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闽丘陵农业（1） 张泽咸

花雨

作者：张泽咸　

  
     
二 浙闽丘陵农业

浙闽丘陵是指浙江省杭嘉湖与宁绍平原以南，天目山、怀玉山、仙霞岭、武夷山以东，以及莲花山与韩江东北的广大地域。西界江南(皖赣)丘陵，南接岭南山地。东临大海(东海、黄海)，海岸线蜿蜒曲折，且多岛屿。含今浙江省大部、福建全省和广东省东北部分地区。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山地丘陵多，峰峦迭起，河流多依地势倾斜，源短流急，自西北向南，多独流人海。全区具有山海优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较多。因大地面向海洋，故可别称为东南沿海丘陵区。闽浙之间，有枫岭、洞宫山、雁荡山为自然分界。丘陵区内的低平地域，以金衢盆地、新嵊盆地、永安盆地、漳泉平原较为有名。本区农业经济的开发较晚，但发展比较迅速。

(一)秦汉时期

闽浙地区，先秦时为夷越人居地。《史记》卷129《货殖传》云：“浙江南则越。，”意即浙江以南是越人居住区。史书所记东瓯、闽越等皆是越人。“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1]勾践是春秋末年越国君王，本书前引《国语》卷20《越语》记勾践执政时，越国疆土是在今浙江省境内。它大力发展生产，奖励生殖，“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同书卷21记范蠡对勾践说“五谷睦熟，民乃蕃滋”，乃可兴师灭吴。越国努力种植多种粮食，用以壮大国力。当时生产方式是火耕水耨范畴。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大兴兵，……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2]。说明秦平定楚国，取江南地，迫降越君，即在最终统一六国前，已在越地置建会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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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n4《东越传》，2979页。《汉书》卷95《两粤传》，3859页。
[2]《史记》卷6《秦始皇纪》，234页。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534—542页。中华书局影印商务印书馆本，1959年。


《史记》卷114《东越传》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是知秦统一前，闽地已有由无诸建闽国。秦统一全国，废除原来的东瓯与闽越王，于闽浙地建置闽中郡．但未见秦派遣郡守的记事，估计仍以东瓯、闽越王分治当地的越民。所以，《史记》卷114《东越传》记太尉田蚶对汉武帝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勿属。”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卷第三章引《日知录》卷22《秦始皇未灭二国》条，证明秦在闽中没有施行直接统治。认识正确，可以信从。

秦朝末年，阶级斗争烈火燃遍全国，在社会大动乱岁月，浙、闽地区亦深受影响。《汉书》卷95《两粤传》云：“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籍，无诸、摇率粤人佐汉。”《汉书》卷l下《高帝纪》载，刘邦在五年(前202年)称帝后，下诏说：“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1]闽越王建都冶，即是今福建地域。

汉惠帝时，以越人有佐汉之功，立闽君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温州)，俗称东瓯王。《太平御览》卷17l《州郡部·台州》引《十道志》云：“秦属闽中郡，后越王无疆七代孙闽君摇率越人佐汉伐秦，惠帝录其功，封姚(摇)为东越王，都于瓯。”东海王越建都瓯，居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故称东瓯。

汉景帝时，吴王刘濞为首的宗室七王起兵反叛，派人南结闽、东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汉将周亚夫击败吴、楚军后，东瓯乃乘机杀吴王。吴王濞子出逃闽越，“常劝闽越击东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汉政府应该如何对付，朝臣内部出现了不同政见之争。武帝决定，由严(庄)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闽越撤兵远去。此时东越常有反覆，武帝以朱买臣为会稽郡守，“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2]。值得注意的是，汉政府是以宁绍平原的会稽为政治军事和经济据点，制造船只，筹措军粮等费用．反映西汉盛世生产较为发展地仍局限于浙北沿海平原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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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史记》卷u4《东越传》，2979页。《汉书》卷95《闽粤传》，3859页．师古注：“闽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
[2]《史记》卷114《东越传》，2980页；又卷106《吴王濞传》，2827页。《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2792—2794页。


