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丘陵农业(张泽咸)

花雨

作者：张泽咸　

  
    三 台湾丘陵农业

台湾岛位于祖国东南海面上，地形狭长，东西狭，南北长，中央山脉纵贯南北，将全岛分为东西。玉山最高，海拔近四千米。岛上山地多，东部尤为突出，西面存在若干冲积小平原。多条河流横贯其中。

宝岛远居海面，独特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在海洋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使它与大陆交往，困难较多。但据近几十年来台湾学界的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台湾与祖国大陆已有交往。台北以绳纹陶为代表的大岔坑文化，是台湾史前史上最早有农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尚处于早期锄耕农业阶段。稍后，以台北圆山为代表的圆山文化，何炳棣先生说，“无疑义属于大陆龙山文化系统”。台湾龙山文化，经多次放射性炭素14的试验，说明它开始于纪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龙山文化以华北平原为大本营，逐渐传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而后再传人台湾”。“台湾龙山文化遗址中陶片上有小米的印痕，说明大约纪元前二千年以前，小米已由华北辗转传人台湾”[1]。小米(粟)本是适宜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台湾地跨北回归线，气候炎热多雨，但自上古以来，台湾山地颇种植粟、黍一类粮食作物，乃是由于台湾岛上山地、丘陵多，中央山脉以外，东有海岸山脉(台东山脉)，西有玉山、雪山、阿里山，山系纵贯南北，高寒山地，颇宜旱地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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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下篇，126—128页，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刘斌雄《台中县清水镇牛骂头遗址调查报告》，《台湾文献》6卷4期．此条转引何书．


台湾岛上同属龙山文化的台北市士林区所见芝山岩文化，发现了两块保留穗形的炭化稻谷，文化遗物中有不少炭化稻米，形体粗胖似是粳稻。遗物还有石斧，石锛，石刀，鹿角锄等，应是种稻所用工具[1]。

需要指出，台湾岛优越地理位置，生物繁衍茂盛。居民不多，客观上存在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从而相对延缓了它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使原始农业在岛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隋代以前台湾例称夷州(洲)，自隋朝以至元代，称为流求．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才正式称为台湾。

(一)汉吴时期

已故蒙文通先生撰《越史丛考·外越与澎湖台湾》，主要以《越绝书·记吴地传》立论，考述台、澎“早在春秋末世，或已为大陆建国之吴越所统属，而为越王巡游所至之地矣”。

现存文献记汉末，在江东立国的孙吴最早与台湾发生了直接交往。孙权在决定派兵远征夷洲之前，征询了大臣陆逊等人的意见。“逊上疏日：‘陛下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权遂征夷州，得不补失．”史称黄龙二年(230年)二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所在一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2]这一记事说明，孙吴木槽中，以大竹筒吸饮。从而推知其时，尚不熟悉水田灌溉，农田主要是旱田种粟。日常食物，“又多鱼肉”。辑校本便录有几十种鱼名和鸟类。又记矢镞、弓弩，当是用以渔猎。大小夷王数目颇不少，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分别居住，还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床，交配不相回避等等，乃是氏族制社会人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由此可知，3世纪孙吴时期的台湾岛上，高山族先人们仍使用原始工具农作，生产水平远比隔海对岸大陆的内地居民落后。他们依靠自身低下的技术以生产谷类，并拥用鱼肉和多种野生热带水果维持生存，自是另有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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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香港）游学华《介绍台湾新发现的芝山岩文化》，《文物》1986年2期，31—35页，又43页。  
[2] 《三国志》卷58《陆逊传》，1350页；又卷47《孙权传》，11136页。《建康实录》卷2作黄龙二年(230年)二月，3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按，唐人许嵩所撰《实录》所加按语云：“时有会稽东乡人行海，遇风至夷洲，其亶洲绝远，不可得到，故(卫)温只得夷洲人还也．”其文义与《三国志·孙权传》有别，未知何所据．《后汉书》卷8s《东夷传》，2822页，记：“会稽海外……又有夷洲及直洲．”并将秦代徐福出航事联系起来。表明汉代对夷洲的认识不甚清楚．因而，在本书正文中未予引用。参《通鉴》卷71太和四年(230年)春，2259页；又卷72太和五年春。2266页。


2006-11-7 13:32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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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时期

孙吴以后，跨越三百余年，《隋书》卷8l《流求国传》所记台湾社会情况已比前代丰富多了。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可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各自树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纻绳缠发，……有刀、捎、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编纻为甲，或用熊豹皮。……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无赋税，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俗无文字，望月盈亏以纪时节，……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酿米面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有熙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不有枫、栝、樟、松、楠、楩、杉、梓、竹、籐，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

