品种为典型。印度与中国以及亚洲其它次要的水稻栽培地区的不同之处就是它的稻谷品种具有普遍的遗传优势。”(141）  

象瓦维洛夫这样著名的植物学家从科学上论证热带的印度是稻谷的故乡固然不可漠视，但是科学家和史学家必须进一步调查稻谷是否确实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是否中国，至少是秦岭和淮河以南地区不可能是稻谷，特别是东亚温带的粳亚种的原产地之一；是否有足够有力的植物学和历史学证据来证明野生稻种在中国的存在。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稻谷文化，现有的放射性碳年代数据和史前稻谷发现的数量和质量似乎全都表明中国南方是稻谷的原产地之一，同时也是最早驯化稻谷的地区。威勒(Mortimer Wheeler)对早期印度稻谷考古证据的研究经放射性碳测定为3750 B．P．，这已不在我们讨论之列（143）。对印度最早的稻谷遗存的最新放射性碳测定，据印度一位著名的古植物学家维施努—米特(Vishnu—Mittre)报告说是大约5000B．P．，但他率直地承认无法证明这个遗存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147）。泰国北部的史前稻谷证据是间接的，是刻在陶器上面的稻谷图案，经用热发光技术测定大约为5450B．P．（148）。年代的比较看来是有利于中国的，我同参加这次农业起源会议的大多数同行持有相同的观点，即史前驯化稻谷的地理分布要比迄今所认为的广泛得多，稻谷大概是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大陆和印度次大陆独立驯化的。

科学家一直是从分类学上认识稻属(Oryza)的23种禾本植物的。这23种中只有两种被驯化了。在驯化的稻种中，Oryza glaberrima严格地说是局限于西非的地区性作物，只有稻(0．Sativa)才是世界性的。西方科学家已知的发现了稻种的地区有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台湾、西非、马达加斯加、中美、南美和澳大利亚(93)。因为野生稻种的地理分布是世界性的，并且中国南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稻谷产地的气候和植物地理条件同亚洲其它季风地区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没有详细研究中国的野生稻种的历史和现代记录，就不能对稻谷的原产地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中国关于稻谷的命名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历史记载在世界上也是最丰富的。商代甲骨文中除了栽培稻种之外，还显著地提到一种野生稻叫“秜”(73）：P101)。公元lOO年编纂的最早的系统的中文字典《说文解字》解释说：“稻今季落来季自生谓之秜。”几乎可以肯定秜就是Oryza perennis，越来越多的稻谷专家认为它可能是栽培稻谷的祖先（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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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词汇从商到汉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在不同的地区方言中发音的不同，以及不可避免的讹误，到汉时，已从原始词意秜中派生出四个同形同音异义的“稆”字和一个“离”字(（99）： P21，P34—36)。公元前二世纪由淮南王聘用学者编纂的《淮南子》中有关于离—野生稻的重要记载：“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99）：P21，注66)高诱在公元205年对这部书做了系统注解，他解释说：“稻米随而生者为离”(以上均引自《淮南子·泰族训》——译注)。这不仅讲出了消灭多年野生稻的基本道理，而且清楚地说明在古代中国有意识地消灭野生稻。  

在古代很可能只有在紧邻淮河的南岸地区的方言中才发“离”音。从汉代起，野生稻的通用字是稆的四种不同形式。虽然最初稆字只是作为名词专指野稻，但是由于又有一些新的含意，所以不久就用来代表所有的野生谷物，也作为形容词和副词来形容各种粮食作物的自然野生状态。由于稆的意义非常广泛，我已剔除了历代关于稆的15条记载，在这些记载中，稆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同水稻没有特殊的关系。然而这些被剔除的记载中很可能有些同野生稻的存在有关系。尤其是记载中有些“相生”谷物的产地是淮河以南的一些湖岸河边和沼泽。然而为慎重起见我把所有这些语焉不详的记载都予删除，并且核对了汉代以后的历代历史。因此在表8中的任何一条记载都与由于战乱或自然气候造成的暂时荒耕而出现的植物退化无关。