闽越王郢既王闽中故地，建元六年(前135年)，出兵击南越。南越王胡上书说：“两越(闽越、南越)俱为藩臣，……今闽越(东粤)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清楚显示闽越是汉藩臣。汉政府拟发兵击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说：

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阻险林丛，弗能尽著，……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地保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惹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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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64上《严助传》，2777—2781页，又卷95《两粤传》，3853页。《史记》卷113《南越传》，2970页。


这一席话，清楚地展示了越人居于深山竹林中，没有城郭、邑里，那里湿热瘴毒，且多蝮蛇猛兽。他们习于用舟和水战，没有车骑和弓弩。汉初以来，长期也没有在越入境内设置县治，所居地域生产极为落后，是有待垦辟的新区。

建元二年(前139年)，闽越出兵围攻东瓯。东瓯深知无力自保，“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1]。《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巢湖四周)”。所徙对象应主要是其贵族官僚及其军队。“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今浙江黄岩市北)。”[2]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征服闽越。《史记》卷114记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如此记载。而《宋书》卷35《州郡志》记江州“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福州)，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也。……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3]。生活在浙、闽地区的大批土著越人，是不可能经过一两次迁徙，其地便空旷无人居住了。南朝史家揭示当时很多越人已遁逃入山，因此，汉代才有冶县与回浦县的设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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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95(西粤传》，3860页。《史记》卷114《东越传》，2980页。
[2]《太平御览》卷17l《州郡部·台州》引《吴地记》，833页。
[3]《续汉书·郡国志四》：“会稽邵，秦置。……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注引《晋太康地记》云：“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87年)立，未详。”3488—3489页。按，《汉书》卷28下《地理志》：“会稽郡，秦置……冶县。”师古注：“本闽越地。”1591页。
[4]参陈可畏《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一辑，161—176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汉武帝以前，中原汉政权没有直接派兵干预越地事务，华夏民众大概也很少进入越地。《史记·货殖传》称南楚诸地，“与闽中、干越杂俗”。那么，“干越”作何解呢?

《淮南子·原道训》称“干越生葛缔”。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1备引众说，指出于越即吴越。《史记·吴太伯世家》记： “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唐人司马贞说：“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东汉赵哗《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由此看来，《史记》所称干越之俗，也就是楚越饭稻羹鱼之类。“以渔猎山伐为业”。所称鸟田之利，即是上章所释象耕鸟田之类，是古老原始的耕作方式。汉朝刘安说，越人“水行而山处”，没有城邑，种植通行火耕水耨，同时存在渔猎采伐活动。汉代闽浙地区越人的活动，当然不会与先秦荆蛮及无余时代完全等同。既然仍无城邑宫室，他们生活的基本格局大致不会有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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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53记汉景帝子江都王刘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王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媛熊奇兽，数通使往来”。荃是细布，葛是葛布，是越地产物。越人把它与珠宝、奇兽一样作为礼品送往中原。

1958年，闽北武夷山地崇安汉城遗址出土一批珍贵汉代文物。内有十多件铁制农具犁、锄、锸、钁、斧、锯等。铁犁与凹口锄是首次在福建发现。闽侯荆溪庙还出土丁东汉陶谷仓[1]，这些点滴资料，似可显示汉代中原农业文明对福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用铁犁耕作的地方，大概已摆脱火耕水耨，采用新的方式进行农田操作。浙闽丘陵的生产，从整体来说，在汉代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且比吴越平原亦是螳乎其后。史籍中极难看到汉武帝时大批越民北徙以后，逃避潜藏在闽浙山区的越人是如何努力振作发展生产的．他们要生存生活下去，艰苦劳动是必然的，技术有多大创新就很难说了。司马迁所称述的江南火耕水耨耕作方式，在浙闽等地尚须延续较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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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蔚文《福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4年l期，223—226页。


郡县制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行政区划建制。汉代浙闽丘陵地由会稽郡治理。西汉在郡内分设鸟伤(义鸟)、诸暨、太末(衢州东北)、回浦(临海东)、剡(嵊县)、冶(福州)。东汉时分划为鸟伤、诸暨、太末、剡、章安(临海东)、永宁(温州)、东部侯国(东冶，福州)。两相对照，西汉所设县治，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浙江中南部仍很少设县。东汉中叶，从临海分设永宁(温州)，很值得重视。今福建全省地，那时仅设置冶县，说明所在人户稀少，生产不发展。