几百年过去了，台湾岛上居民仍然是过着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的氏族社会生活。岛上诸山洞有大王、小王，各村有鸟了帅，分别治事，凡事要共议，广泛存在氏族民主。狱无枷锁，没有赋税和文字，其记事和处置方法等等，都充分说明岛上居民仍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这时，毕竟出现了“嫁娶以酒肴珠贝为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颇富有不同于以往的新气息。生产状况也有引人注意的重要特色。

其一，孙吴时，岛上有铜铁而不知用，隋代山民已有“刃皆薄小”的铁工具与石臿等，金石工具并用，揭示其时生产已有飞跃式的进展。

其二，采用火耕水耨耕作技术，标志着水稻生产受到了重视。

其三，适应海岛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特点，推行了水田、旱地并重兼宜的种植业。

其四，广种苎麻，生产罗纹白布、苎绳等大批日用品。

其五，岛内山地丘陵众多，热带树林滋生，林木苍茂，且富热带水果。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武将朱宽与海师何蛮受命去流求，“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大业六年(610年)，武贲郎将陈稜征发东阳(浙江金华)兵万余人，自义安(潮州)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说明隋炀帝时，曾正式二度派人去台湾。《流求传》记，浮海击流求，“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句+黾][辟+黾]屿，又一日便至流求”。隋军到达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揭示了流求并非大海中孤岛，不时有人浮海而至，与岛上山民进行贸易，以有易无，进行产品交换。同时，也不排除山民田此输入了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藉以推动当地生产和生活的进步。因此，他们根本不了解隋朝出军的意图，还以为来人是商旅。隋军突然在岛上登陆，杀了其大王与小王，“虏其男女数千而归”。

史书记载自东晋南朝以来，不少被称为“昆仑”的南亚马来亚人或非洲人，常在岭南广东等沿海地区谋生，这次隋代陈稜所统率出征流求的军人中，“有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指流求语言)，遣人慰喻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1]。因此，隋军才予以出击。由此看来，诸昆仑人与流求的交往为时已久，才能熟悉通晓其语言。

唐朝的政治军事实力远比隋强，但朝廷的注意力不及于此方，二三百年间，官府与宝岛台湾未见有直接往来，民间交往自是客观存在。《新唐书》卷4l《地理志》记“自(泉)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黾电屿，又一日至流求国”。这几句话，几乎是完全照抄《隋书·流求国传》隋军出击流求的行军路线。但隋朝是官军出征，唐代是民间交往。隋军是从义安(潮州)出海，唐代是从泉州出海，方位不同，理应有别。自唐至宋、元，泉州长期是重要通商港埠，因疑此乃民间商贸行程路线。《全唐诗》卷494施肩吾《岛夷行》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描述少年们白天劳动以后，晚间还举火捕蚌采珠，进行渔猎活动。洪州人施肩吾，元和十年(815年)进士登第[2]，现存诗作近二百篇，内有多篇作于今浙江地区。与《岛夷行》相近的有《海边远望》等篇，它描写台湾海边腥臊味重，鱼市昌盛。居民缺乏严密乡里组织，尚多生食。黑皮少牛句，描写他们谋生实况，应是指六朝以至隋、唐时的昆仑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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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隋书》卷64《陈稜传》，1518—1519页；又卷8l《流求国传》，1823—1825页。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昆仑》，239—24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41《施肩吾》，6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宋朝时，人们对台湾岛的认识又比隋、唐时有所前进。南宋越汝适《诸蕃志》卷上，记“泉(州)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宋史》卷491《流求国传》云：“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月盈亏以纪时。无他奇货，商贾不通，厥土沃壤，无赋敛，有事则均税。……淳熙间(1174—1189年)，国之酋豪尝率数百辈猝至泉之水澳、围头等村，肆行杀掠，喜铁器及匙筋，人闭户则免，但刓其门圈而去。……不驾舟楫，惟缚竹为筏，急则群舁之泅水而遁。”这里，正式出现了澎湖岛名及其方位，彭湖在南宋时为晋江县隶属，乃是以往所未有的。上述隋唐时所称高华等屿，都是澎湖列岛所属，但那时尚未记明澎湖称渭。另外，南宋时浮海来泉州的台湾先民如此酷爱铁器，实因本土缺乏它，而又深知铁器之大用，联系前引隋代流求居民已使用“刃皆薄小”的铁器，那是极有可能自隋唐以来他们已努力从大陆输入铁器，他们以竹为筏，甚至泅水跨海，如此勇往无前的精神，自是台、澎人多年水上习俗生活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