表8的记载可能只代表了各省和地方当局呈交朝廷的报告的很小一部分。关于宋初的野生稻出现的报告，十三世纪末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者马端临说过，因为报告太多了，他只能挑选几种收入他的百科全书异常植物一章中（85）。明太祖(1368—1398在位)曾命令上报朝廷的只有自然灾害，不吉利的自然现象不在此数（59）。这个规定为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所沿用。这样，(明、清)历代朝廷记录中都没有关于野生稻的记载。由于十一世纪以来早熟和较抗旱的稻种的不断传播，优良稻种的不断繁殖和过去几千年中稻作农业日益密集的耕作体系，都大大促成了野生稻在中国的退化（98）。尽管如此，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墨里尔(E．D．Merrill)1910年在广东还是发现了一些野生稻种，中国植物学家最近在广东、广西、云南也有许多发现（16）。

对表3的记载再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排除了耕作退化的可能性，野生稻的分布区域也是非常广的，而它们出现的地区——有名的、无名的湖泊，河流，沼泽——更是证明这些稻种必定是野生的。那些在早春成熟的野生稻种显然不同于通常是在夏末和秋初成熟的栽培稻种。最有趣的是它们的俗称“神稻”，不仅表明了它们的野生起源，而且很可能就是一些稻谷专家认为是栽培稻谷的祖先的Oryza fatua。研究南亚和东南亚植物群的权威柏凯尔（I．H．Burkill)曾这样描述O．fatua的特性：

“在印度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它(O．fatua)除了成熟时落粒之外，各方面都与一年生稻(O．sativa)非常相似。在冈吉提克平原，人们看到了它的另一变种，但除去掉粒外仍然很象稻谷。穷人们都知道它，他们或是在成熟前把芒捆在一起， 以便于收获；或是待落地后再捡起来，因为芒很长这很容易做到。”(84）如果这些“神稻”在成熟时不掉粒，中国的穷人就不可能从河水，湖水中打捞它们的籽粒。中国古代文献3000年来关于野生稻的记载确实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

对植物遗传学家来说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文献中关于稻谷的记载大多是粳亚种，即O．sativa japonica。粳稻通常局限于亚洲东部的温带，同中国人称之为籼的稻种(O．sativa indica)相比，粳稻的特征是高产和籽粒短而圆。有些遗传学家认为“这两个品种在形态和包括对温度和昼长的反应等几个生理特征上有所不同”(98）。对在中国北方和长江中部流域发现的史前期和古代稻壳的初步的形态学研究表明它们是粳亚种。中国著名的稻谷专家丁颖认为：


2006-11-7 13:27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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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据江汉平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红烧土中的谷壳，可以肯定约距今三、四千年前，在这个大平原里已有不少的粳稻栽培，这可能与上述汉墓出土的稻和当时分布于黄河流域的粳稻类型有一定的关系；”(60）

在历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的现存最早的系统的中国农书，编篡于公元六世纪上半叶的《齐民要术》在关于稻谷一章的序言中开列了许多稀有稻种，其中有些是籼亚种。可是不言而喻， 自古以来，数量有限的籼亚种一直不具有真正的经济意义。直到公元11世纪初从印度支那占婆(越)引进早熟和比较抗旱的籼稻种，中国人才真正开始发展更多更好的籼种，并通过这个稻种把稻作农业的前沿从南方的三角洲、河滨、低地推向了丘陵和山区，这个发展过程在过去100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进行着（98）。从钱山漾新石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中，既有粳稻也有籼稻，这更肯定了中国史书和农书的可靠性，因为放射性碳测定这里已经碳化的稻谷年代是4568B．P．(换算年代为3300B．C．)。