(二)六朝时期

东汉以来，朝廷已相当关注江淮以南地区的开发。孙吴正式稳定地立国江东，对江南大地自是更多留意。自此历东晋、宋、齐、梁、陈，长达四百年内，南方各地垦辟相继，进入了新的境界，生产日旺，前所未有。

闽浙丘陵地域，孙吴时的行政建制已对汉制大有变革。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卷下，记孙吴于会稽郡外，分其东部置临海郡，领七县；以会稽西部置东阳郡，领九县；以会稽南部置建安郡，领九县。并将汉代所置吴郡，增领桐庐、建德、新昌三县。诸郡地理位置，会稽、吴郡以及孙吴析置的吴兴郡，都位于吴越平原。临海郡在今浙江省东南部，包括今台州、温州以及丽水等地区；东阳郡置于浙西金衢盆地；建安郡在今福建省地区。西晋初，再析建安郡东南，置晋安郡，领八县。东晋时，分临海郡置永嘉郡，领五县，位于浙江东南沿海。梁武帝时，再由晋安郡析置南安郡，领三县。诸郡领县数目，在六朝时前后屡有变化，但置郡的基本格局没有重大的变化。六十年前，劳干先生撰《汉晋间闽中建置考》，认真剖析了汉晋时闽中的郡县建制，正确指出“汉代闽地之发达皆由沿海而内地”，浙江丘陵地区的开发先后大致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汉武帝将生活在浙闽丘陵的众多越人，迁于江淮后，虚其地。可是，武帝又置都尉于侯官，“以镇抚两越”或“以御两越”[1]。按《汉官解诂》云：“都尉将兵副佐太守，备盗贼也。”置都尉系年虽早于徙闽越民一二年，却远在徙东瓯越人之后二十余年。置都尉专门对付越人，显示其时汉、越间的对抗是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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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福州》引《郡国志》曰：“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御两越。”831页;又卷241《职官部·都尉》引《临海记》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于侯官，以镇抚二越。”1144页。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559—560页。


史书初记山越人的反抗，始于东汉后期，自此直至孙吴时，与山越抗争记事极多。六七十年前，吕思勉《燕石札记·山越条》已指出，汉末孙吴诸将无不与山越相关，山越所据几尽江东西境。“此非越之骤盛，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其所居虽越地，其人固多华夏也”。《三国志》卷60《贺齐传》记山阴人贺齐，年轻时为剡县长。县吏斯从为奸，齐想惩治。主簿认为“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不宜轻动。齐乃立即斩斯从，大破其族党，“威震山越”。其后，齐领兵南下，“进兵建安，立都尉府，……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是在闽江上下游讨伐取得巨大胜利。同样是汉末，《孙策传》记策“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大败越人严白虎等，“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聊举事例，说明孙吴屡屡用兵，迫使那些“白首林莽”的山民，强者为兵，弱者补户，既增加了兵员，又极大地扩充了劳动力。少量真正越人后裔由是迅速汉化，众多避役入山的汉人重新被编制，投入生产劳动，对于耕地的垦拓具有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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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时，山越虽多有活动记载，却很难看到其部落组织，他们常常依附于大族豪强，未见其部落酋帅活动。经历孙吴多年征讨，越民汉化加速，两晋以后极少山越记事，那是并非偶然的．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东晋以至南朝前期，华北长期动荡，不少地主贵族相率南下，有些人越过浙江，来到东土五郡(会稽、新安、东阳、临海、永嘉)等地，“行田，视地利”，“求田问舍”，“广开田园之业”。我们注意到，朝廷在江淮平原与吴越平原等地，设置了众多侨州郡县，以安置大批北来侨民。而同样位于江南的浙闽丘陵山地，却看不到任何类似的侨郡县设置。浙闽丘陵大地基本上是生荒未辟，若能进入山谷万重的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驰骋其间，各展其能，垦殖所需土地。

在官府推动督促下，山区种麦是逐步增多，《晋书》卷27记大兴二年(319年)，“东阳无麦、禾，大饥”。显示两晋之际，金华地区已存在稻、麦轮作。同书卷83记成帝时，太末(衢州东北)令江迪发现数百家亡命聚居在县内深山中，扼据山险，地方守宰难以控制，他召其头领，晓以利害，使之分批出山，“旬月之间，襁负而至”，以此大受朝廷夸奖。那时，个别自愿栖道山林的人，如王素于刘宋时，隐居东阳，“颇营田园之资，得以自立”。梁武帝时，刘峻‘‘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1]释道宣《广弘明集》卷27刘峻(孝标)《东阳金华山栖志》云：“东阳，实会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丽，皋泽决郁。……至山将半’便有广泽大川，皋陆隐赈，予之葺宇，实在斯焉。……漕渎通引，交渠绮错，……枫栌椅枥之树，梓柏桂樟之木，分形异色，千族万种。……宅东起招提寺，……寺东南有道观，……寺观之前皆植修竹，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郑白决漳，莫之能拟，致红粟流溢，……养给之资，生生所用，无不阜实蕃离。”此例有助于理解隐士与僧道们在山地修建寺观所需建筑取材，以及他们养生所用食粮的生产，乃至整个山居的配套完善过程。名为山栖，实与谢灵运《山居赋》所描述他在会稽山居的基本条件颇为一致。从生产角度观察，它对低山丘陵地的适当垦殖起了积极作用。《陈书》卷35，记“世为郡著姓”的东阳长山人留异，在梁、陈之际，为东阳郡守，“转输粮馈”给陈文帝。显示南朝晚年，东阳郡金华境已有较好开拓，培育出了一些地方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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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93《王素传》，2295页。《梁书》卷50《刘峻传》，702页。《南史》卷49，1219页。


位于新安江畔的建德，沈璃在南齐时出任县令，使每丁种桑十五棵、柿四株，梨、栗各若干，女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如此因地制宜，山区重点发展桑蚕和林果业，很能造福于民。

南朝梁、陈时，新安郡(淳安)地区盛产稻谷，且多麻苎。新安人程灵洗任职浙西，“性好播殖，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1]。人们很好利用新安江充沛的水源，种植稻谷，山地种植林果麻苎。以新安、建德为中心的浙西诸地农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因此，《隋书》卷3l《地理志》称东阳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奇所聚，故商贾并凑。”乃是一幅农商并茂的景象。

地居括苍山与灵江岸的临海，是浙东水稻产区。《晋书》卷27记大和六年(370年)，临海郡大水，“稻稼荡没，黎庶饥馑”。浙东丘陵山多田少，赋役苛重。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孙恩起兵杀会稽内史王凝之、永嘉太守司马逸之。临海太守王崇，吴国内史桓谦等出逃。元兴元年(402年)，“孙恩寇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殆尽”。“七月，大饥，人相食。浙江东饿死流亡十六七”[2]。在如此艰困情况下，《晋书·孙恩传》说，包括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民众，“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晋末孙恩、卢循起义，并不局限于闽、浙地区，但浙东沿海是其重要斗争基地。当地生产不旺，民众贫乏。南朝刘宋时，“临海亡命田流”逃窜于海边山谷中，“立屯营，分布要害”，官军难以攻讨。叛逆者多利用沿海崎岖地形和劳苦大众的贫困，以便深入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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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书》卷53《沈瑀传》，768页；又卷33《张率传》，478页；又卷53《伏佢传》，775页。《陈书》卷10《程灵洗传》，173页。
[2]《晋书》卷12《天文志》，350页；又卷27《五行志》，816页；又卷lO《安帝纪》，252页．


瓯江流域的温州，东汉始置县，东晋置郡。南朝初，永嘉安固(瑞安市)人张进之是郡内大族，曾任郡县吏，“家世富足”，比较留意赈贫。宋文帝“诏在所蠲其徭役”。永嘉太守谢灵运，爱好名山水，遨游遍诸县，撰诗不少。《白石岩下径行田诗》云：“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洲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开．”描写了在今乐清市境内白石崖山区务农抗旱，兴修水利，极有利增产丰收。另外，《太平寰宇记》卷99记温州瑞安县(安固县)外玉环岛上，东晋郗鉴设有别墅，居民数百家，耕作湖田”[1]，是知六朝时，已开始垦殖近海海岛上的田地．