尽管东南亚学者的最新看法是在泰国北部高原“水稻农业”可能“从5500B．P．”就已经开始了（148），可我们综合考古学和历史证据，可以肯定中国是稻谷的起源地之一， 并且肯定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粳稻的。因为稻谷是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主要食粮，并且因为东亚的温带占世界稻谷产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生产国，中国对于世界农业作出的贡献应比瓦维洛夫和其他植物学家所认为的大得多。小麦是近150年里才在西方农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稻谷在过去的上千年中一直维系着大部分人类的生存。所以说中国对于世界农业的贡献比最早向世界提供小麦和大麦的美索不达米亚都要大。

在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讨论中，仍有两个关于稻谷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个，虽然稻谷一般说来是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可考古发现和古代文字记载都表明它在半干旱的黄土高原曾被种植过。正如我在原始环境一节中指出的， 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低地平原都有沼泽，这是主要的自然地理原因。除了水之外，稻类作物还需要一个高温环境，为了生长和成熟还需要长时间的日照。因为是大陆性气候，黄土地区的平均温度是摄氏24°到26°(7、8月份)，这个平均温度实际上比亚洲东部温带维持稻谷的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最低平均温度20．5℃要高得多。中国北方的太阳射线也要强于江南地区。近年来的实验也表明．中国稻谷的最高单位面积产量不是在南方省份厂而是在陕西，在新石器文化的心脏地区（8)。通过对中国北方夏季气候条件的了解，史前时代和古代中国北方的沼泽地区生产稻谷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个问题是史前的稻谷文化是不是一定不含有某种灌溉形式。中国有些古文书研究者肯定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没有灌溉，而且从商代甲骨文中的稻字认为稻依赖于灌溉也是牵强的。事实上原始稻作并不依赖灌溉，两位西方专家曾这样评论东南亚的稻作：

“象小麦这样的旱地作物需要某种农具来开垦土地，即使它只是根掘土木棒。洼地里种稻谷则不需要这样的农具。甚至今天(在东南亚的)有些地区，稻田既不犁也不铲也不锄，只是把土壤完全搅成糊状。杂草全都被受驱赶的水牛在田里来回走除掉了，或是由农民和他的家人用赤脚踩来达到同样的目的。”(144）  

中国十二世纪的官员兼学者周去非曾这样描述中国最南部的原始稻作农业：

“深广旷土弥望， 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4）

周去非对十二世纪时落后的中国最南部原始稻谷文化这段描述，必也符合史前的稻谷种植。几乎可以肯定史前时代稻种是撒播，直到公元后， 中文“秧”字才始见于《说文解字》，公元二世纪，一部短篇农书才提到移栽和插秧的方法（55）。能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插秧技术无疑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甚至今天印度许多地区还没采用插秧技术。

表3 汉代以后关于野生稻的记载

年(公元)| 地区 (现名)| 要 述
231| 浙江 嘉兴| 野稻自然成熟。
446| 嘉兴| “野稻自然成熟，有30多种。”
537| 江苏 (淮南)| 阳历九月， “20多万亩(约3万英亩)地长有野稻。”
537| 浙江 吴兴| 野稻成熟，当地穷人饥民多得其惠。
731| 江苏 扬州| 早春，21,000亩野稻成熟，180,000亩多年生野稻成熟。
852| 江苏 高邮泰县| 两县穷人在河中打捞“奇稻”以获其籽粒。他们称之为“神稻”。
874| 河北 沧州| 20多万亩野稻成熟，当地和邻近各县穷人多受其惠。
979| 安徽 宿县| 阳历八月，湖里野稻成熟，穷人采收之，称为“神稻”。
1010| 湖北 公安| 阴历二月，野稻成熟，人们收获400斗。
1013| 江苏泰州四县| 阳历二月， “神稻”在四县各地成熟。
1023|江苏苏州和浙江嘉兴| 六月，两地湖内“神稻”成熟，穷人采收之。

资料来源：(12)P13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