南齐时，范述曾任永嘉太守，“所部横阳县(平阳)山谷险峻，为逋逃所聚，前后二千石讨捕莫能息”[2]。述曾大力招抚，前后入籍者二百余户，众多逃户实际是在山谷间垦殖为生。梁天监三年(504年)，丘迟任永嘉太守。该郡“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而曝背拘牛，屡空于畎亩，绩麻治丝，无闻于穷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树，傲游廛里，酣醉卒岁……”由此看来，南朝时，温州境内诸地的耕作种植业并不理想。说明南朝时，温州境内诸地远未很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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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书》卷9l《张进之传》，2249页；又卷67《谢灵运传》，1753页．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2，1168页。参《晋书》卷61《郗鉴传》，1799页．
[2]《艺文类聚》卷50《职官部·太守》，引丘迟《永嘉郡教》，905页。《梁书》卷49《丘迟传》，687页；又卷53《范述曾传》，770页。


永嘉地处亚热带，每年夏历三月至十月，养育八辈蚕，自汉代以至南朝皆然。左思《吴都赋》云“乡贡八蚕之绵”。其实，金陵一带实无八蚕记录。赋文所述，至少包含了永嘉地区在内[1]。另外，乐成县(乐清市)“出好甘蔗”。青田村(青田县)出产供御的官梨[2]。六朝时已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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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民要术》卷5《养蚕》引《永嘉记》，233页。《太平御览》卷17l《州郡部·温州》引《郡国志》，833页；又卷825《资产部·蚕》引《永嘉郡记》，3677页．
[2]《齐民要术》卷4《插梨》引《永嘉记》，203页。《太平御览》卷968《果部·梨》引《永嘉记》，4297页；又卷974(果部·甘蔗)引《永嘉记》。4318页。


永嘉郡西北今丽水地区，六朝时尚处于非常后进的初辟阶段。《太平御览》卷171《州郡部·处州》引《舆地志》曰：“松阳县本章安南乡，汉末立为县。《吴地记》曰：县东南临大溪，有松阳树大八十一围。腹中空，可容三十人坐，故取此为名。”同书卷991《药部》引郑缉之《永嘉记》曰：“松阳县，草有黄连覆地，土人取者必祷祠。若失神意，则化为异物．”这类记事，都是荒闲未辟之朕兆。然而，《宋史》卷386《范成大传》，记他在孝宗时知处州，“处(州)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在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万亩，堰岁久坏。成大访故迹，叠石筑防，置堰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灌溉有序，民食其利”。遂昌、松阳二县至今仍存旧名，都位于松阳溪旁。自梁天监至宋孝宗已逾六百年，范成大既亲历其境，并作了访问调查，关于梁修通济堰事，似难说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唐、宋史志均未记其事，权且录以志疑。若是所言不虚，南朝时在此修建的颇有成就的水利工程经历数百年仍存故迹。说明这项水利，对当地农作必大有裨益。可以说，它为瓯江上游地区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福建丘陵，地处亚热带，闽北高峻的武夷山足以阻挡北来冷空气长驱直入，且又东临大海，暖湿气流不断内输，境内温暖湿润程度有逾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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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闽北崇安(武夷山市)出土汉代铁制农具似可说明，闽北部分地区在汉代已开始摆脱火耕水耨耕作方式，进入了铁犁耕作时代。《太平寰宇记》卷101邵武县长乐村，引萧子开《建安记》云：“长乐村，后汉时，此州民居殷富。地土广阔，孙策将欲检其江左，时临郡亡逃，或为公私苛乱，悉投于此，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据此可知，汉末有不少逃户在闽北邵武地区集中垦殖，此地与崇安毗邻，似非偶合。同卷建阳县北有武夷山，萧子开《建安记》云：“其间有木碓、磨、簸、箕箩、箸、什器等物，靡不有之。顾野王谓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可证早已有先民居住生活山地间。吴山在浦城县东，“四面秀异，人居其侧多吴姓。汉兴，有吴氏六千户别屯大泽，即此之民也”。孤山在浦城北，《建安记》云：“孤山在环障之间，其地坦平，悉是沟塍阡陌，以此山挺然孤立，因名焉。”这些事例说明，闽北建阳地区自先秦、两汉以来，已有一定程度开发，某些小平原地域，垦殖已颇有成效了。

当然，有必要指出，六朝时，闽地大多还未开拓，常为贬官和放逐罪人之区。吴主孙亮被孙綝废黜为会稽王，两年后，再贬侯官侯。夫人全氏随之，居侯官。孙皓在位，甘露元年(265年)杀降魏将领徐绍，“徙其家属建安”，又曾将与孙和相关连的家属“皆徙其东冶”．那时，建安郡治建瓯，侯官县治东冶(福州)。天策元年(275年)，又将“陆式与从兄讳俱徙建安”。孙吴以后，晋代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宗，被控谋反，为庾亮所杀，“贬其族为马氏，徙妻子于建安”．刘宋雍州刺史袁顗支持晋安王刘子勋而被杀，其子昂，五岁，“犹徙建安”．宋文帝诛傅亮，其妻、儿也都流徙

建安”[1]。《陈书》卷3记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三月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潮州)郡者，并许还本土。”可见，福建诸地长期是作为贬徙流亡地，是被视为生产不发达的化外之区。

闽境山地林木众多，孙吴曾设置官营造船厂。《吴都赋》赞许海运很活跃，“篙工楫师，选自闽禺”。孙皓凤凰三年(274年)，会稽太守郭诞“非论国政”，“送付建安作船”。中书令张尚忤旨，“送建安作船”。直至西晋大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原丰县(闽县)．明年，“以温麻船屯立温麻县”(霞浦县)。由此推知，孙吴在今福建沿海东北地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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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卷48《孙亮传》，1115—1118页；又《孙皓传》，1164页；又卷50《孙亮夫人全氏传》，1200页；又卷6l《陆凯传》，1610页．《晋书》卷59《司马亮传》，1595页。《宋书》卷43(傅亮传》，1341页。《梁书》卷3l《袁昂传》．451页。
[2]参拙作《六朝隋唐间福建地区的海运与开发述略》，102—112页，《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两晋之际，中原社会大动乱，不少人士南走，唐、宋人的一些论著说，曾有一批人来到了福建地区。《太平御览》卷170福州条引《开元录》曰：“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有五姓谓林、黄等是其裔。”同卷泉州条引《十道志》曰：“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宋、齐以后因之。”《元和姓纂》卷5林姓：“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南渡江，居泉州。”《通鉴》卷113晋元兴二年(403年)八月条，胡注引宋白《续通典》云：“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晋安)，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隋为泉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谱牒类》云：“《闽中记》十卷，唐林谓撰．郡人，养高不仕。当大中时。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可以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误。”上引诸说颇有重复，可能存在辗转抄袭之嫌．但自东晋以来，中原内地居民继续汉代向南移居的迹印是不错的，正是这些外来移民与福建土著的结合，推动着福建生产迅速向前发展。

孙吴永安三年(260年)所置建安郡，大致包括了今福建省全境。晋太康三年(282年)，从建安分置晋安郡，分割出了闽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建安郡便只保存了闽北武夷山、洞宫山等山地了。但它毗连内地，借助与内地人员的交往，使它成为福建山地中开发较早的地区。梁天监中，再析置南安郡，控辖东部沿海晋江以南地区，揭示着沿海地域发展远比山地丘陵区迅速。


2006-11-7 13:34 回复  

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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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初学记》卷27《五谷·叙事》引《抱朴子》曰：“南海晋安(福州)有九熟之稻。”马总《意林》卷4亦引《抱朴子》云：“五岭无冬殒之木，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按抱朴子葛洪，东晋丹阳句容人，今传世的《抱朴子》内、外篇并无上引文句。说晋代晋安郡(今福州)地区稻谷一年九熟，揆之现实生活，决无可能。即使比晋安郡更南面的交、广地区，也没有农田一年稻谷九熟之事。《初学记》卷8岭南“三田”条引《广志》记交州，“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广志》通常认为是晋人著作。岭南尚是一岁三熟，亦可证晋安不能九熟。按照笔者的理解，它可能与《宋史》卷89《地理志》记“川峡四路……岁三四收”相类似，岁三四收并非单指粮食，而是包括了粮、果、菜等等在内，是其然乎?

种植业中的桑蚕涉及人们的衣着。六朝时，闽地养蚕业已有相当发展。《南史》卷25《到溉传》记梁初任建安太守。御史中丞任防撰诗求赠二衫段，溉答诗云：“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可见闽地八蚕也与前述永嘉情况相一致。会稽永兴人郭原平的同乡许瑶之，“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原平，原平不受，……瑶之乃自往日：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1]。准此看来，其时，闽地蚕丝绵量多质好，宁绍平原萧山一带所产尚难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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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书》卷91《郭原平传》，2245页。《南史》卷73《郭原平传》，1800页．


东晋末年，卢循起义军在浙江被官军击败后，跨海南下，攻陷江州。《宋书》卷53记晋朝的晋安太守张茂度和建安太守孙蚪之，都被迫接受义军颁发的命令，“供其调役”。就是说整个福建地区曾短暂地听从义军的调配，标示了晋朝官府在闽地的统治力量相当脆弱。但一俟义军撤退，张、孙二位均被整合撤职。《梁书》卷21记梁初，王佥任建安太守，“山酋方善、谢稀聚徒依险，屡为民患，佥潜设方略，率众平之。有诏褒美，颁示州郡”。山酋是闽北山地酋豪，拥众割据，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生产。地方官机智地将他们一一削平，是造福社会安定的公益事业，故予以嘉奖。

与建安相比较，滨海的晋安郡是富裕多了。沿海发达的航运业以及福建罕有的小平原，都促成晋安地区有较快的良好发展。宋明帝时，晋平(即晋安)太守王秀之“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虞愿、丘仲起、范缜等人为郡守，都能清廉自立，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梁末侯景叛乱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而晋安独丰沃”[1]，这并非很偶然的现象。当然，晋安也不是很太平的。梁武帝时，羊侃、臧厥相继任晋安郡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羊)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然”。臧厥至晋安，“郡居山海，常结聚逋逃，前二千石虽募讨捕，而寇盗不止。厥下车，宣风化，凡诸凶党，皆缀负而出，居民复业，商旅流通”[2]。前者是土著山民渠帅，后者是来自各地的逃户，郡守所采取的对策也互不相同，前者是以暴力压服，威控土豪，使郡内安定。后者主要是招抚，吸引逃户回乡务农．二人在职时，对地方控制力显著增强，社会安定，很有利于晋安地区经济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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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齐书》卷46《王秀之传》，记秀之为晋平太守，799页，按，《宋书》卷8，泰始四年(468年)改晋安郡为晋干郡，可知晋乎即晋安郡，又卷53《虞愿传》，916页；又《沈宪传》，92l页．《梁书》卷48《范缜传)。665页。《陈书》卷35《陈宝应传》，486页。
[2]《梁书》卷39《羊侃传》，558页，又卷42《咸厥传》，60l页。


梁、陈之际，“世为闽中四姓”的晋安侯官人陈宝应一家利用侯景叛乱机缘，获得了晋安郡的军政大权。他自海路进袭浙东沿海，掠获资产，壮大自身力量。他娶浙江东阳郡著姓乡里雄豪留异女为妻。陈初，留异任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畜谋为乱，陈朝派侯安都征讨，陈宝应却派兵助异。前述临川周氏倡乱时，宝应也以兵粮资助。汉代，闽浙赣丘陵地区尚是非常后进的方域。经六朝几百年逐步垦殖，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地方豪族崛起，从中获利，形成了群体。相互支持，阴谋割据，对抗建康政府。当陈军进讨时，陈宝应公然“据建安(建瓯)、晋安(福州)二郡之界，水陆为栅，以拒官军”[1]。经过重大努力，陈政府相继击败了这批豪族，有效地扼制了分裂割据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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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书》卷11《章昭达传》，182页，又卷35《陈宝应传》，480—490页．参卷19《虞寄传》。258—263页。